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第31届“金鸡奖”排斥主旋律影片《血战湘江》的评述与思考
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胡 澄
在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后，《人民日报》刊登了王岐山同志的一篇文章《开启新时代，踏上新征程》。王岐山同志在文章中郑重指出：在坚持党的领导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的使命与担当，“澄清了模糊认识，夺回了丢失的阵地，把走弯了的道路调直。”王岐山同志这番话讲得太好了!在一段时间里我们丧失了许多阵地，尤其在文艺界丧失的阵地就更多，一些文艺界党的领导同志没有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丧失了党性原则，放弃了党的领导，任由甚至纵容西化、洋化、“好莱坞”化、“诺贝尔”化的思潮泛滥，在实际工作中不能够坚持正确导向，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与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这在今年第31届“金鸡奖”评奖过程中就表现得尤为突出!
诞生于36年前那个鸡年的“金鸡奖”，本来是党和政府为了鼓励电影艺术家“闻鸡起舞”地为繁荣社会文艺事业，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而设立的奖项，在电影界有着极高的荣誉。但是在今年这个鸡年里，由于把持“金鸡奖”评奖工作的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与电影局的某些官员丧失党性原则，纵容错误思想，操纵评奖过程，上下其手、“鸡鸣狗盗”，排斥国家投资的主旋律影片，使呼声甚高，在观众中口碑甚好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建军献礼片《血战湘江》意外落选奖项，仅获得了一个由组委会而不是评委会授予的“特别荣誉大奖”，名为“荣誉”实为羞辱。在由政府组织实施艺术奖励的项目中，竟然在某些党与政府的官员操纵下对优秀主旋律影片肆意打压，这使这件事完全溢出了文化艺术界的范畴，成为了电影界今年有标志性的一个政治事件。
本来“金鸡奖”的设立是我们党和国家表达塑造意识形态的一种途径和体制性安排，这个奖项由中国文联与中国电影家协会组织筹办的。而这两家机构实质上是受党和国家委托，管理控制文艺界和电影界的政府机构，他们的组成人员可以说都是国家公职人员，而电影局的领导更都是政府的文化官员，这些机构负责人的责任和使命就在于组织指导文艺家为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与精神文明服务，为人民服务。而在这次评奖中，评委会却成了某些体制外“公知”们彰显西化思想、突出个人品好、宣扬“好莱坞”化的“文化沙龙”。他们以自己的价值观为准，打压主流意识形态影片。而中国电影家协会与电影局的某些领导在此过程中对于某些评委的西化、洋化思潮与导向赞赏甚至纵容，完全丧失了把握政治方向的党性原则，完全丧失评奖工作凸显传播社会主义思想与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功能。
针对广大观众与电影界人士的强烈反应，我们组织专人访问了参加这次评选工作的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成员与参加这次评选工作的部分评委和艺术家，了解到了大量有价值的情况。现仅就这个事件做如下叙评与我们的思考。
一、评奖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在组织领导问题上违背原则。
