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报告：【国民共进新生态①】携手共进竞合图强-品论天涯网

“中国国有企业的产生，是百年历史进程的自然产物，而非刻意设计、强加的过程。”中化集团董事长宁高宁认为，从鸦片战争到今天，承认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过程就是承认国企的过程。

与之一样，中国现在的民营经济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并非人为设计的产物。

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巨大成就，正是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同成长、互相促进的必然结果。

但是，国内外仍然有观点刻意将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对立起来。有声音表示对国有经济存在耿耿于怀，认为效率低下，甚至主张全盘私有化；有声音对民营经济发展忧心忡忡，认为野蛮生长，不够规范，建议国有经济要提高占比。

两者的实际关系如何？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成为了检验场、试金石——为了更好地防控疫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携手作战，形成强大合力，为国内的疫情防控、民生保障提供了坚强的支撑。

当然，通过《国资报告》记者的深入调研和采访，我们发现，国民共进不止体现在疫情防控中，而是展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每一个环节。这充分说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新时代，可以也必须相伴相生、共强共荣。

多年来，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到“中心地位”，中国国企始终处在国内经济舞台的醒目位置。

对于民营经济这一新生事物，党中央的态度则不断发生变化：从党的十三大提出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到党的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再到党的十九大把“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我国基本经济制度逐步形成、巩固和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系列政策，极大地激发了我国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活力，有效推动了“国”“民”共进。

从实践来看，在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有市场竞争，但更多的是无处不在的合作。

以华为的快速崛起为例，作为一家民营的通讯行业巨头，华为的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国内的通信运营商的鼎力支持和配合，堪称“国”“民”共进、协同发展的典型案例。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携手作战、密切配合，建医院、产口罩、运物资……

有观点曾以为，国与国竞争的主要矛头是中国国企，民营企业可以超脱于外。但是，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华为的遭遇打破了很多人的幻想。对此，全国政协常委、中铝集团原董事长葛红林表示，“民营经济必须和祖国的发展同呼吸，必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共命运。”

“我相信在共同一片蓝天下，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国企、民企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梦的征程上越来越强大。”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金表示。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在2020年初的央企负责人会议上表示，国有企业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加大与民营企业的全方位合作，形成创新链合理分工、产业链优势互补、价值链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为民族产业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要理直气壮发展国有企业

对于中国来说，国有企业的地位作用，是事关道路和方向的根本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有企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民生改善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功勋卓著、功不可没!”

习近平总书记还对新时代的国有企业提出了殷切期望，即要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成为“六个力量”。

——国有企业是国家战略的积极践行者，在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经济安全方面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作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国有企业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时刻听从党的召唤，全力保障国家安全。

最早的一批国有企业，是从战火硝烟中走来的，在人民战争中承担着后勤保障、武器制造等任务，为新中国成立做出了巨大贡献。

时至今日，国有企业仍然积极服务国防建设，为建设一支强大的新时代的人民军队提供武器、后勤保障。新中国成立70年阅兵仪式上，从东风系列导弹、歼20、国产航母到军装鞋帽，几乎全是国企人的心血结晶。

除军工领域外，能源、交通、通信等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企业也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比如，近20年，世界上频繁发生大面积停电事故。其中欧洲4次、美国3次、日本2次……

中国一次都没有！

这就得益于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电网企业，国家能源等电力企业，哈电集团等装备制造企业，以及无数家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共同构建了一套安全可靠、供应充足、调配合理的电力运行系统。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落基山研究所（美国）常务董事兼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婷评价说，中国电力行业在这次疫情中经受住了考验，向社会展现了大国重器的央企风采，也体现了中国长期以来在基础设施和电力发展方面的实力。

再比如，石油是工业的血液。从新中国成立开始，中国的石油企业就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为己任，在维护国内石油市场供应方面做出积极努力。尤其是油气价格与国际接轨之后，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中化集团等相关国企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不涨价、不断供，维护了市场的总体平稳。

雄安新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提出后，国有企业总是第一时间响应号召，加快行动，为相关战略的落实落地提供了有力支撑。

——国有企业是国计民生的重要保障者，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加快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发挥着国家队的作用。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只有国有经济发展壮大，才能增强全体人民的获得感。

实现共同富裕，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共同富裕没有国有经济的大发展，非常难。”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中石化原董事长傅成玉认为，把全民所有的国有经济做强，才能解决两极分化问题，为人民提供更多保障。

