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新中国建立时期，梁思成、林徽因二先生主导设计了国徽和设计建造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其实，国歌、国旗的选择确定也与梁先生有关。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成立，并举行首次会议。会议于6月20日结束。为了迅速完成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及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各项必要准备工作，会议决定在常务委员会之下设立六个小组，分别完成下列各项任务，即：一、拟定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各单位的代表名额；二、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三、起草共同纲领；四、拟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五、起草宣言；六、拟定国旗、国歌、国徽方案等。
第六小组的组长是马叙伦，副组长是叶剑英、沈雁冰，组员13人，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张澜（刘王立明代）、陈嘉庚、欧阳予倩、廖承志。由于马叙伦生病，第六小组直到7月4日下午才举行成立会，并于会上拟定了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的征求条例，设立了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和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决定公开向全国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截止日期为8月20日。该条例于7月13日发布。
◆《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谱启事》草案。
这里我们看出，梁思成开始并不在第六小组，而第六小组里虽然有几位历史学家、文学艺术家，但国旗、国徽和国歌还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与艺术要求，还必须要有对此特殊性有着精深理解的艺术大家和学术大家。于是第六小组于8月5日在北京饭店举行第二次会议，决定聘请徐悲鸿、梁思成、艾青三人为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顾问；马思聪、贺绿汀、吕骥、姚锦新四人为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顾问。预定8月18日至20日为选稿时期，22日举行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会议，23日举行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会议。
虽然截稿时间定在8月20日，但之后仍然不断有来稿，所以截止时间一推再推。初选开始之后的8月24日的统计，共收到国旗图案1865件、国歌歌词350余件、国徽图案18件（实际最后收到国旗1920件、图案2992幅，国徽112件、图案900幅，国歌632件、歌词694首，意见书24封）。第六小组对这些稿件采取了审慎负责的态度，在北京饭店设立选阅室，将全部来稿陈列，供代表、专家、评选小组讨论审阅，进行初选。
◆梁思成在病床上与林徽因讨论国徽设计方案。
9月21日，新政协会议开幕。22日，大会决议，成立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对此进行讨论审查确定。委员55人，梁思成是委员之一。
国徽图案由于应征者多把国徽想像成普通的证章或纪念章，投稿大多数不合体制，少数合于体制的，又图案意味太重，过于纤巧，最后保留的仅四五件。新政协大会召开后，在审查委员会审查的基础上，23日上午，全体代表分十一组分别讨论国旗和国徽的图样。最后决定国徽暂不确定，另组专家组再行设计。国旗、国歌经过认真讨论，深入听取意见，最后确定以五星红旗为国旗，《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而在这个过程中，梁思成都起到了很关键性的作用。
关于国旗，梁思成视野宽广，客观理性且艺术地分析了大星下横杠方案的不足，获得了领袖们的认同，连同多人一起促成了毛泽东主席对五星红旗的确认。应征图案汇总后，经过多次反复讨论，初选了38幅进入复选，其中还有朱德总司令的作品。政协筹委会将38种国旗草案编印成《国旗图案参考资料》供大家讨论。9月23日，分组讨论时，各组认可第一图的112人，认可第二图的77人，认可第三图的185人，这三幅国旗草图，都是红底，黄星，加一黄条，横贯旗面。“红色象征革命，星象征中共和解放军，黄条象征黄河，黄河是我们中国经济文化的发祥地。”把上面三个人数加起来，赞成前述意见的，已达到政协代表的过半数（新政协会议开会时实际参加人数为635人），因此国旗基本上确定了上述图案。但下午大会发言时，大家本着“如何把人民新中国在国旗上表现得更好些”的基本精神，又觉得此图案喻意虽好，形式上却有种割裂感。有代表这样提出意见，“黄条将旗划分为二，象征不统一，不好。”如何改正？郭沫若建议将此道横杠缩短至五星之下，毛泽东表示赞同。