金鸡奖在组织程序上最大问题就是本届金鸡奖的评委会主席与评委遴选存在严重问题。按照过去的规定，金鸡奖评委会主席应该是由中国电影家协会的副主席来担任，评委自身是要获得过金鸡奖的，但是这次偏偏定的是上海电影家协会的主席张建亚。评委会主席非常重要，他的职能是要和影协分党组密切配合，来保障金鸡奖评选的正确导向。而这次选的评委会主席有两个必要条件不符合：一、他不是中国电影家协会的副主席，也不是中国文联的副主席;二、他没有得过最佳导演奖。相反，参加评委会的有奚美娟，她既是文联副主席，又是中国影协副主席，还拿过不止一次金鸡奖最佳女演员奖，但这次在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的操纵下，奚美娟仅是一般评委。当有同志就此质问这位分党组书记时，他说评委会主席的选择是由影协分党组操作并报文联党组定的。但是，我们向影协分党组成员、也是影协相当一级负责同志求证时，这位同志明确告诉我们，此事并未同他这位影协分党组成员影协领导商量过。评委的选择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因为这决定了本届金鸡奖评奖的立场、导向、原则，特别是执行什么样的评奖路线。本届评委会成员的选择很不严肃，选进了一大批政治思想上和文艺导向上有严重问题的评委。
第二、评选导向问题，西化、洋化、“好莱坞”化、去政治化严重。
因为所选的主席与评委在政治思想上和文艺导向上有严重问题，使在这次评选过程中的评选导向出现了西化、洋化、“好莱坞”化、去政治化的严重问题。如多年不拍电影的何平，他自称是电影界体制外的“公知”“意见领袖”，以批判、反对共产党主流意识形态为己任、为光荣。他在评委会的微信圈里向评委们宣布：“金鸡奖是学术奖，不要讲思想性、价值取向。”他还专门提到：“《血战湘江》就不应该是最佳电影提名，根本不够格嘛。”不仅如此，他在评委会上发言，明确说《血战湘江》是假的，是编出来的骗人的。他攻击《血战湘江》充满“历史虚无主义”，是一部历史虚无主义的作品。何平还认为当年获奖的《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也是假的，很多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都是“历史虚无主义”作品。再如评委黄军，作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他却明确提出：“中国的对外关系，最重要的就是中美关系。美国不是纸老虎，美国是朋友。中国要和美国搞好关系，这样才有地位。美国即使错了我们也要感谢它。”可见他的崇美意识到了何等地步。又如清华大学教授尹鸿，在电影教学和电影研究领域是有名的“西化派”、“反主流派”。而我们的“党组”却选择这样些人做评委。而他们的意见严重地操纵了评奖过程。在此次评奖过程中，当每一项评奖开始讨论，评委会的主席都要让“何爷(即何平)”先说。“何爷你先说”已经成了这次金鸡奖评选的“规矩”，这完全是江湖作派。最终把《血战湘江》排斥在外，就是缘于“何爷你先说”的结果。这种江湖作派也直接决定了金鸡奖的最终归属，获奖的都是诸如表现旧上海流氓糜烂生活的《罗曼蒂克消亡史》一类的电影。这部价值观有明显问题影片竟获得七项提名奖，这届金鸡奖的导向完全滑向了错误的方向。
由于这届金鸡奖持西化派、反主流派的评委占到了多数，使评选工作的“西化、洋化、好莱坞化、去政治化”已经形成了主流舆论，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氛围。例如在讨论金鸡奖最佳女演员奖时，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影协副主席、著名表演艺术家奚美娟作为本届评委，提出最佳女演员应该是现实题材电影《搬迁》中党的干部的扮演者闫妮，理由是这个演员属于演技派，她成功地塑造了党的干部的艺术形象。奚美娟发言之后，何平马上说不行，他力挺范冰冰。更由于影协分党组书记与他沆瀣一气，事先在一些评委中做手脚，因此闫妮最终没有获得最佳女主角。
正因为这样，评委汪天云同志感觉气氛很不正常，希望这位“分党组书记”代表中国电影家协会，代表主办方出来表明态度，这样评委们在评选时心里才有所指归。而这位“分党组书记”不仅不讲，竟然还说：“我不能出来讲话影响评委的选择啊!”在与八一电影制片厂领导交换意见时竟然还说：“听说《血战湘江》总书记表扬，那又怎样啊?!”这位“分党组书记”的前任康健民同志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别人的问题，就是这位“分党组书记”本人的倾向和态度就有问题。这才是事情的根本!
二、主旋律影片《血战湘江》被排斥和打压意味着什么?