国有经济对社会的直接贡献，首先体现在上缴税收和红利方面：2013-2018年，全国国资监管系统累计上缴税费19.3万亿元，占同期全国税收收入的24.6%；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上缴国有资本收益比例不断提高，并且把部分金融企业纳入上缴范围，为国家大力推进减税工作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随着中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保基金的资金压力与日俱增。怎么解决？还得找国有企业。

2017年开始，国务院决定划转国有企业股权充实社保基金。截至2019年底，67家央企完成了划转工作，累计划转1.1万亿元，基本完成了社保基金划转工作任务。

宁高宁表示，国有企业经营得好，财政就减税，人民就可以多发钱。国有企业做得不好，该关关掉、该卖卖掉。“这样，国有企业才能真正成为国家经济民生、社会安定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具体的民生保障领域，国有企业也承担着重要任务。

为了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中储粮建立了覆盖全国的直属库和分库，做到一声令下、立即响应、全网协同。

“确保中央储备粮数量真实、质量良好，确保国家急需时调得动、用得上，始终是中储粮公司的根本任务。”中储粮董事长邓亦武表示，未来不仅要解决“吃得饱”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吃得好”和“吃得放心”的问题。

疫情发生后，保证充足的粮食供应成为民生领域的头等大事，中储粮及时调度，解民生之需。

再比如，国药集团所属中国生物生产的一类疫苗，都是政府强制定价产品，跟国际上同类产品有着巨大的价格差距。比如，进口脊髓灰质炎疫苗每一支400元，中国生物的产品标价是35元；五联疫苗的进口价格是800元，中国生物的则不到10元。

中国生物董事长杨晓明说，中国生物也在逐步加大二类疫苗的生产量，但在产能、人手有限的情况下，还是要优先保障国家免疫规划任务。

过去这几年，全国通电、通网，极大地改善了边远地区群众的生活质量。不过，在这些地方，通电、通信的成本，可能上百年都无法收回。

“我们不但要谋求企业的效益，更要为百姓带来便利，这是我们的社会责任。”王晓初表示，目前我国电信业务总量6.56万亿元，直接带动就业岗位220万个，间接带动就业岗位520万个，撬动数字经济规模31.3万亿元。

实现全面小康，是当前国内民生方面的首要任务。央企结对帮扶的县接近1500个，国家级贫困县中，央企对口帮扶的超过40%。截至2020年2月底，90%的央企定点扶贫县已脱贫，其中90%被评价为“好”或“较好”。

每逢国有危难，国有企业总是挺立在前。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国有企业想方设法扩大投资，绝大多数国企不减薪、不裁员或者减薪不裁员，新增就业岗位，积极抵御风险。2008—2010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8%，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41%。其中，国有企业功不可没。

近年来我国五次撤侨行动，每一次都由中央企业承担。在香港风波中，在澳门回归庆典中，驻港企业和驻澳企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地震、泥石流、雨雪冰冻等重大自然灾害发生之际，国有企业总是第一时间赶赴灾区，以各种形式全力投入国家救援行动。

再比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国有企业勇于担当，紧急转产扩产生产医疗防护物资，提供了及时高效的交通物流服务，实现了电、气、油、通信等基本服务的稳定供应，为保护国民的生命安全，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战做出了突出贡献。

——国有企业是产业布局优化的重要力量，在增强科技创新实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方面发挥着排头兵的作用。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壮大，结构日益优化。在此进程中，国有企业始终是领头雁、急先锋。

2020年1月，刚刚投产的国家能源集团宁东发电公司方家庄电厂成为全国首座数字化智能管控系统与机组同时投产的绿色智慧型百万千瓦间接空冷机组。该项目实现投产即同步建成智能火电管控中心，搭建了智能发电和智慧管理两个平台。同时将“互联网+”的概念引入建设中，通过现场总线、3D可视化管理、智能设备及SIS+MIS信息系统一体化平台等应用，提高办公效率。电厂环保指标实现超低排放并均优于国家相关标准。

这一项目，是中国国有能源企业不断提高清洁化、智慧化发展水平的一个缩影。产业不断升级的背后，是国有企业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在支撑。

在2019年底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中央企业获得了104项奖励表彰，占全部奖励数量的40%以上。

党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以来，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一马当先。目前，央企的钢铁、煤炭去产能任务已全面完成；煤炭、煤电、海工装备等领域的专业化整合稳步推进；中国航发、中国船舶、国家管网、中国安能等企业挂牌组建，国有资本配置效率进一步提升、整体功能进一步优化。

在此过程中，国有企业常常完成的是其他所有制企业所不愿意承担的任务。

比如，广东省国资委主任李成介绍说，广东投建的400公里高铁项目，就是省属企业筹资两千亿元完成的。“招商引资搞了很长时间，但没有企业来投，只有国有企业投资。”

