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参考报：改革“加速度”推动国企高质量发展-品论天涯网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沿着市场化改革方向一路“加速度”前进，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国企制度，不断优化调整布局结构，完善内部约束激励机制，同时以混改为突破口，实现“国进民升”，为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有放有收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国企制度

“本厂各种精密、高效单轴自动车床专供钟表、仪器仪表、无线电原件、照相机、打火机、玩具等各种行业加工轴类零件时使用……承接国内外用户直接订货。”1979年6月25日，四川宁江机床厂刊登在媒体上的一条“别样”广告，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广泛争论。

彼时，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下，政府部门统一拨原料、下指标，国有企业是车间，产品统收统销。机电产品是生产资料，只能按国家计划指标分配。

1978年10月，四川率先在全国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宁江机床厂等6家不同行业的国有企业成为首批试点企业。几个月后，宁江机床厂通过打广告“以销定产、产销直接见面”，一个月的订货合同就是一年产量的两倍多，经济效益大幅度增长。

诸如此类的成效极大地鼓舞了改革者。1979年7月13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5个文件，以放权让利为重点的国有企业改革在全国拉开序幕。

推行经济责任制、两步“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资产经营责任制、租赁制……一系列举措突破了高度集中统一的传统国有企业管理模式，激发了企业的创造力。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开始蓬勃发展，国企开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渐渐力不从心，寻找一种更加深刻的制度变革成为时代的要求。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作为全国百家试点企业之一，原烟台合成革总厂改制为万华集团合成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原总裁丁建生清楚地记得，当时将企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组成人员上报批准，有关部门感言：任命过党务干部、行政干部，还从来没任命过董事和监事干部。

变化的不仅仅是名称，更重要的是内涵——是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仅让国有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更探索出一条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具体途径。到2000年，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80%以上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

2003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第一次在政府机构设置上实现了政府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与所有者职能的分离，明确了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确定了“国家所有、分级代表”“权力、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监管新体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密集出炉，成为新时代国企改革遵循的重要指导原则。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如今，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已经取得明显进展：中央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全面完成，有80多家央企建立了规范的董事会，企业市场化基础进一步筑牢；坚持授权与监管相结合、放活和管好相统一，《国务院国资委授权放权清单（2019年版）》正式公布，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迈出重要步伐，企业各层级活力全面激发。到目前为止，中央企业成立了19户国有资本投资公司，2户资本运营公司，全国有36家省级国资委改组组建了142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有进有退国有经济结构布局优化

伴随着国企制度改革的深化，国有经济结构和布局也在“进退”调整中不断优化，并不断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所有制结构主要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企业以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为主。1978年国有工业企业资产总额4488亿元，占全部工业企业资产总额的92%。值得注意的是，国企还承担着种类繁多的办社会职能，一个人从生到死所涉及的社会职能全有，从医院、幼儿园、学校、就业到火葬场。

“抓大放小”，党的十五大提出了这样的国企改革方向。收缩战线的战略调整，在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为“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和四个重点控制的领域，国有资本从164个竞争性行业中“坚决撤出”，更多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和领域集中，同时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减少包袱。

此后通过国有中小企业改革和中央企业重组，到2011年39个工业行业中有18个行业的国有企业总产值占比低于10%，中央企业数量从189家缩减至154家，进入世界500强的达到43家。

党的十八大以来，这种布局结构调整进一步加快。2016年5月18日，国务院对中央企业压减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目标是力争在3年内使多数中央企业管理层级控制在3至4级以内，法人层级10级以上（含10级）的企业减少3至5个层级，企业法人户数减少20%左右，打造精干高效管理机构。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指出，过去三年该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未能解决的国企“瘦身”难题。截至2019年5月31日，中央企业累计减少法人14023户，存量压减比例达26.9%，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与此同时，央企的重组整合也在推进。南北车、宝钢、武钢、中国远洋海运……随着今年7月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中丝集团有限公司实施重组，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央企变为96家。

国务院国资委提出，今年将加大结构调整力度，积极稳妥推进装备制造、船舶、化工等领域战略重组，持续推动电力、有色、钢铁、海工装备、环保等领域的专业化整合，扎实推进区域资源的整合。

虽然国企数量不断减少，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已低于40%，但质量不断提高，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保持主导地位。数据显示，1978年至2018年间，全国国有企业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分别实现年均增长11.9%和10.3%；2018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分别达到1978年的247.1倍和130倍。

