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欧洲金靴
看了期待已久的张艺谋的新作《狙击手》，不出意外，擅长“用情”的张艺谋再一次把观众弄哭了。
从偏向伤痕的《活着》《红高粱》，到偏向盛世的2008北京奥运开幕式、2016杭州G20开幕式、2022北京冬奥开幕式，张艺谋在拨动观众情绪、利用节奏控制观众情感起伏的能力依旧上乘。而这个能力很可能是老谋子吃一辈子、一直吃到退休收山的独门硬饭碗，我个人很是佩服。
但是，作为一部电影，尤其是一部军事题材、涉及抗美援朝战争的主旋律正剧，若仅仅以“好不好哭”作为唯一准绳、或者以“把观众看哭了”作为好评的依据，那就太浅薄了。
军事题材也可以拍成商业片乃至爆米花电影，要么让人捧腹大笑、要么弄的影厅里泪声涟涟，这是美式电影工厂的惯常，我们早就见多了。
只不过，它并不适用于抗美援朝，并不适用于人民解放军（志愿军）。
1
荡气回肠的抗美援朝战争是给中国人民以深刻历史回响的，观摩相关题材的作品时，我们必须自问一个问题：这场战争的本质是什么？
答案很明晰：是一场毛泽东主席领导的新生人民政权通过一次具象化的与当世最大的阶级敌人——美帝国主义的碰撞以及逼迫其倾斜出最大的国力（1951一年美军用于朝战军费支出达600亿美元），彻底完整地塑造了一支人民军队及这支军队背后六亿人民的国家认同的阶级斗争战事。
因而，关乎这场立国之战的任何一部文艺作品，都应当是给观者肺腑以政治共鸣、阶级回响、军民同心的情感震动。
说得直白一些：必须要有「我军政治特色」。
这一点，此前的电视片《功勋》中的李延年片段《能文能武李延年》就表现得极为出彩，不仅直接将人民军队的精神领袖——毛主席的照片摆进了军营、还原了真实历史场景，而且用极其政治自信的手法（刻画政委形象）凸出了「政治建军」的人民军队内核。
党的枪杆子只是为了创造政权和保卫政权的工具，而非党的底色——相反，政治才是枪杆子的底色，枪杆子应当受到政治底色的熏染与领导，即“党指挥枪”。
以这个道理为准，我们可以清晰地将所有军事题材的文艺作品划分三六九等与敌我阵营。
将军事剧拍成政治剧的，显然是在剧作灵魂和主体格局双重层面得到升华的文艺翘楚。
但是将政治剧拍成军事剧、或者单纯通过臆想和所谓“情绪渲染”来打造军事故事的，必然无法给出高分，因为它无法解释领导军事力量的政治团体间的差异。
即便是在去年十一档的《长津湖》中，导演组都给出了就战争意义而做出的情节解释——伍千里回到家中又返回战场，是为了保卫分到土地的父母，是为了保卫新中国政权给予这些民国流民的政治权利。
而无需争议的是，只要看过春节档《狙击手》的人，在这部张艺谋的影片里都没有感受到「我军政治特色」的体现。
张艺谋设计的情节很动容，但是观众之所以流泪更多是出于普世情感的催发以及浅层的立场趋附，而非政治共鸣。
2
电影里的最高潮片段，同时却也是最反我军作战形态的：班长刘文武的自杀式袭击。
说真的，看到刘班长飞身轰炸的镜头，我仿佛在看一出美国大片，亦或是日本神风特攻队的纪录片，再或是早已见怪不怪的国民党宣传系统最喜欢使用的鸡血文创手法。
请记住：毛主席缔造的人民军队，从没有“自杀式袭击”的传统，特别是在“付出与收益”完全不成正比的情况下，更不可能轻易动用人肉炸弹去夺取一战一役的胜利。
如毛主席所言：“人，是最重要的。”
《狙击手》中，在尚未判定侦察兵亮亮身上是否有情报、也尚未判定对面敌方高地的火力部署时，作为最高指战员的班长刘文武居然先后三次贸然祭出人盾：派出五班全员下入低地结果遭到伏击、派出胖墩孤身前往结果牺牲、自己携带手榴弹前往敌方阵地自杀式袭击……
前两次对战友的不负责任很直观，暂且不表，我真正想细说的就是第三次的“交换”与“自杀式袭击”。
美军利用汉语引诱刘文武交换亮亮，刘文武竟然真的就放下武器同意了敌人的要求——这等于将志愿军与美帝侵略者放置在了同等的位置上，暗示“美帝是可信的”。