同时，国有企业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加大海外投资力度。

目前，仅中央企业的境外单位就达到9000多家，分布在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资产超过7万亿元，年创利润1000多亿元。央企在“一带一路”沿线合作共建项目超过3000个，已开工和计划开工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央企项目占比超过60%，合同占比接近80%。

理性看待“国”“民”之间的市场竞争

放眼世界，国有企业并非社会主义中国的独有产物，很多西方国家也很重视发展国有企业。

比如在芬兰，国有经济在GDP中的占比超过50%。瑞典、挪威等国的国有经济占比也很高。世界上一些非常有名的企业，比如新加坡淡马锡、芬兰诺基亚、法国空中客车与雷诺汽车、德国大众汽车等，都是国有企业。美国也有国有企业，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就相当于中国的三峡集团。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孰优孰劣，国有经济能否适应市场竞争的争论，在国外也有。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加坡很多人认为，不应该搞国有企业。“这种声音现在就没有了。因为淡马锡的运营状况非常好，比私有企业还好。”中化集团董事长宁高宁表示。

可见，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完全可以融合。

——少数领域天然垄断。多年来，不少人对国有企业的第一印象就是垄断。但实际上，经过改革开放40年来的国有经济结构布局调整，中国经济已经形成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外资经济“三分天下各有其一”的格局。尽管国有资本不断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但绝大多数国企与垄断已无关联。

不过，必须要承认，在个别领域，确实仍然存在所谓的国企垄断现象。比如电网、通信、食盐、粮油储备等行业。

“这些是天然特权、国家授权的行业。所谓的行业专营性是国家经济政策所要求的。”宁高宁强调，自然垄断行业也要看企业运营的效率，不能因为是独家经营的效率就低，或者服务比别人差。

即使这样的自然垄断行业，国家也一直在推进相关改革，避免一家独大。

比如，近20年来，电力体制先后经历了两轮改革，电力部改为国家电力公司。2002年，国家电力公司进一步拆分为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两张网，中国华能、中国大唐等五大发电集团，葛洲坝、中国水电等四家辅业集团，实现了厂网分开、竞价上网。

2015年，中央再次出台政策，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进行“三放开、一独立、三加强”，即放开新增配售电市场，放开输配以外的经营性电价，公益性调节性以外的发电计划放开，交易机构相对独立，加强政府监管，强化电力统筹规划，强化和提升电力安全高效运行和可靠性供应水平。

3月29日，国网四川送变电公司承建的全球首条清洁能源外送特高压通道——青海特高压陕5标N5842作业现场，作业层班长王勇正在带领班组进行雪后组塔施工。

通信行业的破除垄断改革，是以1994年中国联通成立为主要标志的。当时，为了进一步打破通信行业的垄断局面，由电子部、电力部、铁道部等系统外主体共同出资组建了联通。

几十年来，通信行业的重组整合不断，近年来逐渐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在此过程中，行业内竞争极其激烈。一个直观的标志就是，2016年中国联通几乎濒临亏损，混改后才明显好转。

混改后，中国联通的市场化活力明显激发。

当然，消费者是欢迎这种变化的：改革开放初期，通信与交通、能源并称为经济发展的三大瓶颈，打电话极其困难。而到了2019年底，我国宽带用户超过4亿；4G手机用户超过12亿，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高速”。

此次疫情发生后，中国的通信行业也好，电力行业也好，其稳定性、高效性经受住了数亿人云办公、云教育的检验，展现了多年来发展的巨大成就。

相比之下，国外完全市场化的电网也好、通信也好，反倒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暴露出了诸多问题。

——更多领域优胜劣汰。时至今日，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是独立的市场主体。市场经济背景下，民企之间、国企之间，同一市场、同一领域内的国企、民企之间都会有竞争，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外资企业进入中国，以及乡镇企业为代表的私营经济逐渐崛起，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开始逐步下滑。不过，此时的私营经济主要分布在国有企业难以企及的产业领域。

“这个时期，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更多地是合作，两者之间的竞争还不是主流。”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剧锦文说。

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意识渐入人心，习惯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国有企业开始出现各种不适应。

刚当上北新建材厂长的宋志平，接到一集装箱的韩国退货，原因是一片吸声板上有一个脚印。“我们的干部觉得太小题大作，一箱子样品只有一个脚印就要退货。”

在巨大惯性推动下的鞍钢，生产钢材仍旧只看数量不看质量，生产的汽车板飞边卷沿，“连麻雀都不愿意往上面落，因为怕夹脚。”

