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南宁9月6日电(记者庞革平)记者在广西桂林市了解到，桂林正在投资1.6亿元，建设美国“飞虎队”抗日遗址公园中，争取2015年3月对公众开放。
抗日遗址公园位于广西桂林市临桂县秧塘机场指挥所旧址，这是美国“飞虎队”现存的唯一指挥所遗址。抗日遗址公园项目占地250亩，主要建设抗战纪念馆、抗战英雄纪念碑、抗战英雄浮雕墙、空军将士情景雕塑以及营房、指挥所等项目，同时还将兴建高科技航空航天体验区以及直升机空中旅游等项目。飞虎队纪念馆将利用现代声光电展览陈设技术，结合图片、文物、模型复制品等，还原飞虎队在桂林的抗日史实。遗址公园核心工程的“飞虎队”纪念馆已经落成，即将进入室内装修，文物、史料的摆放阶段。
据桂林市有关史料记载，1942年6月11日，美国陈纳德将军亲自率飞虎队的4架P-40E型和8架P-40B型“战鹰”式战斗机到达桂林，以桂林秧塘机场为前沿基地。1943年12月23日，美国第14航空队前沿指挥部由昆明移防桂林，指挥部和指挥所分别设在秧塘机场两座山的山洞里。从此，美国“飞虎队”桂林前沿基地的一切指令和战报都由这里发出。
桂林市临桂县旅游局介绍说，指挥所遗址的岩洞，由于年久失修，显得有些凌乱，但岩洞基本保持完好。我们将对指挥所只做清理、整修，不增加人为的建筑，以保持原貌。这个山洞就是以前美国“飞虎队”的一个指挥所，这个山洞就是整个指挥中心，当时的陈纳德将军就在这里坐镇指挥整个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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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真实的“飞虎队”和陈纳德——助美抗日和扶蒋反共
2012-05-08 来源：乌有之乡
引言
1941年飞虎队成立的二战大背景
1941年以前美国政府的助日侵华政策以及对日本的战略支援
1941年国民党抗日最缓和 飞虎队并非牺牲巨大战绩辉煌
“飞虎队”并非“不求回报，也无需奖励”的“国际主义战士”
十四航空队主要是“助美抗日” 而非美国政府支援中国抗战
陈纳德及其航空队在历史上“助美抗日，扶蒋反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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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5月7日，梁光烈访美会见二战时飞虎队老兵，称“飞虎队”与中国军民一道抗击日本侵略者，证明中美两国友好交往开始得很早，也有很多成功合作，而对于曾经帮助中国的美国人民，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曾有人在《中国青年报》撰文，感慨道：“很少听说正式组织过纪念‘飞虎队’以及牺牲在珠峰航线的美国空军英雄们的活动……我希望历史教育中涉及美国援华 内 容。记住，有那么多杰出的美国青年为中国而牺牲，绝不应该忘掉他们。我们民族素有‘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道德传统，我们应该做得更好。” 而飞虎队 的创建人陈纳德也因此被有些人誉为“中美人民的友好使者”，更有甚者称“美国拯救中国”。
然而，也有人搜集了大量史料，认为这段历史并非如此简单动人，而是有着复杂的战争背景。媒体在介绍飞虎队和陈纳德的时候普遍存在着夸张、美化、渲染的不实和误导性报道，背离了历史的真实。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全面看待陈纳德及“飞虎队”?史实帙卷浩繁，本文只综合众网友搜集的一些资料，提供更加丰富的历史细节，或许对了解陈纳德及飞虎队、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所裨益。
1941年飞虎队成立的二战大背景
1937年，应宋美龄之邀来华担任笕桥空军军官学校飞行教官。抗战开始的时候，中国空军名义上有500架飞机，但实际上真正具备空战能力的只有91架。为了让装备本来就比日军差得多的中国陆军不致在完全失去空中掩护的条件下作战，时任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向陈纳德提出组建一个外籍空军兵团的想法。
陈纳德接受了宋美龄的建议，在昆明市郊组建一所航校，并以美军标准尽快训练出一支全新的中国空军。陈纳德积极协助中国空军对日作战，并且亲自驾机投入战斗。 日本政府得知此情况，向美国政府施压，要求所有美国飞行员离开中国。美国政府竟然屈从于日本政府的压力，禁止陈纳德参加抗日战争，否则罚款3000美元，监禁3年，吊销美国护照……。陈的活动被迫转为非公开。
1939年10月， 在日本飞机对重庆的轰炸最疯狂的时候，蒋介石亲自召见陈纳德，提出要购买美国最新式的战斗机，并雇用美国飞行员来华参战。陈纳德为此专程回国，在政界、军 界进行游说，并私下替中国政府招募飞行员。但是，他的这些活动却一直受到美国政府的阻挠。陈纳德在美国游说了一年多，一无所获。直到1941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四年了，美日关系紧张起来了，日本要对美国开战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美国总统罗斯福才认识到，需要利用中国来帮他对付日本人。这才采纳陈纳德的建议，同意退役人员以志愿航空队的名义去中国协助抗日战争，以牵制日本。1941年7月10日，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行了一半了，第一批退役美军志愿人员由旧金山启程前往中国。他们的护照上，写着音乐家、学生、银行家和农民等五花八门的身份。第二批人员于同年11月来华。1941年8月1日，以陈纳德为首的，由252名士兵和2名护士组成第一支“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成立了。
1941年以前美国政府的助日侵华政策以及对日本的战略支援
中国抗日战争是二战抵抗德日侵略的重要战场之一。而中国抗击日本侵略，是属于“正义的一方”。但美国、英国与法国，对德、日在二战前侵略、扩军的纵容和支持，是二战爆发的重要原因，也是日本不断扩大侵华战争的重要原因。
日本在完成侵略中国准备，并中国正在进行土地革命战争时(日本大力宣传该战争存在“赤化危险”)，于1931年9月大举侵入我国东北。而美国对1931年 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是持纵容态度。美国有时在口头指责下日本，以欺骗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但却通过供应日本的战略物资来提供实际支持。 美国的对日绥靖计 划，是企图让我国东北变为日本进攻苏联的前进基地，最终进攻苏联，使苏日两败俱伤。另外通过日本占领东北，限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 战争向东北漫 延。
美国政府和美国资产阶级(尤其是美国军火公司的资本家)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纵容，表现在，“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的东北。美国不 但不谴责这一侵略行动，反而与日本密商谅解。1932年1月3日，日本侵占锦州，进逼中国关内。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照会中国和日本政府，对日本强占中 国东北的局面和足以损害美在华权益，违反‘门户开放’及中日间的任何协定、条约，美国均不予承认。但在次日，美国国务院又表示美无意干涉‘日本在满洲的合 法条约权利’。此即史汀生主义，其实质是企图以牺牲中国东北来维护美在华的权益。它是此后一个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
美国不仅继续纵容日本侵略扩张，向日本提供军火及装备，“美国并向日本军需工业大量投资，帮助日本建立起现代化的军事工业，美国福特公司提供日本现代化冶金技术，洛克菲勒财团帮助日本建立新式电气工业，梅隆财团帮助日本飞机制造业的进一步现代化”(黄绍湘《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9. 613)。
甚至当日本陆军在1936年提出应付未来对苏、对华战争的、耗资巨大的“六年作战准备计划”(1937—1942)， 美国认为这主要是针对苏联的战争准备计划，继续以给予日本贷款、供应战略物资形式，来为日本陆军扩军备战提供实际支持。日本摸透美英法意图，因此一边大喊 反苏反共，并采取包括袭击苏联边境等恶化苏日关系措施，以表示自已是美英法必须借用依靠的、能就近攻击苏联的主力军。
美国的助日亡华政策，始于1917年日美“石井蓝辛协定”，美国正式承认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中国所掠夺的果实。美帝国主义实际成全这一政策，是在 “九一八”事变以后的事情。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迅速沦为日本殖民地，美国更加积极协助日本在满洲 建立庞大的军事工业。在1939年以后，各国与伪满洲国的贸易除日本外，美国居于首位，美国甚至公然在沈阳成立总领事馆。美国先后扶助日本的军需财阀鲇川 义介在东北完成现代军事工业体系，美国福特公司与霍特森公司又供给鲇川义介的“满铁株式会社”现代化的冶金技术，使之成为当时的“日本钢铁工业之王”。 “满铁株式会社”在我国东北大肆搜刮人力和资源，其钢铁产量解决了日本的重工业相当大的需求。美国的梅隆公司和福特公司则供给日本中岛财阀的飞机制造业以 新式装备。从1932年6月至1937年6月这五年之间，在日本对外的军事贸易中，美国占了45%。到1937年夏天，日本奠定了军事工业的基础，这是日 本帝国主义敢于进一步发动全面灭亡中国之战争的最基本原因之一。
在1941年以前，美国一直通过对日出口航空汽油、钢铁、精密机床等战略物资，甚至提供氨炸药的配方，在事实上援助日本的侵华战争。据《陶行知日志》记 载：1937年，世界各国运往日本的战略物资，有54.4%是美国向日本出口的。陶行知在临别美国回国的演讲中悲愤填膺：“我回国参加抗战去了，如果有一 天我被日本炸弹炸死，请你们不要忘记，我身体里的54.4%是被你们美国炸死的!”
