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光阁：在新的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今天，我国改革开放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一方面，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已成为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贸易国、第二大吸收外资国、第三大对外投资国，这为我国进一步构建开放型经济体体制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广阔的国内市场、充足的资金、日趋完备的基础设施、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以及不断增强的企业创新能力和国际化经营能力，也为我国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另一方面，世界经济进入较长的深度调整期，经济全球化进程更加复杂曲折，国际产业分工布局发生深刻变化，我国传统比较优势面临深刻调整，以开放促改革的要求更加迫切；我国经济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爬坡过坎”考验，很多领域开放水平依然较低，很多关键领域的改革仍然需要通过开放获得外部助力。总的看，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带来的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丝毫不亚于３０多年前。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必须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这是全面深化改革总体思路的核心所在。《决定》对经济体制改革从６个方面进行了部署。我结合工作和体会，重点谈３个问题。
关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决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
如何更好体现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进一步探索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实现形式？《决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
国有企业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经过多年改革，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融合。同时也要看到，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还没有全面完成，国有经济还存在着布局不合理、垄断行业改革进展缓慢、国有资产监管体系和国有资本合理流动的机制不健全、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等问题。《决定》提出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改革举措，包括国有资本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国有企业经营投资责任追究等。这些举措将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提高经营效率、合理承担社会责任、更好发挥作用。
非公有制经济在支撑增长、促进创新、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超过６０％，贡献了６９％的税收，吸纳了８０％的城镇就业和９０％的新增就业，创造了６５％的发明专利，提供了８０％以上的新产品。但是，非公有制经济也面临市场准入限制、融资渠道窄、实际税负重、企业合法权益不时遭受侵犯等问题。一些企业经营模式粗放，核心竞争力不强，家族式、家长式治理方式弊端突出，特别是部分中小型企业还存在假冒侵权问题，这些都制约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决定》从多个层面提出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的改革举措。在功能定位上，明确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产权保护上，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在政策待遇上，强调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保证各类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将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关于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决定》指出：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
便捷高效的国内贸易流通是现代市场体系的重要内容。我国经济增长正在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不解决好流通问题，就难以实现扩大内需的战略目标。
目前，国内贸易流通中存在的问题十分突出。一是总体发展水平偏低。据统计，我国前２０家公路运输企业占公路市场份额不到２％，只有１台车的个体运输户占了全部公路运输份额的近４０％，而美国前５家公路运输企业占公路市场份额达到６０％。我国大部分企业仍采用传统分散式物流发展模式，运输汽车空驶率高达３７％，而美国、日本等国一般在５％以下。二是标准化程度不高。例如，托盘循环共用在日本等发达国家早已实现，而我国目前拥有托盘约８．６亿个，超过５０％在企业内部使用。如果能建立全国性的托盘循环共用系统，可降低物流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占比１个百分点，直接经济效益达５０００多亿人民币。三是流通成本居高不下。２０１２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９．４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１８％，不仅比主要发达经济体高出近１倍，而且显著高于印度（１３％）、巴西（１１．６％）等新兴国家的水平。我国蔬菜在流通环节的腐损率高达２０％－３０％，一年大约损失１亿斤蔬菜，而发达国家的腐损率只有５％。
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要推进国内贸易流通体制改革。要制定指导全局的发展规划，完善基础设施投入机制，建设功能健全的基础设施。培育大型骨干流通企业，增强中小国内贸易企业的发展活力，提高内贸流通信息化水平。
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和全球价值链的拓展，必须加快培育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增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第一，放宽外商投资市场准入
多年来，我们采取逐案审批和产业指导目录的外资管理模式，在一些领域对内外资企业实行不同的法律法规。这种管理模式的好处是产业导向比较突出，弊端是一方面发达国家指责我们市场开放不够，另一方面不少地方在招商引资中相互攀比，给予外资零地价、税收大量返还等超国民待遇。另外，重事前审批、轻事后监管的管理方式，也使得外资在投资经营上难以完全体现我国的政策导向。
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既涉及我国现行外商投资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问题，也涉及我国投资领域对外开放、外资管理体制和政府审批职能的调整等问题。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是我国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意味着投资管理从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有利于建立内外资统一和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在外资准入方面，今后开放的重点，是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
在利用外资重点上，从“引资”向“引技”、“引智”转变。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财务管理中心等功能性机构，鼓励外资投向科技中介、创新孵化器、生产力中心、技术交易市场等公共科技服务平台建设，大力引进技术研发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提升利用外资的技术溢出和综合带动效应。