不得不说，这样的剧本创造非常恶劣。
要知道，这里不是开城或板门店的谈判桌，双方不是净身坐下、对目交谈的。
这里是荷枪实弹的战场，而于战场作战的目的，正是是为了将不讲道理的美军“被迫讲讲道理”得退回谈判桌上，与中方进行会谈。
因而，在战场之上，美军的设定就必须是“不讲道理、不讲信用”的——这，也确实是事实，无需夸大也无需杜撰。
在朝鲜，美国鬼子不仅对我志愿军行尽各种卑劣骗术，连自己“队友”南朝鲜军队也不止一次在战场上被他们的美爹当炮灰引诱送死。
甚至，美国鬼子的丑恶嘴脸不仅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更用于谈判的停战区——在开城谈判的中立区，美帝曾公然射杀我方开城中立区军事警察排长，此等行径，今天的人们知道的有多少？
那位牺牲的我军排长叫姚庆祥，当时他正在中立区率排巡逻，发现了美韩武装分队后，他还制止部下排员不要开枪攻击“这是中立区，不得开火，他们也不会乱来的”——谁知道，美国人无耻之尤，竟然真就开枪射杀姚庆祥，并重伤战士王仁元。
姚庆祥牺牲时，年仅24岁。
这件事当时也致使朝鲜停战谈判一度中断，让开城谈判本就不友好的气氛继续降温。
所以，面对这样的恶魔对手，《狙击手》中刘文武“放下枪”、“举起双手”的动作实在过于草率和自负，也是张艺谋对战争与美军仍存的萌新式幻想在作祟。
而作为文艺作品，这样的镜头语言更是让人犯呕：它在无意间（真的是无意吗？）拔高了作为法西斯侵略者的美国鬼子的战场形象，并贬低了我志愿军的作战智慧。
忘了毛主席的话吗：“除了存心欺骗的人们或者十分天真的人们以外，谁也不会相信，一纸条约会使美帝国主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或者变得稍微规矩些。”
3
紧接着，就是张艺谋导演颇为自得的片段：刘文武飞身跃起，以人肉炸弹的姿态“自杀式袭击”……
鲁迅先生在小说《非攻》中曾有这样一段描写：“待到望见南关的城楼了，这才看见街角上聚着十多个人，好像在听一个人讲演讲。当墨子走得临近时，只见那人的手在空中一挥，大叫道：‘我们给他们看看宋国的民气！我们都去死！”’墨子知道，这是自己的学生曹公子（在宋国做高官）的声音。”
这篇小说写于1934年，借曹公子之口，鲁迅辛辣地讽刺了蒋记国民政府动辄以“我们都去死”、“一寸山河一寸血”的伪气魄，去动员他麾下数以百万计抓来的壮丁为他的军事独裁政权送命送死。
同时，“我们都去死”这样的伪气魄，实质也是投降主义的变种，即：如果抵抗，我们就只有死；那么，就干脆「不抵抗」吧！
不抵抗政策与低调俱乐部，纷至沓来，缘由于此。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三角到珠三角，蒋氏一步步丢掉国土、将半个中国拱手送给日本法西斯，却还依旧以鸡血动员，表演给以国联为首的西方世界看、妄图博得英美的同情与支援……
直到1938年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轰动出炉，才扫尽了中华大地上被国民党散布的失败主义情绪，破除了蒋府高层与民国精英名流们所谓“战必败，败必亡”的错误论断。
“我们都去死”，这样看似悲壮、实则造作且忤史的设计，近年来并不是第一次在主旋律电影中出现了。
2020年“果粉”管虎动用巨资拍摄的电影《八佰》，同样用人肉炸弹的荒唐桥段，致敬了他心中梦寐的蒋府国军。
更荒唐的是，没有任何史料记载四行仓库战役中有管虎镜头下的人肉炸弹，只有1938年导演应云卫的电影《八百壮士》与1975年蒋经国一手炮制、致敬而就的新《八百壮士》里有跳楼自杀炸敌的剧情。
几十年后，竟然又被管虎在中国大陆“致敬2.0”，真乃不厌其烦的自我感动。