在1941年美国向日本宣战后，到1942年后才真正开始，而此时的美国援华，其目的也是为了“助美抗日”，而且美国给中国的还是高息贷款。
其实，即便是在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对日宣战后，在美国国内，军火商人不顾国内及盟国的反对，不顾美国政府禁运废钢铁的命令，仍然与日本法西斯暗中大做军火生意，由于美国商人不断予以帮助改良技术装备，1942年，日本“满铁株式会社”的钢产值，比1941年增加了30%。到1943年，美国摩根财阀还通过所谓的“中立国”阿根廷，供给日本美制的工作母机。当太平洋战争与1944年进入决战时期，美国深恐日本法西斯被击溃，竟秘密在阿根提、葡萄牙及在日本国内和日本黑龙会协商，阴谋妥协。
1941年国民党抗日最缓和 飞虎队并非牺牲巨大战绩辉煌
抗战时期，美国在中国的空中力量分为叁种：一是美国志愿航空队(亦称“飞虎队”)，一是第十四航空队，一是隶属于美国空运指挥部的喜马拉雅山运输线(亦称驼峰运输线)。 一些文章将该三种力量均以“飞虎队”称呼是不恰当的。
陈纳德原是美国空军上尉，因失意以听力发生障碍辞职，1937年受蒋介石聘用来华，为国民党训练飞行员。1941年春，陈纳德招募了一些美国退役飞行员成立美国志愿航空队(即“飞虎队”)。这是一个民间性组织。1942年3月，日军占领仰光，滇缅路中断，美国援华物资只得改为空运，即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亦称驼峰运输线)，运往中国昆明。当时的运输能力每月只有1500吨，而志愿航空队向日军投掷1吨炸弹，就需运18吨物资维持，这种状况使志愿航空队难以为继。美国派驻中 国的陆海空叁军总指挥官、兼任蒋介石参谋长的史迪威决定，解散这个志愿航空队，另组美国战斗机大队(亦称第二十叁驱逐大队)。3月初陈纳德辞职，7月初志 愿航空队人员正式编入美国空军，入列第十航空队。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国家有突出贡献的历史学专家张宏志称，美国志愿航空队存在的时间不足一年。 美国志愿航空队存在的1941年，是中国抗战八年历史中国民党战场最沉寂的一年。这一年日本对国民党的总方针是“不和不战”。因为日本军阀深知，日美一经 开战，国民党投降日本的可能便不复存在，所以与国民党讲“和”是不会有结果的。但“不和不战”，总比军事压迫更为有利，至少可以使国民党的300余个师不 打日本，以便日本腾出更多兵力去打八路军、新四军。出于这样的考虑，1941年日军对国民党只有两次较大的军事行动：5月的中条山战役;12月为了配合攻 占香港发动的长沙战役。此时，日本为准备世界战争而储备空军力量，在中国大陆仅有第一飞行团，实际用于作战的飞机只有115架。也就是说，这一年，日本对 国民党无论陆军或空军都没有大的动作，而蒋介石则利用这一时机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围歼了新四军军部和第叁支队9000余人，史称“皖南事变”。
因此，有文章说“飞虎队”牺牲了240余人，并有多少多少战绩事实上是不实的，在1941年，“飞虎队”不可能会有这么重大的牺牲。如果真有这么重大的牺牲，为什么历史学家不出来说话?
退一步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反侵略的各国是相互支援的。无论大国、小国，强国、弱国，谁对谁都不是救世主。有人把中国的一句成语“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用于表达中国对美国等国的感情，这是不恰当的。二战中，反法西斯各国谁对谁都不是“施恩”，中国付出3200万人的牺牲对美国等国家就是支援。
“飞虎队”并非“不求回报，也无需奖励”的“国际主义战士”
余杰曾写过《曾经为我们而战斗的美国士兵》，在这篇文章中他是这样吹捧飞虎队的：“几 代中国人都不知道什么是飞虎队，不知道曾经有成千上万的美国志愿者来到中国，支援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这些美国士兵之所以到中国来，是向一个古老 的文明表达敬意，也是向一群不屈不挠的人民表达敬意。他们不求回报，他们也无需奖励，他们只是觉得中国人应该和美国人一样享有自由、尊严和幸福的生活。”然而，这极富肉麻的渲染究竟有多少历史事实呢?
美国退役人员组成的志愿航空队，中国花了大量金钱，光是工资一项，就花了300万美元，而且，他们每“击落”一架敌机，中国政府还要赏给500美元。陈纳德成立飞虎队时与国府订了有关个人酬劳的合同，和作生意的合同文本丝毫没有两样。按照合同规定，陈纳德年薪是12000美元。这笔钱在当年的实际价值是多少难以评估，当年国军现役的寇蒂斯鹰式飞机每架也是12000美元。飞行员的月薪为600美元，中队指挥官为750美元，每打下一架敌机奖金为500美金，每年30天带薪休假，旅费报销。
因 此，美国志愿航空队与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更像是雇佣关系，并非不求回报无需奖励为了助中国抗日来到战场。当然，客观上，飞虎队的一些美国人民的确对中国 人民抗日起到了作用，这一层面上即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共同抵抗日本法西斯的情谊是需要记住的，但不是陈纳德以及飞虎队，更不是美国政府身上的光环。
十四航空队主要是“助美抗日” 而非美国政府支援中国抗战
1942年2月以后，美国志愿航空队解散了，但计划中的美国战斗机大队(第二十叁驱逐大队)却始终未能建成。说到这里，不能不转过头来说说史迪威。1942年5月， 在中国远征军入缅问题上，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矛盾因史迪威改革国民党军队的建议而激化。史迪威曾接连两次提出书面建议，揭露国民党入缅部队里有许多长官 贪污腐败。史迪威指出，他们克扣军饷，走私成风。实际上，国民党军队进入缅境后，腊戊即刻成了黑市，布匹、化妆品、食物、烟酒，整车整车地运回物资奇缺的 昆明，倒手就牟取暴利10至20倍。那个因全军逃散而导致全战役失败的第66军，军长张畛和两个师长刘维龙、马维骥每人贪污至少有4万美金。而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吃了200两黄金的贿赂后，庇护他们过了关。
对史迪威的建议，蒋夫人宋美龄回答：“史迪威将军所倡议的激烈措施不能采用”，“头不能割下来，否则就不会有什么东西留下来了”。于是，史迪威不但是白建议，蒋介石对他的畏惧与厌恶也由此产生。
此时，在中国的盟军对如何处理中国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史迪威和马歇尔认为，要使中国在支援美国太平洋作战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关键在于改革中国陆军，加强它的战斗力;蒋介石和陈纳德则提出，要加强中国的战斗力，关键在于建立一支空军。陈纳德更保证：只要他拥有105架战斗机、30架中型轰炸机、 20架重型轰炸机，便可击败日本。
1942年12月，蒋介石再次致函罗斯福，表示他对陈纳德的支持。很明显，蒋介石要启用陈纳德与史迪威相抗争。
1943年2月19日，罗斯福明白地表示支持蒋介石，并通知史迪威，组建独立(不受史迪威指挥)的第十四航空队，由陈纳德指挥，还说这个航空队可以充实到500架飞机。
从1943年3月开始，美国空运指挥部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运往中国昆明的物资，每月为4000吨，其中1500吨优先用来装备第十四航空队。
4月10日，蒋介石致函罗斯福，请求召见陈纳德。马歇尔则在同时致函罗斯福，指出，召见陈纳德，而不理会史迪威，这将是一个严重错误。于是，罗斯福同时召见了陈纳德和史迪威。
陈纳德向罗斯福保证，倘若我能每月获得1万吨物资供应，我的飞机将会击沉并严重损毁日本100万吨以上的船只(当时日本海军舰只有110万吨)。
罗斯福给陈纳德指示了两个目标：第一、第十四航空队移驻中国，在那里击毁相当数量之敌机，使其全部空军力量丧失战斗力;第二、袭击日军沿华南海岸的海上航路，在夏季和秋季至少击沉敌人船舶50万吨。罗斯福并规定，第十四航空队受自己直接指挥，对美国政府负责。
不难看出，第十四航空队就其战略任务、指挥系统和供应而言，是美国派驻中国大陆并受总统直接指挥的空军部队。其有支援中国抗战的一面，但主导方面是服从美国的战略利益，故此不能说第十四航空队是美国政府为支援中国抗战而派出的。
1942年5月，日美珊瑚海海战和6月中途岛海战，遏止了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进攻。随后，日美两军展开了逐岛争夺战，至1944年1月，美军取得马绍尔群岛的胜利，开始了战略进攻。这18个月，是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艰苦奋战的时期。
