196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根据巴金小说《团圆》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一经问世，便轰动全国。影片中王成在战友全部牺牲后，孤身面对冲上来成群的敌军，用步话机呼喊团长“向我开炮”，手持爆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英雄形象，影响了几代人。王成的妹妹王芳演唱的那首《英雄赞歌》，成为传世经典。影片中师政委王文清、团长张振华的形象也都深入人心，令人难忘。而这部电影中的一些人物和情节，都与志愿军一九四师有某些关联。
六七高地战斗，副指导员赵先友呼喊团长：“向我阵地开炮！”
1952年10月2日至10月6日，我志愿军六十五军一九四师五八二团组织了三打红山包、争夺67高地的战斗。
67高地位于开城板门店谈判帐篷以南5公里处。67高地原是敌人在开城前线右翼前沿，沙川河东岸重要支撑点。红山包（即西场里北山）位于67高地以南不足1公里。原是敌军的前哨阵地，由于敌我激烈争夺，不断遭到炮火轰击，青山变成了红山，因此战士们叫它“红山包”。
一打（1952年9月6日下午6点）、二打（9月19日）红山包，我军歼灭敌人后就撤回来了。三打红山包、67高地攻防战斗是10月2日20时开始的。五连夺取67高地后，把防守敌人反扑的任务交给了六连。
10月3日以后，敌人疯狂反扑4昼夜。六连利用简易工事，一次次打退敌人进攻。第3天，敌人出动大量飞机轰炸，以猛烈的炮火和美军的喷火坦克喷得我阵地一片火海。指导员负伤下去后，副指导员赵先友留在阵地继续指挥战斗。最后，敌军喷火坦克冲上我军阵地。我军大部分人员伤亡，阵地上只剩下赵先友和通信员刘顺武。这时，赵先友不顾自己5处受伤，双目失明，仍由通信员刘顺武搀扶着同敌人战斗。面对敌人强大的攻势，赵先友用步话机向团指挥所报告情况，并要求我军炮火直接向我阵地开炮。
赵先友与刘顺武壮烈牺牲后，我反击部队在我强大的炮火支援下，分两路攻上阵地，经过一场短兵拼杀，夺回了67高地。当我反击部队上去后，发现六连指挥所防炮洞里，静静地躺着已经牺牲了的赵先友。通信员刘顺武也已牺牲，但仍紧紧握着冲锋枪，守卫在洞口，前面躺着二十几具敌人的尸体。
战斗结束后，赵先友被志愿军总部批准为特等功臣；六连被总部荣记特等功，并被授予“英勇顽强、守如泰山的钢铁连”的光荣称号；二营荣立一等功，并被授予“攻防全胜”的光荣称号；十九兵团给一连和五连各立一等功，并授予“攻如猛虎”光荣称号；兵团还给刘顺武、刘殿量、关景春等8位同志立了一等功。1953年3月12日，赵先友入葬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墓地番号东区二排一号，与著名战斗英雄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烈士安葬在同一个墓区内。
赵先友烈士生前照片
巴金到一九四师前线采访，被赵先友的英勇事迹深深感动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巴金曾两次到朝鲜前线采访。第一次是1952年3月至10月，巴金率中国文联创作组共17人，在前线采访7个月。第二次是1953年8月至1954年1月，巴金主动申请，独自到前线采访5个多月。
在这两次赴朝鲜前线采访中，共在一九四师采访两个多月。从现有的文字资料看，巴金第一次赴朝期间，是1952年8月至9月间在一九四师采访。第二次赴朝期间，是1953年8月20日至9月9日在一九四师采访，共21天。采访赵先友烈士的英雄事迹就是在第二次这21天中进行的。
巴金（右）在坑道里写作
巴金在第一次采访回国前，就知道了67高地战斗情况，因回国时间已定，没来得及去采访。巴金第二次到一九四师来，就是为了采访赵先友的英雄事迹。
