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诗歌怎样塑造了中国人共同的文化性格?
1900年，敦煌藏经石室打开。就像藏有绝世武功秘笈的暗室被开启一样，无数珍贵的文献重见天日，其中包括大量的唐代诗歌写本。这里不乏鼎鼎大名的诗人的作品，包括刘希夷、陈子昂、孟浩然、李白、高适、岑参、白居易，等等。
有许多发现都弥足珍贵，比如韦庄的长篇叙事诗《秦妇吟》，描写唐末黄巢起义时的大乱局面，韦庄当年因此名声大噪，号称“秦妇吟秀才”。但这首长诗到宋朝就亡佚了，直至在敦煌被发现，世人才有缘重睹了这首诗的真容。还有李白的《惜樽空》，有学者认为，相较于传世的《将进酒》，更能体现出李白的“狂”，是更加接近李白创作的原版。
如此大量的诗集写本出现在遥远的敦煌，说明唐诗的影响力之大。这些作品走红、出圈，被各族群文人、学者广泛传抄，从中原扩散向河西，来到敦煌，并且被人珍而重之地和诸多经卷、典籍一起，存放于藏经洞中。
为何诗歌在中国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它是如何突破壁垒，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达到新的艺术高度?它何以承载各民族共同情感?近日，中国民族报“道中华”就此话题对蒙曼教授进行了专访。
记者：中国是诗的国度，过去不少人家的大门上都写有“诗礼传家”四字，您认为诗对中国人文化性格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蒙曼：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春秋时期，孔子向弟子传授《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从此之后，《诗》就成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文化经典。把诗上升到“经”的高度，用诗来表达共同的民族信仰，传递共同的民族精神，在全世界恐怕也只有中国具有这样的文化特色。中国古典诗词正是从《诗经》《楚辞》一路走来，承载着中国礼乐文明的特质，也塑造着中国人温柔敦厚的性格。
就以“诗礼传家”来说吧，为什么要把“诗”和“礼”并列起来呢?因为中华文明的特征是礼乐文明，荀子说：“乐合同，礼别异。”“礼”塑造着有差异的社会秩序，而“乐”则促进着群体的和谐。可是，古代的“乐”都是和“诗”配合演奏的，而“诗”靠文字传播，当然比靠乐谱传播的“乐”更具有稳定性。后来，六经之一的《乐》亡佚了，“诗”就逐渐取代了“乐”，代表着中华文化中的和合精神，成为和“礼”并列的文明符号。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华文化传统，也就形成了以诗来抒发、化导、提升心灵，增加生活之美，畅达人际关系以及了解社会人心、改善社会治理等种种目标的“诗教”。诗教与礼教并立，既是儒学的文教传统，也是个人的修养路径，一代代中国人就是在“诗礼传家”的熏陶教化之下，化民成俗，育才济世。
中国人的大门上写着“诗礼传家”，大门里的中国人，也形成了以诗言志，借诗抒怀的文化性格。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在中国古代，衡量一个人是否是才子或者才女，最基本的标准就是他(她)能否写诗。
诗不仅是衡量中国人文学才能的重要标尺，也是中国人表达情感的基本方式。中国人主要不是借助宗教，而是借助诗来实现对现实的超越，实现情感的满足。就以我们每天举头仰望的那轮明月来说吧，我们用诗赋予它各种情感内涵，这里有“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也有“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孤独;有“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清雅，也有“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的磅礴;有“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的深沉，更有“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的豪情。我们中国人不仅用诗歌唱自己的生活，抚慰自己的心灵，也用诗来启蒙自己的孩子，塑造他们的精神世界，这就是最具活力的“诗礼传家”。
记者：陈寅恪先生强调“以诗证史”，诗歌是历史的见证，从先秦《诗经》到汉代《乐府诗》再到唐诗宋词，诗词中一些典故、意象沉淀了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情感，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内容。
蒙曼：这样的典故和意象在中国诗词中非常多。比如我们都知道“鸿雁”在诗词中可以代表书信。这个意象，其实就来自于苏武牧羊的历史典故。当年苏武出使匈奴，被匈奴扣押。苏武持节不屈，被拘禁在北海牧羊。汉昭帝即位后与匈奴和好，派出使者来到匈奴，要求放回苏武等人。匈奴单于骗使者说苏武已经死去了。后来，汉朝使者了解到了真实情况，就责备单于说：“我们皇上在上林苑射下了一只大雁，雁足上拴着苏武的亲笔信，说他在北海放羊。您怎么可以骗人呢?”单于听了大吃一惊说：“苏武的忠义居然连飞鸟都感动了!”最终送回了苏武。很明显，“鸿雁传书”这个意象，本来就来自于中国古代各民族的相互交往，而它所表达的忠于祖国的深沉情感，不也同时属于汉匈两个民族吗!