在这时期，美国从其太平洋战场的战略利益出发，对华政策的主导方面，是提高与加强国民党方面的战斗力，使中国抗战成为美国太平洋战场的一翼。
蒋 介石看到这一点，不停地和罗斯福讨价还价。他和宋子文不只一次地向罗斯福表示，如果中国空军力量得不到加强，日本将溯江直抵重庆，这种形势一旦出现，中国 则将屈服，而这正是罗斯福所担心的。应该说，罗斯福对蒋介石排斥史迪威、推崇陈纳德的计谋是清楚的，但从美国的根本利益──战后控制中国、蒋介石是最合适 的人选出发，又不得不听从蒋介石的意见。
罗斯福决定，除预定援助国民党的30个陆军师装备外，再组建一支实力可观的空军，并接受蒋介石建议，将这支空军交由陈纳德指挥。
1943年 秋，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已经走过了艰难的历程，只要对日军再作若干次打击，即可从根本上改变形势，美军便可转取战略进攻。在这样的形势下，史迪威从美国的战 略利益出发，希望中国向日军发动攻势，以使中国大陆的日军不能转用于太平洋战场，好让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攻势得以顺利发展。
1943年9月16日，史迪威向蒋介石建议，调动西北兵力和共产党军队向华北日军举行攻势，并提议从积存的武器中拨一些给共产党军队。
但在蒋介石看来，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困窘，已使其无力顾及中国大陆，这样的机会使他可以放手去打共产党。史迪威此时提出让共产党军队进攻日军的建议和计划，毋宁说是在同他的反共部署唱反调，因此使他老大的不高兴。10月间，罗斯福的特使萨姆维尔来到重庆会见了蒋介石，蒋介石向萨姆维尔表示，他想立即撤换史迪威。
在此前后，蒋介石发动了第叁次反共高潮。胡宗南的河防大军调转枪口涌向陕甘宁边区外围。1944年4月，太平洋战场的美军已转入全面进攻，日军战线像雪崩一样塌下来，10万日军被截留在西南太平洋。为接应这部日军，为在中国大陆准备与美军决战的战场，也为捣毁美国设在中国大陆的空军基地，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不料，国民党军队竟然还是不堪一击。4月18日─5月25日，国民党军在37天内接连丢弃郑州、许昌、洛阳等中原重镇及38座城池。蒋介石频频向美国告急，要求加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迫切要求向第十四航空队输送补给物资至少每月1万吨;并要求美国将为B-29(飞机)储存在成都的战略物资──全部汽油、零件和飞机立即转交给第十四航空队……
马歇尔十分担心中国的局势。7月1日，他写信给史迪威，要求史迪威提出坦率的意见：由他来指挥中国军队能否扭转局势。史迪威的答复是肯定的。
7月4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致罗斯福的备忘录也要求蒋介石委任史迪威将军指挥所有在中国的中美军队。
7月6日， 罗斯福致电蒋介石，电文由费里斯将军当面递交。电文称：“我想我完全理解你对于史迪威将军的心情，但我想他现在已经清楚地显示了他的目光远大的判断，他组 织、训练，尤其重要的是，使用你的中国部队于作战的技能。我不知除他以外还有谁有能力、力量和决心来抵消现时威胁中国的灾难，并(执行)我们征服日本的总 计划。我提升史迪威为上将，我建议你迫切考虑将他从缅甸召回，直接隶属于你来指挥一切中美部队，并授予他协调和指挥作战行动以扭转敌人进攻之势的全部责任 和权力。我感到中国的局势如此危急，以致如不立即实行激剧的和适当的补救，我们的共同事业将遭受严重挫折。
“我真诚相信你不会因我的坦白言词而生气，我向你保证，就我而言我无意于在涉及中国的事情上向你发号施令;但亚洲的未来以及美国在此区域内所付出的巨大努力都处于危险中。因此我有理由在这件事情上表示深切的关心。
“请记住，在意大利、法国和太平洋都清楚地表明单凭空军不能阻止有决心的敌人……如果你同意如我现在所提议的给予史迪威这样一个任命，我推荐萨尔丹将军、一位优秀的军官、史迪威的副手，在史迪威指导之下来指挥在缅甸的中美部队。”
7月8日，蒋介石回复罗斯福，原则上同意罗斯福所作的安排，但实际上还是想寻找借口赶走史迪威。故而，蒋介石同时又要求派一个全权代表来重庆协商具体办法并调停与史迪威的关系。
7月15日，罗斯福答应，准备物色一个这样的人去中国。
7月22日，蒋介石在与何应钦密谋之后，电孔祥熙转罗斯福，其要点有叁：史迪威的职权、名称、统属关系须先议定;中国有支配租借法案物资的权力;共产党军队的装备与调用，此当另待规定。
8月7日，罗斯福将派遣赫尔利为私人代表去中国的决定通知蒋介石。9月6日，赫尔利到达重庆。
这时，国民党军队在湖南一败涂地。日军在5月27日发起湖南战役后，未经大的战斗即于6月18日占领长沙;26日，直捣衡阳城下，国民党衡阳守军于8月8日投降。日军乘势向湘桂边界推进，呈兵进桂林之势。在这种情势下，一些在华美国军政人员对中国局势非常担心，希望美国政府迅速作出决定，调动并供应共产党军队，以挽救局势。
8月29日，谢伟思从延安(1944年7月 下旬，美军观察组到延安，谢伟思是观察组收集政治方面情况的负责人)写给史迪威的报告中，极力主张拟定一个计划，用租借法案物资来装备共产党军队，并说： “向共产党军队提供供应品显然有很大的实际困难，但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作出开始这种合作的决定将涉及军事和政策的问题。首先，肯定会遭到国民党强烈和 顽固的反对。我们必须决定我们援助共产党所能指望得到的收获是否有理由克服──或不顾──国民党反对。”
8月31日和9月4日，美国陆军部提出将租借法案物资给予中国陆军，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史迪威对马歇尔说：“如果允许蒋介石及其一伙控制(租借法案)供应物资，你知道谁将得到供应，你也知道谁将得不到供应。我们总得想办法将武器交给共产党，他们是要打仗的。”
9月23日，史迪威拟定以下提议准备递交蒋介石：要求派他去延安，并向共产党提供5个师的装备和军火，同时给予大炮支援，使这些共产党的军队始终保持充实的实力。
史迪威还要求将赫尔利将军所建议的命令公布，以解决指挥权问题(指9月12日至16日，赫尔利、史迪威与蒋介石会谈时，赫尔利起草了任命史迪威为中华民国地面和空中部队野战司令官的建议命令)。
9月24日，当赫尔利将史迪威的建议提交给蒋介石时，蒋介石作出最后决定，不接受美国政府关于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的决定。
10月2日， 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宣布拒绝任命史迪威为中国的野战司令官，并称他将任命另一个美国人担任此职，随后蒋介石将一份备忘录交给了赫尔利，颠倒黑 白地攻击史迪威。备忘录里竟把缅甸作战计划的改变(原计划收复全缅甸，后改为攻占缅甸北部)说成是史迪威的过失;甚至将国民党军队在河南、湖南的失败也归 咎于史迪威。
赫尔利将这份备忘录加上了他自己的结论，说史迪威和蒋介石根本上是互不相容的。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如果总统在目前的争执中支持史迪威，他将失去蒋介石，可能也失去中国。
赫尔利将蒋介石的备忘录和他自己的意见一并送给了罗斯福。
10月18日，罗斯福对蒋介石作出回答：“你的1944年10月9日的电报已由赫尔利将军转送给我。我现在下令立即将史迪威将军召回。”
罗斯福立场和态度的突然转变，乍一看起来似乎难以理解，其实这是必然的结局。日美战争爆发前，美国对中国抗战没有任何支援。不仅如此，中国抗战以来，美国的资本家还借此美美发了一笔横财：1939年，美国向日本输出的军火材料及其它物资达4.9956亿日圆;1940年则增加至6. 4185亿日圆，增加将近3成。日美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包括两个方面：战时，从美国对日作战的战略利益出发，支持中国抗战;战后，为美国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控制中国。这两个方面又都要依靠国民党政府来实现。当国民党军队1944年豫湘桂战役大溃败，并且这种败局将对美军太平洋作战带来不良影响的情势下，美国军界人士主张依靠共产党军队以挽救局势，罗斯福曾一度接受了这种意见。但当这种意见遭到蒋介石集团的强烈反对而使罗斯福意识到这种对立不利于战后控制中国时，就彻底向蒋介石让步了。
对共产党，罗斯福的立场是鲜明的。他派赫尔利来华时，曾明确指出：“武装的共产党人的目的既然是推翻中华民国政府，那末美国要支持中华民国，又要去武装一支一心要摧毁中华民国的力量，那是毫无益处的。”
陈纳德及其航空队在历史上“助美抗日，扶蒋反共”的地位