面对冲击，不同的企业应对办法不一，结局自然不同。

“这个脚印踩在了北新的金字招牌上，踩在了我们的心上。”宋志平将脚印事件作为典型教育案例，并带头自罚一月工资。从此，北新建材做了ISO9000认证，并提出了“质量和信誉是北新建材永远的追求”。

正是靠这个，北新建材打败了那些把产品摆在厂区门口的国外竞争对手，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石膏板生产企业。

临危受命的鞍钢总经理刘玠顶着巨大压力推进了主辅分离、减员增效，加上上市募资、技术改造，鞍钢不仅顺利走出了低谷，还大有发展。

但有些企业没能扛下来。比如，1986年，沈阳防爆器械厂宣告破产，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正式宣告破产的国有企业。

在许多堪称惨痛的教训中，存活下来的国有企业成长起来，市场竞争意识和能力明显提升。

以建筑行业为例，这几乎是一个毫无竞争门槛的领域，竞争堪称白热化。但正是在这个领域中，一批国有企业成长壮大起来，成为世界瞩目的“基建狂魔”群体，各主要指标稳居世界同业企业榜单前列。

基建狂魔离不开相关国企的科技创新，也离不开数以百万的农民工默默奉献。中铁二局五公司重庆铁路枢纽东环线明月峡长江大桥首段钢梁成功架设。

再比如，脱胎于能源部、电力部的电力国企，在外资、民资夹击中健步前行。如今，中国核电已经实现了从引入到出口的逆袭，火电的清洁化发展水平，以及在风电、水电、光伏等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钢铁、建材、家电也是对外开放程度极高，国内竞争激烈的行业。然而，就是在这几个行业中，走出了宝钢、海螺水泥、格力电器等优秀企业，无论是净利润率，还是资产回报率，都在行业中遥遥领先。

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人认为，国有企业应该从竞争性领域完全退出。

“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是否退出某一领域，最终还是要由企业竞争力决定。如果企业生存不下去，必然会退出。”宁高宁认为。

作为出资人代表，国务院国资委的观点是，国有资本目前仍多数分布在传统产业，且涉足行业过宽、战线过长，而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所占比重较低。

为推动国有资本进一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优化国有资本配置结构，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以来，一直在以市场化手段，推动国企的兼并重组、收缩战线。

——呼唤公平竞争环境。不少民营企业认为，在与国有企业同场竞技时，自己在政策、贷款等方面被“歧视”。殊不知，国有企业在公平竞争方面也有不少困扰。

一段时间以来，部分民营企业现金流较为紧张，不少人认为是国企挤压了民企生存空间导致的。

对此，优秀民营企业家、国能中电董事长白云峰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多年，相当一部分民企是通过多加杠杆的方式快速做大的。这种资本堆砌而成的虚胖，平时看起来很好，但经不起风浪。

福耀玻璃创始人曹德旺表示，民营企业家遇到资金困难问题，首先应该想办法自救。“你们出的问题大多数是贪婪，扩张太快，你可以适当的卖掉你的资产，赶快卖，现在卖比后面卖更好。”

关于国企补贴问题，宁高宁回应说，“我和美方说过几次，专门给国企的补贴是零。当然国企也有补贴，比方说企业做燃料乙醇，这个补贴全行业都有，不是单独给国企的补贴。”

对此，白云峰也表示，有关部委召开座谈会，问在座的民营企业有什么政策需求，“我说，在座的分布在各行各业，需要的政策都不一样。大家都有政策了就等于没有，还是要让企业回归市场。”

关于国企贷款容易的问题，宁高宁解释说，“为什么国企贷款多?为什么高杠杆低利率?是因为国企还钱。能还钱银行才借，利息才相对低。”他说，有的国企因为经营比较差，借钱就非常费劲，银行最后给的利率也比较高。

《国资报告》记者注意到，国有企业自身也有不少困扰。

比如，傅成玉举例说，最近不少国企死掉了，为什么？“当地政府把它作为融资平台，作为发债工具，违背了市场规律。”

航空工业研究院党委书记宋庆国说，当前要求国企不能拖欠民营欠款。“民企欠国企怎么办？过分干预导致一些国企不敢跟民企做买卖，害怕被扣上拖欠款项的帽子。”他说，长远来看，这对民企的发展反倒是不利的。“应该还是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规避行政干预。”

再比如，数据统计表明，2018中央企业百元营业收入上缴税费为7.1元，是同期外资企业的2.6倍，民营企业的2.8倍，表明实际上国有企业的税负要比其他所有制企业重得多。

