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着重于描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对台湾水利、电力、交通、金融、乃至于战争工业的投入，夸大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近现代化的贡献，却刻意回避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资源和劳动力的掠夺，以及对本土资本现代化转型的打压。少了这些问题，任何关于殖民地现代性的讨论都只能沦为是为殖民主义者张目，为帝国主义的掠夺涂脂抹粉的伪科学。
八田与一是谁?这一个伴随着蒋介石走进网路乡民街谈巷议中的日本人，近日来被放置在蓝绿政治认同的天平上品头论足，昔日蒋介石被虚构的历史形象有多大，今天八田与一被放大的形象就有多大。天平的两端永远只能告诉你孰轻孰重，却无法标示真实的斤两，人民才是历史的尺度，是测量政治人物功过的法码。当真正创造历史也承担历史的劳苦大众被弃置一旁，用一个虚构的历史来评价一个历史的虚构，或者，用历史的虚构来反驳虚构的历史，永远找不到正义的答案。
坦白说，八田与一是谁?到底做过了什么?其实一点也不重要。翻开史册，任何一个以追求西方现代化治理为价值标准的政权，都少不了技术官僚的投入，“他”可以是八田与一，也可以是尹仲容、孙运璇或者是李国鼎，两者都是西方现代主义的共构，都烙印着新旧殖民主义的标记而相互辉映。只不过前者是为了实现日本国家垄断资本积累，在台湾大兴水利，通过水权的分配，强制将台湾农民的生产活动纳入与日本殖民母国间的垂直分工体系，所谓“三年轮作”，与其说是为了平均分配水权，充分利用地利，不如说是为了解决日本军需缺粮的问题，同时实现日系糖业资本的集中和积累的殖民地产业构造;而后者，为了服膺战后由美国所一手主导的新殖民主义东亚分工体系，完成台湾的资本原始积累，通过土地改革削弱地主阶级的反抗，造就了数百万计可供剥取的小农阶级，并制造农村破产将劳动力驱赶到都市工业部门，用以承接劳力密集段的加工出口产业，继而以低粮价、低工资和军事戒严体系为手段，来实现台湾的国家垄断资本和跨国公司的双重积累。
许多人执着于八田与一对“台湾农业”的贡献，却忽略了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体，在殖民地垂直分工体系和日本殖产兴业的糖业垄断下，台湾农民，特别是农业劳动力主要来源的佃农却丝毫没能得到好处，甚至饱受三年轮耕和水租之苦。根据日本学者史内原忠雄的考察，嘉南大圳建成之后，台湾的稻米增产203%，与此同时台湾人口增长仅为53%，理论上，台湾佃户的生活困境应该得到缓解。但由于有近半数的米粮出口到日本，当时台湾农户的“无产化的程度日益加甚”，以1936-1938年间为例，台湾稻米的年产量达140万公吨上下，是1911-1915年间年产量的2倍多，但因为出口到日本的米粮在68万公吨左右，是1911-1915年间的6.8倍之多。因此，台湾农户的人均稻米消费减少23%、甘薯消费量却增加38.1%，更遑论1940-1945的战争年代，日本加倍榨取台湾资源用于对外战争，在岛内实行严厉的米粮配给制度。
再以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糖业为例。据统计，台湾在日本殖民统治之前，台湾的传统手工作坊(糖厂)在光绪20年(西元1894年)已有1275所。1901年，引进新式糖厂和颁布“糖业奖励规则”之时，尚有1117家，占总生产额的97.3%。但在1905年日本总督府推出“原料採取区域制度”之后，日资现代化糖厂对原料的垄断彻底打击了旧式糖厂的存在，并对台资现代化糖厂进行兼并。2013年，旧式糖厂只剩下191家，产量仅占总产额的5.74%，而新式糖厂共有28家，其中全日资9家，台日合资8家，英国资本2家，其余9家为本地资本。
在新式糖厂取得统治地位之后，为了实现日本糖业资本的垄断，通过两次的集中，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前夕，台湾的制糖工业基本上仅剩下三井系的台湾制糖株式会社、三菱系的明治制糖株式会社、盐水港制糖株式会社，以及日糖系的日糖兴业株式会社等四大公司所操作的企业。这四大公司拥有新式糖厂42家，酒精厂15家，自备铁路2900公里，而纯台资的糖厂仅剩下35家，仅占总产额的0.77%。邵术的数字充分说明了，台湾本地资本非但没有享受到“殖民地现代性”的福祉，反倒是深受其害。经过日本殖民统治51年，原先已经从地主资本和高利贷资本逐步转型到产业资本的本地资产阶级，除了少数依附在日本殖民当局恩给的专卖特许(如鹿港辜家的鸦片专卖)之外，全数被打回原形，退回去充当前现代的地主员外。
上述的案例，充分暴露了台独学者倡导“殖民地现代性”和“殖民有功论”的重大缺陷。我们考察一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构造，不能只看到体现在历史中的物与物的数量关系，还必须考察隐藏在物与物背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许多人着重于描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对台湾水利、电力、交通、金融、乃至于战争工业的投入，夸大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近现代化的贡献，却刻意回避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资源和劳动力的掠夺，以及对本土资本现代化转型的打压，从而绝口不提所有战后去殖民化的新兴民族国家共同的质问：所谓“现代化”到底发展了谁?是为了谁的发展?少了这个以人民为主体的提问，任何关于殖民地现代性的讨论都只能沦为是为殖民主义者张目，为帝国主义的掠夺涂脂抹粉的伪科学。
同样的，许多学者也致力于为国民党的党国官僚体制说项，引据战后台湾的工业化成果来说明政府干预在资本积累中的作用，但也刻意回避讨论建构在东西冷战、国共内战双重架构下，新殖民地东亚分工体系的依附性，以及为了实现这种依附性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军事戒严管制。这种以反共军事戒严体制为手段来管控基础建设、重化工业和金融资本等经济战略高地的统合经济，虽然有效的在冷战时期实现了台湾国家资本和民营垄断资本的高速积累，也提供了跨国资本掠夺劳动剩余的条件，但却是以对工农群众的残酷镇压和环境污染作为代价。所谓的“发展主义”到底是为了谁的发展?或者是发展了谁?仍然是来自于劳苦大众严肃的提问，谁也别想唬弄谁。
台湾的民主政治从数人头到“砍人头”(认同符号)的溃退，暴露了台湾在新旧殖民主义架构下强行植入的现代性，都刻意隐蔽了人民的视野。过去，国民党以老一辈技术官僚的勤政廉能来塑造军事戒严体制的正当性，借以捍卫后蒋经国时代党国体制的颓败，必然带来民进党徒众以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现代性来作为反扑;而民进党以夸大“殖民有功论”来变相推行“去中国化”政策的意图，也必然要唤醒台湾人民沉睡已久的民族主义神经，通过历史的反思，走出族群问题的纠葛，为台湾的现状和民族共同的未来谋求出路。或许有人会忧心，这种符号认同的分歧将扩大台湾族群的分裂。从短暂的现象上来说，或许是，但从历史的长河来看，问题的暴露恰恰是问题的解决。当意识形态背离人民实际生活经验，甚至与人民的利益相敌对，就是意识形态要崩解之时。
“符号认同”永远只是政客操弄群众的工具，但人民是生活在现实当中，我们要相信人民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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