再来看一看陈纳德。前面我们已经说过，陈纳德应蒋介石之聘为国民党训练空军和1941年 春组织美国志愿航空队支援中国抗战。这是民间行为，体现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应该受到中国人民的尊敬。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但同时另外一个历史事实我 们也不能忽视，这就是：当蒋介石和史迪威发生冲突后，陈纳德借助蒋介石的力量一步登天，当上了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准将(后晋升为少将)司令官。所以，尽管第 十四航空队是受罗斯福直接指挥、对美国政府负责的，但陈纳德却甘心依附于蒋介石，遵从蒋介石的意志。1943年夏秋，蒋介石对日避战苟安，准备发动第叁次反共高潮时，陈纳德也不积极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使得罗斯福下达的作战任务落空。
前边已经介绍过，罗斯福曾要求陈纳德在1943年夏秋间击沉日军船只50万吨;并使日本在中国的空军全军丧失战斗力。按当时双方力量的对比，完成这一任务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当时日本在中国大陆空军的参战飞机只有115架，陈纳德航空队占有绝对优势，但陈纳德基本上没有采取任何动作。
1944年，是国民党政府在八年抗战中最荒唐、最耻辱的一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后，又于1945年春发动了赣南、粤北战役和老河口战役。陈纳德的航空队随着国民党军队的大溃退而大搬家，先后遗弃了长沙、衡阳、桂林、柳州、赣州、遂川、南雄、老河口等8个基地30余个机场，战斗力受到严重损伤。
就此现象，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国家有突出贡献的历史学专家张宏志剖析，蒋介石要求美国政府给予陈列纳德的物资供应每月至少1万吨并不是为了打日本，而是为战后反共储备物资。在蒋介石看来，陈纳德是他进行反共的一支重要力量，故而舍不得拿出去与日本拼。
张宏志说，陈纳德航空队在抗日中真正发挥作用是1945年春，这时美军已逼临日本本土，迅速摧毁日军在中国大陆的抵抗力，是美国对日作战的根本利益，陈纳德必须服从这个战略要求。所以，第十四航空队也开始有了重大牺牲。
综观这一段历史，人们不难看出，是蒋介石把陈纳德扶上政治舞台的，陈纳德也由此成了蒋介石的心腹，是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的有力支持者，是美国政府“扶蒋反共”政策的军事后盾。于是，抗日战争时期，第十四航空队是美国在中国的驻军，抗战胜利后则成了美国政府设在中国(国民党统治区)的军事基地。
对这样一段历史，张宏志说出了这样一串数字：从1945年8月日本投降到1946年6月全国内战爆发，10个月的时间，陈纳德航空队和美国海军把54万国民党军队运送到了内战前线，帮助国民党军抢夺了百余座城市，运送了数十亿美元的物资。
张宏志说，1946年8月3日， 国民党政府与陈纳德签署协定，设立陈纳德航空公司，担负国民党政府对东北、华北、华中各战场空军人员军用物资供应的任务，还帮助国民党训练了大批飞行人 员，组建了空军部队。全面内战爆发后，陈纳德空军更是直接参战，并在技术、战术上对国民党空军进行指导，还拍摄了全部中国地图。
抗战胜利后的陈纳德航空队 集体轮奸中国妇女的景明大楼事件
景 明大楼在汉口鄱阳街四十九号，原来是英商景明洋行，美国空军有个临时招待所就在这里。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住在景明大楼五楼的美孚公司汉口分公司大班 利富，伙同美国空军军官乔治林肯把先后在天星歌厅和江汉歌厅搞乐队的菲律宾人赛拉芬找去，决定由赛拉芬负责在利富住处组织一场舞会，除乐队外并要他代邀中 国妇女参加一是伴舞，二是伴宿，不许中国男人参加。
赛 拉芬领命后，立即跟菲侨克劳兹和他的中国姘妇章月明等商量，决定由自己和克劳兹组织乐队，章月明出面邀约中国妇女。章月明找到江汉歌厅茶房头佬杨玉麟，通 过杨的关系，找江汉歌厅歌女莎莉等，并通过她们四出找人。后来章又找到江汉歌厅茶房刘宝山，要他找人伴舞。刘则找到失业舞女曹秀英，要她动员中国妇女去参 加舞会，并许以厚利。曹见有利可图，当然十分热心。她不仅邀约了同屋的张太太、杨太太等，还与赛拉芬的中国姘妇谭碧珍一起，找来了刘太、罗太太等10余人，连曹秀英的女儿也参加了。当然除赛拉芬、利富、乔治肯等数人外，其他人都以为只是伴伴舞，根本不知还要伴宿的事。
舞会共有30多人参加，其中有达官巨贾的太太和如夫人，也有不少名门闺秀。其中年龄最大的是32岁的曹秀英，而年龄最小的则是曹的15岁的女儿。这些参加舞会的中国妇女，除极少数是职业舞女外，多数则是前来赶时髦参加"社交"活动的，也有的是为过舞瘾而来的。
8月7日晚7时许，参加舞会的人均已齐集景明大楼5楼，除舞伴全系中国妇女外，20多名"男宾"则全部都是外国人，其中以美军(包括“飞虎队”的成员)最多。美国人还有美孚公司汉口分公司职员陆惠人、佛兰克、史塔司博以及美国侨民李棋、卡尔顿、格鲁、卡来尔等。英国人有江汉关水上视察赫达生等。利富和乔治林肯是这场舞会的主人。
八 月七日是星期六正是西方的所谓周末，主谋者按照预定部署先将集合在一元路坤厚里十八号菲籍乐师克劳兹家的乐队人员接走。天黑后再派汽车把预先约定的一部分 中国妇女从三教街美宣琦西餐馆接到景明大楼。九时半利富的仆役刘忠泉将电梯上锁舞会旋即开始，在阵阵加紧的乐曲中，人多舞急，酒气缭绕烟雾弥漫。洋人们丑 态渐露有的强吻女伴有的掐腰摸身，一个美军军官竟将女伴当众搂起随即按倒在地将其内衣短裤扯破。此时电灯熄灭乐队人员溜走，妇女呼叫之声不绝。
正 是兽行疯狂的八月七日深夜十二时许，侥幸逃出虎口的歌女巧巧找到未及逃出的莎莉家里，同莎莉的母亲一道将经历的情况告知汉口市保安警察总队分队长方向。请 方向转报鄱阳街管段的汉口市警察六分局，再由该局局长苏天纯请示市警察局长任建鹏后派分局巡官马步云带了警察前去侦察。等到马步云等到达景明大楼时遭遇洋 人阻拦不准上楼，又是几番请示联系侦查人员才准上到五楼。这时已是八日凌晨三时许了，现场上仅剩下利富和乔治林肯二人强作镇定始终不吐实情。只说是一场舞 会已经结束，而他们那副兽性刚过的神情以及地上和沙发上的衣裤他们不未及收捡整理。
警察什么也不敢说，只有怏怏而归。8日上午，《中国晚报》记者杨钰通过关系了解到一些情况。在找汉口市警察局长任建鹏而遭到拒绝后，杨钰便在当日的《中国晚报》上把这桩丑闻捅了出来。
这不是简单的强奸，而是大规模有预谋有准备的轮奸，有的妇女竟被轮奸达三次。
惨案发生后，国民党当局尽力封锁消息，以顾全所谓"国家名誉"和"盟邦友谊"。人民的呼声，舆论的压力，迫使国民党当局不能保持沉默了。但他们惟恐事态扩大，"影响中美邦交"，一面派人向新闻界疏通，要记者们"顾全大局";一面传讯章月明、杨玉麟、刘宝山、曹秀英、章继英等5人，要他们承担罪责。除美国人利富和菲籍侨民赛拉芬早在此事公开揭露时逃往香港外，其他参与此事的美军军官和美英籍侨民们一直逍遥法外。
1949年4月1日，国民党汉口市地方法院将章月明等5人各处有期徒刑，罪名是"妨害风化、意图营利"，让他们做了洋人的替罪羊。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受害的很多是国民党军官的家属。据《大连日报》1948年10月30日报道，其中还包括当时武汉市参议会的议长市议长张弥川的二太太和某行政首长的如夫人，以及住在巴公房子的高太太、宋太太、张太太等。
事情远不是那么简单就结束了，因为国民党政府后来竟然将被强奸的妇女中的几个闹的凶的抓来判刑，理由是引诱勾引盟军从事淫乱活动。
其实，景明大楼事件只是飞虎队在中国罪行的冰山一角。他们的队员在驻地投机倒把、强买强卖、奸淫妇女的劣迹比比皆是。有些队员因此染上性病而不能出战。这些飞虎队的队员，其实多是一些兵痞。用一个美国官员的话说，“把那些混蛋给陈纳德吧。”
1941年以后，在中国领土上打日本的飞虎队(即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他们自己和老百姓习惯上仍然称他们为飞虎队)，完全是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服务的。是中国军民长期帮助了飞虎队(特别是冒着生命危险拯救被击落的飞虎队的飞行员，陈纳德为此向朱德总司令写感谢信;还有几十万人为他们修机场……。)
抗战胜利后的陈纳德航空队：助蒋内战的军用运输队
抗 战胜利后，蒋介石开始了内战，飞虎队(即陈纳德在抗战胜利后组建的“民用航空公司”。他们自己还是把这个航空公司称着飞虎队，里面的多数飞行员都是原飞虎 队的飞行员)成为蒋介石打内战的工具!他们和美国海军把几十万“国军”从大后方紧急运送到内战前线，抢占了许多大中城市!而且，为蒋介石空运武器弹药和其 他战争物资到被解放军包围的“国军”，以解蒋介石军队的燃眉之急，为蒋军输血打气。当美国海军运往东北的国民党军队被围困时，民用航空公司进行了合计每天50航次的巨大的空中运输，曾创造了在24小时内运进东北包围圈21.9万吨军用和民用物资的纪录。陈纳德的新的“飞虎队”，成为蒋介石军队联勤部不折不扣的军用运输队。