在到一九四师之前，六十五军政治部主任陈亚夫就向巴金介绍了他任师政委时，67高地战斗和三打红山包的战斗情况，特别是介绍了赵先友和刘顺武烈士的英雄事迹。8月18日，巴金在六十五军军长兼政委王道邦的陪同下，来到一九四师。巴金首先对582团团长兼政委张振川进行了采访。张振川向巴金详细介绍了该团在67高地和三打红山包的战斗中，指战员英勇顽强、前赴后继的战斗作风。特别提到了该团二营六连副指导员赵先友和他的战友们在坚守67高地战斗中所表现的临危不惧、视死如归，最后壮烈牺牲的英雄事迹。
巴金听完张振川的介绍，被赵先友等英雄不顾个人安危，主动呼唤炮火，誓与阵地共存亡的英雄壮举深深感动，深有感触地说：“你们团打得很漂亮。美国人武器强，我们士气强。”
巴金（左二）在朝鲜前线
随后，巴金又到我谈判代表团驻地，对在这里执行看管战俘和警戒任务的五八二团二营特功六连进行采访。在六连，巴金采访了同赵先友一起在67高地坚守阵地，因负伤被替换下阵地，后又带伤参加反击分队夺取阵地，战后荣立一等功的关景春和其他参加过这次战斗的战士。关景春入朝参战时在兵团司令部当警卫员，后经本人反复请求，到了六十五军一九四师五八二团六连当战士，被誉为电影《英雄儿女》中通信员小刘的原型。
在朝鲜前线，巴金除到一九四师采访以外，还到过志愿军的许多部队采访，掌握了我志愿军大量英雄人物的事迹，最终创作出小说《团圆》，后被毛烽等同志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塑造出王成、王芳这样一对志愿军兄妹的光辉形象。可以说，王成是志愿军众多英雄人物的概括，而赵先友则是王成的重要原型之一。
1991年夏天，一九四师五八二团党委为了对部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决定在营区给赵先友烈士立塑像，想请巴金题词。8月18日，五八二团政治处副主任戴秀斌带着当年的团长兼政委张振川（后任六十五军代军长、河北省军区司令员）和李真将军（曾任六十五军政委）写给巴老的信到上海，找到巴老的女儿李小林。第二天，李小林拿来了巴老的题词：“王成式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赵先友”。这足以证明，赵先友在巴老心中的地位。
巴金的题词
1992年8月7日，五八二团举行赵先友烈士塑像落成揭幕仪式，成都军区原副司令员、“六七高地战斗和三打红山包”时的一九四师师长赵文进，河北省军区原司令员、“六七高地战斗和三打红山包”时的五八二团团长兼政委张振川，山西省军区原参谋长、“三打红山包”时五八二团三营营长孟令春，六十五军原副军长、攻打67高地时的五八二团二营营长王守忠，赵先友烈士的儿子赵绪文，以及六十五军、一九四师、五八二团的首长出席了揭幕仪式。
1992年8月7日，参加赵先友烈士塑像落成揭幕仪式的人员合影留念。前排左七为老师长赵文进，左八为老团长兼政委张振川，左九为赵先友烈士的儿子赵绪文。
张莹珊——被誉为王芳原型之一的“战地小白灵”
关于王芳的原型，在志愿军一九四师战斗过的首长和战友们都一致认为，是师文工队队员张莹珊。
张莹珊是河北省丰润县人，小名“小痕”。父亲张占元最初参加抗日义勇军，后做党的地下工作，化名“酒无”。1944年，在一次掩护战友转移时身负重伤，次日牺牲。张占元做党的地下工作时，处境危险，朝不保夕，为了留下一条革命的根，在孩子没出世时，便取名“小痕”，即革命的痕迹之意。1945年，年仅10岁的小痕参加了我军，在冀东军区第十五军分区（一九四师的前身）长城剧社从事文艺工作。1952年秋末，赴朝鲜前线。
在一次接受采访中，张莹珊说，朝鲜战场上的文工队员，要具备“一专、三会、八能”。“一专”：专表演；“三会”：会唱歌，会跳舞，会创作；“八能”：能演奏民族乐器，能下连队辅导唱歌，能表演曲艺，能战地服务（救护伤员），能战地宣传（向敌人喊话），能书写标语，能宣传群众（用朝鲜语），能演出时化妆。部队里出现了战斗英雄，能编成短剧演出、演唱。在开城前线，敌我双方阵地相距很近，演出更危险。一九四师经过精心挑选，只选出5名队员在前线阵地演出，张莹珊是其中唯一的一名女队员。