我军的历史上有没有过战地自杀攻击？当然有，而且还很多——但是！我军的自杀攻击与国军的自杀攻击有着显著的区别：
① 除了自杀攻击，已别无其他作战方法；
② 若再不进行自杀攻击，会酿成无法挽回的重大失利；
③ 牺牲自己，可以换来更多同志与战友的存活。
以这三个标准，我军军史上诸多“自杀式攻击”涌现出的英雄人物如董存瑞、黄草岭英雄连、《英雄儿女》中的王成等烈士或艺术形象，无比光辉伟岸、充满了革命英雄主义色彩。
因为他们的自杀式牺牲，并非为了凸显个人的英雄主义，而是为了集体的革命利益。
对比《狙击手》、《八佰》等漠视党委组织领导与集体价值观念的作品，董存瑞和王成无疑是属于全体人民与人民军队的。
董存瑞和王成无需多言，而黄草岭英雄连的事迹更可以同《狙击手》里的刘文武形成强烈对比。
参加过那次战斗的美军陆战一师师长史密斯至死难以释怀：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美军怎么就会吃了败仗？
黄草岭守备英雄连是抗美援朝时期我志愿军第42军第124师第370团4连，在黄草岭战役中，该连与美军王牌陆战一师遭遇，两天之内打退敌人二十次进攻，以牺牲五十余人的代价歼敌近三百人，致陆战一师共伤亡两千余人、被俘三百余人，损失坦克、装甲车百余辆，各种火炮八十多门，飞机也被击落两架、击伤多架，而不得越雷池一步。
这场守备战中，该连战士多次以冲锋姿态由守转攻，在炮弹炸起的泥土中一次次爬起来，在前后受敌、弹药不足的情况下使用石头、枪托甚至牙齿这样的原始“武器”同美军的飞机坦克进行战斗，最终以巨大战果（成功阻敌）结束了战役。
后来，42军吴瑞林军长回国报告时，提及这场悲壮的战斗，毛主席听了之后连声动情地说了两个“好！”
回过头来再看《狙击手》。
刘文武直到自杀身亡，张艺谋也没有告诉他：所谓“一条命值一个连”的亮亮，身上到底有没有带回情报？在完全不交代的前提下，便直接拿起导演话筒、开动摄影机，命令作为全班最高指挥员的刘文武挂满手榴弹向美军狙击阵地冲去……
就此，五班失去了一个指战员，且是以一种根本不应该的方式牺牲。
在战场上，这种最高指挥官的草率就义，很可能会致使全体作战部队的心态崩溃、全部所持阵地被敌人顷刻间摧毁，莫言救回俘虏同志，连己方队伍的性命都保不住。
这样的自杀式袭击被呈现在电影里，只能说是一种典型的“要风月不要伦理”，为了煽情而煽情，为了自杀而自杀。
4
据悉，《狙击手》里的李文武其人物原型是我军著名的神射手张桃芳，也是第一代战斗机飞行员，被誉为“志愿军神枪手”、“冷枪英雄”、“上甘岭狙神”，曾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并被授予“二级狙击英雄”荣誉称号和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授予的“一级国旗勋章”。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张桃芳曾在三十二天内以436发子弹击毙214名敌人，创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冷枪杀敌的最高纪录。
但是，张桃芳同志一直活到了2007年，我不明白为什么张艺谋要给他杜撰一个自杀式袭击的戏码？
能和平俘虏（解放）则不要强攻，能强攻则不要自杀，这是“惜人如金”的我军最重要的作战伦理之一。
所谓“不计较一城一地，但算计一人一头”。
需要看到，“自杀文化”这种本质是投降主义、失败主义的落后军事情态，从来于国际上都是法西斯侵略者（典型如日本的神风队、切腹传统）、于国内则是国民党军事独裁集团的热衷。
它不仅带有浓烈的消极情绪，而且充斥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怖主义色彩。