仅太原战场，陈纳德的“民用航空公司”向被解放军包围的阎锡山的守军运送大批作战物资：从8月到10月间，民用航空公司向太原空运了10万枚山炮弹、2500万发子弹、500支卡宾枪、20万颗手榴弹、5吨炸药、50余部无线电发报机、20余部报话两用机及其他一些通讯器材和药品，包括美国制造的化学炮弹和凝固汽油弹。大大增强了阎锡山的抵抗力量，增加了我军相当大的伤亡。
陈 纳德甚至企图用他的“民用航空公司”的美国飞行员直接向围困太原的解放军丢凝固汽油弹，消灭我围城的解放军，解救太原蒋军!只是美国政府深知，中国的内政 大局已定，无论美国如何支持蒋介石，都不可能改变蒋介石灭亡的结果。所以没有同意陈纳德的疯狂计划，陈纳德的阴谋才胎死腹中。
助美抵抗新中国 陈纳德破坏“两航”起义
1949年11月9日，已经迁至香港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宣布起义，回归祖国，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当日清晨，这两家航空公司的总经理刘敬宜、陈卓林率领12架飞机离港北飞，投向人民怀抱。同时，“两航”留港人员组成职工委员会，宣布忠于北京，并接管在香港的“两航”所有财产。“两航”起义的消息震动了海峡两岸。
“两航”起义后，在香港及美国均有资产，其中停放在香港启德机场的飞机有：“中航”的DC-4型运输机5架，C-46型运输机18架，DC-3型运输机7架，PBY客机1架，共31架。“央航”有CO-NVAIRS-240型运输机5架，C-46型运输机18架，DC-3型运输机17架，共40架。“两航”合计71架飞机。
陈纳德对与飞机有关的事情具有特别敏感的嗅觉。他马上想到，如果他是共产党，那么第一件事就是把还停留在香港机场上的71架飞机运回大陆，改装成轰炸机，对台湾发动空袭，这将立即置在台湾立足未稳的国民党政权于死地。他还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说，人民解放军正在训练伞兵，他认为这批飞机可以帮助人民解放军，轻而易举地登上台湾岛，占领国民党的最后一个据点。在陈纳德看来，这71架飞机对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实在是生死存亡的大事。他决定帮助蒋介石，尽一切可能阻止这批飞机落入共产党之手。
第二天，魏劳尔携带着与陈纳德连夜商定的计划，匆匆赶往台湾，与国民党当局商量对策。魏劳尔直接向蒋介石和盘托出了营救71架飞机的办法。他说明陈纳德打算由民用航空公司出面，向国民党政府买下“中航”和“央航”的产权，然后由民用航空公司收回在启德机场上的71架飞机。蒋介石对陈纳德在他危难之机主动援手相助，十分感激，一口答应采用他们提出的办法。
12月12日，陈纳德、魏劳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合同，以475万美元的期票，换取了“两航”产权。
随后，陈纳德以“两航”产业为基础成立了在美国航空署注册的民用航空有限股份公司。这样，实际上已归属于新中国的那71架飞机，就在这笔并不合法的交易中一变而为一家所谓的美国公司的财产。陈纳德指望以美国公司面目出现，能顺利地夺取这批飞机。
对于陈纳德、魏劳尔企图非法侵占“两航”留港财产事，新中国中央政府迅速表明自己的严正立场。12月3日，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如下：
中 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为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有，受中央人民政府民航局直接管辖。“两航”公司留在香港的资财，只有我中央人民政府和我中央 人民政府所委托的人员有权处理，决不容许任何人以任何手段侵略、移动或损坏。我中央人民政府的此项神圣的产权，应受到香港政府的尊重。如“两航”留港资财 有被非法侵略、移动或损坏事情，则香港政府必须负完全责任，并将引起相应的后果。
然 而，美国国务院这一次却全力支持陈纳德，他们也反对让新中国拥有“两航”的这批飞机。根据国务院一位负责官员的说法，尽一切可能阻止共产党获得这批飞机， 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美国国务院为陈纳德一路开放绿灯，民用航空公司在登记注册这件颇费时日的事上，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麻烦。
陈纳德的新公司成立了，围绕着停在启德机场上71架飞机的权益之争也拉开了序幕。魏劳尔在和蒋介石谈妥购买“两航”飞机产权返回香港后，立即带领民用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和机械师来到启德机场，拆下了“两航”飞机的轮胎，并扬言要用卡车堵住机场跑道，阻止这批飞机起飞。启德机场的气氛顿趋紧张。
11月17日，香港总督葛量洪作出了息事宁人的决定，宣布在中英签署航空协定之前“两航”飞机不得飞往大陆，同时也命令民用航空公司人员离开启德机场。尽管陈纳德和魏劳尔曾设法使香港法院颁布了一道禁令，不准“两航”职工留守启德机场，守卫并拆除有“争议”的71架飞机，但是香港当局并没有认真实施这一禁令。当时英国政府已准备承认新中国，自然不愿为此而恶化双方关系，因此，“两航”的飞机一直控制在“两航”职工之手，而陈纳德的部属却无法接近他们声称已经买下的飞机。
陈纳德只得去华盛顿搬救兵，希望能利用美英间的特殊关系去影响英国和香港当局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于是，战时美国战略服务处负责人、如今成为科科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威廉•多诺万于12月 中旬代表民用航空公司专程前往伦敦活动。多诺万告诉英国外交部官员：美国人已经买下了“两航”的产权，并且打算用这批飞机在亚洲大陆的边缘地区建立一条连 接新加坡至东京的航线，这条航线对于阻止共产主义在远东的蔓延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他直言不讳地要求英国当局能使香港法院尽快在法律上作出有利于美国和英国 根本利益的裁决。陪同多诺万前往英国外交部的美国国务院代表霍尔姆斯也表达了美国政府对于“两航”产权的严重关注，希望英国政府采取一切措施，预防“两 航”飞机落入共产党之手。
经过长达三年的诉讼，陈纳德终于依靠美国政府的威势，在英国法庭上“打赢”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
陈纳德航空队炸沉国民党海军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
“重庆号”是国民党海军中最大最强的主力战舰，被视为“王牌”军舰，不仅军政要员登舰参观，连蒋介石都在舰上召开高级将领会议。
1949年2月，国民党当局准备将“重庆”舰开进长江，妄图配合海军第二舰队阻挡人民解放军渡江。在此期间，舰上的士兵已经秘密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和准备， 并于2月25日子夜发动了起义。当士兵解放委员会的代表、起义领导人之一的王颐帧 (“重庆”舰一等兵、军号:4568)请邓兆祥舰长领航开船，把军舰开往解放区时，由于邓已经有了一定的进步思想基础和应变的思想准备，便毅然登上驾驶 台，下令开航，亲自指挥航行。经过25个小时的航行，于2月26日晨，安全抵达山东解放区烟台港外海，“重庆”舰起义成功。
自3月14日至19日，国民党空军派飞机探知重庆号停泊在葫芦岛，便对“重庆号”进行轮番轰炸，3月19日国民党的B29轰炸机的一颗重磅炸弹炸中了军舰右舷侧部。造成多人伤亡。为避免再遭轰炸，“重庆号”巡洋舰不得不于3月20日夜间放水自沉。
3月24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电慰问邓兆祥舰长和全体官兵。电文如下：
邓兆祥舰长并传全体官兵：
热烈庆祝你们的英勇的起义。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的空军虽然炸毁了“重庆号”， 但是这只能增加你们的起义光辉，只能增加全中国爱国人民、爱国的海军人员和国民党陆、海、空人员的爱国分子的憎恨，使他们更加明了你们所走的道路乃是爱国 的国民党军事人员所应当走的唯一道路。你们的起义，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人美帝国主义已经日暮途穷。他们可以炸毁一艘“重庆号”，但是他们不能阻止更多的军舰将要随着你们而来，更多的军舰、飞机和陆军部队将要起义站在人民解放军方面。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的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而你们就将是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祝你们努力!
