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意义上说，西方流派进入中国，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但人们要消化吸收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在消化吸收过程中，好的东西自然会作为养分吸收进来，但也有残渣作为粪便要排泄出去。
多年前，中央芭蕾舞团乐团指挥卞祖善，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生，在美国多年的音乐家谭盾在国内进行过一场辩论。我查看了在网上的有关资料，真正涉及两个人争论的核心内容似乎很少，都是在讲双方态度如何之类。谭盾他爹也掺和进来，说谭盾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这样的观点与争论的内容有什么关系。可能相关媒体也确实说不出什么来。
不过，我还是看到了一段争论中的主要部分。卞祖善的基本观点是，音乐是制作出来供观众欣赏的，我们的观众和搞音乐的大多数人听后能引起共鸣，能从我们的灵魂深处感受到音乐的美好，这就达到了音乐的目的感动自己的同时也感动他人。音乐家创造音乐干什么？最终目的还不是为了要写下他们心灵深处的挖掘灵魂的声音，用他们心灵感受的音符写下来，感动自己然后去感动别人。
谭盾方面我一直没有看到他本人对自己观点的直接阐述。我所看到的都他的支持者们的观点。这些观点是不是代表谭盾的观点，我无法确认。或许其他有一些观点可能与谭盾的观点有符合的部分。所以这里只能介绍一些这种支持者的观点了。支持者们说，卞祖善的观点是很陈旧的，当今的音乐，甚至也不止是音乐，已经在向多元化发展。音乐不止是用来听的，也可以用一些画面来表达作曲家要表达的东西。这种观点我无法评论。或许在艺术创作方面来说，多种创作形式都应该得到尊重，不妨让人尝试。是好是坏，由听众来评论。
在一些人们看来，卞祖善的观点比较古典，而谭盾的观点更新潮一些。我想思考一下，所谓新潮是怎么来的，以及它为什么会出现。卞谭二人，似乎他们的创作渊源大都来自西方音乐领域。卞祖善是舞剧《红色娘子军》的音乐指挥。《红色娘子军》的音乐显然是中国风格的，但表现形式是西方交响乐。这应该算是民族音乐与西方形式的一种结合。今天，我们在网上的视频中，依然能看到或者听到北京一零一中的金帆交响乐团演奏《红色娘子军》组曲，听到的网民们无不极力赞美，并为之激动。
而在八十年代脱颖而出的谭盾，应该是受到西方在古典音乐之后的更多的新的潮流与派别的影响。刘索拉所写的小说《你别无选择》，应该就是对那个时候，一所音乐学院的学生们在进行所谓模仿西方叛逆式音乐的新探索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不可思议的行为。这所音乐学院（应该就是以她就读的中央音乐学院为模板）里各类学生的音乐创作理念，以及他们创作过程中的百态。我读过这本小说，现在想来，他们的创作基本还是在模仿西方。中国音乐界在创作中是讲究采风的。小说中的学生有没有采风，我没有印象了，但他们在小说中的各类表现似乎都没有跟采风发生什么关系。
对西方古典音乐，我听得不算多，一些交响乐还是听过的，但大量的室内乐特别是慢板一类的，我基本是不太懂的。但这样的音乐在西方音乐界存在了许多年。所以，到了二十世纪以后。这种在我看来很容易让人昏昏欲睡的音乐估计也让不少西方一代青年的音乐人难以忍受，于是他们就想要突破这种在他们看来是音乐中的樊笼。于是，在二十世纪之后，各种各样的音乐流派一下子如喷泉般涌现了出来。诸如印象主义、新古典主义、表现主义、新即物主义、具体音乐，这个具体音乐就是用日常生活中的各类用品所发出的声音做素材，再通过复合处理而制成的音乐。谭盾也创作过这一类的具体音乐。这也难怪卞祖善表达其内心的非常不满了。或许在卞先生看来，这只是形式上的搞怪，与音乐没有任何关系。
还有就是组合音乐与无调性音乐。这两种派别有评论说，一般人们很难接受，也没有多少人会真的欣赏。