国“进”民“升”混改成重要突破口

在坚持做强做优做大的同时，国有企业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加强产业链上下游合作等多种方式，支持带动民营企业等各类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在实践中不断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

事业合伙人，这是中电长城网际系统应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网际”）在混改中给出的答案。

网络攻防领域知名创业企业家贺卫东想实现个人的极客理想，而中国电子立志要成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产业国家队，最后的结果不是收编与利用，而是把央企的产业布局和职业经理人的专业能力有效结合起来，共同推进产业发展。

2012年7月，长城网际应运而生，中国电子引入了有关专业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贺卫东实际出资占股20.3%并出任总经理，其他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成立的有限合伙持股企业出资占股12.6%。

“从过去的实践来看，不是国进民退，而是国进民升。”贺卫东称。2015年长城网际营业收入突破1亿元，2016年首次实现盈利，2017年在军民融合网络安全关键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

这只是国企民企双向融合的一个缩影。国务院国资委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7年间，民营资本通过各种方式参与中央企业混改，投资金额超过1.1万亿元，省级国有企业引入非公有资本也超过5000亿元。目前三分之二的中央企业引进了各类社会资本，半数以上国有资本集中在公众化的上市公司，混改成为国企改革重要突破口。

作为第一家央企集团层面整体混改试点企业，2017年8月16日中国联通引入腾讯、百度、京东、阿里巴巴等14家战略投资伙伴，通过互联网化经营、瘦身健体、员工持股以及与互联网等合作伙伴一系列的创新经营，两年以来创新业务表现强劲，降本增效明显，盈利增速行业领先。同时，省级和专业子公司混改正加速落地，未来红利将进一步释放。

今年混改进一步扩围升级。5月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第四批混改试点名单，共有160家企业，资产总量超过2.5万亿元。其中，中央企业系统107家，地方企业53家。

据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透露，国资委将分层分类推进混改，其中积极推进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企混改，更重要的是以混改为契机打“组合拳”推综合性改革。

有增有减薪酬等激励机制完善

回顾过去的70年，国企一直都在寻求建立一种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是对计划体制下国有企业劳动、工资和人事制度的形象描述，其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干与不干”都一样，造成了大量冗员，使得管理者和劳动者缺乏积极性，企业缺乏生机与活力。

冲在改革最前沿的深圳蛇口区成了“吃螃蟹的人”。1979年，为了加快工程进展，此地的一家码头施工企业规定，工人每日工作定额为运送55车泥，完成定额每车奖励2分钱，超过定额的每车奖励4分钱。

这一制度激发了工人们的干劲，每人每天的装车量翻了近两番。不过却引起了一场巨大的争议，不久便被上级部门叫停。后来，事情惊动了中央领导，蛇口获准继续实行超产奖励办法，这拉开了分配制度改革的序幕。

在局部入手和推行后，1992年轰轰烈烈的“破三铁”活动在全国大规模展开，被称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经济经营机制改革的最后一战，意味着企业可以辞退工人、工作岗位将不再“世袭”，企业管理人员不再终身制，员工工资将根据效益和绩效浮动。

时任万华集团人事主管的栾新光第一时间带队学习，回来后在全厂试行全员合同制。1999年公司实现股份制改造后，又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先全员下岗，再竞聘上岗，强行淘汰15%的员工；技术成果按盈利比例提成奖励。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轮国企改革启动，内部三项制度的改革再次深化，要求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使得薪酬能增能减，人员能上能下，激发内部活力。“实践中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效，员工的积极性得到更好发挥，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率效益都有所改善。”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员刘兴国称。

“改革是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苟连杰深有体会，该公司通过推进绩效责任契约化、联量联效计酬为核心的机制改革，打破“大锅饭”，营造了“前有金山、后有老虎”的考核分配氛围，企业活力得到释放。截至今年8月31日，公司经营效益同比增长14.2%，下一步将继续推进“三项制度”改革，并积极探索中长期激励。

“中长期激励需要进一步加强。”翁杰明表示。对下一步的改革重点，他指出，对轻资产、科技含量高的企业，要大力推进科技类股权、分红权激励，包括骨干持股，如果是上市公司，可以运用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对资产比较重的企业，股权激励的方式不一定合适，可以探索超额利润分配等方式。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国有企业将继续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加速向世界一流的目标进发，改革不停步，不断为中国经济巨轮劈波斩浪提供强劲动力。（记者王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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