毛泽东
朱德
1949年3月24日
另外，全国解放前夕，陈纳德航空队帮国民党从大陆朝台湾运走了93万两黄金……
附文：
不该被遗忘的苏联“飞虎队”——揭秘苏联援华抗日航空志愿队
田加刚 李娟 国际先驱导报
他们金发碧眼，他们讲俄语，他们比陈纳德的“飞虎队”更早地来到中国，他们为保卫中国与日本人浴血长空，他们中有二百多人永远留在了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他们不被大多数中国人所知……为了忘却的纪念，我们为您揭开苏联航空志愿队援华作战那段尘封数十年 的历史那些为中国献身的苏联英雄
一个闷热的日子，一位老人，一段尘封多年的历史
“国家只提供这一间房，很多活动都是拿自己的工资来搞的”。作为俄罗斯老战士委员会中国组负责人，伊万诺夫不大的办公室到处堆着书籍或纸张。简陋的房间连个电风扇都没有，几个小时采访下来，我的衬衫已经背后湿透。
穿着长袖衬衫打着领带的老人却并没有注意到难熬的天气，他兀自为听说再过几天就是中国抗战胜利58周年而兴奋着。82岁的老人，说起六十多年前苏联空军援华抗日的往事，宛如目见。“蒋廷黻的一纸谏言让蒋介石注意到苏联这个潜在的盟友……”
墙上挂的大幅地图，无言地说明着主人的经历——1937-1941苏联航空志愿队作战图。地图上的主体，在我看来再熟悉不过了，那是一张硕大的中国地图。
一根粗粗的红线从苏联直指中国境内的兰州，66年前，苏联空军志愿队就是沿着这条线来到中国。当时，国民党的空军已经打光了。
1937年，日本已自行生产了1500多架军用飞机，包括多种型号的轰炸机、战斗机以及侦察机。相比之下，羸弱的中国空军经过几个月的战斗，到了11月初，剩下的飞机不到36架。只能用“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组装一些飞机。
眼看中国空军将全军覆没，国民党政府开始寻求外援。当时太平洋战争还未爆发，美国无心介入，蒋介石只能将目光投向苏联。早在1934年，蒋介石就派蒋廷黻秘密访苏。“七·七事变”前，蒋廷黻曾专门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批评蒋介石的对苏政策，认为不应同时与苏、日两个邻国为敌，建议联苏抗日。但蒋介石始终对美英调停抱有幻想，没有最后定夺。直到走头无路，南京政府才下了最后决心——8月20日，蒋介石电令已时任驻苏大使的蒋廷黻，要他迅速接洽苏联政府，急购200架驱逐机和100架轰炸机。第二天，《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苏联对中国抗战正面战场的援助正式展开。
苏联不仅派来飞机，还有人。战斗机驾驶员安东·古边科就是其中之一。
1938年5月30日，9架日本轰炸机出现在汉口机场上空，苏军立即起飞迎敌。随着两架日机冒着浓浓黑烟栽向地面，又来了近百架日机试图掩护剩下的轰炸机返航。但逃跑途中仍有14架日机被击落。苏军飞机只损失了2架。
打 扫战场时大家忽然发现少了安东·古边科。正当四处搜寻时，远处的地平线上忽然出现了一个小黑点，那是安东的飞机。当它在一片欢呼声中摇摇晃晃地降落后，战 友们惊奇地发现机身正前端好像少了一块东西，显然是由于飞机撞击造成的。奇迹般地，安东从容走出机舱，脱下尚未打开的降落伞，绕着飞机巡视了一周，然后才 讲述他死里逃生的经历。
原来日军来袭时，安东匆忙驾起一架飞机，但升空后发现，机上仅有一架机枪。击落一架飞机后，当他准备继续射击另一架敌机时，才发现子弹已经全部用完了。
固 执的安东不愿意就这么白白地放走敌人。“撞也要把他撞下来……我紧紧地跟着这个日本人，然后瞅准时机用转动着的螺旋桨砍打它的机翼。”在一声巨大的金属撞 击声后，日机一边机翼飞了出去，机身立刻侧翻、栽向地面。安东飞机的螺旋桨也严重变形。不过他发现飞机居然还能勉强滑翔，于是放弃了弃机的打算。 就这 样，安东硬是“飘”回了基地。
不久，日本飞行员的尸体在一个小湖旁被发现。年轻的苏联人就这样完成了第一次撞机的尝试，他因此被授予了“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在整个苏军援华期间，只有14人获得过这样的荣耀。
像安东·古边科这样来华参战的苏联小伙子还有1090人，包括多名经历过西班牙战火洗礼的作战英雄。1937年11月底首批飞行员到中国后，就直接投入了南京的战斗，直到12月12日被迫飞离南京。尽管日军数倍于己，他们却总是主动出击。南京的不屈不挠，奠定了他们未来4年战斗的基调。
在 那张硕大的“远征图”上，标着无数个轰炸、空战地点，南京、徐州、南昌、武汉、广州、兰州、甚至西部边陲昆仑关，志愿队出现在几乎所有的正面战场。尽管他 们骁勇善战，但在地面战起决定性作用的时代，空中的胜利很难扭转大局。随着战略重镇不断被攻陷，且战且退成了苏联飞行员的宿命，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兰 州、从南昌到重庆……
但苏联人是不认命的，他们确实有这样的资本。当时在中国作战的伊-15、伊-16，是苏军的一线装备，伊-15比较灵活，便于水平作战，被苏联人称做 “黄莺”。伊-16则因速度快、便于垂直作战和追击，而被叫做“燕子”。“黄莺”和“燕子”高低搭配，往往以少胜多，为中国空军掌握1937-1940年间的战场制空权做出了很大贡献。还有一种被苏联人称为“喀秋莎”的CB轰炸机，速度比同时代的日本九六式战斗机还要快。
装备和勇气，成就了苏联飞行员的一次壮举
1938 年2月23日，苏联红军节，志愿队决定长途奔袭日本在台空军基地。当时台湾是日本空军的一个主要基地，松山机场上停着大批战机。指挥官留恰哥夫决定派出两批轰炸机队：一队是驻在南昌的中苏混合编队轰炸机队，12架飞机;另一队是驻汉口由波留宁率领的的苏联空军志愿队轰炸机队，28架飞机。
当天早晨，两队分别出发。由于领航员计算偏差，南昌起飞的机队没能到达台湾。波留宁大队由于航程远，不得不用5500米高空直线飞行来节省燃料。从汉口到台北，飞行员们一直忍受着高空缺氧的折磨。
到达台北时，云层中出现“天窗”，苏军迅速钻出云层投弹，机场陷入火海。日本人根本没料到竟有人能够袭击台湾，毫无戒备，战斗机和高射炮都成了“哑巴”。
此次轰炸，苏军共投掷了280枚炸弹，炸毁敌机12架，营房10栋，机库3座，还焚毁了可供3年使用的航空燃油及其它装备，松山机场完全瘫痪，一个多月不能使用。
第二天晚上，宋美龄以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名义设宴为全体参战人员庆功。她在祝酒辞中说，这次袭击已经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日本当局已将台湾行政长官罢免，并将松山基地司令官撤职，交法庭审判。
“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
在异乡作战，最大的不便源于文化和语言的隔膜。苏联航空志愿队来华作战初期，曾发生过跳伞的飞行员被当地的民众误认作日本人而加以围殴的事件。为了避免类似的误会，国民党政府为他们制作了蓝色的袖章，上写“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
1938年初，波雷宁的飞机在一次战斗返航中出现故障，不得不降落在一片芦苇里。全体机组人员看着这片陌生的地区，忧心忡忡。
不久，300多个中国人小心翼翼地朝他们走来。波雷宁赶紧用手指着绣在他制服上的蓝布条，这些中国人端详了一会儿，突然都露出了笑容。
语言不通，机组人员就通过画图指导村民们把重达7吨的飞机从沼泽地里拖了出来，中国人硬是用人力把飞机移到江边，抬上一条小火轮，一位老船长痛快地答应把飞机运到汉口。
随后，几位“洋人”被安排到一个小餐馆吃了顿安逸的便餐，有蒸肉、花生米和各种陌生的蔬菜。饭后在一个安静的村舍里美美地睡了一觉。他们这才知道身在芜湖，事后回忆里，这里更像是一个战时疗养所。
护送他们去汉口的中国小伙子带足了面饼，还特意带上了茶水。性格开朗的他一路上时而做着手势讲故事，时而用口哨吹出动听的中国民歌。两天后，飞行员们安全回到了汉口基地。不久，飞机也运回了。
听 着这段往事，我的目光无意中落到老人身后那幅“中苏人民友谊万古长青”的条幅上，忽然另有一番感触，不禁插话询问。原来书者任栋梁的父亲任辅臣曾在苏联国 内战争时期率领中国团与白军英勇战斗，最终壮烈牺牲。五年前，伊万诺夫还曾陪同他祭拜了父亲的墓地。卫国战争前，苏联人到中国来帮助抗日;卫国战争后，中 国人远赴他乡帮助抗德——除了“中苏人民友谊万古长青”，我一时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话来表达这一份感动。
一次，几个苏联飞行员乘坐一辆敞篷汽车行驶在汉口大街上，一群女大学生发现了他们，其中一个女生突然大声呼喊：“塔瓦里希!”(俄语同志的意思——编者按)，苏联飞行员也大声回答：“塔瓦里希!”“塔瓦里希”走了
在充分领教了苏制飞机的优越性能后，日本人有针对性地研制出新一代的零式战斗机，几次较量后，空战的主动权再一次向日军偏移。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由于国内吃紧，苏联对华军事援助规模逐步缩小，苏联空军志愿队也陆续回国。至10月，苏联对华物资和人员援助基本停止。“塔瓦里希”们就这样告别了中国。
从1937年到1941年，苏联总共派遣3665人参加中国抗战，包括1091名飞行员。他们带来的飞机，据不完全统计，共有1250架，其中包括561只“黄莺”和“燕子”，222架轰炸机(大部分为“喀秋莎”)，以及100架教练机。
四年中，日军损失飞机986架，战舰100多艘，包括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巡洋舰，日军王牌飞行员中的“四大天王”三位被击落。当然，志愿队也献出了211条生命。
“塔瓦里希”虽然走了，但飞行员留下的所有军事设备中方已能完全掌握，并能继续给日军造成一定威慑。不过，制空形势已大不如前，直到陈纳德率领“飞虎队”来华，当然，那都已经是后话了。
伊万诺夫老人似乎对我拿苏联空军志愿队和美国飞虎队相提并论颇不以为然。现在他们的“俱乐部”里已经没有苏联空军志愿队的成员了，老人说，三个月前，最后一位援华飞行员费多罗夫去世了。
一路走好，“塔瓦里希”。
采访手记：让历史的见证者不被忘记
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校园橱窗里曾举办过一次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图片展，我第一次了解到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的事迹。尽管展览只简单介绍了1937年11月底侵华日军进攻南京，苏联志愿军率先起飞迎敌，9名飞行员不幸阵亡，但这寥寥几笔却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多年以来，我一直希望能了解到更多关于苏联志愿空军的历史，但却很少见到相关的报道和宣传，相比之下，美国陈纳德将军和“飞虎队”的事迹却屡屡见诸报端，在中国几乎已经是家喻户晓。我常想：同样都是帮助中国人民打击日本侵略者，为什么苏联志愿飞行队却受此“冷遇”呢?
