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推广“普世价值”的对外战略与中国的对策
谢晓光
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日益加剧。作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同样日益加剧，这种竞争在核心价值观方面体现尤为突出。为了提升本国的文化软实力，各国都努力输出自己的文化，以扩大影响。在这方面美国的对外战略尤其注重推广其所谓的“普世价值”。对之进行研究，有助于揭穿其“西化”和“分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图谋，以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
一、美国推广“普世价值”的主要途径
美国自立国之日起，就一直注重传播自己的文化。对于上帝的“使命感”使之热衷于传播所谓的“美国精神”。但把“善世价值”作为思想武器来推行其全球化的战略部署约始于20世纪80年代。冷战结束，尤其是“9•11”事件后，美国更加重视包括“普世价值”在内的软实力，提出在全球推广美国民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推进民主改革以减少对美国安全的威胁。2008年奥巴马执政后，更是希望“通过榜样的力量，而非力量的榜样”来推进“普世价值”。至此，美国把推广“普世价值”纳入其全球战略，使“普世价值”的推广成为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主要表现形式和自由主义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美国推行“普世价值”的战略逻辑就是从全球化到美国化
美国认识到，在具有中心与边缘权力结构的全球化时代，只有获得话语霸权的国家才能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居于主导地位，成为规则的制定者，为美国式民主政治在全球的推广提供便利条件，最终实现政治全球化。因此，美国在继续强化军事、经济竞争的前提下，又把意识形态、文化以至核心价值的竞争提到了重要的战略高度，全球化在“普世价值”的掩盖下很大程度上美国化了。从经济一体化到文化同质化再到政治“民主”化，这正是美国使全球现代化的强势逻辑。①
(二)以硬实力为后盾，以软实力为手段
美国为了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依靠强大的物质和军事保障，在“普世价值”的旗帜下推广自由主义和美式民主，使各国接受和采用美国式的民主制度，这是美国重要的软实力。美国拥有传播“普世价值”的基本实力保障，可以在世界范围内通过开展强势文化战来传播“普世价值”。具体推行途径有：利用现代传媒进行长期的、全球规模的广播宣传，宣扬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通过非政府组织、民间基金会的推广，以“文化交流”为掩饰进行文化渗透;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输出文化商品，并通过全球贸易的文化“配售”来传播美国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通过有线电视网和计算机互联网建立各种全球媒体网络，进行媒体外交;通过大众消费文化进行公共传播等政治社会化渠道，对外推广其民主制度和政治价值。
二、美国推广“普世价值”的实质和作用
美国打着推广“普世价值”的旗号，实际上最终目的是要确立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实现自身之利益。
(一)推行“普世价值”是美国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的表现
西方文明在人类现代文明成果中占据了主导优势甚至强势支配地位，所以在政治上甚至全球政治发展问题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主张与声调占了主流，导致在“普世价值”的争论中表现为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发展道路上有着自己不同的理解、认同和实践向度。美国坚持把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作为“普世价值”向全球推广，标榜以“自由、民主和人权”为核心，无视文化具有多样性和价值具有历史性、阶级性，站在所谓的“道德制高点”上，为美国不顾民族国家主权在全球实施霸权、追求自身国家利益提供理论辩护。美国推广的“普世价值”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世价值，而是赋予了自己规定的内涵。例如，按美国的标准，政党制度的多党制、三权分立的政体形式和领导人的普选制才算是民主，实际上，代议制只是实现民主的方式之一，如果把代议制与民主划等号，就等于把民主模式之一的美式民主等同于全部的民主，这是用具体取代一般，即只认为“白马是马”，却把“黑马、红马”等排除在“马”之外了。这种以自己定义的“普世价值”内涵取代一般普世价值的做法，既混淆了视听，更容易让人们对民主的认识片面化。在美国所提倡的“普世民主”价值的背后，隐藏的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狭隘心态。美国宣扬“普世价值”的用心，不在于“民主、自由、人权”本身，而在于“民主、自由、人权”背后的制度。
(二)“普世价值”是美国推行文化帝国主义的工具
美国把自己的价值观作为“普世价值”加以推广，把非本国文化看作是“普世价值”的对立面，极易导致极端民族主义的泛滥。美国首先鼓吹“普世价值”为压制战略竞争对手制造舆论氛围，然后输出所谓“自由、民主、人权”，对它所不认同的文明和价值观进行打压，还用武力打击、政治颠覆、外交封锁、经济制裁等手段来推进它认为的“普世价值”。作为美国推行文化帝国主义的战略工具，“普世价值”的推广收到了显著成效，表现在夺取意识形态话语权、美化其霸权行径是维护人类正义的行为、削弱它所针对国家的最高权力主导能力、通过颜色革命扶植傀儡上台等方面。
(三)“普世价值”是美国图谋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手段
美国宣扬“普世价值”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方向引入资本主义的既有轨道，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终结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权力体系。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苏东剧变。戈尔巴乔夫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与观点，为“高于一切”的“全人类共同利益”摇旗呐喊，在客观上解除了苏共的思想武装并迎合了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需要。在所谓“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指导下，苏联逐渐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最终走上了一条亡党亡国的不归路。
三、中国应对美国“普世价值”推广的对策
美国推广“普世价值”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严重冲击。面对挑战，如何在多元文化价值与利益并存的时代，处理好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维护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成为当前中国面临的紧迫任务。
(一)坚持一个基本原则：“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衷共济”
要以开放的心态，理性地应对美国推广“普世价值”的战略。反对两种极端思想，一方面反对“以同代和”的观念，即认同普世价值就是无条件地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因不同而不和”的思想，即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个性，拒绝美国价值观甚至否定普世价值的存在。为此，首先应当以建设性的姿态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人类有益的优秀文明成果。其次，应该加快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进程，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般普世性价值提炼出来，发展和丰富普世价值形式，以增强中国在此问题上的国际话语权。再次，应该积极推广中国传统文化中“贵和尚中”的核心理念，发挥中国文化具有的融合力优势，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奉行“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在国际政治交流中强调“加强对话、求同存异”，只要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不同信仰和文化之间能够做到和谐并存、合作共生，对话而不对抗、交流而不交战、和而不同、和衷共济，才能促进国际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促进人类的文明进步与文化融合。如果中国把独立的文化价值融入到国际社会中，把自身文化中所具有的一般共同价值贡献给人类，就会改变目前中国是被动的价值接受国、西方是占优的价值输出国的现状，逐步形成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既是共同价值的创造者，又是共同价值的认同者的局面，为丰富人类的共同价值作出自己的贡献。②
