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总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见过黑暗，在黑暗里生存，却总是胸怀壮志、奋斗不已，不求人、不拜神、靠自己，用手中的“长缨”去缚住黑暗的“苍龙”，把它驱赶走。这些人是理想主义者，他们跳出眼前的局势，站在全局的高度看问题，以“做新民”的热情传承历史、拥抱未来，开创一个新的“现代”。可以说，他们是超时代的人。
但是这种人通常不被理解。
传说宋朝时候，大才子苏轼喜欢坐禅论佛。有一次，苏轼调侃他的好朋友佛印和尚，说佛印看起来像一团牛粪，佛印则说苏轼看起来像一尊佛。
后人都说苏轼修养不到家。
其实，苏轼一生为国为民，虽有超世之才却仕途坎坷，见过牛粪，踩过牛粪，被人抹过牛粪，当他见到佛印的秃头有牛粪(表面光)的特征，随口说出了心中的疑惑，也未尝不可。而佛印呢?把佛从早念到晚，认知范围里只有一个佛字，执着于幻相，从来不实践，于人于己百无一用，身为社会蠹虫而不自知，真可谓无耻!
没有真正在黑暗中挣扎过的人，对黑暗的体会哪有那么深，对阳光的渴望哪有那么迫切?佛与牛粪，黑暗与光明，本来就是一体的两面，判断其好坏，最终都要回到能否利国利民的立场上。
毛泽东也是不被理解的人。
他既是敢于斗争的怒目金刚，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斗智斗勇斗狠，面面俱到，其乐无穷;又是内心柔软的低眉菩萨，他自幼读书就发现书里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底层民众被遗忘了，似乎从来都不曾存在过，他对受苦受难的大众有着天生的同情。
他建党、建军、建国，战胜了全部的强大对手、开万世之太平，却放心不下他的人民，这是他最大的软肋，也是他被误解、被诽谤的根本原因。
他要从物质上，制度上，更要从文化上打破千年的传统束缚，重新塑造一个人民万岁、公平公正的现代中国。
一、不破不立，传统文化必须被革命
在儒家传统里，“劳心”、“出头”、做人上人是核心价值追求，吸引住芸芸众生奋斗不已，却从来不提倡奋斗是为了从世上消除“人上人”。这样的环境中谈平等，不免成为一种说得出却做不到的“特色平等”，思想的恶与现实的恶，就此成为传统文化的软肋。
儒学的集大成者理学心学讲究“直指人心”，但光靠“指”屁用没有，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每个位置都是固定的，阶层如同牢不可破的大网，平等思想被虚化，成为剥削和压迫的事实上的帮凶。“平等”这个词，说的人多，追求的人多，真正实践的人却不多见，能够做到的人更是绝无仅有。
近代中国，改造文化、重塑平等思想的大势如同箭在弦上，只等一位最合适的人把它发射出去，而这个人，一开局就是大手笔。他看到许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学生们为国家服务的理想幻灭，得出旧社会旧思想的“大破”需要靠外力来实现的结论，主张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面临着内外反动阶级的不允许，建立一个人人平等、自由、幸福的新社会谈何容易?
毛泽东深知这点，决心让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的长，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
他要让文化改造从价值追求变为方法论，成为真实的社会存在。
从新中国的建立到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让实现人人平等的社会有了基础。在政治上，打翻了几千年来的权力金字塔结构，实现了绝大多数人对极少数人的专政，建立了民主平等的政治框架，终结了“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的纷争历史。
在经济上，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没收官僚资本、改造工商业，消灭了私有制，建立起区域协调发展的公有制经济，并在分配上以“按劳分配”为基本原则，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既避免平均主义，又反对过于集中。他将千百年来“均天下”的梦想化作热火朝天的生动实践。
在社会方面，他解开了中国文化中男女不平等这个死结，通过政治、经济、法律等手段实现了男女平等，让妇女有“办事之权，开会之权，讲话之权”，实现男女同工同酬，彻底改变了男尊女卑、轻视妇女的坏传统。
中国农业社会产生出地主这个食利阶层，在儒家文化的加持下，产生出一批批地主和一批批想成为地主的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历史悠久的“士”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所谓的平等，只起到一种价值作用，而非工具作用和标准作用。
他一生致力于改造中华底层文化系统，执着反对官僚主义，坚持“人民万岁”。当新的官僚主义有所抬头，他立即高度警觉，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国内已经形成新的权贵阶层的论断。他把强力、彻底改造文化的希望寄托于民众，这是他长期无往不胜的路径，以暴风骤雨式的“来得快、去得快”的民众运动式改造，实现文化的革新，而非依靠制度约束来进行和风细雨式的渐变改革，为此，不惜倾注一生的英名和心血。
二、人民万岁，这是开天辟地头一次
开国大典上，群众山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则高喊“人民万岁”。那一刻，毛泽东确立了几千年中国历史的真正主人，让一个现代化中国从理想变成了现实，开启了创造新的历史伟业的序章。
历史长河中，贬低人民、利用人民、欺骗人民、压迫人民是主旋律。“人民万岁”这几个字，偶有圣贤豪杰想起，却断然无法实现。这个最难被承认词汇，毛泽东如何喊出?