再举一个“折柳”的例子。“折柳”在中国古典诗词中代表送别，也代表思乡。怎么来的呢?《诗经·小雅·采薇》云：“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一个出征返乡的士兵想起了他当年离家的场景，那时候青青的柳条就拂在他的脸上。从此之后，柳条就和送别连在一起，有了思乡的意象了，这是一个汉文化的源头。后来，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他们完全接受了这个意象，并且把它写进了自己的诗歌中。北朝乐府《鼓角横吹曲》有《折杨柳枝》，诗云：“上马不捉鞭，反拗杨柳枝。下马吹横笛，愁杀行客儿。”显然，在北朝儿女的心中，杨柳同样代表着对家乡、对亲人的依依不舍。唐代大诗人李白《春夜洛城闻笛》云：“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到了大一统的唐朝，《折杨柳》早已成为各族儿女共同熟悉的曲调，人们不用再拿起一枝柳条，只要一听到《折杨柳》的曲子，就能自然而然地产生思乡之情，这不就是一个意象在不同民族之间流转、提升的最好表现吗!
其实，不光是“折杨柳”，还有“关山月”“陇头水”“落梅花”等等北朝乐府的曲调，都传唱在胡汉儿女的口中和心中，表达着共同的思乡情感。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思乡”的意象呢?因为思乡和我们刚刚提到过的爱国一样，就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情感追求。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五湖四海的人们汇聚到中国这片土地上，形成共同的中华民族。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有人离开故乡，东奔西走，这才走出了中国的广袤疆域和灿烂文明。站在中国这个大舞台上回望自己故乡的时候，会慢慢发现，作为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思乡之情是永恒的，但是与此同时，故乡的范围也会越来越大，一代代中国人“反认他乡是故乡”，最后才奠定了中国这个共同的故乡。我们今天说要探寻中华文明，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理解中国人的乡愁，这个乡愁是“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同时也是“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记者：唐代是诗歌发展的鼎盛时期，南北朝民族大融合为隋唐盛世注入了质朴雄厚的气质，这与盛唐诗歌风格的形成有何关系?对唐诗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蒙曼：为什么中国的诗歌巅峰会出现在唐朝，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北朝为唐诗提供了质朴雄浑的气质，南朝为唐诗提供了典雅绮丽的表达方式。
先说南朝。南朝产生的“永明体”是唐代格律诗的源头，有了“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这样的铿锵格律，中国古典诗词就有了最精致，也最具特色的表达方式，这是南朝的巨大贡献。与此同时，南朝的“吴歌曲辞”也罢，“西曲歌”也罢，它们反复描摹着江南的清秀山水和婉约爱情，这也成为唐诗中的重要题材。
再看北朝。北朝的诗歌深刻地影响着唐诗的风骨和气度。跟委婉细腻的南朝人不同，北朝儿女的心灵是刚健质朴的。比如北朝民歌《折杨柳》：“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跸跋黄尘下，然后别雄雌”。这不就是后来《木兰辞》的原型吗?只不过木兰走得更远，她说的是“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这样硬朗的话语出自一位闺阁女儿之口，那是何等的英雄气概!这种英雄气概，我们后来在唐朝的边塞诗中会屡屡看到，我们吟诵至今的“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或者“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不就是这种英雄气概的经典表达吗!正是在靠近北方草原的幽燕大地上，陈子昂写下千古名篇《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四句，却开启了大唐诗篇的雄浑之风，陈子昂也因此号称“诗骨”，被后人反复激赏。这种开阔的胸襟，豪迈的气象，正是北朝民歌对唐诗的宝贵馈赠。
唐朝本身就是南北朝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融的成果，唐代的诗人也都自觉不自觉地将南方诗歌绮丽典雅的表达方式与北方诗歌质朴浑厚的精神气质结合起来，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之中。风华与风骨并存，这才奠定了唐诗在中国艺术史上难以超越的高度。
记者：现在我们熟读的诗词，有不少来自于少数民族诗人的创作，比如元好问、耶律楚材等。诗词为什么能够突破民族的壁垒?民族的交往交融是如何推动产生新的诗词杰作和新的诗词精神的?
