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夏，杜义德视察东海舰队，在海军直属某通信团服役的女儿杜红陪同。图为父女俩在舰上留影。作者提供
上世纪70年代初，浙江省江山县流传着一个故事。每日清晨，城南海军大院北面的小山坡上，常见一位身姿挺拔的长者，头戴草帽，身着无领章的灰色军装，手握竹竿，带着一群白鹅行走着。故事里的这位长者就是我敬爱的爸爸杜义德。他参加过红军长征，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许多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一
爸爸妈妈育有7个子女，我排行第五。20世纪六七十年代，爸爸先后到江西省上饶市、浙江省江山县进行“学习改造”。当时，我的3个姐姐去了农村和干校劳动，我们另外4个年幼的孩子跟随爸爸妈妈从北京一路南下。
爸爸此前从不过问家务和钱财，整日除了上班工作，就是在自己书房里处理公务、埋头书海。来到江山县后，妈妈体弱多病，爸爸有限的生活费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还要赡养老家的奶奶和插队务农的3个姐姐，这对爸爸无疑是一次考验。
但爸爸迅速地进入了“家庭主夫”角色，开始主管全家财政。每天清晨，他拎着篮子去菜场挑选农家叫卖的新鲜蔬菜，上午骑单车进县城买肉类和副食品。我甚至还见过爸爸跟小贩们一分两分地讨价还价，感觉太新奇了。
爸爸从军前学过木工，动手能力很强，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几块木板，敲打几下就能做个小板凳。爸爸还学会了做煤球，将买来的煤末在楼前水泥地上堆成小山，倒水、掺黄土，上下翻匀，然后铺平，切成均匀小块，再揉成煤球。我们喜欢围着爸爸看新鲜，弟弟们常常搞得一身脏，我和四姐帮着揉煤球。不一会儿，地上就摆出一排排整整齐齐的煤球，晒上一两天，就可以拿来起火做饭了。
1971年初春，几位老干部商量着养鸡养鹅。在我们的央求下，爸爸也从市场上买来几只刚出生的小鹅和小鸡。金黄色羽毛的小鸡小鹅们在楼前空地上摇摇晃晃地走着，叽叽喳喳，煞是可爱。
小鸡可以圈养，但鹅儿需要放养觅食。几家共养了20多只，大人们便商量着各家轮班每日放鹅。走过万里长征的爸爸喜欢走路，主动请缨成为主要放鹅的人，多数时候搭伴另一位叔叔，有时候也独自率鹅“出征”。每天清晨和傍晚前，爸爸戴着草帽，穿着旧军装和自编的草鞋，浩浩荡荡地赶着鹅到河边饮水觅食。后来，这件事被当地人广为流传，爸爸也被大家誉为“鹅将军”。
大院西边有个公共澡堂。一个夏末秋初的日子，爸爸带着我们去洗澡，走在路上忽然狂风骤起，沙土随风卷起，拍打着我们的脸颊，一下子天昏地暗、沙迷双目。瞬间，爸爸张开双臂搂着左右两个弟弟，高声喊着我和四姐拉着他的后衣襟，一步步拖着我们继续前行。刹那间，中等身材的爸爸显得特别高大和威武。那一天，我扯着爸爸的衣襟，边走边看着路两旁的树木，心想：爸爸真像这参天大树啊!
这段时间的生活有贫穷和艰辛，有亲情和欢乐。在爸爸的担当和妈妈的相伴下，我们生活得轻松和快乐。这也是我们记忆中与爸爸最亲近相处的一段时光。整齐洁净的部队营区，青山碧水的小城风光，漫山遍野的花香野果，雨后茂盛的春笋野菜，秋后林中的毛栗子、山核桃……如今追忆起来都是一幕幕祥和淳朴的场景。
二
那时，我大姐小燕去了内蒙插队，二姐小平去了陕北插队，三姐小京去了位于天津的干校劳动。三个女儿在远方艰苦谋生，爸爸妈妈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她们。
为了给姐姐们筹集回家探亲路费，先是全家节衣。那些年，我们几乎没有穿过新衣服，捡姐姐们的旧衣，缝缝补补接长衣角裤脚是常有的事儿。我们的鞋子大多是妈妈和姐姐们做的，爸爸负责在自制的板凳上架一块木板，让妈妈和姐姐们把破旧衣服撕成块，用熬好的面糊一层层贴在木板上，晾干后制成一块厚布板，再在布板上裁剪出鞋底，用自己搓出的麻绳一针针密密麻麻地纳成鞋底，再镶上鞋面，一双手工布鞋就这样做成了。
再就是全家缩食。那时候，国家还处于粮食限购阶段，姐姐们回家探亲一定会造成全家缺粮。作为经历过吃糠咽菜的老红军，爸爸提议用地瓜充饥，豆子磨面掺普通面粉做馒头。那段日子，我们床底常常放满地瓜，吃得正长身体的我脾胃虚弱、贫血乏力、头晕眼花。精打细算的爸爸真是能把每一分钱捏出水。他还常常赶早到县城肉食店买最便宜的猪头，亲自收拾干净，煮熟腌制，每次做菜时放一点点，能吃很长时间。
那些日子，爸爸心态更平静了，每天看报纸听广播，默默地关注时事，坚守着自己的信念。我们没听过他发牢骚，也没见过他的消极懈怠。
爸爸妈妈从微薄的生活费里省出了给姐姐们回家的路费，3个姐姐终于陆续来到江山县。久别重逢，我们4个小孩子天天粘着姐姐们，像过节一样。
在江山县生活的岁月，是我家最为清贫和艰难的一段回忆。但我始终记得那段日子爸爸的坚强、坚毅、豁达和自信，以及全家人的互助和相爱。多难兴家，极苦知甜，这段岁月的磨练又何尝不是我们一家人的财富呢?