在内衰外辱的旧中国，人民贱如蝼蚁，既未被有效组织起来，也没有科学彻底的理论主张深入人心，对自身的历史主体地位和真正力量一无所知。儒家道德伦理的延续、晚清政府的夜郎自大和“中体西用”的固有思路，让人民群众始终无法摆脱“称臣”的心理。
青年毛泽东也被传统认知束缚着。1915年，他在给同学的信中写到“何苦而为中华民?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他还没有完全放弃对国学的幻想。
辛亥革命从形式上废除了封建等级制度，人民群众身体上与精神上的枷锁却依然存在。随着革命果实被窃取，人民的主权依旧不见踪影。但好处也是有的，梁启超说：“将两千多年君主专制的政治永远消灭”，人民因此觉悟了。
随着《新青年》杂志的传播，青年毛泽东接触到了启蒙运动思想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并在此影响下投笔从戎，当了半年列兵。即便在部队，他也如饥似渴地读书看报，关心时政形势。
他认同陈独秀的观点，主张重塑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价值体系，认为“改造”是最重要的一环。但他比陈独秀更进一步，要在社会这个试验场去检验自己的理念。
1917年，他创办工人夜校，以最直接的方式解决脱离群众的问题，把“改造”与教育连接起来，在此过程中不断审视、调整自身的策略，既当群众的先生，又当群众的学生。
他发现，中国有着历史的巨大惯性和现实的反动势力，改良主义几乎没有任何的生存空间，救亡之道，只有彻底推翻现有的一切!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中说，人类苦到了极处。既然到了极处，就没有再苦的余地，这样的背景下，自然就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种种矛盾交织的社会里，最苦最难的是占最多数的人民群众。唯物史观的突出人民性与他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说：“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这吃饭的人，当然就是普罗大众，他们把饭制造出来，却吃不饱，这是什么道理!
他认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能够实现“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在他看来，俄国十月革命就实现了这一点。
那辛亥革命有什么经验教训呢?他指出，成在把握住了时机，败在脱离群众，旧的社会基础没有被彻底废除。辛亥革命没有打下牢固的思想和制度基础，就好像把一栋大厦建在一堆沙上面，不塌才是怪事!
在革命与建设中，他始终坚持向人民学习，为人民解决问题，形成了人民至上的思想立场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让“人民万岁”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家见户晓的实践。
在他的话语中，官与民不是“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关系，更不是主与仆、主体与工具的关系，而是亲密的“鱼水”关系。在他的努力下，人民从被奴役的状态中被解救出来，成为国家的主人，人民群众则成为国家权力的主体，以往的黎民、草民、贱民、黔首等等，统统被抛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了。
三、公平正义，中国的就是世界的
作为农民的儿子，毛泽东对农民有着天然的感情，组织领导农民运动打开了他的新世界的大门。
农民渴求的“平均主义”与资产阶级主张的“民主主义”在现实中遭遇到困境，他开始把目光投向隔壁的俄国。在那里，马克思一套关于社会公正的天才构想变成了现实，列宁建立起了代表大多数人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消灭了剥削、压迫、不平等。从此，批私、斗私成为他一生的主题。
“十月革命”带来的可不止苏维埃这个“灯塔”，更重要的是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法这些重要的思想工具。毛泽东用借助这些工具审视、思考、破解中国历史，撕开了旧社会血淋淋的面具，找到了阶级斗争这个实现社会公正的武器。
这样的思想很快就在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的战斗力，在中国革命的极度艰难条件下，官兵一致、军民一致这些公平的分配思想和实践，成为把队伍凝成一股绳的强大保障。毛泽东在革命与建设实践中，把公正思想落实到政治、经济、国际交往等方面，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基础。
毛泽东说，政治就是“要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这一多一少，打破自古以来少数人的权力专制，实现还权于民，公平思想自在其中。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政权归属于工人、农民、士兵，每个阶层都有权选代表来参与政权。抗战期间，边区政府更有著名的“三三制”，让全国各地的抗日志士愿意到延安来，愿意听共产党的话。新中国成立后，以政治制度的形式确立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并以组织和活动等方式确保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这样一来，人民群众自然就成为革命与建设的拥护者，成为共产党真正的铜墙铁壁。
在经济方面，毛泽东的公正思想就体现得更加直接，收效也立竿见影。
他认为阶级压迫、社会不公正的根源在于土地私有制，因此，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必须进行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从井冈山的《土地法》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范围的“土改”，关于农村土地改革的探索从未停止，他关心的始终是亿万劳苦大众的生计问题。在城市，通过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手工业合作化运动的方式变资本主义为国家资本主义，最终实现社会主义，达到生产资料和产品公平分配的目的。“三大改造”为实现共同富裕打下了基础。
在处理国际关系上，毛泽东的公正思想为中国取得大国应有地位打下了基础。当时，中国在遭受百年欺辱以后，终于站了起来，但其他国家和地区遭受霸权欺凌的事实依然存在。他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相互之间都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利互助的关系。后来，这一思想被周恩来概括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他说到做到，不遗余力地帮助其他同一阵线的国家，让新中国受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高度认同和普遍尊敬。
此外，毛泽东公正思想还体现在在男女平等、民主平等、城乡平等、职业平等、公仆与人民平等等方面，这些彻底的思想和实践，让古老中国这艘等级森严的航船彻底转向。
在纪念伟人的130周年诞辰时，我们不能只是沉湎于怀旧、失落与欠缺感当中，我们应该更多去了解他所处的环境，去传承他的精神，去读他的书、去走他的路。我们还应该找出，随着他的离去，我们失去了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得到了什么。
这样，我们才可以说，今天的出发和迈出的每一步，都有他的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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