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基层治理良好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不出事，社会和谐有序，各种问题都可以内部解决，不给上级添麻烦，没有影响基本和谐稳定局面的恶性事件发生。基层治理不好的主要表现就是社会内部矛盾难以解决，各种矛盾出村出乡，甚至到了省会北京。
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消灭矛盾，也就可能出事故。据说发生一起事故，往往有几十个潜在的隐患，只有真正清除了事故隐患，才能做到不出事。有些事故是可以预防的，因为事故隐患是显而易见的；有些事故则很难预防，因为这些事故的隐患藏得很深，一般很难发现，且有些事故只是很小概率事件，防不胜防，如果所有可能发生事故的隐患都要消除，追求绝对安全，社会治理成本就会极高，最后也就防不下去了；还有一些事故，正是通过事故的发生才形成了新的平衡，教育了所有人，从而本身成为防止事故的内在机制。因此，无论如何防范，基层治理中总还是会有事故发生。指望十四亿人口的国家，基层治理不出任何事故，愿望是好的，就是不科学。非得追求不能出事，结果就是社会成本无比高。
一个地方经常出事故，其出事故的频次远高于其他地方，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个地方情况复杂，利益量大，为争夺利益而频繁发生冲突，冲突中出现了恶性事件。比如有一个时期，城郊征地拆迁经常发生冲突，因为征地拆迁利益巨大，巨大利益的博弈，斗智斗勇，很容易就搞出恶性事件来。一度征地拆迁成为全国农民上访和恶性事件的高发领域；第二，地方领导和基层干部本身的工作能力、工作方法和工作态度有问题，玩忽职守，延误时机，小事拖成大事，频频出事故。
对于因为干部能力或作风问题出的事故，就需要处理干部。处理干部往往有两个原因：一是干部工作没有做好，出了事故当然要负责任，二是出了事故必须有人担责，无论干部工作作风与能力如何，也无论事故与干部具体工作有多大关系，总得有人来负责，因此就引咎辞职，以应对社会舆论和上级要求。
足以让地方领导干部辞职或撤职的事故必然是大事故，大事故的一个特点是发生频度很低，全国每年也发生不了几件。这类事故发生了，根本就不会等到第二件再发生，就得有人担责，就有人受处分，甚至降职撤职。只发生一次的大事故，很难说是玩忽职守还是真正小概率事件，很可能是小概率事件却受到了处理。也就是说，当前基层治理中其实是不能出事的，一出事就麻烦了。
不能出事，就要防范，问题是常规事件可以防范，小概率事件则是防不胜防的，且往往越是怕鬼越是见鬼，不防时啥事都没有，一旦要绝对不出事，各种事故都产生了：既然地方和基层干部怕出事，就有人以此来要挟谋好处，一个人可以谋得好处，所有人就都要谋这个好处，结果就是人人都变成钉子户，基层治理难以维系，出事故就成为了大概率事件。
基层治理得好自然是不出事，但所谓不出事，并不包括有些无法控制的极小概率事件，因为这些事件本身是防不胜防的。若上级只是规定基层不准出事，结果就可能是社会治理成本极高，事故更加频出。不能出事是要求是愿望，不出事是善治的自然而然的结果。不出事是指具体的基层不出事，但小概率事件总是有的，因此全国就总还会有基层出事。如果对出事故的基层不分清红皂白进行严厉处分，无疑就是告诉其他没有出事的基层干部，随时都可能有无妄之灾轮到自己头上，他们整天提心吊胆，战战兢兢，这样的心态来面对点多面广不规范的基层治理事件，必然不可持久且必然会出事。只是一旦出事就要想方设法捂住，捂不住了，小事就变成大事。
二、
2021年10月北京昌平宏福苑出现新冠疫情，处理结果下来，没有人撤职降职，相关责任人只是受到通报批评、诫勉问责等轻处分，可以说是友情操作。相对之前国内几乎凡是发生疫情，或一定要将主要领导撤职，甚至有的地方领导刚上任几个月就因为同样发生疫情传播而撤了职，搞得官心惶惶，地方政府和基层治理容易宁左勿右，就会导致巨大社会成本。
上级不能简单地要求基层治理不能出事，一出事就进行简单粗暴的处理。只有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才能将良好的愿望与基层治理实践结合起来，真正做到结果上的不出事和少出事。
一刀切地不准出事，容易出大事。
2021年11月12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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