第一、中国电影优良传统已丧失殆尽。
从上世纪30年代我们党参与领导电影艺术以来，形成了优秀文化传统，主要有两个，就是现实主义精神的执着和民族化、群众化艺术手法的运用。这个传统从上世纪30年代党对电影艺术实行领导以来就有了很大发展。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30年代初发挥领导作用后，使中国电影日益具有社会教化作用，大大廓清了旧中国电影圈的乌烟瘴气。
这里仅举一个例子。1940年初，在我党的指导下，著名导演应云卫执导了影片《塞上风云》，这是一部表现中国各民族团结抗日的影片，这部影片充分体现了现实主义精神和群众化、民族化的表现形式。当他们从延安、内蒙等解放区拍摄完外景胜利归来的时候，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同志当场赋诗一首，诗中称赞到：“以艺术的力量克服民族的危机，以塞上的风云扫荡后方的乌烟瘴气。”而这种优良的文化传统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了中国电影的主要艺术形式与表现方法，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魅力，深受广大群众欢迎，使电影成为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一个有力武器。但是在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电影主流出现了好莱坞与香港化的倾向。就拿在这一届金鸡奖获得大奖的电影《××河行动》来说，这是根据震惊宇内的在湄公河被劫匪杀害的13名中国船员为题材的真实事件改编，而电影却并没有真正着眼那本自真实的正邪交锋，在香港电影导演的执导演绎之下，设置了大量游离主题之外的武打与恐怖叙事，过渡的渲染既不雅又不美，表现出导演追求生理刺激的非审美倾向。单作为一部动作片来说《××河行动》无疑是不错的，在动作戏码上可谓完全达到了好莱坞化。但是，这是在消费同胞的死亡，观赏匪徒的残酷!这不是以真善美打动人心，而是以“眩惑”诱惑人心。除了单纯的感官刺激以外，没有任何的社会思想内容。这些恶俗的调料与噱头，正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批判的——“满足和迎合人的心理那个低贱的部分，养肥了这个低贱的部分。”香港导演所导演的电影是纯商业化的电影，他们忽略了人的深刻道德体验和美好的精神意义，他们没有深入到生活中开掘出真善美来，更不能上升到更高的价值阶段，仅能以眩惑诱惑人心。而这样的电影却在代表电影局参加评选工作的某周副巡视员的操纵下，竟获得了“金鸡奖”的主要奖项。他在评委会上明确表示：如果评选《血战湘江》就是“题材决定论”，会产生不好的社会影响。就是在这样的电影局官员与影协分党组负责人的直接影响下，这一届金鸡奖评奖完全丧失立场、原则与导向，使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电影获奖;使优秀的主旋律影片被打压与羞辱。
第二、中国电影已被资本控制。现在中国电影的一个主要制作逻辑都不能说是资本与电影的“共舞”了，而简直就是赤裸裸地成了资本的“独舞”，这意味着资本的逻辑成了电影炮制过程的唯一逻辑，这个逻辑就是不仅要追求利润，还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以极大的感官刺激来博取票房。其实电影是一种文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固然具有商品的一面，但它主要的更应该是一种“文化品”，应该以某种方式连接着我们对现实生活的思考与批判，以某种方式启迪我们的艺术想象力，但是在资本的主导下这些功能全部丧失。在电影艺术的发源地法国，政府对于电影艺术的政策叫做“文化例外”，就是不允许把电影完全交给市场，完全交给“好莱坞”。早在1974年，瑞典议会就通过一项《国家文化政策》，其中第四点规定：“反对文化艺术商品化”，并一直执行至今。反观我们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在新自由主义政客的鼓噪操纵下，竟然把所有文化团体一股脑地都推向市场，在市场的“调节”下，我们党的文化阵地丧失殆尽!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是相敌对的。”当代进步的西方文化学者对此有着深刻的体会，如德国著名文化学者汉斯迈尔在资本主义对文化毁灭这个问题上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我们已不在有文化》这篇著作中尖锐的指出：“资本主义从来就是毁灭文化的，我不爱听有什么自由的市场经济的废话，资本主义一向是破坏文化的，它作为资本主义就从来没有创造过文化。”我们不能把中国的电影全部放任到市场经济中，任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调节，因为市场经济中的经纪人、投资者他们最关注的最敏感的是怎样更好的追逐利润，对于文学艺术的全部特点和规律普遍缺乏应有的素养与学识。就连大音乐家贝多芬生前也曾痛苦感受到资产阶级艺术交易所并不能给他的作品给公平的报酬，痛苦地说到：“艺术家除了其他事务之外还希望成为半个商人，这真是不幸得很!”
