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可是算是一部神剧，连我这种极少追剧人也带着家人一起看。对于我这种历史考据狂来说，《觉醒年代》的每位演员，每个事件，每次对话，都可以细细玩味，用洛阳铲挖出其中的深意。先不说独秀、大钊、树人等主角，就连辜鸿铭这样的配角，他在北大的演讲《中国人的精神》，就值得好好说道说道。
大家都知道，北大有个怪人叫辜鸿铭，留着条辫子，跟着俩跟班，说话要先抽几口水烟，回话时要漱一下口，旁边还要摆一个痰盂。辜鸿铭这辈子，没谁是他不敢骂的。胡适作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用英语念诗，他说：“英国下等人的发音”。以前许多人只知道他是个推崇儒家学说，反对新文化；拥护帝制，反对民主共和；拖辫蓄妾的遗老，看了《觉醒年代》才知道，他曾将儒家经典《论语》、《孟子》、《中庸》、《孝经》等译成英文、德文，刊行于国外，影响非常巨大。辜鸿铭在世界掌有话语权，国外学术界眼里，辜鸿铭才是高山仰止的人。当时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当时听梅兰芳的戏，最高票价不过一元二角，而听辜鸿铭的演讲，门票则售二元。他一生致力于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他深信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拯救世界的良方。
1920年英国作家毛姆采访辜鸿铭。辜鸿铭大声说：“你们自以为胜我们一筹，理由何在？吓，还在你们住山洞、亵兽皮的时 候，我们就是个有教养的民族了……我们试图以智慧而不是武力来统治这个伟大的国家。而一连几世纪我们是成功的。那么白种人何以轻视黄种人呢？要不要我来告诉你？因为白人发明了机关枪。那是你们的优势。我们是不能自卫的民众，你们可以把我们打入永劫不复的境地。我们的哲学家以为世界可以用法律与秩序的力量来治理，你们打破了这个梦想。这个国家里有四万万世界上最讲实际最勤劳的人民，等黄种人也能象白人一样制造出精良的枪枝，象白人一样瞄准开火时，你们的优势还算得了什么？”
在那个年代，所有的主流学者，包括胡适、钱玄同、鲁迅、陈独秀、赵元任等等都认为，中国文字应该拉丁化。鲁迅最为偏激认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刘半农认为汉字不灭，则中国新文化不灭。这些人都认为全盘西化，才是中国人的出路。在这一片西化思潮里，辜鸿铭坚持认为，中国文化才是世界文化的希望，并且亲自向全世界布道。
《觉醒年代》里，辜鸿铭在北大礼堂讲《中国人的精神》。在当今的世界上，每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精神。
比如说美国人，他们纯朴、博大，但是他们不深沉；英国人，纯朴、深沉，但是不够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但是没有纯朴。博大、纯朴、深沉，这就是辜鸿铭先生眼里中国人的精神。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三种优秀的精神特质。
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温良，不是温顺，更不是懦弱。温良是一种力量，是一种同情和人类智慧的力量。真正的中国人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人之思，过着心灵生活的人。
辜鸿铭的讲演，博得了台下如雷的掌声。鼓掌的人中，包括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新派。李大钊这样评价他：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
到今天《中国人的精神》仍是西方一些主流大学，汉学系里最重要的课程之一。
中国究竟有没有自己的精神？应不应该有自己的精神？如果有，应该是怎么样的？与西方的又有什么不同？
辜鸿铭学贯中西，在他看来那些留过几年学的学者们，对西方根本就是一知半解，他明白欧洲文化，一个是基督教文明的延伸，一个是希腊文明的延伸，一个是古罗马文明的延伸，无论哪一种文明，在辜鸿铭眼里，都不及中华文明的厚重。
辜鸿铭认为，中国的孔孟之道，其“精华”是义与礼，“特别是礼，更为中国文明的精髓”。辜鸿铭比较了中国与欧洲宗教教义之不同：“欧洲宗教要人们‘做一个好人’，中国的宗教则要人们‘做一个识礼的好人’；基督教叫人‘爱人’，孔子则叫人‘爱之以礼’。”他自然而然地联系到当时欧洲陷于“一战”炮火的残酷现实，指出这场战争的道德根源正在于不讲礼义而崇信强权。因此，他要把中国人礼义并重的良民宗教奉送给欧洲，以制止这场世界大战，“把欧洲文明从毁灭中拯救出来”，并为战后文明的重建提供一把“钥匙”。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去拯救西方文明，这正是《中国人的精神》一书所标举的“春秋大义”之所在。
我们可以不必像辜鸿铭那样留辫子，当然我们更不主张小脚和抽大烟，但不能不承认他所说的“中国人的精神”，是历史性的存在。通观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像中华民族那样，在“德治”基础上，实现了“四海一家”的大一统局面。古圣先贤的思想传统，得以不间断地流传下来，并指导中国社会达两千多年之久。
中华文化的思想渊源和西方绝然不同，中华文化的关注中心是“王道”，西方文化的中心是“霸道”。何谓“王道”？《尚书》是这部记录中国先祖政治言行的古老典籍，就是“王道”精神的最好说明。《尚书》首篇《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是帝尧的明德与政绩，也是中国的政治，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简单说，这种政治就是促人和谐，即“人和”。