9月25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协商座谈会。梁思成对横杠缩短的图案仍然觉得“非常难看、不庄严”。这可是郭沫若的主意，毛主席已经同意了的。可梁思成居然一点顾忌也没有。9月29日晚上，梁思成曾抽空给随军南下的女儿梁再冰写了一封信，回忆了当时的急迫心情和急切做法。他说，“我一看不得了，拉着周恩来将旗从图案观点、象征观点、在全世界旗型的观点分析，痛论其不可。同时还有许多人也反对此图，张治中说那黄条是孙猴的金箍棒；也有人说是一根扁担。”周恩来显然听从了梁思成的分析，并把所有人的反对意见都汇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周恩来的汇报后，虽然此图案已经自己同意，但还是觉得应该尊重大家意见，争取国旗图案得到更广泛的认同，随即提出了用五星红旗的想法。梁思成在信中描述了当晚这一过程，“在客厅中毛主席在客人中走来走去的谈话，看见张治中，他说：‘听说你不赞成那根金箍棒！’大家大笑，后来同郭沫若说：‘我们的黄河党怕要解散了！’他说：‘此图有许多人反对，本身就不能取得统一的意见，如何能使它象征革命人民的团结呢？’后来他提出现在所发表的五星旗——那是应征图案中列入final（最后的） 候选图案之一，大家都同意”。如果说其他人反对仅是直观感受的话，梁思成的意见就是站在学理分析的立场，运用艺术鉴别的眼光，通过世界视野的比较来说的，显然更具说服力，而“痛论”则体现出梁先生当时态度与观点的坚决与艺术家精神的绝决。应该说，梁思成的“痛论”在国旗最后确定在五星红旗的选择上功莫大焉。
◆1949年9月27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将《义勇军进行曲》定为代国歌。
关于国歌，梁思成首先提出了《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的建议。国歌应征词谱不仅比较多，而且郭沫若、马叙伦、欧阳予倩、冯至、柯仲平等著名人士都有作品在内。郭、马、欧阳还都在第六小组里。新政协会议开幕后，审查委员会印发了一些歌词、曲谱让大家讨论，对一些作品还进行了试演奏，但大家听后都觉得不满意不完美，先是决定再征集一次，接着又决定从现有革命歌曲中选用。是梁思成首先向刘少奇、周恩来提议采用《义勇军进行曲》。这个提议立即得到了好友张奚若先生的赞同，并开始一同极力主张采用此曲。在那封给梁再冰的信中，梁思成带着极其兴奋自豪的语气向女儿记载了这一过程和当时的心情，“关于国歌的选定，张伯（注：指张奚若）同我可以自夸有不小的功劳。那是我首先提出的，同时也有许多人有那意思。那是九一八以后不久制成的，而在抗日期间极有功劳的一首歌，也是这次大革命开始的一首歌。”他们的提议随即得到其他很多代表的赞同，认为这首歌对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抵抗外侮争取民族独立解放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且在海内外广为传唱，深入人心，影响巨大，应该采用。但也有人认为原歌词特别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那句在新中国建立的形势下不合适，建议改词。为此，梁思成极力主张不必改，并详加阐明理由。他在信中说，“有人主张改词，我认为不必，我说法国《马赛曲》就是一首军歌，辞中有‘打倒昏君暴主’之辞，是历史性的歌辞，现在法国已是第三第四共和国，早已没有昏君了，可是歌辞仍不改。我们虽已过了‘最危险的时候’，已不是‘做奴隶的人’，但那是历史性的。”梁思成的话引起了刘少奇、周恩来的共鸣。“刘少奇说，苏联国际歌中还在说‘我们饥寒交迫的人们’，他们早已不饥不寒了，仍是同样的唱。不必改了。周恩来也说：‘改了人家还是唱他唱惯了的旧词的，我看也不必改了！’于是我的主张得以胜利通过。”后来周恩来对大家解释仍用原歌词原因时曾说：“法国用马赛曲作国歌，‘把敌人的血浇灌我们的田’是旧歌词，也没有改。我们要嘛就用旧歌词，这样才能激励感情，修改了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感情。”周恩来的解释显然采用了梁思成提出的理由。26日晚上，在听取了汇报后，毛泽东表示赞同，并进一步引申说：“虽然，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全国快解放了，但是，中国还受帝国主义包围，还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的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留原有歌词为好。”由于这首歌大家都会唱，所以毛主席肯定了后，“当晚散会之前，我们围着毛主席高声同唱第一次的‘国歌’”。这应该是新中国史上首次高唱国歌。梁思成形容当时心情，“高兴兴奋无比，那是一个最可纪念的一夕”。
由此，梁思成对毛泽东产生了极其崇敬的感觉，在“讨论国旗国徽国歌的会中，我得以进一步地认识了毛主席，以前只觉其伟大，这一次会之后才知道他是多么随便多么和蔼可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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