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本最近借电影被大众广为知晓的凯·伯德与马丁·舍温所著《奥本海默传》的原版全名，是《美国普罗米修斯：罗伯特·奥本海默的胜利与悲剧》。正如这个标题直白表达的那样，在诺兰电影引爆风潮之前，奥本海默早就已经被众多知识分子和文艺青年，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文艺青年捧为“现代的普罗米修斯”。
而诺兰用他独特的叙事手法极端强化了“普罗米修斯”这一形象，使得虽然这部电影声称根据《奥本海默传》改编，但电影中有大量人物没有具体介绍，以至于不对那段历史有所了解根本看不懂谁是谁，但这仍然不妨碍诺兰将它拍成了一部并不需要观众事前了解什么背景，只要被当代“普罗米修斯”这一形象震憾到就成功的电影。
这并不是乱说，诺兰之前自己在回答提问时就说，完全不需要提前了解，甚至最好是对奥本海默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走进影院。
电影已经上映20多天，这里我们不再赘述剧情，主要想借此和大家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认为，无论是诺兰把奥本海默塑造成普罗米修斯，还是知识分子和文艺青年们将奥本海默看成普罗米修斯，还有广为流传的因为奥本海默同情及参与左翼活动而在麦卡锡风潮中被迫害的叙事，还有原子弹首先在美国诞生的意义，以及奥本海默和美国科学家群体对核武器的担忧与反思等等，这些叙事实际上都或多或少的属于一种美国中心视角的产物。
《奥本海默》，诺兰的神话叙事
显然，《奥本海默》是一部很非典型的人物传记片。诺兰处理传记片的方式与其说是人物叙事，更像在构造一种神话。这种构造就像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神话学中说的那样，是在一段有厚度的历史中，基于某种认知角度截取各种元素并将其联结起来，构成一个模糊的神话中心叙事。
传统的传记片要么聚焦在人物成长过程中的情感片段和重大抉择来开展人物叙事，深入挖掘人物的生命体验，通过相关背景对人物的反身作用来塑造一个鲜活的人物，最终收敛于某个戏剧化的高潮场景切片；要么聚焦于特殊时期、事件，把戏剧矛盾放置在这个共时性场景里面，在历史中以舞台化的方式表现人物复杂的心路。
诺兰显然没有采用这个模式，他用大量交叉剪辑和紧凑节奏的叙事，喧哗般的视听声响使得多条叙事线并行，如同悬疑片叙事线诡计一般，慢慢交叠澄清一个事件的总体面貌。这和传统传记片有张有弛的桥段编织，注重戏剧张力和人物弧光的共融也不是一个路数。
▲《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一部传记类电影，主角伍德鲁夫的“人物弧光”
▲不算纯传记片的《我不是药神》，经常被对标《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属于程勇的“人物弧光”
这使得《奥本海默》显得“特殊”——这里面既没有平民或者旁观者视角，甚至没有“鲜活”的人物。里面绝大部分男性角色主要是承托历史感和体现主角自我纠葛的他者，用来表现奥本海默如何因为他者而陷入伦理困境。诺兰很直白的展现了这种意图，电影里面绝大部分都是对话，大量人物也没任何介绍，但观众们只要知道，他们都是科学家，政客或者关键历史人物，在这一刻与奥本海默进行了互动并对奥本海默之后的命运走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就可以了。
然而事实上，这些人的背景和过往经历，观点态度，对于真正解读奥本海默的悲剧之迷可能远比电影中展现的对话互动要重要得多。当然，电影时长有限，不可能和传记一样，但大量没有介绍的人物显然是诺兰有意为之。电影中的女性角色要么被塑造成“精神母亲”，给奥本海默的道德疲态提供精神助力和无限宽容，要么被塑造成“性客体”，用来通过“裸露”和“性爱”来表达奥本海默对自我短暂的精神敞开和裸露，解释其深度的自我精神需求。
茨威格的读者们可能会在《奥本海默》中找到熟悉的感觉。茨威格本人也同样是一个热衷构造神话叙事的人。诺兰用了一个极有茨威格写传记味道的视角在《奥本海默》中表达关于科学伦理和责任的人类普遍困境，热衷于去塑造一个超脱众生，却充满矛盾缺陷的普罗米修斯，在艰难和困顿中慢慢爬到山巅，彰显着科学版的权力意志。
在茨威格的视角中，总是认为这种尼采一样的超人展现着人类群星的光辉并推动文明的进步，这种茨威格式的传记写作本质上没有真正的人物塑造，他是某种文明理念冲突的承载物，作者借用人物来表现历史身份和面孔的成分远大于去表现一个活生生的人。这种总是将普遍历史命运寄托给个体的观念与现实间的矛盾，也是茨威格在写完《巴西未来之国》后绝望离去的一个原因。
