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要完善科技奖励、收入分配、成果赋权等激励制度，让更多优秀人才得到合理回报、释放创新活力。要持续整治滥发“帽子”、“牌子”之风，让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潜心钻研，切实减少为报项目、发论文、评奖励、争资源而分心伤神。
习近平总书记点出的这些科研人员的负担，在高校中确实相当严重。从校方角度上说，为了能够有效的评职称，就需要建立一些门槛值。其他报项目、发论文、评奖励等方面尤为重要。报项目，是为了争取更多的资金。有了项目就有了钱，没有项目就没有钱。在高校里，有项目有钱的教师就是有本事有能力的，所以在评职称方面，特别是在评正高职的职称方面是占有优势的。然而大多数教师并不都能具有这样的优势。所以即使他们的学术造诣再高，课讲得再好，也进不了正高职评审的门槛值。这就逼得教师们不得不四处寻找门路，去找项目，当然也就是去找钱了。有一位副教授，是研究民族史的。为了评正教授，托了各种关系和门路，最后在一个市的自来水公司找来一个项目，给了一些钱。虽然钱不算多，但好歹也算是争取到项目和资金了。他后来评正教授的门槛值就没有问题了。这事听起来是不是太可笑了。一个研究民族史的教师，你拿了人家的项目，拿了人家的钱，总得给人家一个研究成果吧? 你天天要搞教学，要搞研究，哪有时间和精力研究自来水公司里的什么课题。再说，他的专业与自来水什么关系都没有。他又能拿出什么样的研究成果来? 估计最后他是不是拿出研究成果，已经不重要了。自来水公司那边肯定是有熟人关系的，人家就是给他个面子，帮他一个忙，就没打算实指着他有什么研究成果。
还有的教师，为了跑项目，经常出差到外地，到处找关系，想办法。这一耽误就是好几天。可是他在学校里还要给学生上课。紧赶慢赶地回来，已经没有太多时间备课了。他就这么着上了讲台，除了照本宣科，他还能干什么? 这样的课学生一听就听得出来，老师没有认真备课。学生对这样的课，对这样的老师能满意吗?根本不可能啊。老师真的也愿意这么干事吗? 老师自己肯定也不愿意呀，没办法这不都是要找项目给逼得吗?
评职称，还要看获奖的成绩。要评奖，就需要填一大堆的表，让人不胜其烦。但上面就是有这个要求，你不填这一堆表，就等于放弃评奖。大家都申请评职称，人家手里拿过好几种奖，而你手里拿过的奖寥寥无几，人家评委一看，你自然就没戏了，不淘汰你还能淘汰谁? 所以奖要申报，表一定要填。填表还不能手填，都要在计算机上打印出来，怎么也要好看一点吧?人家都是机器打印得工工整整，唯独你是手填的倚里歪斜，评委一看，第一个要淘汰的必然就是你。
以上动作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搞形式主义。为什么要搞这一类的形式主义，因为这可以要管理部门省了不少事，但是给基层的教师增添了很多麻烦。这种管理既不是为教学服务，也不是为教师服务，是为管理部门的省事服务。这就叫形式主义害死人。
教师的肩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负担，一个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学校的各级管理部门自身的行政化问题非常严重。很多行政部门中的工作人员，本身并不是想着如何为教学服务，为教师服务。他们想的都是颠倒过来，得让一线教师为这些行政部门的工作提供方便。我需要什么样的表格，你就给我填写什么样的表格。我提的任何要求你们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和执行。如果不答应，就没有教师的好果子吃。这种问题在很多高校都是普遍存在的。这就是形式主义的主要由来。
高校的去行政化问题少说讲了也有二三十年不止了。但这个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教师们需要解决这类问题，但教师们说了不算。校长需要解决，但校长需要下属的各级部门来严格执行。而这些各级部门恰恰就是最热衷于搞行政化的，让他们自觉地去行政化，就等于让他们自己给自己肩上压担子，他们怎么可能乐于接受? 于是，这些问题就一年一年地拖了下来，问题年年讲，年年解决不了。
高校的教师们尽管面临如此繁重的负担，以及巨大的压力，还是有不少优秀的教师一门心思潜心教学与科研，也做出了不菲的成绩。然而毕竟，他们做不到心无旁鹜，所以他们就非常地累，非常地疲倦。很多人的健康就会出大问题。现在经常在网上看到一些优秀的中青年教师中年夭亡，令人非常痛心。谁能说在这些悲剧的背后，不是因为他们负担过重而心力交瘁所造成的呢? 而那些过重的负担又有多少是形式主义所带来的呢?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时间也是有限的。用在这些无用的方面，那么其他需要用力的方面就会使人过于劳累。于是，有的老师就通过放弃评职称这样的事，专门研究教学，搞好教学。他们的课讲得非常好，受到很多学生的欢迎。但是由于没有课题，没有经费，没有奖项。他们连评职称的门槛值也达不到。虽然他们的课讲得非常出色，但由于没有高级职称，他们的收入就远不如别人。可能其中有人对此并不在乎，但这种状态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真正激发教师们热心投入教学和学科研究的积极性。
在习近平总书记讲了这一番话之后，我们的教育管理部门，有没有考虑过如何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在高校中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来改变目前这种畸形的状况。我们的高校，有没有愿意主动站出来，向传统的错误做法挑战，自己率先走出一条能真正鼓励创新、养活减少教师负担，让教师能轻装前进的措施的路子来，似乎大家现在都在观望，谁也没打算带这个头。要坚决地去行政化，要坚决地去掉形式主义，目前这样的状态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改变过来，那些错误的东西什么时候能够及早得到纠正，我们现在没有人能真正知道。
当年，北京大学张维迎搞的什么“非升即走”的做法，起了一个非常坏的带头作用。这就是典型的用资本剥削工人的方法来对待高校教师的管理工作。这也是在高校中施行的资本主义管理的一种“泰罗制”。泰罗制在表面上看似乎能提高生产的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但在本质上却大大地增加了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仇恨。张维迎搞的这一套，居然在北大通过了，还实行了这么多年，确实是麻子敲门——坑人到家了。用这种凶残的办法来对待我们的教师，中国的大学还能算是社会主义的大学吗?
要做到让教师们心无旁鹜，潜心研究，需要给教师们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给教师们带上镣铐是不可能激发主动创造精神的，张维迎不懂这些，他是资本的奴仆，只懂得资本最惯用的那一套。而我们社会主义的大学靠这一套是绝对不可能取得更多创新行为与成果的。这套办法害死人，是在断社会主义前进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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