(二)确定一个方向：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价值体系和发展模式
首先，要明确中国对美国推广“普世价值”的做法和美国对“普世价值”内涵的界定并不认同，中国对民主、自由等价值有自己的理解。抽象的民主是普世价值的一种，但它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戴维•赫尔德在《民主与全球秩序》一书中就分析了三种基本民主形态，“首先是直接民主制或参与民主制，即公民直接介入公共事务的决策制度。这是民主制的‘原型’，发源于古代雅典等地。第二种是自由主义民主制或代议民主制，这种统治制度是由经选举产生的‘官员’在严格界定的地域内行使权力以‘代表’公民的利益或主张坚持‘法治’。第三种是以一党模式为基础的民主制的变化形态(尽管有人会对其究竟算不算民主制表示质疑)”③。这说明，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只是与古希腊民主同一层面的民主模式之一而已。而且，资本主义民主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美国式、英国式、日本式等。所以，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只是民主的不同表现形态，虽有区别，但都属抽象的民主范畴。这是双方必须明确的。只有在此基础上，努力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才能为人类文明大厦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石。
其次，要明确普世价值中的优先次序。对当前的中国而言，普世价值中的和平、发展、公正、人本更加重要，这些价值比美国标榜的价值更具优先性。在追求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这个现实的普世价值时，中国政府已经把促进公平正义提升到科学发展的“本质要求”的高度。而且，公平正义本身就含有公正、平等地包容多元主体正当权益的意思，因此，公平正义不仅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取向，也代表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核心价值。这样一种理念和行动有助于中国对外展示国际形象，以回应一些国家对中国崛起而产生的关切。
再次，要明确“中国模式”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大力拓展“中国模式”的全球影响，提升中国道路的软实力。有学者曾经提出，“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关键时刻的一次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交锋。“中国模式”是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和文化”理念，参照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而摸索出的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既没有盲目跟从过分强调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也没有完全效仿强调政府主导市场的“东亚模式”，实行公有经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国有企业为主导，多种所有制长期并存发展的模式。在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上，“中国模式”正在实践着全民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制度，有着强调政府作用和福利社会的“莱茵模式”的影子。在政治方面，“中国模式”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不仅体现了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关系，也中和了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苏联模式”和强调自治的“南斯拉夫模式”，以中国特有的智慧有效地解决了中央集中与地方自治之间的关系，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目标。在意识形态方面，在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基础上，允许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坚持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和价值追求。正是“中国模式”的这些内在规定性，对美国推广“普世价值”和私有化进程造成了一定阻碍。因此，有些人以中国目前存在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为借口，来否定“中国模式”。实际上，现阶段出现的贫富差距加大、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和浪费使用、环境污染、公有资产流失、价值缺失等问题，恰恰不是因为实行“中国模式”，而是私有化过度和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过度宣扬的结果。“中国模式”世界意义的实现并不是要强迫别国接受中国的发展模式和价值，而是通过“中国模式”的国际化，让世界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念、价值、结构和运行方式，体现“中国模式”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借鉴意义。
(三)几点对策
第一，在对外舆论宣传方面，中国应当采取主动出击的策略，通过各种渠道多方位阐释自己的价值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以此来争取国际话语权。
第二，在对外文化交往方面，寻求最基本的共识。在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应该对不同文明和价值观给予平等的存在权利，同时鼓励多种价值观充分交流、互学互补，以达到求同存异的目标。④由于多元利益的长期存在，文化对话就成为构建普世价值的基本形式，通过在各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沟通、交流，逐渐形成一些共同的价值和诉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当与这些普世价值紧密相联，才容易为世界多数国家所认同，并扩大自己的文化影响力。因此，在全球化时代，构建普世价值需要世界各个国家、民族、各种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通过多元价值主体的深入对话、广泛交往、密切合作，塑造一个能与世界各国共享的“价值共同体”。
第三，在参与国际合作方面，强调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民主化体系。以不侵犯别国主权为前提，以不干涉别国内政和社会制度为最主要原则;以联合国框架为基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注重多边合作;在国际议题的设计上采取主动，争取更多的国际事务话语权;通过建立创造国家软实力的非政府组织，发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理价值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运用“和谐世界”的理念，指导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政策，为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注释：
① 钟平《“普世价值”背后的动机》，载于2009年1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② 甄言《关于“普世价值”的几个认识问题》，载于2008年6月16日《北京日报》。
③[英]戴维•赫尔德《民主与全球秩序：从现代国家到世界主义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④ 侯惠勤《“普世价值”的理论误区和实践危害》，载于2008年11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90期，摘自2012年第3期《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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