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一批先进分子上下求索。从对外反侵略战争到对内革新，都因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和可靠力量的支持，最终走向失败。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统治，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思想的解放，但革命党人力量有限，最终让位于北洋军阀。中国由此开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与持续不断的军阀混战，带来的是民族危机与民生困难的加剧。民族复兴呼唤产生新的思想，武装新的力量，开辟新的道路。
（一）
基于历史教训，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于是转向思想启蒙，启发民智，开启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以“德先生”“赛先生”为口号，积极引进新思想，反对旧思想；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除旧布新，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潮流的闸门，促进了时人的思想解放。值得注意的是，新文化运动初期，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尚未上升为先进分子的信仰。
国内思想涌动，国际局势突变。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李大钊成为中国执十月革命旗帜第一人。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相继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扩大了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中国社会也在变迁。一战期间，西方国家忙于欧洲战场，无暇东顾，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借此喘息之机迅速发展起来，工人阶级也因此发展壮大。新式教育的兴起，造就了学生、教师、记者等新型知识分子。这些新生力量，成为随后发生的五四运动的“主角”。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是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中国，对巴黎和会寄予厚望，向和会提出三点合理要求，结果却遭拒绝，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甚至被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回中国，社会为之震动。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走向天安门，举行游行示威，拉开了五四运动的序幕。6月5日，上海工人为声援学生开始罢工，北京、唐山、汉口等地工人随后积极参与，全国各地罢工运动风起云涌。工人阶级以独立姿态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运动逐渐突破地域、阶层，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北洋政府在巨大压力下，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亲日派官员的职务。国内行动，传到国外。6月28日，中国代表团拒绝出席凡尔赛和约签约仪式。五四运动就此落下帷幕。五四运动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提高了国人的思想觉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思想、干部条件。
巴黎和会外交失败，还促使先进分子认清了欧美等国联合起来恃强凌弱的本质，逐渐褪去了对欧美的迷信。五四运动结束后不久，苏俄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放弃沙皇时期在中国攫取的特权。次年春，宣言通过《东方杂志》等报刊的介绍，进入国人视野。苏俄此番表示迅速赢得国人好感，也引发很多先进分子更加深入地研究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随着研究深入，许多原来经历不同的知识分子，最终殊途同归，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二）
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完成了思想转型，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用阶级斗争建立劳农政权。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年轻知识分子，也清楚了自己的选择。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后，毛泽东认识到，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的一个变计，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董必武等中国同盟会会员，认识到旧式革命的不足，告别了过去，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思想转变体现于行动。这些初步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与当时影响颇大的实验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展开论辩，在交锋争鸣中呈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坚定自己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他们还积极走入工厂，进行调查研究，宣传和组织工人，努力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革命事业需要革命组织。在此局势下，陈独秀、李大钊将筹建中国共产党提上了日程。1920年2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赴津，二人在途中商量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等问题。随后，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在北京，共同推进建党。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为建党做思想准备。4月，在李大钊推荐下，来华的俄共（布）代表维经斯基等人南下上海找到陈独秀，讨论建党有关事宜。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传播社会主义，探讨改造中国等问题。8月，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陈独秀任书记。11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拟定《中国共产党宣言》，宣告“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
其他各地的共产党组织也相继成立。1920年10月，李大钊等人在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称“共产党小组”。年底，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日本、法国等地也出现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共产党地方组织成立后，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尤其注重用马克思主义影响工人阶级。早期共产党人深入工厂，参加实际斗争，促使一些工人思想发生变化。这些工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工人阶级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早期共产党人还努力影响青年，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国共产党储备后备力量。
（三）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时候，将各地早期共产党组织整合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显然已经不远了。李大钊呼吁：“各国的C派朋友，有团体组织的很多，方在跃跃欲试，更有第三国际为之中枢，将来活动的势力，必定一天比一天扩大。中国C派的朋友，那好不赶快组织一个大团体以与各国C派的朋友相呼应呢？”上海党组织的一些成员在陈独秀示意下，给全国各地和旅日的共产党组织写信，请派代表赴沪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1年六、七月间，各地党组织代表齐聚上海，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一大选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公馆”内举行。7月23日晚8点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除了13名中国共产党人外，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列席了开幕式。