在前线阵地演出，每一次演出转场，都是与死神的一次较量，因为敌人发现有人活动，随时都可能打来炮弹。他们最多时一天演出过9场，这9次转场都是在敌人眼皮底下进行，危险无处不在。
五八二团“六七高地战斗和三打红山包”后，师文工队马上编排出节目，歌唱团长张振川和战斗英雄赵先友，到部队中演出，张莹珊担任领唱，受到战士们的热烈欢迎。
从张小痕改名为张莹珊开始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当时在一九四师，从师长、政委到连队战士，几乎所有人都认识张小痕。因为文艺小分队经常深入到各个部队阵地去演出，加上那时全师女兵很少，她又多才多艺，还有她的名字“小痕”好记。从首长到战士见了她就叫“小痕”，有些战士故意逗她，把“小痕”叫成“小猴儿”、“小孩儿”，一气之下她才把名字改成张莹珊。
在朝鲜前线的张莹珊
由于表现突出，张莹珊在朝鲜战场荣立了三等功并获得演员奖和工作奖。回国后，张莹珊先是在六十五军文工团工作，1958年转业到河北话剧院，1974年进入河北省广播电台，离休前任电台文艺部主任编辑。
新闻媒体都盛传张莹珊就是王芳的原型。可是张莹珊在接受采访时却这样说：“我看电影《英雄儿女》王芳在战地演出的镜头时，总会莫名其妙地激动，因为那正是我在朝鲜的真实战斗场景。但说王芳就是我，实在不敢领受，一是巴金先生采访过赵先有烈士事迹并没有直接采访过我本人，二是王芳本来就是无数志愿军文工团员群体形象的代表，并不专属于哪一个人。”
当人们问张莹珊是不是王芳的原型时，她总是谦虚地说：“《英雄儿女》是歌颂在朝鲜战场上无数英雄的，王芳应该是无数英雄的化身。”
师政委陈亚夫、团长张振川给巴金留下深刻印象。
在六十五军官兵的眼里，志愿军一九四师政委陈亚夫就是电影《英雄儿女》中师政委王文清的原型，五八二团团长兼政委张振川就是电影中团长张振华的原型。
巴金先后两次到一九四师采访，和陈亚夫政委有过较长时间的接触，对陈亚夫政委很熟悉。陈亚夫政委有几个情况和电影中王文清政委的情节相似：一是陈政委1929年参加革命，也做过党的地下工作。二是陈政委在三打红山包、67高地反击作战前，到五八二团作过动员报告。三是五八二团反击作战后，陈政委也调军里当了政治部主任。四是巴金在一九四师采访时，曾经陪同过他采访的政治部文化科长就叫王文清。文化科长王文清后来到五八二团当了政治处主任。
电影中师政委王文清是王芳的亲生父亲，而一九四师政委陈亚夫对张莹珊也有着父亲般的关爱。1951年2月一九四师入朝时，因为上级要求师以下作战部队不许有女同志，可张莹珊一心想入朝参战，保家卫国。她两次冲上车，都被人拽了下来，气得哭了鼻子。部队入朝后，陈政委看到别的兄弟单位有女同志，就想到了叫“小痕儿”也过来。于是，陈政委派文工队队长专程回国，把在西安一所艺术学院上学的张小痕和另一位女兵接到了朝鲜战场，圆了张小痕的入朝参战梦。陈政委每次见到张莹珊都会嘘寒问暖，经常对她说：“谁要拿你开心，你就向我告他的状，看我怎么收拾他！”
1991年8月五八二团政治处副主任戴秀斌去上海请巴老题词时，巴老说：“记得一九四师番号，师政委陈亚夫后任军政治部主任，团长张振川。”这段话也曾在《解放军报》、《人民日报》海外版1994年9月6日刊登的《寻找英雄儿女》文章中出现过。
陈亚夫将军夫妇（左二、一）和张振川将军夫妇
三打红山包、67高地反击作战胜利后，十九兵团专门发来贺电，并刊登在兵团机关报《抗美前线》上，还配发了社论。六七高地战斗和《三打红山包》被编入志愿军十九兵团1952年出版的英雄集。当时，从祖国到朝鲜前线的有名的作家、音乐家、艺术家纷纷到五八二团采访，仅有文字记载的就有巴金、黄谷柳、王莘、刘白羽、田间、白朗、李蕤、逢斐、古立高、徐光耀、田野、常香玉等。时任团长兼政委张振川回忆说：“我记得当年和巴金在廖川洞指挥所里一起吃饭。我们吃米饭，开来自祖国的慰问品肉罐头，还有花生米、家乡老白干。住在旁边防空洞里的朝鲜老大娘给我们送来一大铜碗酸辣泡菜。”巴金的女儿1991年11月18日写给张振川司令员的夫人汤小薇的信中说：“张振川同志的回忆文章，父亲读了，感到很亲切。他对张振川同志还留有很深的印象。他说，当年张是团长，他去过这个团……”