再有，同样是在竞争性领域的一些国企，施展的空间也远不如民企、外企。

国药集团总经理佘鲁林说，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大多数情况下只愿意做赚钱的药品，可对国药集团等国有企业来说，微利或不赚钱的药品也必须要保证生产供应，这就是国有企业的作用和责任。“可是企业属性决定了，国有企业也要盈利，不盈利全国人民都不会答应，而且一个自身都发展不好的企业是难以发挥好社会责任的。但盈利高了，又会有人讲国有企业只知道赚钱，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华润集团董事长傅育宁说，当前在国企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风险投资（在初始时期进入）和业务调整（在最好的时候退出）动力不足、人才流失（民营企业挖人）等，都与国企现行的容错机制、激励机制、考评机制等方面相关，归根到底与政府对国企的管控方式有关。“国企能否拥有或培育出一批具有巨大增长潜力的企业或全球行业领先的高科技企业，投资布局能力是关键，而这又与政府允许国企试错的机制直接相关。”

因此，傅育宁认为，在“依法治国”“依法治企”的原则下，中国企业并不需要贴上国有、民营、私营、外资等标签，而应逐步淡化企业的所有制分类。只有这样，真正做到所有企业都处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之中，在竞争中优胜劣汰。

白云峰也提出，外国企业也都有国、民之分，但我们都不太关注，那中国企业为什么就一定要强行分开呢？“我认为，无论是大还是小，是公还是私，都是中国企业。”他表示，期待中性原则进一步落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实现共赢发展。

“国”“民”合作空间无限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在国民经济中已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

中国国新董事长周渝波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国民共进的成果。”周渝波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坚持制度自信，很重要的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就是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全国政协常委、中铝集团原董事长葛红林表示，国有与民营不是对立的关系，应是和谐相处发展的关系，“我们要为国企和民企的同时做强做优做大而高兴。”

曹德旺也认为，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是“唇亡齿寒”的关系。

“从法理上来说，国企、民企是平等的市场竞争主体，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投高新时任党委书记、董事长潘勇说，两者确实存在差异性，但完全可以各自发挥优势，共同为我国经济建设做贡献。

进入新时代，国有企业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加强产业链上下游合作等多种方式，支持带动民营企业等各类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在实践中不断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成为经济领域的新生态。

——产业合理分工，形成完整价值链。实践充分证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有许多发展的共同点、利益的契合点，也有大量的合作机会。一方面，国有企业为民营企业提供基本产品和服务，如电力、通讯、交通；另一方面，中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石，为国有企业的产品走进千家万户打通最后一公里。

比如，电商产业兴起以来，涌现出了一批淘宝村，其中超过800个位于省级贫困县，不少地区由此而脱贫。电商脱贫的背后，是两家电网企业斥巨资进行农网改造，三大通讯运营商不断加大网络投资，相关央企推动交通基建，通上致富电、建起智慧网、打通幸福路的结果。

在数字经济领域，国有企业与相关民企的合作非常密切。

2015年，旨在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航天云网正式成立。作为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先行者”，航天云网为老干妈、万和电气等企业提供了服务。

在非工业互联网领域，民企与国企的合作同样紧密。

2018年初，招商局集团与腾讯公司正式签订“互联网+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互联网+基础设施”等五大领域展开全面合作。

2019年10月31日，南方电网公司与阿里云在广州签署合作备忘录。南方电网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刘启宏表示，南方电网公司将打开视野，以开放的姿态、务实的态度，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在生产领域的落地。

2019年，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先后到京拜访了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

对此，业内人士分析说，进入新时代以来，央企肩负着“打造世界一流企业”的目标，必须走在塑造全球数字经济格局的最前端。这将为央企以及互联网企业来带巨大发展机遇。

国家提出双创战略以来，招商局、华侨城等国有企业积极响应，目前已建成各类双创平台数百个，为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

比如，在长三角地区，以小微企业为主体的民营经济具有量大面广的特征，是实体经济的根基，但是长期以来，缺平台、缺配套、缺规范的短板，已成为制约小微企业转型发展的顽疾。

中节能实业的绿色产业园，则为破解上述顽疾提供了一条解决思路。“中节能实业在产业培育上涵盖了研发设计、中试生产、装备制造、营销展示等环节，有效促进了当地节能环保产业的高效聚集和转型升级。”中节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伟说。

在实体经济领域，国企、民企之间的业务合作也非常紧密。

比如，2019年，中建集团通过劳务分包和专业分包模式带动170万农民工就业。在此过程中，数以万计的民营劳务外包公司得以生存发展，中建集团则得到了充足的劳动力保障。