与今天世界范围内大大小小的恐怖组织一样，这种自杀式袭击的发动根源是自杀者被背后的统治集团洗脑并利用、同时畏惧“无法完成任务会被处决”的结果。
这也就是为什么国民党军营里最热闹的地方是枪声不断的军法处，而共产党军营里最热闹的地方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治教育班。
国民党的自杀文化是根深蒂固的，这与蒋介石的“铁血统治”是分不开的。
蒋介石自己在1938年的一次演讲中都曾说：“我们补充到前线的士兵，大多数都发挥不出真正的战斗力量！虽说他们在后方已经经历了两到三个月的训练，但是到了真正的前线，他们的表现跟未曾受过训练的人没有区别，可能在一千个人当中，只有不到四百个能够与敌人作战。技术不熟，动作极差且没有精神，这根本不能称之为军人！”
问题在于，蒋先生却不去调查和思考自己手里的「兵」为什么没有战斗力？
根据国民党政府的公布报告显示，抗日战争中期间，国军一共抓了一千四百零五万人的壮丁来进行兵力补充——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庞大，已是几百万侵华日军的数倍，但是实际上的战斗力却不是一般的差，超过七成以上都死在了国军的营帐里。
当时的所谓“壮丁”大多是被强行抓捕的贫苦农民、无业流民，文盲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他们中绝大多数人营养不良、体格瘦弱。
按理说当兵是比一般老百姓吃的要好，但是当时国军后勤供应极度匮乏、军官严重贪污克扣，普通的士兵根本吃不饱肚子，尤其是抓来的壮丁。
由于士兵各个体质虚弱，国军也就只能靠着人数的优势固守在防线上，进行持续不断的“自杀式袭击”，不论是对日军还是对我军。
这也就是为什么不论是面对抗战时日军的诱惑还是解放战争时我军的政治召唤，国军的基层士兵们都会成建制的投降（抗战时我国是反法西斯阵营中唯一一个汉奸数量多于作战部队数量的国家），哪怕只是一个白面馒头，都可以让国军的“壮丁”们举起双手。
1944年，美国的一位军医抽查了国军的1200名普通士兵，发现其中营养不良的人高达半数以上，魏德迈将军直接点明：“士兵因为虚弱而无法正常行军，这样的状态根本不可能有效的打仗，而问题的起源在于，他们一直处于半饥饿的状态。”
进攻，包抄，迂回，这些战术国军的士兵根本打不出来，他们能够做的，只能是在长官的命令下进行自杀式攻击，将性命白白献给蒋介石极其反动腐败的军政府。
5
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国民党军队的自杀文化不仅流行于基层，同样是横亘在高级指挥官心头的一道刺。
1948年6月，毛主席给东北野战军发来：“基本上同意用三个月至四个月时间，攻克长春并争取歼灭援敌！”
长春攻坚战打响，谭政在当时东北野战军师级以上高级干部会议上做出决定：在对长春实施军事封锁的同时，还要开展政治攻势和经济斗争，从而动摇长春城内的国民党守军的决心，尽量减少人员伤亡。
这样的我军传统式“以政治战取代军事战”的思路也得到大家一致认可。
6月22日，东北野战军进入指定位置，并于三天后正式对长春实施围城。
为了统一行动，东北野战军还专门成立了对敌斗争委员会和围困长春指挥所。在萧劲光和萧华的指挥下，解放军在长春城外方圆五十里的地方形成一个环形封锁区，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封锁线。
在印制的宣传单上，我军称呼驻守长春城内的国民党军为“蒋军官兵兄弟们”，还告诫他们“天下穷人是一家，自己人不打自己人，起义是唯一的出路。”
谭政特别吩咐在前线的围城部队，务必要将投诚通行证和宣传单发放到长春城内的国民党士兵手中。
由于没有飞机，我军没法进行空投，就做了风筝把宣传单绑在上面，还有的战士用弓箭把宣传单射到敌人的阵地上。