这部电影也是，原子弹伦理问题是一个超人面对人性和神性的彼岸思索，这里面科学界的视角着墨不多，整体而言就是一个普罗米修斯的隐喻，在盗火之后接受惩罚和自我困顿，把自己放在超人的视角去担心火种传播后，人类未来用火制造的战争是否会使得整个文明燃烧殆尽。
普罗米修斯光环背后的天才凡人
即使是在电影中，很多观众应该也能感受到，奥本海默本身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并且对奥本海默了解不多的观众在电影中可能很难获得这种矛盾的答案。以在各种书面文字中获取的奥本海默生平尤其年轻时经历来看，他很像我们通常所说的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
阿斯伯格征在以前又被称为天才病，按现在的说法，它属于不典型自闭症，属于自闭症谱系障碍中的一种，阿斯伯格人群很多都具有爱好广泛，智商很高的特点，相比高功能自闭症，阿斯伯格人群有较强的社交欲望，但往往缺乏基本的社交能力，容易以自我为中心，性格固执，缺乏理解和揣摩他人的心思的能力，不易理解别人的情绪，不过在成长过程中可以通过智力对普通人的社交行为进行学习模仿，从而融入社会。
正如奥本海默的好朋友描述的那样，在大学期间的奥本海默发现自己很难适应社交活动，经常是不愉快的。他非常孤独，与周围的人们难以相处。
“毒苹果事件”以及随后的精神分裂是奥本海默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件，在电影中诺兰对此事进行了美化，改为奥本海默最后反悔投毒。这样的美化有助于塑造奥本海默虽然充满矛盾，本质上是一个心怀人类的超人的形象，但实际上也隐去了长期贯穿于奥本海默生命中的性格问题。
身为一个天才，奥本海默在哥廷根期间找回了在物理学方面的自信和人际社交，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精神上的康复，这其中物理学家玻恩的邀请起到关键作用，奥本海默还与玻恩一起发表了著名的玻恩-奥本海默近似。然而也是在哥廷根大学期间，由于奥本海默的特立独行导致众多师生充满意见，玻恩不得不将一封抵制奥本海默行为的呼吁书摆到了他面前。因为这一点和其他一些事情，奥本海默直至晚年都对玻恩充满偏见。
在奥本海默后来的工作经历中，随意不尊重，甚至得罪别人的经历也一再出现。可以说他并没有在让他当年导致精神分裂的心理隐患中真正走出来过，对于他有重塑之恩的哥廷根大学，他晚年对其的看法也颇为不客观。当然，不能说是奥本海默的性格决定了命运，但显然在被那些历史大势驱动的过程中，他的性格在成就其功绩以及后来引发最终走向听证会境遇的种种事件上都有很重要的作用。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一心以茨威格视角来塑造普罗米修斯的诺兰，本质上来说没有办法真正展现作为一个“活人”的奥本海默，观众也就无法感受到这种性格心理问题对其人生悲剧的推动。那么在命运的推动层面呢？
奥本海默的悲剧到底是什么？
以奥本海默的性格心理矛盾为线索，结合传记生平中的各种事件，我们会对很多相关事件的发展有更进一步认识。当然这远不足以描述奥本海默的悲剧。
在以往，很多人试图将奥本海默描绘成同情和参与左翼运动，因而在麦卡锡风潮期间遭到迫害。这对于那些被迫害的真正左翼和共产主义者来说确实是一种悲剧，然而奥本海默的悲剧却不在此。他的悲剧在于，他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科学家，在那个年代确实和当时在知识分子中流行的风气一样，对左翼运动抱有同情，喜欢参加一些活动，还喜欢和女共产党员谈恋爱，但他本人是一个铁杆美国爱国者。
一个贡献巨大的，忠贞不渝的爱国者因为政治原因被借麦卡锡风潮受到了迫害剥夺了荣誉，而非一个左翼科学家因为立场受到了迫害，这才是奥本海默本人遭遇的悲剧。
在科学史研究者厚宇德采访杨振宁老先生的访谈录中，杨老的一番话对当时各个历史人物的立场和冲突问题的判断很恰当——
比如像冯·诺依曼、泰勒他们在政治上的见解不是从一开始就这样的，都是慢慢演变成这样的。这个演变与整个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有密切的关系。你的解释把人分成两类，实际人不是分成两类的，在两个极端之间，人的分布是连续的。另外，一个人在政治里的位置是随时都在改变的。
▲杨振宁与奥本海默
就像发明氢弹并在听证会上作出关键性发言的泰勒，并不是一开始就注定要当一个反面人物。他曾经和奥本海默关系很好，泰勒在曼哈顿工程的理论组中有点像在哥廷根期间的奥本海默，总是提出各种想法，扰乱研究秩序，理论组组长贝特找到奥本海默反映情况，奥本海默也不得不像当年的玻恩一样想办法。为了不让泰勒再干扰其他人，奥本海默就派他去领导一个氢弹研究小组。