现在有一些人攻击中国的所谓电影审查制度，其实就像韩国著名导演李沧东所说的那样：“最恐怖的审查制度，就是你自己开始执行的审查，就是电影创作之前，先受到资本的审查。”我们就拿《血战湘江》这部影片“受到资本的审查”境遇来说，这部上座率非常高的片子，却不被院线资本所看重。据了解，这部网上网下好评如潮的影片在院线上的排片率却只有0.3%到1.7%!而且都排在一大早与大半夜!使许多闻名想看这部影片的观众在院线根本找不到这部片子。这是资本对红色文化赤裸裸的抵制与控制。这种艺术非常出色的影片就是上座率再高也不会得到资本的青睐。而宣扬美国救世价值的所有影片却无一例外地得到了非常高的排片率。当所有的黄金档期都被资本的院线控制的时候，中国的电影市场就成了一个用中国电影毁灭中国文化，用中国电影毁灭党的意识形态，用中国电影毁灭中国电影自身，用中国电影毁灭中国社会多重空间的恐怖力量!这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危机，而我们的电影官员却甘之如饴!直至十九大召开期间，广电总局分管电影的领导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到的优秀作品还是不提《血战湘江》《海棠依旧》《周恩来的四个昼夜》等优秀主旋律作品。要知道《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是十八大以后在党政系统进行信念教育的唯一一部电影，各地党政一把手带头观看;《海棠依旧》是作为建党95周年的献礼片;《血战湘江》是建军90周年的献礼片，这几部影片都起到了巨大良好的社会效应，受到了广大观众与领导同志的好评。但是，广电总局分管电影的领导在讲述十八大以来取得的电影艺术成就时却绝口不提!这个倾向、这种导向太明显了，根本不管习近平总书记的文艺思想，根本不讲作品的思想性。
第三、党在电影界的阵地丧失殆尽。
中国电影现在这个现状既背叛了中国电影传统现实主义与民族化、群众化的艺术表达形式，又完全丧失了电影文化自信，以好莱坞和市场为导向，更完全丧失了党性原则。这次金鸡评奖出现的问题，不过是长期坚持错误文艺导向的一次总爆发。文艺领域的当务之急是要真正把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到实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坚实的组织保证，让真正共产党人把党的领导落在实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尤其是其中主管电影的领导及电影局，长期以来无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一切以“票房”、市场为评价标准，迷信好莱坞风格，推崇香港导演。这次评奖过程中电影局参与评奖的有关官员都在评奖过程中起到明显的错误导向作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载体的电影，很难单靠市场或者票房价值来衡量它价值的大小，艺术既要受社会实践的检验，更要受历史的检验，在人类文学史上就曾有过许多作品一经问世由于种种原因可以红极一时，但是过了不久之后便无人提起。如果我们党丧失对电影这个重要意识形态载体的领导，而任由市场调节，由市场衡量其价值，特别是其审美价值、思想价值则是非常荒谬的事情。因为伟大的精神创造是永远无法以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来确定的，是无法以金钱来衡量的。在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电影创作放任由市场调节，这是我们某些党的干部自甘丧失，拱手相让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里讲，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而在电影这个艺术形式上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完全没有体现出来，这次金鸡奖评选工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就完全落空。当然，应该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与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其中某些评委当中确实存在思想认识问题。但是，作为“分党组”书记与政府电影局官员应该而且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否则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就形同虚设，意识形态领导权必然丧失。本届金鸡奖的评选里面，有很多是属于政治原则问题、导向问题，意识形态领导权丧失问题。比如排挤、排斥《血战湘江》，就是政治原则的问题;比如排挤像奚美娟这样的评委提出的重视现实题材的创作，就是导向问题。大量的提名影片违背了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英雄、讴歌人民的原则，肯定了不应肯定、倾向不太好、导向有错误的影片。这种情况意味着党在电影界的领导权丧失殆尽，一定要一起我们高度重视，因为我们党是一个执政党，党领导什么、反对什么、支持什么、倡导什么、压制什么至关重要。党的领导思想出了偏差会影响全局，如果党在某些阵地的领导人脱离了正确的思想观念其后果不堪设想。而恰恰就在我们党丧失了对电影艺术的领导与指导之后，在电影界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好莱坞叙事规范就成为电影界的逆流，他们消解了我们党和国家如何处理个人与群众，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个人与民族关系的典型认知规范。
三、不是多余的“余论”