第二，改革对外投资管理体制
近１０年来，我国对外投资以年均４０％以上的速度增长，累计对外投资超过５０００亿美元，跻身对外投资大国行列。但总体看，我国走出去仍处于初级阶段，特别是对外投资管理体制相对滞后，不能完全适应对外投资加快发展的新形势。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关键是深化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放宽对外投资的各种限制，落实“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
审批环节放宽后，今后的重点是服务和监管。要加强规划引导，支持各种所有制企业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开展经营，设立或并购研发机构，吸纳先进生产要素，建立海外营销网络，培育国际知名品牌。完善走出去服务支持体系，加大对企业走出去的信息服务和人才培养力度，强化海外资产和人员安全保障。积极、有序、安全开展对外投资合作，加快向外转移过剩产能，引导有实力的企业到海外整合和延伸产业链，提高我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要素资源的能力。
第三，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
《决定》指出：坚持世界贸易体制规则，坚持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扩大同各国各地区利益汇合点，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建设。目前，我国正在建设１８个自贸区，其中已签署１２个自贸协定。随着美国全力推进“两洋战略”，我周边自贸格局日益复杂，自贸区建设面临更为激烈的大国博弈和挤压。为应对这些挑战，我们将按照“全面参与、重点突破”的原则，加快推进中韩、中日韩、中澳（大利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ＲＣＥＰ）等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同时，也要主动参与环境、劳工、电子商务、投资规则等新议题谈判。在次区域层面，深化大湄公河、泛北部湾、大图们江等地区合作，形成于我有利的地缘经济和政治新格局。
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竞争是更高水平的竞争。今后，我们要充分利用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重要国际机制和平台，积极参与金融、经贸、发展等全球性议程的制定，主动提出新主张、新倡议和新行动方案，增强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和履行大国责任的能力。
大国是开展经贸外交的关键。当前，我国同美欧等大国贸易、投资合作日益深入，利益关系纽带越拉越近，为稳定双边关系大局提供了压舱石和稳定器。今后，要创新与大国合作模式，加强政策协调，妥善处理贸易摩擦，增进开放互信。统筹谋划对外合作布局，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优势互补、错位竞争，维护共同利益。
第四，扩大内陆沿边开放
《决定》指出，要抓住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机遇，培育内陆产业集群，增开国际客货运航线，推动通关协作等重大举措，这为内陆地区依托本地优势，吸纳国际、国内产业转移指明了方向。今后的重点，是从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入手，以各类开放区为依托，促进内陆地区与国际、沿海产业对接，加快发展特色外向型产业。
沿边开放是扩大开放的重点，也是难点。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一带一路”，是党中央针对新的周边环境和开放局面做出的重大战略构想。丝绸之路经济带，东起亚太经济圈，西至欧洲经济圈，横贯亚欧大陆，涵盖中国、俄罗斯、中亚５国、南亚７国、西亚１６国，共３０个国家。沿线各国总人口近３０亿，经济总量１６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的４３％和２２％。我国原油进口量最大的１０个国家中，有８个位于经济带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的提出，不仅有利于我与相关国家加强经贸合作，巩固睦邻友好，也有利于我推进西部大开发和向西开放战略。
建设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也是我国实施新一轮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此举将推进双方海上互联互通、港口城市合作以及海洋经济合作。这不仅会造福我国与东盟国家，而且能够辐射南亚和中东地区，将极大拓展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空间，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战略支持。可以肯定，两条丝路，一样精彩。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必须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这是全面深化改革总体思路的核心所在。《决定》对经济体制改革从６个方面进行了部署。我结合工作和体会，重点谈３个问题。
关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决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
如何更好体现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进一步探索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实现形式？《决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
国有企业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经过多年改革，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融合。同时也要看到，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还没有全面完成，国有经济还存在着布局不合理、垄断行业改革进展缓慢、国有资产监管体系和国有资本合理流动的机制不健全、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等问题。《决定》提出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改革举措，包括国有资本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国有企业经营投资责任追究等。这些举措将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提高经营效率、合理承担社会责任、更好发挥作用。
非公有制经济在支撑增长、促进创新、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超过６０％，贡献了６９％的税收，吸纳了８０％的城镇就业和９０％的新增就业，创造了６５％的发明专利，提供了８０％以上的新产品。但是，非公有制经济也面临市场准入限制、融资渠道窄、实际税负重、企业合法权益不时遭受侵犯等问题。一些企业经营模式粗放，核心竞争力不强，家族式、家长式治理方式弊端突出，特别是部分中小型企业还存在假冒侵权问题，这些都制约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决定》从多个层面提出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的改革举措。在功能定位上，明确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产权保护上，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在政策待遇上，强调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保证各类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将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关于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决定》指出：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
便捷高效的国内贸易流通是现代市场体系的重要内容。我国经济增长正在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不解决好流通问题，就难以实现扩大内需的战略目标。