《国资报告》记者从中国中铁有关部门获悉，疫情发生后，中国中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截至4月25日，用工人数超过121万，带动的劳务公司超过5万家，为稳定就业和帮扶中小企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再比如，国能中电是一家脱胎于国有企业的民企，企业发展过程中又引入了大量国有资本，而且其所有服务对象几乎都是国企，客户涵盖神华集团、华能集团、华电集团、大唐集团以及山东钢铁集团等大型国有集团。

国能中电为日照精品钢基地建设的自备清洁电。

国能中电集团董事长白云峰表示，“国能中电将以更先进的技术和更专业的服务，助力国有企业在打赢污染防治攻坚中发挥更大作用。”

——混改取长补短，形成发展新机制。国民合作的多种方式之中，混改最受瞩目。混改形式包括国有企业投资民企、社会资本投资国企等类别。通过混改，国企民企互相融合，形成了具有新机制的全新企业，成为新形势下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

实践证明，国企、民企各有优势，也各有不足。

比如，宁高宁指出，与同业民企相比，国企效率仍有待提高，尤其是创新方面，每1亿元研发支出获得的有效发明专利数仅为民营企业的41%，外商投资企业的68%。

宋庆国认为，国有企业要解决好控制力和活力之间的关系。“感觉我们对国企管理各个方面控制得很好，甚至控制得有余，但是略显活力不足。”

对于很多民营企业来说，管理不够规范、资金周转困难等问题一直是很大的困扰。

宋志平认为，把国企实力和民企活力结合起来，就是企业的竞争力。结合的纽带，就是混改。

宋志平曾经担任中国建材、国药集团两家央企董事长，并把这两家企业带入世界五百强。在他看来，这两家企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为世界500强的关键，就是混改。

国药集团总经理佘鲁林介绍说，当前，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国药集团企业总户数的90%，资产总额占集团总资产的87%，营业收入占集团总营业收入的92%。他说，“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药集团发展壮大的‘秘诀’。”

地方国企同样是混改的受益者。山东兖矿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李伟称，兖矿集团混改企业利润总额普遍提升200%，资产负债率均降至60%，资产总额增长50%，产业竞争力、资本控制力和价值创造力显著增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企业实施混改3000多项，引用非公资本超过上万亿元，目前中央企业中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比已经超过了70%，比2012年底提高了近20个百分点。

其中，仅招商局2019年就新增混改企业50户，引入非国有资本57亿元。目前，混改企业总资产和利润总额占已占招商局总资产和利润总额的九成以上。其中，招商资本成功引入战略投资人普洛斯，双方各持股50%，既增加了资本金，又提升了信用评级，开拓了外部融资渠道，降低了融资成本，使招商资本成为国内投资者投资海外，国外投资者投资中国的平台和桥梁，实现了一方混改、多方满意。

2019年，康佳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阶段性突破，成功引入阿里战略投资。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合计近60亿估值投资易平方和KKTV，让康佳彩电业务将进入全新的“硬件+内容”发展新时代。

当前，国家发改委、国资委已先后推出了四批混改试点单位，相关工作稳步推进。对此，第四批试点单位中建装饰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已成立了由公司主要负责人担任组长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领导小组，建立了常态化工作机制。“我们在设计混改方案时，综合考虑了股权设置、员工持股、混改后公司治理模式等一系列关键问题，如果未来获准推行，将为其他企业提供可借鉴、可参考的样本。”

“国有企业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实施双向混合，既大胆‘引进来’，鼓励非公有资本参与国企改革，也积极‘走出去’，支持帮助非公企业发展。”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表示。

比如，宝钢气体原是中国宝武的全资子公司，连续多年净资产收益率在10%以上。但是，因为该企业不符合中国宝武的主业发展方向，所以将控股权转让给了非国有资本，实现了非核心业务的“战略性有序进退”。

