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我就文化的有关概念以及新中国30年的历史进行了概述。
这是个学术问题，不是针对某个作家个人的口水仗。
学术研究无禁区，要允许不同的观点充分发表。
在政治上，莫言把所谓的“民间抗战”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立起来，令人发指地侮辱土八路和武工队。莫言还丑化土改专家，为地主鸣冤叫屈，否定土改。对新中国30年的历史更是极尽抹黑之能事，认为是“最黑暗”的时期。
在文化上，莫言们把文化当作了精英身份的标签。认为只有精英才有资格谈文化。必须由精英来垄断文化。
在意识形态上，莫言把西方的标准当作文学创作的风向标和标准。完全取消了民族文化的独立性，认为获奖就意味着把中国文学的旗帜插上了世界文学的巅峰。
这还不是一场文化内战吗？
有一个问题，我们的学界似乎始终没有搞清楚。
由于我国是一个长期的封建国家，近代又沦为了半殖民地，封建的奴性与西方个人至上的意识形态深度融合，加上知识分子一直以“身份高贵”自居，就形成了集阿Q的狂妄、孔乙己的清高和假洋鬼子的媚外于一身的“崇洋媚外自轻自贱”的意识形态的新变种。
进入新中国，知识分子在“革命的威压”之下，一般都会与工农相结合并在具体的工作中做出成绩。一旦失去了这种“威压”，他们中的很多人就会渐渐膨胀起来，又瞧不起工农了，以知识精英自居，习惯于以自我为核心，西方为圭臬来苛求他人，衡量社会，变得偏私狭隘起来。他们热衷于自我吹嘘、自我封神、指天骂地、牢骚满腹，忽而极左，忽而极右，唯利是图，啥都敢卖、谁都敢骂。
从人类全部历史来看，无论政权如何更替，都只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始终是少数人垄断财富和知识，大多数人只能受制于人成为精神和物质上的奴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周期率”。
新中国决心彻底打破周期律，如何才能彻底打破周期周期率呢？
有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就是让左右两边的势力都在一个时期内得以充分表演，让各种消极因素的能量得以充分释放，给人民政权来一个破坏性试验。杨振宁博士当时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这是一个保持政权为人民服务性质的“科学实验”。
我们又把这个实验叫作“演习”。演习也是要付出代价的。长痛不如短痛，以最小的代价换来最大的成功，定下了身后百年安定团结的大计。
果不其然，内部各种山头、宗派的被连根拔起，全国人民都经受了锻炼，知识青年了解了国情尤其是农村，辩证唯物主义得到了普及，左派幼稚病让人深恶痛绝，积累了丰富的治乱经验。
即便后来的消极因素还会再滋生，就很容易依法治理了。
尊敬学者们。假如哪一天您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就会豁然开朗了。
【文/颂明，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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