三
爸爸出生在湖北省的一个贫苦农家。我奶奶叫柳华山，生过7个孩子，最后生存下来的只有三男两女。爸爸是小儿子，奶奶称他为“三娃子”，是奶奶最疼爱的孩子。
1927年，爸爸参加农民协会，并于第二年参加农民赤卫军，在当地宣传革命，打倒土豪劣绅，颇有名气。1929年，爸爸转为中国工农红军，离开家乡，离开了疼爱他的父母。
爸爸参加红军不久后，地主还乡团回来了，烧了家里的房子，抓走爷爷，还把他打得皮开肉绽。爷爷被乡亲们救下后在抬回家的路上就离开了人世。从此，奶奶带着大伯、二伯和两个姑姑东躲西藏，艰辛地维持着全家人的生计。
1949年，爸爸把奶奶接到身边细心服侍照料，奶奶这才苦尽甘来。奶奶是家里的绝对权威，即便是作为将军的爸爸也畏惧奶奶的威严，下班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看奶奶。
爸爸去江西省上饶市前，大伯赶到北京，接走和我们一家生活了多年的奶奶。
1972年2月，海军总部派人到江山县接爸爸回京。就在整理行装的时候，爸爸收到了老家的电报——奶奶病危了。急速拨通电话，老家人说昏迷中的奶奶嘴里不断地喊着“三娃子”。
一方是组织的召唤，另一方是奶奶临终的呼唤。我清晰地记得，那几日家里一片纷乱，到处是大大小小正待包装的箱子。当晚，孩子们比往常乖巧，不敢大声喧哗和走动。我路过爸爸的房间，只见房门虚掩，暗无灯光，听到爸爸踱步的声音，他手中的烟头随着晃动的身影闪着微弱的光，窗外月光洒落在他身上，在地面映出长长的身影……
次日，爸爸看起来老了很多。深沉寡言的他决定举家返京，去迎接他为之奋斗了大半辈子的理想和事业。那一年，爸爸60岁。
回京不久，爸爸就接到了老家来电，奶奶过世了。爸爸沉着脸，把自己久久地关在房间里……
父亲“夜幕踱步”的这个场景一直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长大渐渐经事后，我才明白那时的爸爸正在做着多么艰难的选择，明白最终的抉择对他是多么沉重，明白爸爸那铁打的坚毅一定是来自战火的沐浴和情感的磨砺。很多年后，每当我面临着责任和情感的抉择时，常常会想起那晚见到的这一幕。
爸爸恢复工作后，便忘我投入工作中。从那时起，他也再不操理家政、管钱采购了。1980年，爸爸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古稀之年的他，开始在当年西路军曾经悲壮鏖战的大西北走戈壁、翻高原，为军队建设呕心沥血地奋斗着。退居二线后，他还是一直在为编写党史军史、支持老区发展、关心社会教育等工作忙碌，一直到86岁时才正式离职退休。
前些年，我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曾看到爸爸写的一段有关西路军历史的题词：“我为自己参加过这场没有打赢的战争而自豪!我为我的战友在被俘或流落期间对革命忠贞不渝，在敌人面前大义凛然的革命精神而骄傲!”看着爸爸的话语，跟着爸爸的足迹，我一次次地感受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伟大胸襟。
如今，爸爸已远去，留下了许多故事，也留下了他那不朽的精神，那种顾全大局、服从组织、忍辱负重、信仰坚定的精神，那种自强不息、积极乐观、不畏艰辛、勇于承担的风范。留给我们的，还有那岁月里浓浓的父爱和暖暖的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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