面对此情此景，“守军”指战员郑洞国立刻喊来参谋长说：“马上给蒋校长发电报，咱们要突围！”
但是，蒋介石的回电却让郑洞国心如死灰：“长春必须死守，这样可以分散东北野战军的兵力，锦州和沈阳才相对安全！”
9月17日是中秋节，我军在阵地上唱起了云南小调，故意唱给国军第60军的滇军士兵们听。
听着熟悉的家乡小调，第60军的士兵们再也按捺不住思乡之情，趁着夜色纷纷投诚……
此时的长春城里只剩下了郑洞国和他一直坚守的中央银行大楼。
在中央银行大楼的地下室里，他给蒋介石发去了四个字的电报：“来生再见”。
发完电报后，郑洞国拿枪自杀，但一时间怎么也找不到佩枪……就在这时他的贴身卫兵冲了进来，将他一把抱住、劝说他不要走绝路……
直到今天，国民党的“自杀遗风”依旧在台湾岛上蔓延。
追求减少伤亡、力争政治感召，这是我军的优良解放基因，不仅是针对同血同胞的国民党，在抗美援朝中同样针对美帝国主义军队。
在朝鲜被我军俘虏的美军、韩军，得到了远高于我军自己士兵的优待，“罐头优先凿、雪粥优先熬”（雪粥就是雪水掺杂树叶煮的粥，这对于我军是最高伙食了），甚至还在战俘营中给美军举办篮球赛、开设扫盲班教美军识汉字。
英军莫尼卡·费尔顿夫人于1952年9月曾到过我军战俘营参观访问，同英美战俘们谈话、开座谈会。在仔细了解了志愿军战俘营的情况之后，她感慨地说：“简直是奇迹！这里真的不是战俘营，而是学校。”
在朝鲜，源源不断奔向我军、放弃侵略立场的外国大兵甚至可以举办一场运动会——著名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碧潼战俘营奥林匹克运动会。
但是在张艺谋的《狙击手》中，美帝国主义竟然成了感召的一方。
不论是用牛肉罐头的残渣勾引朝鲜小男孩，还是用中文诱导我军班长级指战员刘文武，都显得那样游刃有余、轻快自然……
不觉想问张导：您真的了解朝鲜战争吗？您真的知道在朝鲜（不论是谈判桌还是战场）到底我军与美军谁才是掌握主动的一方吗？
或许就像您不懂当年的东北地下谍战的真实史实一样，所以才会把《悬崖之上》明明是农村郊区山林作战、拍成了东北式上海滩……
跋
赞美五班需要通过美国狙击手们的夸奖，刘文武自杀的煽情片段也需要通过美国狙击手们的诱降…而以个人英雄主义来弥补政党组织能力羸弱的自杀式袭击又是国民党遗风之呈现……
一部完全美国人视角、美军视角的电影，用在抗美援朝的题材上，着实尤为讽刺和尴尬。
看得出来，张艺谋依然对获得“国际认可”念兹在兹。
然而，纵览所谓的西方电影节，如欧洲三大电影节：戛纳，威尼斯，柏林——个个出自政治，哪有什么春水白莲。
威尼斯电影节是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搞的，戛纳电影节又是出于反制墨索里尼的目的，柏林电影节则纯粹是美国一手出资的政治工具。
当年张艺谋首部戛纳获奖影片、也是伤痕电影之上品《活着》，就是通过对中国极端落后黑暗的扭曲展现，拿到了评委会的认可。
《活着》拿奖时，葛优还成为了第一位三大电影节认可的国际华人影帝——但是没有人知道，葛优那个影帝的全称是什么。
它的全称叫做“基督教人道主义最佳男主角”……结果我们这边的主流华语媒体全部心照不宣将他省略为“最佳男主角”，意图掩盖西方人用政治渗透艺术的小九九。
政治缺位，必然如断骨失髓。
不论特效爆棚的画面和节奏拿捏准稳的音乐如何戳人泪腺，它都难以称得上一部配得上中国人民志愿军、配得上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的文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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