据统计，近两年中央企业压减的近13000户法人中，超过2000户的控股权转让给了民营企业。对外参与企业超过6000亿元。

近两年来，受多种因素影响，部分民企经营出现困难，国有企业最终接手。比如，2018年，上市公司神州高铁最终被国投高新控股，成为混改的一种新方式。

有声音认为，这是国有企业趁火打劫。

对此，潘勇表示，“所谓的国企接盘民企，既不是国企大公无私、施以援手；更不是趁人之危、落井下石”。他说，从国投高新的实践来看，控股一个项目或者进入一个产业，既是为了满足国家战略需求，更是为了自身的发展目标。“国投高新在进行产业布局时，从不把所有制作为投资布局的选择依据。”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国有企业组建了多支基金，在高新技术、生态环境保护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方面加大了对民营企业的投资合作力度，培育和带动了一批企业发展，促进了相关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比如，国投出资216亿元，发起了多支国家级基金，形成了一个从孵化到转化，从成长到成熟，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基金体系，基金总规模达到1600亿元。参股了近200家民企，以300亿元基金投资支持了超6000亿元净资产规模的民营企业大力发展国家急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企业中包括寒武纪科技、宁德时代、信达生物等独角兽企业。

与之类似，中国国新也通过发起设立股权投资基金撬动社会资本2200多亿元。截至2019年底，国新基金系共投资民营企业项目36个，决策金额379.15亿元，占决策金额总数的29.76%。涉及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与新材料、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方面。

周渝波表示，未来中国国新要在在资本融合发展上取得新突破，“必须紧紧围绕引导带动社会资本共同发展的试点使命，在运营对象上拓展更大视野，继续广泛汇聚、撬动各类资本，不断放大国有资本功能。”

在此过程中，同为国有企业的产权交易平台，在推进国企规范、高效混改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比如，山东交运混改过程中，山东产权扮演了交易平台、产权顾问、基金战投三个重要的角色，从混改方案的优化、实施方案的推进、部分资产剥离、职工安置方案落地、划拨土地的处理、“存量+增量+职工持股”交易方案的设计、战投基金组建、战略投资者遴选等多方面为山东交运混改提供全过程、全方位、体系化的专业服务。

混改完成后，原本是国有资本100%持股的山东交运形成国有资本持股37%，战略投资者持股33%，职工持股30%的股权格局。山东产权服务国企混改的“山东模式”成为混改典范。

混改，混是手段，改是目的。

对此，广东省国资委主任李成表示，广东国企混改，并不是因为缺乏资金。“主要还是为了激活体制，所以才需要民营企业、社会资本、外商进来。”

实践证明，大批混改企业正是通过“真改”、“实改”，激发了干部员工的主人翁意识，提升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比如，2016年9月，东航物流成为国资委首批混改试点企业之一。据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李养民透露，混改实现了两大突破，一是从国有独资到相对控股，国有股权从100%降到45%。二是实现核心员工持股，核心员工持股比例达到10%。混改后，东航物流经济效益显著提高，实现利润快速增长。

目前，均瑶集团持有东航股份10%的股权，双方实现了战略性交叉持股。对此，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金表示，本次合作是有利于民企、国企融合发展新模式的有益探索，双方将共同为实现中国民航强国梦勇担使命，做出更大贡献。

在2019年召开的“第三届中国企业改革发展论坛”上，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表示，“我们鼓励支持国有企业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与各类所有制企业深化合作，携手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民”并肩战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2019年底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对这一严峻挑战，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紧密携手，共同抗击疫情，共同打响经济保卫战，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国”“民”一家亲。

疫情突如其来，全球医疗防护物资存量告急。国有企业紧急转产、扩产生产口罩、防护服的同时，积极发动中下游的民营企业加入其中，共同为一线奋战的医护人员提供战疫利器。

最引人瞩目的，当属中国石化发出的那条消息：“我有熔喷布，谁有口罩机？”该消息发出不到3小时，中国石化就确定了11台口罩机的购置事宜。其中，中石化向北京的纳通公司提供了10台口罩机，助其消除生产瓶颈、扩大产能，并实现满负荷生产。3月份，中国石化的口罩机使纳通每天多产口罩100万只。

再比如，中国石化使用的熔喷布成网机、收卷机、分切机等熔喷布生产机组装置的关键设备，来自江苏的常州市武进广宇花辊机械有限公司；3.2米熔喷模头，来自浙江的精诚时代集团等民企。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也通过网络征集的方式，跟多家企业签订协议，协同生产防护服。其中，浙江德清金乾新材料有限公司一直从事防护服面料生产，主要以出口为主，待产能完全释放后预计每日提供的面料大概可用于生产2万件成衣。为解决其复工问题，通用技术所属中纺院主动协调，请工信部给企业所在当地政府发函，希望同意该公司的复工申请，当地政府积极配合，第一时间满足该公司复工所有条件；在通用技术的协助下，相关部门还对其面料检测开辟了绿色通道，缩短了整个检测周期，节约了大量的宝贵时间。