这一安排是因为，泰勒当时就认为氢弹能被研制出来，奥本海默对此并不是支持或者反对，而是纯粹认为氢弹是虚无缥缈，当时谁也料想不到后来泰勒竟然真的能将氢弹研发出来。由于泰勒感受到在氢弹研发过程中来自奥本海默的种种阻力，最终导致泰勒做出了日后的行为。
奥本海默在当时的左翼同情倾向也是如此，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科学界中，左翼同情非常流行，成为共产党员的也很多。奥本海默很难不受这种风潮的影响，但最终也就仅限于此。电影里到也表现了这点，劳伦斯问他：你跟那些铁路工人工程师技术员有什么共同点吗？奥本海默回答不出。
他也并不是一开始就反对原子弹，如果那两颗原子弹是扔向德国的，他的事后愧疚程度或许会小很多，毕竟他是一个犹太人。然而身为美国人，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对日本都没有什么厌恶情绪，毕竟日本能发动侵略战争，根本上离不开美国出售的能源资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身处本土的美国人对日本实际上仍然很难有切身的痛恨感受。所以在得知原子弹造成的巨大杀伤后，科学家们受到了巨大触动，尤其作为曼哈顿工程的领导者的奥本海默。
▲1945年，广岛临时医院
二战结束后，奥本海默在美国社会获得了巨大声望，他担任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并被推举为原子能总顾问委员会的主席。他也享受这种声望，经常对政治问题发表看法，甚至经常将国务卿马歇尔亲昵地称为“乔治”。当时军方以及杜鲁门总统已经倾向于研发氢弹，但战后奥本海默担心研发氢弹会加剧核战争的危险，所以一直持反对态度。由于奥本海默巨大的影响力，他成为政府和军方眼中碍事的人。这才是奥本海默后来一系列遭遇的根本原因。
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麦卡锡风潮迫害左翼科学家奥本海默的叙事并不能准确描述奥本海默的遭遇。在麦卡锡风潮之前，美国政府对科学家们暗通苏联的可能就已经严加监控。整个曼哈顿工程期间，奥本海默都一直在FBI的严格调查和监控之下。奥本海默为了证明清白，还曾跟FBI密探说过在他的曼哈顿计划中不会有任何一个共产党员。FBI局长胡佛确实一直在怀疑奥本海默可能是共产党员或者通苏，但始终没有证据。至于后来的艾森豪威尔和施特劳斯，实际上就是想让他从那些影响力巨大的关键位置上自己走人。
1949年8月，苏联原子弹成功爆炸，美国政府与军方加快研发氢弹的意志已不可阻挡。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富克斯将相关情报传递给苏联事件曝光后，各路反对者开始加快将奥本海默推下神坛的动作。
在这期间，麦卡锡本人确实试图插手过奥本海默事件，但直到最后他也并没有跟这件事直接发生关系。反而是那些想推倒奥本海默的人，FBI，施特劳斯等，借着麦卡锡风潮以种种非法手段获取证据。实际上，这些人一方面借麦卡锡风潮搞事，一方面又在极力避免因为麦卡锡想插手此事，而被外界认为同麦卡锡有所牵扯。
在电影中，施特劳斯最终被塑造成那个因为被奥本海默羞辱过所以要报复的大反派。实际情况中施特劳斯首先是执行艾森豪威尔的意志，然后掺杂了个人的报复，并想借此捞取政治资本。不过施特劳斯对举行听证会一直也犹豫，害怕引起公愤，他理想的结果就是奥本海默能从委员会主席以及其他各种顾问的位置上自动走人，并被取消安全特许权，艾森豪威尔也需要一个体面的结果。结果由于种种原因，听证会还是召开了。
主流叙事中都把听证会事件说成奥本海默受到了天大冤屈，那么最后奥本海默受到的冤屈是什么呢？参与听证会的委员们多数都认为奥本海默的忠诚没有问题，听证会最后决议也是如此。奥本海默的真正问题是“具有安全危险”，也就是他反对氢弹研发，所以威胁了美国的安全。
由于担心这一理由并不为社会所接受，所以在公开决议中的理由是奥本海默“具有性格根本缺陷”。最后奥本海默的安全特许权被撤销，离开了那些被视为眼中钉的关键职位，但仍然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
所谓安全特许权，就是可以访问美国的各种最高机密、限制信息以及国家安全信息的权限。这不光是特权，也是一种荣誉，是美国政府对一位科学家的最高认可。尽管忠诚方面在听证会上得到肯定，但安全特许权被撤销仍然是对奥本海默的否定，他在此后迅速消沉。后来拜登政府对他的平反也是指撤销剥夺他安全许可的处罚。
走出美国神话叙事