第一、要重视发扬人民军队在中国电影上的优良传统。如果说我们这支人民子弟兵与其他军队有显著不同的地方的话，就在于他把文艺工作当做是自己使命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成是团结同志、教育群众、打击敌人的重要武器。毛主席早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就专门论述了红军的文艺形式与战斗原则。而部队的文艺工作在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发挥了巨大作用，至今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我们一定要继承这种优良传统与历史文化资源，并从中汲取力量与智慧，而《血战湘江》就是这方面的重要代表。因此这部影片也获得了今年颁布的“五个一工程奖”，但是却在“金鸡奖”评选中落败，这是资本对人民军队与国家意识形态赤裸裸的对抗，要引起我们的深思与警醒。
新中国的电影事业更始在人民军队的扶持与保护下壮大起来的，这里仅举两个历史事实。
1946年4月10日我人民解放军解放长春的战斗打响，这时我军总部接到上级指示，为了确保满洲电影制片厂的设备在战火中不遭破坏，让这个电影基地完全地回到人民的怀抱中，部队攻击时不允许使用大炮和重武器。但是敌人却恰恰凭着电影基地的摄影棚高大建筑负隅顽抗，大量杀伤了解放军战士。在夺取这个电影基地的过程中有1000多名战士为它献出了生命。我们要知道在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过程中，为了保持上海这个东方大城市完整的回到人民手中，部队也接到不许使用重武器的命令，为此牺牲了7000多人，而为了解放这个这座电影基地我们却牺牲了1000多名烈士，解放一个电影基地牺牲的战士竟然相当于解放大上海牺牲人数的1/7!现在那些坐在影协、电影局宝座上的党员、官员们，你们想过没有?你们坐的宝座是用解放军战士的累累尸骨堆垒起来的，而你们却在评奖过程中排斥表现人民军队历史的主旋律影片，于心何忍，于位何安?!
再举一个例子。1949年8月党中央专门向各野战军政治部发出命令，要求省级、军级以上的军队文工团派出有较高思想水平与业务能力的干部充实电影战线。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就是在人民解放军保护与参与之下发展壮大起来的。而恰恰就在人民共和国成立66周年之后，在“金鸡奖”的评奖中，那些凭借烈士鲜血与尸骨而坐上电影战线宝座的电影官员们，却排斥了表现解放军历史的电影，这真是令人愤慨的事情!如果长期这样下去造成极端后果，无非是人民解放军再来一次“长春之战”，那也是革命辩证法的胜利!
第二，重新恢复列宁“党的文学”的提法。在新时期以来我们党之所以在文艺战线丧失了领导权，丧失众多阵地，其根源就是在于对列宁“党的文学”概念的否定。
就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某宣传部门与某马列著作翻译部门重新翻译了列宁著作《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因为某些人认为将“ЛИТЕРАТУРА”译为“文学”不妥。为此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理论工作的领导专门召集俄文专家商议此事，有50位在京的俄文翻译家，包括俄文权威翻译家师哲、曹靖华参与了会议，大家一致意见认为不必重译，因为建国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列宁论文学》一书中，对《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重新翻译过，对俄文这个词做了几种译意并在注释解决了以前翻译的不足，这个翻译已为翻译家和广大读者肯定与欢迎。而现在要翻译为《党的文学和党的书刊》是不符合列宁原意的。在讨论时师哲同志明确指出：“翻译界有一个规矩从外文译成中文以后还能够将翻译的文字译回到本国的文字，我们现在这样译成‘党的书刊’就不能译回俄文了。”尽管大家反对重译，后来在某些人的压力下《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还是重新翻译发表了，题目改为《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为了躲避反对意见，他们捏造了一个新词“出版物”。这样翻译是不符合列宁的原意的。从此“党的文学”的提法在中国消失了，反而在非社会主义国家如日本、英国、美国等等还是译为“党的文学”。
大家知道，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引用了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这篇著作，并根据当时我国与党的实际情况做了进一步发挥，他说：“这种文学在党的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所规定的革命的任务的。”毛主席还引用了鲁迅《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这篇著作，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毛主席讲话的思想源头。而把了《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改成《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就意味着砍掉了两个源头的其中之一，为以后文学艺术摆脱党的领导打开了方便之门。