在开城前线的张振川团长兼政委
在五八二团三打红山包、67高地反击作战的同时，军里命令一九五师五八四团同时攻打了86.9高地。这次反击战在当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谈判代表团党委书记李克农在开城听取五八二团团长兼政委张振川汇报时说：“谢谢你们前方的同志们，你们打得好，我们谈判就有办法。”谈判代表乔冠华说：“这一仗打得好，大长了我军的士气，大灭了敌人威风，有利地配合了我代表团谈判，你们打得越好，我们‘骂’得就更有劲。”军事科学院副研究员褚杨说：“67高地防御战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朝鲜停战谈判的进行，对最终达成军事分界线的协议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于我军反击作战的胜利，朝鲜战场根据敌我实际控制线，南北各两公里划为非军事区。因我六十五军向沙川河以东推进了两公里，占领了敌人几个高地，我军原来做了坚固坑道的主阵地，就避开了划入非军事区，这对我军非常有利。所以争夺的几个山头虽然不大，意义却很大。
指挥这场战斗的五八二团团长兼政委张振川当时只有二十多岁，生龙活虎。张振川1939年参加革命工作，1940年3月入伍，十多年的战争考验，让他既敢打敢拼，又沉着冷静。他指挥的67高地战斗、三打红山包成为了经典，后为军史中作为教学材料的一次山地步兵攻防战斗战例。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张振川先后担任了一九四师师长、六十五军代军长、河北省军区司令员。当时五八二团的三个营长也都机智勇敢，能征善战。带队一打、二打红山包的一营营长张善交回国后，先后担任了团参谋长、团长、师长。带队三打红山包的三营营长孟令春回国后，先后担任了副团长、团长、副师长、师长、山西省军区参谋长。带队攻打67高地的二营营长王守忠回国后，先后担任了副团长、团长、副师长、一九四师师长、六十五军副军长。
1975年，张振川将军任六十五军代军长时留影。
“文革”开始后，张振川因社会关系被靠边站等待审查8年，于1975年初“解放”，回到六十五军任代理军长。军里为了欢迎张振川代军长的到来，专门放映电影《英雄儿女》。张军长对陪同观看的政治部石翠岩主任（抗美援朝时也在五八二团、曾经任过赵先友烈士的排长）说：“你这家伙，怎么放这个？”坐在旁边的全国战斗英雄、黄树英副军长说：“团长不是写的你吗？”张军长说：“我就这样吊儿郎当？”说着，几位首长笑了起来。
“烽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晴天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作和声，人民战士驱虎豹，舍生忘死保和平。”对于这部看过无数遍的电影，随着这首经典主题歌的响起，几位将军目光专注，神情凝重，仿佛又回到“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那豪迈的岁月，回到无数战友献出宝贵生命的抗美援朝战场，回到曾经抛洒青春热血的朝鲜三千里江山……
注：本文资料采自张振川司令员回忆录《鏖战疆场》、《鏖战疆场余墨》，以及作者忠诚、贾玉民等相关回忆文章。
李仁清，湖北省枝江市人，从军四十年，曾在一九四师服役，现居住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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