是不是有一点违和的感觉？奥本海默确实冤，但他冤在本人是一个非常忠诚的爱国者，实际上也没多少人真的怀疑他不忠诚，只是想把他从阻碍氢弹的位置上弄下去，中间夹杂了各种私人恩怨。他在晚年也仍然在各种没必要的地方得罪人，并不只有施特劳斯，这些都成为最终导向听证会事件的复杂因素。
当然，他影响力巨大，力挺他的有影响力人物更多，最后扳倒他的几个主要推手也没什么太好下场。他本来可以辞职走人，也可以不去参加听证会，甚至听证会也本可以不发生，太多的因素造成了最终结果。
当我们过多关注于麦卡锡主义，我们将会忽略很多问题。麦卡锡掀起的风浪持续没多少年，在这之前和之后，美国难道就不敌视共产主义了吗？在听证会事件中，施特劳斯尽管私下里借麦卡锡风潮使用各种非法手段，但表面也不敢跟麦卡锡扯上关系，艾森豪威尔也反对麦卡锡，难道就可以说这些人不反共吗？显然并非如此。
▲麦卡锡时代，美国宣传图
有很多左翼人士在麦卡锡风潮中遭到严重迫害，但奥本海默事件本质上并不能算在此列，本质上是因为他阻碍了美国氢弹的研发。而且就算没有麦卡锡风潮，他也终究会被打压。听证会事件后，美国科学界和知识分子界非常愤怒，但在50年代，左翼同情者已经比当年少太多了，人们愤怒是因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和忠诚的美国知识分子被政治迫害。
诺兰在电影中也确实表现出奥本海默不是一个真正的左翼科学家，但普罗米修斯式的古希腊悲剧塑造远比左翼科学家拔高得多，心怀世人，独自背负起忏悔和反思。然而，这种拔高却回避了根本的问题。
终究，奥本海默仍然是一个忠诚的爱国科学家，他确实在原子弹降落日本后开始反思核战争将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这种反思在美国科学界和知识界大量存在，最终变成了对核武器本身的否定。这点在我们之前的文章《广岛原子弹爆炸，奥本海默做错了吗？》中有所介绍。
如果我们真的这么替奥本海默的悲剧不平，那首先就要肯定他是一个忠诚的爱国者，他遭遇的最大冤屈就在于这一身份曾被质疑。这对于中国当下一些吹捧这部电影的知识精英和文艺青年们可能很尴尬——他们如此被奥本海默共情，但往往对中国的爱国者极端否定，所以，他们会愿意承认奥本海默是一个忠诚爱国者吗？他们也会跟着呼吁反对核武器反战，但似乎最后反对的范围总是不包括美国。
从这点上，中国的很多知识精英真的不如美国的知识精英真诚。当然，美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本质上也丧失真正的反思能力了。
二战前后的美国，对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群体的收编还不是那么熟练。一来，美国当时崛起时间尚短，一战之后才通过接收大量欧洲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让自己的软实力迅速增长，很多投身美国的知识分子当时归属感还没那么强，加上当时左翼思潮流行，知识分子中存在很多异见分子。
在曼哈顿计划中除了富克斯这样的人，还有寒春，她在1947年与杨振宁结识，1948年杨振宁开车送她踏出前往中国的第一站。她的导师费米在得知她将前往中国时，也替她隐瞒了这件事情。
二来美国在二战结束后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头号帝国，之前各方面能力和经验欠缺。在冷战开始后，通过对高校体系，文化体系和传媒体系的熟练运用，对知识分子形成了完善的收编机制。使得美国知识分子们尽管反对原子弹，反对越战，但实际上已经丧失了真正反思美国的能力，因为帝国本身就是他们得以维持社会地位的基础。
光反思原子弹是没用的，核武器的出现是一个必然事件。在《奥本海默》中，最后通过奥本海默与爱因斯坦的湖边对话，将对核武器的伦理担忧放入人类长久的命运之中，和真实世界的冷战史产生互相印证。
然而这终究是讽刺的，来自于科学巅峰的“死亡”——核武器，在长久蹉跎的冷战环境中带来了恐惧，但也维持了最低限度的脆弱平衡，甚至这个威慑平衡，在全球化和晚期资本主义“繁荣”的当下，依然是最稳固的秩序基础。
而这一点，某种程度上也因为那两颗原子弹曾经在日本爆炸过，如果冷战开始前，人们不曾目睹过核武器造成的巨大伤害，那我们真的很难知道在冷战的暗流汹涌中，在古巴导弹危机的千钧一发中，那颗引爆全球核战争的按钮会不会被按下。
所以，《奥本海默》表达这种抽象的伦理纠纷深远却又浅薄，因为人类正看似幸福地紧贴在死神的怀抱中，在深渊的薄冰上安然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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