大会主席张国焘首先宣布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始，接着向与会代表报告会议筹备经过，并提出大会议题，即制定党的纲领、工作计划和选举中央机构。第二天继续召开会议。各地地方组织代表向大会汇报各地组织的基本情况，并选出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接着休会两天，由委员会起草纲领和计划。
7月27日至29日，会议继续进行。三次会议集中讨论党的纲领和今后的实际工作。7月30日会议遭到巡捕搜查，被迫停止。后转至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进行。南湖会议继续上海30日未能完成的议程，讨论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由于当时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也不健全，会议根据纲领的有关条文决定，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和李达分别负责组织与宣传。中共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四）
党的一大讨论围绕党的纲领和党成立后的工作计划展开。在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等问题上，与会者很快达成共识。党的一大纲领对这些问题做了明确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第三国际”。在用什么方法实现党的奋斗目标这一问题上，与会者产生了分歧。有代表提出，世界上有俄国式的革命和德国式的革命，中国共产党应该先派人去俄国和欧洲考察，成立研究机构进行研究，考察研究后再决定中国走什么样的革命道路。现在共产党最实际的做法是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待孙中山革命成功后，中国共产党人便可加入议会开展竞选。因此，共产党不需要立刻组织工人开展政治斗争，而应集中力量做学生运动和文化宣传工作，组织知识分子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直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了普遍影响，再由这些知识分子去组织和教育工人。同时还指出，只要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便是共产党员，甚至不必参加实际的政治斗争。对此，另有代表针锋相对，直接否认欧洲道路在中国的可行性，强烈反对将党的行动停留于议会竞选和思想宣传上，主张中国共产党实施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大多与会者赞成后一种意见。经过开诚布公的讨论，党的基本原则和工作方向得到确认：
一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革命。近代中国历史业已证明欧美等道路是“错路”，不进行彻底的革命，难以实现中国社会的改造。陈独秀、毛泽东等先进分子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不断探索并最终认识了这一规律，因此才选择马克思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中国共产党。他们希望通过中国共产党这一革命组织，领导人民革命，实现革命目标。党的一大上关于议会斗争的提议，显然偏离了建党初衷。因此，党的一大通过的决议明确规定：“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党应警惕，不要使工会成为其他党派的傀儡。为此，党应特别机警地注意，勿使工会执行其他的政治路线。”
近代中国不乏强大的政治力量，但很多政治力量都缺乏革命精神，希望通过改革改良等手段实现社会改造。要彻底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和本国封建力量，仅仅靠改革是不够的，这就注定了这些政治力量不能完成救国重任。党的一大强调革命，主张阶级斗争，主动和其他政党划清界限从而避免被其他政党的主张同化而忘却自己的革命立场，这些都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革命性和斗争性。革命精神贯穿于中国共产党以后的发展历程中，彰显出巨大的精神力量，影响着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
二是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组织工人，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此主张本身无可厚非，因为这对厚植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基础非常必要。但如若因此停留，只要求共产党员做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甚至否定工人运动等实际政治斗争，这是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书斋里的学问，显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和实践要求。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的理论，更是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理论，具有很强的革命性和实践性。进一步说，马克思主义也只有在实践中，不断结合实际进行完善和创新，才能获得自身的发展。对当时的中国而言，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知识分子、培植革命的领导力量固然重要，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组织工人、推动工人运动则更为必要，因为革命伟力蕴于民众之中。
在此思想引导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六个方面的内容，其中三个方面关乎工人的宣传与组织，即“工人组织”“工人学校”“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对组织产业工会、教育工人、加强工会史研究等进行了规定。党的一大结束后不久，中国共产党便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专门指导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人纷纷走入工厂，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动员和组织工人组成工会，开展以罢工为主要内容的工人运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罢工高潮。
三是按照布尔什维克原则建设中国共产党。有与会者提出共产党员专注于研究马克思主义，便可以不参加组织生活和实际斗争。但大多与会者强调中国共产党应加强组织纪律建设，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还要参加组织生活，参与政治斗争，受组织纪律约束。党的一大纲领对入党条件、接收新党员手续、保密纪律、地方委员会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纪律规定：新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接收新党员要遵循组织程序；“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要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
陈潭秋后来回忆说，党的一大关于党的组织与党员入党条件，“决定采取经过历史事变试验过的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经验，反对孟什维克主义式的原则。这一原则的通过，已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初步基础”。在党的一大后，仍有一些共产党人对组织纪律重要性认识不够，于是党内出现了自由主义、地方主义的言行。为保证组织的纯洁和先进，中国共产党对这些言行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与清理，一些年轻共产党人甚至因此脱党退党。可以说，党的一大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初步基础”，是中国共产党重视组织纪律、锻造强劲有力组织的开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开始，便强调组织纪律，并将此原则贯穿于以后的奋斗历程中，加强自我革命，建立强固的组织，这是和近代中国其他政党不一样的特质。近代中国很多政党有党纲，无党纪；有纪律，无落实，结果便是党内派系林立，政党因此四分五裂缺乏行动力。政党的前途命运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组织力决定了政党能走多远。
党的一大讨论通过的纲领和决议，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根本性质，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奋斗目标，指引着中国共产党不懈奋斗；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革命的斗争手段，要求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人，并组织工人组成工会、开展工人运动，明确布尔什维克的建党原则，为接下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指明了行动准则与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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