也许我们也可以设想，正是由于十九世纪的西方音乐确实非常辉煌，后来的人们想要在旋律上超越，应该说难度极大。所以年轻一代想要玩突破，就只能走原来音乐正轨之外的途径。也有人认为，西方传统古典音乐与资本主义相当辉煌的时代相联系。而年轻一代对这种资本主义也早就厌倦了，于是就想冲破这样的牢笼，要表达自己的个性。这就是说，年轻一代对资本主义的不满是通过他们个性的极端表现来表达的。这样的做法确实适合更多年轻人的需求，但这样通过个人主义来对抗传统的资本主义，其效果也可想而知，不可能达到他们理想的期待。
谭盾在国外获奖，应该说就是与这样的反传统观念是相契合的。谭盾的作品在国内也有人演奏，但毕竟这样的机会不是太多，关键还是听众听不懂。
从文化意义上说，西方流派进入中国，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但人们要消化吸收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在消化吸收过程中，好的东西自然会作为养分吸收进来，但也有残渣作为粪便要排泄出去。
中国现代的流行音乐，早期是模仿港台，后来就主要依靠自身的想象与感受。真正去采风的似乎不多。而凭借想象与自我感受来创作的音乐，创作者自然认为是符合他的观念的，但这样的观念能不能为广大听众所接受，他们似乎也并不关注。所以大量的被创作出来的流行音乐很快就成了垃圾（西方称为rubbish）。这种垃圾不是那种特别肮脏，有着极不良气味的丢弃物，而更是有着精美印刷，在大街上满处可见的图片广告。这类广告看上去很干净，有的画面也很美，但看到它的人们，大多不屑一顾。这就是我理解的rubbish。
我们不能要求中国最好的经典音乐都能像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以及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那样广泛流传，而且经得住时间的磨练，但是，如果我们要求我们今天创作的音乐作品要能想某些电影歌曲《九九艳阳天》、《怀念战友》、《高原之歌》、《蝴蝶泉边》，还有《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舞剧音乐那样，能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也就很令人可喜的了。
西方音乐界的叛逆，是出于对西方音乐领域中的传统方式的不满。只是，中国的音乐特别是中国的民族音乐并没有出现西方古典音乐曾经面对过的那样的困境。或者说，对于中国音乐，似乎并不需要什么叛逆性的突破。但是，八十年代在中国的某些新一代音乐人却偏要模仿西方的所谓新生代音乐家那样，也要来一个突破或者叛逆。这种叛逆的结果就是给中国音乐带来了诸多复杂的不伦不类。这种不伦不类从根本上说不过就是东施效颦。我记得我看过一场民族音乐的演出。整场节目都非常好，很受观众欢迎。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位演奏者说要用中国的民族乐器来演奏一曲谭盾的作品，说这是中国音乐与西方新生音乐的结合。结果乐曲一响，观众都觉得难以接受。这个乐曲没有旋律，没有和谐，甚至没有节奏，而有的只是一堆噪音，这种噪音很像几十年前，学生们用铝制饭盒盖在教室的玻璃黑板上刮来刮去的声音。凡是听到过这种极高频噪音的人，没有不对干这事的人开骂的。因为这样的噪声足以能让人发狂。当谭盾创作的那首乐曲结束后，人们似乎连礼节式的掌声都没有听到。
现在，央视戏曲频道经常播放一些现代戏曲的唱段和全本演出。这些播放的戏曲我们是很熟悉的。但是我们今天看起来，仍然还是感觉到其唱段的优美，而且能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振奋。这样的音乐（姑且也算是音乐的一类吧）对我们广大人民的心灵与情操更像是一种美好的养分。央视音乐频道现在也在播放一些中国民族歌曲。这样的节目也是让人很愉悦的。
因此，前面提到的所谓卞谭之争，其实也不需要做什么结论了。只要我们的作曲家能创作出更多的为广大人民所锺爱的音乐和歌曲，就是对这个问题最好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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