《尚书》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人民才是天命所在！人民不是西方经典中奴隶，不是神的试验品，而是目的，君主（甚至神）只是手段。《泰誓》说：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说命》说：“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乱民。”统治者处于上天与下民之间，而天命又在于孚佑下民，天命实在人民身上，履行天命的优劣要通过人民的赞成和反对来表现，所以周公说：“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酒诰》）所以人民是聪明的，可畏的，所以《皋陶谟》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这种政治理想在中国几千年古代史中几乎从来没有改变过。这种政治理想既世俗又伟大，既平易近人又艰难高远。《尚书》记载的正是中国的先祖们为这种政治理想而做出的最初努力。
中国人发明了火药，但是却主要用来制造烟花爆竹，用于喜庆活动，而不是象火药传到西方后那样主要用来制造枪炮，服务于征服和杀戮，以建立起精英阶层的绝对优势地位。郑和率领规模庞大的船队进行航海，主要目的在于交流而不是掠夺，没有沿着西方的殖民开拓道路走下去，在交流的目的达到之后就中止了这种没有正当效益维持的活动。一次，辜鸿铭到一洋人朋友家中参加饭局，就他一个华人，众洋人就推他居首座。席间，洋人问辜：“孔子之教有何好处？”辜鸿铭逮到发挥的机会了，说：“大家都不敢坐首位而让我坐首位，这就是行孔子的礼数。要是今天按孰强孰弱竞争来坐，恐怕今晚这一餐，大家都没办法好好吃了。”
而西方却沿着奴隶贸易和鸦片贸易之路，在殖民地征服和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种植园经营中，获取航海活动得以继续下去的利益，英国的冶金（制造镣铐）、酿造（甜酒给非洲酋长交换奴隶）、毛纺、武器和造船业都是在奴隶贸易中兴旺起来的，布里斯托尔这样的城市就是在奴隶贸易中繁荣起来的，直到英国在制造业方面出现领先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优势，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英国率先发生工业革命。
正当的远洋商业在一开始是没有利润的，有利润的都是非人性的奴隶贸易、鸦片贸易和海盗行为等等，荷兰的“海上马车夫”地位主要就是被英国无节制的海盗行为所断送的，这样的局面一直延续了几百年之久，直到十九世纪末近代大工业兴起后这样现状才得以改变。英国女王还曾经和商人合伙投资海盗行动，在一次打劫西班牙的船队中获利近五十倍，女王分得的利润就达２５万英镑之多。嗣后女王又把这笔钱投资于黎凡特公司和东印度公司，这些公司的主要获利业务，在几百年的长时间内一直是奴隶贸易和鸦片贸易。无论是多么荒淫无道的中国皇帝，有可能去经营这样的业务吗？
西方通过奴隶贸易和鸦片贸易完成原始积累之后，开始主要以牟取工业品对农矿产品交换中的“剪刀差”这样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优势地位，由于机器的广泛使用和对自然资源利用规模的急剧扩大，而财富通过剪刀差又主要集中在西方国家，西方国家的富裕和发达开始全面领先世界其余地区。
如果说西方曾经在占据世界资源多数的基础上，实现了中产阶级在社会中占多数的话，精英主义制度终于在西方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的话；那么由于这一条道路将永远没有可能在中国变成现实，因为共同富裕在资源制约下没有可能，中国有没有把世界其余地区进行边缘化改造的意志和力量，所以精英主义制度在中国不可能有任何前景，这种制度认同将永远不可能在中国人民中产生。
近代以来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认为只有向西方寻找出路，从此就钻在西方的故纸堆里不肯出来，五四时期胡适大师就忙于跑添他的美国导师（抱歉我对胡适有点偏见，其实他倒也不是全无长处，至于他善于市恩）。到延安整风时期主席还批评知识分子们“言必称希腊，死不谈中国”。主席自己写的《《为人民服务》等老三篇，是可以视为共产党人的《新约》的，“老三篇”是马列经典中最具终极关怀和宗教意义的篇章。《愚公移山》是根据中国的神话，像是对天真的童子军进行德育训导，这也一直是毛体的一个特点。“老三篇”是最简明的“福音书”，每一个中国人多少都能背诵其中的名句，《圣经》的地位也不过如此。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艰苦奋斗，为老百姓出头，这种侠的精神并不是外来的，其主旨如果追溯其根底，便也要寻到春秋时代的传统中去。要实现社会整合和社会动员、实现阶层协调共同拯救中华民族出水火，就不能不抛弃儒家的精英主义，走墨家的人民路线。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作为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对五四崇洋的否定，对中华传统思想资源的援用。毛泽东在中华传统思想资源的指导下实现民族力量的总动员，以应付空前严峻的安全形势和解决空前困难的民生问题。孟子反复诉求统治阶层要“乐民之乐”“忧民之忧”，才能够达到“仁者无敌”的王道境界，没有社会整合和整体协调做基础，社会教化是无法保证效果的。《论持久战》讲人民战争最好的注解就是“以天下之所助，攻亲戚之所叛”，目的是要达到孙子所说“上下同欲者胜”的境界。《矛盾论》与老子思想的内在渊源，《实践论》和知行合一的密切关系，主席是领导层中读中国古书最多的，他的思想资源直接来自先秦。
扯远了，再回到剧情。剧中辜鸿铭和陈独秀等人虽然主义不同，但反而化敌为友（而胡适不但与陈独秀各行各路，还不念旧恩，间接害死陈独秀的爱子），在五四运动中，众多势力意图倒蔡元培，而辜鸿铭一口一个“我老辜绝不做危害蔡公之事”，并且和陈独秀、李大钊一起与外国人谈判，把外国人驳得无懈可击，在陈独秀即将离开北大之时，辜鸿铭前来友好送别，这更表明了辜鸿铭是真君子，真正代表了“中国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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