蒙曼：诗词代表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审美取向和价值追求，这才能超越民族的壁垒。举两个最经典的例子。
春秋时期楚国的公子子皙受封为鄂君。当时，鄂地还是越人的天下。一天夜晚，子皙泛舟中流，为他撑船的越人即兴唱起了一首歌：“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这是多么动人的情感呀!子皙当即就按照楚人的礼节，郑重地把一幅绣满美丽花纹的绸缎被面披在他身上。要知道，这首情歌当时是用越人的语言唱出来的，而越人又被称为“鴃舌鸟语”之人，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篇，其实是翻译作品，但是，这丝毫不会减少这首诗的魅力，“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情感追求，打动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再比如《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公元546年，东魏在玉璧之战中败北。十万军队中死伤大半，主帅高欢也一病不起。就是在这样阴郁的气氛中，出身敕勒族的大将斛律金唱起了这首《敕勒歌》。雄浑苍凉的歌声打动了所有人，军心被鼓舞起来，这支军队得救了。当时斛律金唱歌的时候，用的是什么语言呢?有人认为是敕勒语，有人认为是鲜卑语。后来，有同时精通北族语言和汉语的文人把它翻译成汉语，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精彩绝伦的《敕勒歌》。如今，能征善战的敕勒人早已经消失在了历史的风烟之中，可是，只要《敕勒歌》还在，敕勒人就永远不朽。
中国的诗词就诞生在中国人的生产生活中，成长在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公羊传》云：“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人在生产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通过诗歌来表达，这让诗歌形成了非常多的题材，比如田园诗、边塞诗、闺怨诗、送别诗、怀古诗、咏史诗等等。同时，由于汉字音节的特点和情感表达的需要，诗歌又从最初的四言诗发展出了五言诗、七言诗，此后又形成了更为灵活的词和曲。这些特点决定着古典诗词具有强大的内容承载力、情感涵盖力和审美表达力，它能够包容与激发中华各族儿女的生活与心灵，所以，无论是李白、杜甫，还是耶律楚材、元好问，都能在诗词中找到情感寄托，发出他们的心声。
李白的家族是沿着丝绸之路走向中原的，这让他的诗篇更加浪漫和雄奇。刘禹锡原本具有匈奴血统，但是，当他贬官夔州，却用巴山蜀水孕育出来的曲调创作出了著名的《竹枝词》。“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元代的耶律楚材、元好问等，他们的诗歌诗体现着时代特色，因为所处的时代是蒙古大军纵横驰骋的年代，这一时期的中国，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因而其诗作中囊括各民族的生活情况，比如：中原汉人的生活习俗、蒙古人的生活条件、西域风土人情等等，同时又表示自己对民族大融合的迫切希望。
我觉得，中华各民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交往交流交融的样子，正像这首《竹枝词》所吟唱的那样：“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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