众 所周知，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两国关系曾经处于一种不正常的敌对状态，而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和真挚的感情也因此受到过长时间的扭曲，许多两国间友 好交往的历史也被尘封。陈纳德援华抗日“飞虎队”的事迹是在中美建交后才开始走热。可见，国家之间的交往程度对历史长河中的史实揭秘影响巨大。
南 京孙中山纪念馆范方镇副研究员曾专门研究过苏联航空志愿队，他认为，在中国曾立下赫赫战功的苏联空军志愿队，不如陈纳德“飞虎队”那么有名，有以下一些具 体原因：一是苏联空军援华战斗时，苏联并未与日本正式宣战，所有志愿队处于保密状态，对外称“中国空军正义之剑大队”;二是他们的战绩主要在1938年取得，1939年后他们的飞机老化，战斗减少。1940年日本造出性能极强的零式战斗机后，为减少无谓牺牲，苏联飞机就很少再投入战斗。三是苏联军方频繁更换空军志愿队的领导人，也使志愿队缺少陈纳德那样一直在华作战的著名人物。
去年夏天我曾随团访问加加林宇航中心，在一间陈列室里我意外地发现了一组介绍1937年到1941年 间苏联志愿空军援华抗战的图片及文字说明，这再次唤起了我探寻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的好奇心。迫切的心情促使我开始搜集有关资料和采访当事人。然而，资料的 查找困难很大;当事人大多已不在人世。就在三个月前，我听说最后一位在世的苏联航空志愿队成员病危的消息，马上联络，但被病人的家属婉言谢绝。当时的心 情，用扼腕叹息来形容可能也不为过，要是早一点该多好!
在采访的冲动与挫折交替中，我忽然感觉，我应该肩负起让历史的见证者不被历史忘记的使命。
虽 然无缘采访到苏联援华抗日志愿飞行员，但记者在专访俄中友好协会第一副会长伊万诺夫时却意外地获得了大量有关这支苏联援华“飞虎队”的珍贵资料，这使我们 有幸完成了此稿，也了却了多年来的一桩心愿。 伊万诺夫告诉我，他和他的老战友们曾参观过中国境内的苏联飞行员墓地。当看到自己战友的墓地在经历了中国文 革浩劫后仍然保存完好，老战士们一个个热泪盈眶。这份弥足珍贵的友情即使在几十年后，依然没有褪色。也许正是因此感动，我才会自觉背负起这一使命。
1938年苏联空军空袭台北 光荣不属于陈纳德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不同历史阶段，不论是北伐战争，还是抗日战争，甚至解放战争，苏联空军都曾出兵援助过中国。更鲜为人知的是，“斯大林雄鹰”——苏军飞行员曾空袭台湾岛和日本。
苏联空军参加中国北伐
早在1923年3月，苏联就向孙中山提供了200万墨西哥银元的经济援助，并支援了武器，派遣了政治和军事顾问。
1923年夏，苏联第一批5人顾问组来到广州。孙中山对他们下达的主要任务是：“按苏联模式组建军队，建立北伐桥头堡。”不久，苏联内战英雄、“红旗勋章”和一级“红星勋章”的获得者帕维尔·帕夫洛夫(化名戈沃罗夫)，出任驻中国总军事顾问。
到1924年夏，已有25位苏联军事顾问来到中国。而到1927年3月，人数增至37人。与此同时，苏联向中国增加了武器和给养供应。从1924年10月到1927年6月，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苏联向中国总共支援了价值约为1600万卢布的物资。通常，这些物资都是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运到中国，苏联的军事专家、教官和空军飞行员也是随船而来的。
当时，国民党虽已建立了自己的“空军”，但只有四架飞机和两架德国1916年造的水上飞机。
苏联飞行员、领航员和机械师与飞机同期抵达后，立即积极投入了战斗。因作战英勇，1926年-1927年在中国作战的全体苏联飞行员，被苏联授予“红旗勋章”。
1924年7月18日，驻中国的总军事顾问帕维尔·帕夫洛夫在横渡东江时不幸溺水身亡。于是另一位苏联内战中的英雄瓦西里·布柳赫尔(化名佐伊·加林，即加伦)，继任总军事顾问。布柳赫尔指挥了国民革命军几次最大的军事行动，如两次东征和两次北伐，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故，蒋介石执掌了大权。1927年4月12日，他在上海发动政变，孙中山的支持者受到排挤。当年6月，武汉国民政府在汉口举行欢迎北伐军从河南班师回鄂的宴会上，在酒杯中投毒，企图加害苏联军事总顾问布柳赫尔，结果苏联顾问佐托夫误饮身亡。在投毒事件发生后，苏联便把布柳赫尔及苏联人员从中国撤走。
值得一提的是，为支持国民党在华北地区对军阀作战，苏联在1925年-1927年派出过约60人的军事顾问团，其中有三名志愿飞行员。在天津对军阀的战役中，飞行员们还获得过国民党的银樽奖。
西安事变后，苏联恢复了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苏联的红军战士再度前往中国，参与抗日战争。
仅1937年-1942年，蒋介石军队就从苏联得到了总额为1.225亿美元的武器装备。苏联向中国提供了897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并带有备用的发动机、设备、备件和航空炸弹。在中国参战的约4000名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中，差不多三分之二是空军，共有211位苏联军人牺牲在中国。在抗战期间，苏联空军飞行员的功绩尤为显赫，其中14人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有六人在空战中击落过5架以上的日本飞机。
但最有意思的或许是，在抗日战争中，苏联轰炸机曾经突袭台湾机场。
轰炸台北
到1938年前，中国空军已有近100架飞机。但日本却拥有十倍的空中优势，其中最大的一个日本空军基地位于台湾台北市附近。
1938年初，苏联从中国提供的侦察情报得知，大量日本新飞机正在那里集结。于是，苏联空军总军事顾问雷恰戈夫与政委雷托夫和空军武官日加列夫(后来的苏联空军司令)一起，制定了一个大胆的空袭计划：从一个半月前刚进入中国的波雷宁上校的31架高速轰炸机中，抽调出12架，去突袭轰炸台湾的日军机场。
他们把轰炸时间定在了1938年2月23日，以庆祝苏联红军建军20周年。由于台湾远离大陆，日本人觉得很安全，防御松懈。但同样因为航程远，苏联战斗机无法对轰炸机实施掩护。
在预定空袭的那天，天气对飞行并不利，台湾地区上空阴云密布。
波雷宁回忆道：“1938年2月23日，飞行员们没有象节日一样睡会儿懒觉，而是起得很早。大家要再次仔细察看飞机，检查油料是否加满，炸弹挂牢没有，确认飞行路线和轰炸目标。这时，雷恰戈夫一声令下，轰炸机群腾空而起。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此次飞行线路保密十分严格，没有一位中国人知道。清晨，我们到达波光粼粼的台湾海峡上空。我们没有氧气器具，所以都感到呼吸急促。但又不能飞得太低，因为损失高度就意味着缩短航程。”
轰炸机群领航员布鲁斯科夫也回忆说：“去台湾岛是我在中国的第七次飞行。起初天气很好，我们准确地沿预定路线飞行，高度5500米。当飞到台湾海峡上空时，我们下降到4100米高度，然后继续飞向目标。当接近台湾岛时，可以看见海岛东部云雾笼罩，山峰从云端高耸而出。我开始准备数据，以便按预定时间实施轰炸。突然，浓密的云层形成一扇窗口，目标显露出来。远处的大城市台北清晰可见，其北三公里处有座飞机场。我们准确地朝着目标飞去……”
轰炸机组很幸运，透过云层的缝隙，他们找到了日本空军基地。他们清楚地看见，停机坪上成群排列着集结的飞机，飞机后面是巨大的绿色机库和容器。否则，如果看不清目标，且不知下面云层有多厚，飞行员们就得冒更大的风险，突破云层向下俯冲，或者进行盲目轰炸。但无论如何，这都会使轰炸效果极差。
机群指挥官波雷宁说：“我们觉得，日本人好象把我们的飞机当成了自己人：高射炮鸦雀无声，空中见不到一架敌人的战斗机。我们按预定计划展开队形，开始不慌不忙地瞄准轰炸。轰炸机把炸弹都倾泻到停机坪上的日本飞机和飞机库上，机场上顿时浓烟弥漫。然后，对没炸毁的飞机和高炮，我们继续用机关炮进行扫射。另外，我们还对一座港口设施和军事运输船实施了轰炸。”
把炸弹投完、子弹打光之后，苏联高速轰炸机群开始返航，并毫发无损地降落在南昌机场。为庆贺苏联飞行员胜利凯旋，苏联和中国指挥部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宴。
波雷宁回忆，突袭成功的第二天，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中国各家早报纷纷报告了一则轰动新闻：“在一名外国飞行员指挥下，年轻的中国空军突袭了位于台湾岛的日本空军基地。”虽然报纸并未提及外国飞行员的姓名，但大家都认为这是美国飞行员陈纳德，因为当时他手下有一个外国志愿飞行队。
后据侦察，苏联飞机在台北空军基地炸毁了40架日本飞机及其 3年的燃料储备，还击沉或炸伤了几艘船只，并毁坏了飞机库和港口设施。1938年11月1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下令，授予波雷宁上校“苏联英雄”称号。
针对苏联空军对台湾的轰炸，1938年4月4日，日本通过驻莫斯科大使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利特维诺夫发出照会，抗议苏联向中国提供军援。但苏联向日本外交官解释说，苏联的行动完全符合国际法。