目前，国内贸易流通中存在的问题十分突出。一是总体发展水平偏低。据统计，我国前２０家公路运输企业占公路市场份额不到２％，只有１台车的个体运输户占了全部公路运输份额的近４０％，而美国前５家公路运输企业占公路市场份额达到６０％。我国大部分企业仍采用传统分散式物流发展模式，运输汽车空驶率高达３７％，而美国、日本等国一般在５％以下。二是标准化程度不高。例如，托盘循环共用在日本等发达国家早已实现，而我国目前拥有托盘约８．６亿个，超过５０％在企业内部使用。如果能建立全国性的托盘循环共用系统，可降低物流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占比１个百分点，直接经济效益达５０００多亿人民币。三是流通成本居高不下。２０１２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９．４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１８％，不仅比主要发达经济体高出近１倍，而且显著高于印度（１３％）、巴西（１１．６％）等新兴国家的水平。我国蔬菜在流通环节的腐损率高达２０％－３０％，一年大约损失１亿斤蔬菜，而发达国家的腐损率只有５％。
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要推进国内贸易流通体制改革。要制定指导全局的发展规划，完善基础设施投入机制，建设功能健全的基础设施。培育大型骨干流通企业，增强中小国内贸易企业的发展活力，提高内贸流通信息化水平。
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和全球价值链的拓展，必须加快培育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增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第一，放宽外商投资市场准入
多年来，我们采取逐案审批和产业指导目录的外资管理模式，在一些领域对内外资企业实行不同的法律法规。这种管理模式的好处是产业导向比较突出，弊端是一方面发达国家指责我们市场开放不够，另一方面不少地方在招商引资中相互攀比，给予外资零地价、税收大量返还等超国民待遇。另外，重事前审批、轻事后监管的管理方式，也使得外资在投资经营上难以完全体现我国的政策导向。
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既涉及我国现行外商投资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问题，也涉及我国投资领域对外开放、外资管理体制和政府审批职能的调整等问题。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是我国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意味着投资管理从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有利于建立内外资统一和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在外资准入方面，今后开放的重点，是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
在利用外资重点上，从“引资”向“引技”、“引智”转变。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财务管理中心等功能性机构，鼓励外资投向科技中介、创新孵化器、生产力中心、技术交易市场等公共科技服务平台建设，大力引进技术研发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提升利用外资的技术溢出和综合带动效应。
第二，改革对外投资管理体制
近１０年来，我国对外投资以年均４０％以上的速度增长，累计对外投资超过５０００亿美元，跻身对外投资大国行列。但总体看，我国走出去仍处于初级阶段，特别是对外投资管理体制相对滞后，不能完全适应对外投资加快发展的新形势。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关键是深化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放宽对外投资的各种限制，落实“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
审批环节放宽后，今后的重点是服务和监管。要加强规划引导，支持各种所有制企业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开展经营，设立或并购研发机构，吸纳先进生产要素，建立海外营销网络，培育国际知名品牌。完善走出去服务支持体系，加大对企业走出去的信息服务和人才培养力度，强化海外资产和人员安全保障。积极、有序、安全开展对外投资合作，加快向外转移过剩产能，引导有实力的企业到海外整合和延伸产业链，提高我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要素资源的能力。
第三，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
《决定》指出：坚持世界贸易体制规则，坚持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扩大同各国各地区利益汇合点，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建设。目前，我国正在建设１８个自贸区，其中已签署１２个自贸协定。随着美国全力推进“两洋战略”，我周边自贸格局日益复杂，自贸区建设面临更为激烈的大国博弈和挤压。为应对这些挑战，我们将按照“全面参与、重点突破”的原则，加快推进中韩、中日韩、中澳（大利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ＲＣＥＰ）等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同时，也要主动参与环境、劳工、电子商务、投资规则等新议题谈判。在次区域层面，深化大湄公河、泛北部湾、大图们江等地区合作，形成于我有利的地缘经济和政治新格局。
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竞争是更高水平的竞争。今后，我们要充分利用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重要国际机制和平台，积极参与金融、经贸、发展等全球性议程的制定，主动提出新主张、新倡议和新行动方案，增强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和履行大国责任的能力。
大国是开展经贸外交的关键。当前，我国同美欧等大国贸易、投资合作日益深入，利益关系纽带越拉越近，为稳定双边关系大局提供了压舱石和稳定器。今后，要创新与大国合作模式，加强政策协调，妥善处理贸易摩擦，增进开放互信。统筹谋划对外合作布局，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优势互补、错位竞争，维护共同利益。
第四，扩大内陆沿边开放
《决定》指出，要抓住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机遇，培育内陆产业集群，增开国际客货运航线，推动通关协作等重大举措，这为内陆地区依托本地优势，吸纳国际、国内产业转移指明了方向。今后的重点，是从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入手，以各类开放区为依托，促进内陆地区与国际、沿海产业对接，加快发展特色外向型产业。
沿边开放是扩大开放的重点，也是难点。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一带一路”，是党中央针对新的周边环境和开放局面做出的重大战略构想。丝绸之路经济带，东起亚太经济圈，西至欧洲经济圈，横贯亚欧大陆，涵盖中国、俄罗斯、中亚５国、南亚７国、西亚１６国，共３０个国家。沿线各国总人口近３０亿，经济总量１６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的４３％和２２％。我国原油进口量最大的１０个国家中，有８个位于经济带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的提出，不仅有利于我与相关国家加强经贸合作，巩固睦邻友好，也有利于我推进西部大开发和向西开放战略。
建设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也是我国实施新一轮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此举将推进双方海上互联互通、港口城市合作以及海洋经济合作。这不仅会造福我国与东盟国家，而且能够辐射南亚和中东地区，将极大拓展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空间，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战略支持。可以肯定，两条丝路，一样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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