中国通用所属中纺院携手中国柒牌生产防护服。

随着国内疫情渐趋平稳，国有企业临时形成的这些产能将如何处置？会不会对所在行业的民营企业形成挤压？

对此，国务院国资委医疗物资专项工作组有关负责人表示，根据有关工作安排，相关中央企业仅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临时转产压条机和口罩机，疫情结束后将逐步退出。

中国石化总经理马永生也表示，中石化生产口罩、卖菜，初衷不是为了经营，不是为了“跨界”，而是为了解决老百姓需求推出的一项社会责任行动。“口罩生产应该不会成为中国石化的主业。”马永生说，作为特大型能源央企，中国石化必须坚守责任使命，全力做强做优做大主业，努力成为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大国重器”。

2月4日，前文提到的民企国能中电经过多方筹措防疫物资，向武汉协和医院定向捐赠防护服800件、护目镜100个、口罩50000个，用于协和医院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同时，国能中电也向四川德阳、安徽蚌埠、重庆大足、山钢日照、中联部及北京部分地区捐赠了医疗防护物资若干。

此外，前文提到的国投、国新公司投资的相关民企也积极投身疫情防控战之中。相关企业提供了数字化移动DR、低剂量CT、玉屏风丸、四色高灵敏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一体化医疗废水处理专业设备等产品，并捐赠了大量口罩、防护服和大批善款。

疫情传播极快，疫情高发区的病床非常紧张。为收治更多病患，各地加快建设了一批火神山、雷神山之类的定点收治医院。在建设过程中，国有企业牵头，民营企业积极配合。

比如，火神山开建后，广东日丰集团接到备货通知，20余人放弃休假回岗备货。当晚，相关产品就已抵达建设工地，仅用了10小时。

在雷神山医院施工建设中，中国联塑集团捐赠了1.33万米塑料管道，可以满足1300间病房全部需求；佛山科顺防水免费提供180万吨防水材料，还主动支付5倍工资招揽施工人员。

医院的通信设施极为重要。华为、中兴等企业，与中国铁塔、中国联通等运营商密切协作，让相关医院踏上了5G信息高速。

当全国多地疫情控制取得明显成效后，如何加快复工复产，尽量减少疫情对中国经济的损失就成为了当务之急。

作为国之重器，国有企业积极作为，在加快复工复产，为下游企业提供充足的原料、能源、交通服务的同时，采取多种有效措施，为受到疫情冲击的相关企业尽量减少损失。

中建集团各子企业在确保疫情防控工作到位的基础上，全力推动在建项目安全有序复工，多措并举保障复工人员安全返岗。中国建筑潍莱高铁项目推出“春风行动”，组织“点对点、一站式”包车接农民工直达返程服务，解决了相关劳务公司的燃眉之急。

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等企业面向公众提供提供免费的“云平台”，为相关企业远程办公提供便利。招商局、华润、华侨城、保利、中建等企业旗下的写字楼、购物中心，均提出了租金减免计划，与遭受疫情冲击的广大商户风险共担。比如，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在自身旅游主业遭受严重冲击的情况下，仍然决定减少、免除一个月或缓收1-3个月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租金，经与各单位核实确认，全集团预计减免租金合计约1.35亿元。后续集团还将根据各项政策要求进行中小微企业的维持。中国移动共减免渠道合作伙伴房租租金1.13亿元。招商局集团招商蛇口已落实租金减免金额约1.3亿元。华润集团所属华润置地减免全国各商业项目商户租金约10.2亿元，惠及全国约14000个租户。中国石化一季度已减免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租金5165.86万元，预计二季度还将减免8735.55万元，上半年合计1.39亿元。

疫情期间，华侨城等企业在自身遭受明显冲击的同时，仍然为小微企业减免负担。图为顺德欢乐海岸PLUS恢复开业。

国家电网出台八项举措，坚决落实阶段性降低用电成本政策，减免电费约489亿元，支持大工业和一般工商业企业。南方电网提出，2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将为一般工商业和大工业企业减免电费106亿元。

国投创合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司局指导下，以问卷调查形式摸底被投企业，了解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企业复工复产、生产经营各环节受疫情影响情况，及国家支持政策落实进度，共覆盖1324家创新型企业，为加强上下游产销对接，推动产业链各环节协同复工复产提供一手数据。

同时，相关国企妥善处理与中小企业的法律纠纷，对于疫情影响导致的中小企业延迟交货、延迟支付等情况，及时主动加强沟通，依法依规通过采取延期履行、修改部分合同条款等方式，解决中小企业的困难和问题，最大限度的帮助企业减少损失。

“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要携起手来同舟共济，共渡难关。”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岗表示。（《国资报告》记者刘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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