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所提出的“文学的党原则”暨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体现了列宁严格的、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结合的理论，或者说，列宁文学党性原则的根本精神，正是把无产阶级对文学的党性要求与尊重艺术规律科学地、完美地结合起来。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大贡献。多年以来，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成为我们党文学艺术工作的指导原则，吸引着、鼓舞着、组织着无产阶级文艺大军胜利前进，成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文艺政策的指导性纲领。然而，在一个时期以来，一些顽固坚持西方自由主义观点的势力，却把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当成为束缚文艺创作的“紧箍咒”，大力吹嘘所谓的文艺创作的“自由”，这种“自由”只能是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这篇伟大著作中所批判的那样：“在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广大劳动者一贫如洗而一小撮富人过着寄生生活的社会中，不可能有实际的真正的‘自由’。作家先生，你能离开你的资产阶级出版家而自由吗?你能离开那些要求你作诲淫的小说和图画，用卖淫来‘补充’‘神圣’舞台艺术的资产阶级公众而自由吗?资产阶级的作家、画家和女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看看中国当下电影界糜烂的“自由”实情，不正是验证了列宁所说的是真理吗?列宁对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文学党性问题的提出，肯定文学应该成为无产阶级总事业的一部分，应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一个重要的发展。
正是根据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新中国建国以后我们党把文学的工具意识变成了社会的集体意识。“党的文学”这个概念在新中国的话语体系中与政治、阶级、革命、人民等等概念一起构建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共同体。而这种共同体也形成了我们党独特的文学意识形态，并对旧文学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社会主义的改造运动，使原本主要受市场机制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中国当代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摆脱了自由市场的支配与制约，整个文学活动被党和政府有序地整合到高度规范化、体系化的政治模式之中。而这种当代中国文学的政治体制化，历史性地成功地改变了、提升了中国文学的整体面貌和精神气质，根本性地改造了旧中国文学生态特别是电影生态的的腐朽性。这种体制对文学艺术的方向、性质、功能等等作出必要的正确的引导、指示和保障，通过这种体制，党和国家完成了对文学艺术的具体规范与塑造。
在否定了党对文学艺术的领导的历史与原则之后，在某些顽固坚持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人们看来，文学革命的先驱所付出的贡献与牺牲都毫无价值。甚至我们文学革命先辈用自己的血写出来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历史篇章也等于无有，这暴露了他们打翻整个革命文学的历史传统，妄图改变新中国性质的企图，这就是在文艺界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
更有甚者，在当前的电影生产的体制中，消解红色文化成了影视界的一种趋势，例如香港导演执导的“红色”题材影片《智取威虎山》，他在影片中把所有政治性、历史性的红色背景全部都去除了。人民军队不再是一个执行群众路线与政治任务的军队，成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中国版，并把英雄传奇化、奇观化、魔幻化，以好莱坞式的个人主义代替集体主义。这就是把中国梦、革命梦与美国梦连通了起来，它的特点就是脱离群众、脱离共产党、脱离革命历史。他们这样做，比某些人对红色文化、红色历史公开的妖魔化的做法做的更为隐秘，对红色文化消解作用更大、更恶毒。对红色文化的庸俗化、个人化、好莱坞化和香港化的改编是另一种的去红色化和去革命化。这也意味着对红色年代历史彻底的消解，这是真正彻底的“告别革命”。
在电影界掌握话语权的那些人，已经从资本豢养的边缘进入了艺术中心，他们无论是在现实题材还是对红色革命题材进行传奇化、奇观化、魔幻化，都使我们跟那段红色历史距离越来越远。所以我们在正视电影界种种负面现象的时候，一定要溯本求原，重新审视列宁“党的文学”这个概念对于我们构建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工作的重要性。
我们绝不能用商品交换价值来代替社会主义文艺审美，用好莱坞的个人叙事体制去淡化集体、人民、党在历史中、现实中的作用，这是革命英雄主义、社会主义文艺传统与好莱坞化、市场化、金钱化在中国电影界的对决，而《血战湘江》这部主旋律影片就成为这一对决祭坛上的祭品!
执导这部影片的导演陈力在本届“金鸡奖”颁奖仪式上的出现也成为一个受难的形象——她面含悲愤，步履沉重。但她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为的就是顽强地证明社会主义主旋律电影的存在!她的这种沉重，重在广大观众的心上;她的这种沉重，重在党和人民军队的重托;她的这种沉重，重在牺牲在湘江边上那四万红军烈士的热血;她的这种沉重，承载着人民军队的文化英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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