为了回应日本人的抗议照会，在稍后的1938年5月20日，苏联空军飞行员完成了一次更为大胆的冒险行动。苏联轰炸机群从南京机场起飞，飞到了日本本土九州岛上空。在一系列日本城市上空，包括佐世保、长崎和福冈，“斯大林雄鹰”不仅进行了投弹轰炸，还抛洒了成千上万张和平反战传单。因为此前在日本上空从未出现过敌机，这使日本当局感到极大震动和极度恐慌。可能正是出于这个原因，1938年7月15日，日本在苏联滨海地区哈桑湖挑起了武装冲突，意在对苏联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进行报复。
1938年7月1日，在与国民党立法院院长、孙中山的儿子孙科会谈后，斯大林又签署了两个协议，决定向蒋介石再提供5000万美元贷款，以购买苏联武器装备。
斯大林拒绝介入台湾问题
1949年，新疆国民党驻军通电起义。为尽快稳定西北局势，解放军必须迅速进抵新疆。但兰州距乌鲁木齐差不多两千公里，而西北野战军缺少必要的交通工具。尽管毛泽东答应西北野战军，从华北和华东抽调3个汽车团，计536辆汽车，但这仍需要时间，且也不够用。所以，只有寄希望于苏联的帮助了。
9月26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同苏方交涉，准备用30至50架飞机空运。斯大林最后答应了中共的请求，由中方租用苏联45架飞机飞往酒泉机场，实施空运。苏联派来的飞机是里-2型飞机，这种活塞式运输机最大航程2650公里，最大商务载重3.05吨，载客14至21人。
第一批入疆部队是王震的第1兵团第2军和第6军，共7万人。空运入疆的是第6军军部直属机关和下属第17师(炮兵除外)，自1949年11月4日开始空运，共运1033架次，官兵12446人，以及大量武器装备。这次空运在中国军队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中苏军事关系史上也是惟一的。
1949年夏末秋初，在中共军队的猛烈打击下，蒋介石残部借助美国空军和海军的掩护，撤退到台湾岛。
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与斯大林在莫斯科举行了秘密会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向苏联领导人提出：帮助解放军“打破对上海的封锁，并夺取台湾”;用6个月到1年时间，由苏联培训1000名中国飞行员和300名机械师;向解放军出售100-200架歼击机，40-80架轰炸机;帮助中国建立自己的海军。这时，解放军已制定攻台战役计划，毛泽东把行动时间定在1950年下半年。但斯大林在这问题上十分谨慎，担心会对美国干涉中国事务授以口实，便对这一问题采取回避策略。
1949年12月16日，在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台湾问题被第二次提出。为解放台湾，毛泽东要求斯大林提供各种军事援助。在介绍1950年的攻台计划时，毛泽东认为，发动国民党部队起义，再加岛内民众里应外合，攻陷台湾指日可待。中国领导人请求苏联，“派遣志愿飞行队或秘密部队加速攻占台湾”。但斯大林再次避而不答，并声称：“援助可以，但必须考虑援助形式……至于机关工作人员和教官，我们随时可以给。其余的我们得考虑考虑。”
过后，斯大林向毛泽东建议，把收编的原国民党空降团组成敢死队，并派回台湾，让他们在台湾组织武装起义。当然，毛泽东对这类建议并不满意，并坚持要苏联帮助建立中国海军。对此，斯大林表态说：“中国海军干部也可以在旅顺口培训。你们出人，我们出军舰。已经学成的中国海军干部回国时，可以把这些军舰开回去。”
中国后又派总理周恩来前往苏联，第三次试图打破僵局。1950年2月4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刘亚楼和中国驻苏武官陪同下，在莫斯科与苏联布尔加宁和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会谈时，周恩来请求苏联军事领导人组织攻台战役。对中国贵宾的请求，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布尔加宁极为清楚回答说：“至于台湾，我们不能研究你们的计划，也不能说出我们的意见。我们不能直接参与这一行动。我们曾经而且现在，都在指责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我们不想自己也遭受指责。如果我们直接参与作战，那么等于直接干涉中国内政，这对我们不利。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派遣教官，并提供物资装备。”
周恩来仍坚持说：“苏联不能直接参加作战，但可以从苏联军队和人民民主国家找到志愿者嘛。”中国显然知道，在1948-1949年的第一次阿以战争中，在新诞生的犹太国军队中就有这种事。布尔加宁元帅反驳道：“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可能。我们可以向空军和海军学校派遣教官，为你们培训干部，并调拨一些物资装备。从人民民主国家招募志愿者也是不行的。我认为，这会被人用来反对上述国家和中国，并惹得美国人加强对台军援。应该加速培训中国干部。”
苏联空军入驻大上海
新中国刚成立时，蒋介石虽已退缩到台湾，但其空军和海军仍很强大，经常对广州、福州、杭州、南京等东南沿海城市，特别是上海的军事和经济目标进行狂轰滥炸。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2月就空袭大陆26次，其中1950年2月6日对上海的空袭最严重。当天，国民党空军出动B-25轰炸机和P-51、P-38战斗机共17架，轰炸和扫射上海，造成解放军和老百姓死伤1400多人，民房毁坏2000多间，杨树浦电厂也遭严重破坏。
当时，解放军只有接收、缴获和起义的国民党飞机113架可以升空，其中还包括运输机、通讯机和教练机，就作战能力来说，只能勉强保卫北京。所以，在接到上海市长陈毅的紧急报告后，刘少奇立即致电正在莫斯科谈判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请求苏联给予帮助。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订。就中国政府的请求，根据苏联部长会议的决定，一批苏联军人紧急赶赴中国。1950年3月13日，苏联混合航空兵集团进驻华东的上海、徐州等地机场，协助中国进行空防。
这支苏军部队由帕维尔·巴季茨基中将率领，苏军人员总数超过4000人。其中有苏军第106歼击航空兵师，它下辖118架各类战机：第29团的米格-15歼击机，第351团的拉-11歼击机，第829混成团的图-2轰炸机和伊尔-10强击机，航空运输队的里-2运输机。另外，苏军还派出了第52高炮师，以及一系列其它保障部队。如有一个探照灯团和一个雷达营，共有雷达12部，探照灯72部。
从3月20日到5月11日，徐州基地的苏联米格-15共4次起飞迎敌，共击落国民党4架轰炸机和3架战斗机，一举解除了国民党对上海的空中威胁。不久，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也大批来到中国，其人数急剧升至3600人。从1950年5月16日到18日，苏军司令部对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解放舟山群岛提供了协助。
1950年5月21日，在苏联空军和解放军侦察情报的基础上，苏军上海防空司令部参谋长维索茨基上校把一份详细的台湾地图送回了莫斯科，图上标有可能的登陆地点和舰艇靠近台湾的路线。在获得这一重要信息后，苏军总参谋部马上对“中国军队在台湾登陆”战役进行了推演。苏军总参谋长什捷缅科大将与中国空军司令刘亚楼会谈时，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另据苏联空军第351飞行团技师博罗夫科夫回忆，为帮助攻打台湾，他所在部队当时进行了积极准备，收罗了各种漂浮工具。然而，1950年 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中国政府已来不及实施攻台计划。
参考资料：
澄清飞虎队的历史真相 http://www.xici.net/d34289274.htm
一个完整的飞虎队http://bbs.tiexue.net/post_4476619_1.html
二战爆发前后美国对日本侵华的纵容支持http://bbs.tiexue.net/post2_2996502_1.html
《金陵十三钗》难掩美国援助日本侵华的历史http://bbs.tiexue.net/post2_5693649_1.html
国际先驱导报：被遗忘的苏联“飞虎队”
http://hi.baidu.com/12111457/blog/item/a1bc18a838f895bbca130c6a.html
这些光荣不属陈纳德 38年苏联空军空袭台北和日本
http://group.tiexue.net/mayiwo/post_4088756.html
历史上的今天：重庆号巡洋舰举行起义
http://mil.news.sina.com.cn/2005-02-25/0930268699.html
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始末 http://history.huanqiu.com/china/2010-11/12234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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