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写这篇东西，我有些犹豫。因为这是对一位大学者的回应，而我本人对这位大学者总体上是十分敬佩的，尽管对他有过些批评。在我看来，批评和敬佩，并不矛盾。之所以说写这篇东西有些犹豫，一是因为我对此人曾经敬佩，现在也敬佩，他的确为中国做出了些贡献，他的学术风格也比较独特;二是因为此人年事已高，不应当再激烈批评他;三是因为此人身体状况不太好，恐怕已经担不起批评了;四是担心我的批评会引起别有用心者的跟风、曲解。
但是，事关一些重要判断，以及我的智商或知识量问题，我觉得，还是写点东西。如果产生矛盾，大概算是人民内部矛盾吧。
一
当看到这位大学者说多数骂他的人是由于与他“存在着巨大的智商或知识差距”时，我很伤心。我并非是其“早初得罪的学人”，尽管他得罪的学人很多。但在他当初得罪很多学人时，我还是小学生、中学生，天天只知道唱《让我们荡起双桨》之类的歌曲。所以，那些活该被他骂的人，不包括我;甚至，我也认为，那些学人，的确活该被骂。
我也是“自干五”，但我觉得我不是“中华民族的自干五”，我是中国最低层的劳动人民的“自干五”。我觉得，这种劳动人民的“自干五”，自然也就是中华民族的“自干五”，而那种高喊民族利益、民族复兴的“自干五”，我认为却未必是劳动人民的“自干五”，他们的“自干”行为是有利于民族复兴还是有害于民族复兴，还真不好说。这或许是我和这位大学者不同的地方，叫做立场不同吧。
我之所以感到伤心，是因为，这位大学者所说的与他相比智商或知识差距较大的人，很可能并不包括我。因为，尽管我也批评了他，但是，因为我太卑微，即使智商和知识与他相比差距也很大，他也未必知道。我写的那些东西，点击量很少，不登大雅，也不能入其人耳目。恐怕人家根本就没有看到。所以，作为他的批评者，我虽然也属于“智商或知识与他差距巨大”，但，属于人家根本就不知道之列。该大学者的“目中无人”，并不包括我。人家眼里根本就没有看到过我，不管我是批评赞扬他。太渺小了，如蚂蚁对大象，无论是歌颂和批评，都不会引发大象的注意，更不会引起大象的讨厌和喜欢。
作为批评者，大多数人被这位大学者定为“智商或知识与其差距巨大”。所以，尽管我清楚地知道，他并不知道我批评过他，我还是自作多情地伤心一下，“万一他知道我批评过他”呢?如果不是自作多情地认为该学者关于其批评者智商或知识与其差距巨大的“回应”包括了我，我连伤心的资格都没有。想到些，更加伤心，无以自解。
智商这东西，似乎是天生的，后天也补不上。都说勤能补拙，可是，我懒。看来，智商差距的问题，这辈子是解决不了了。知识差距呢?也不行，因为我比他小二十多岁，这辈子肯定也消除不了这个知识差距。
从今往后，只能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给我的智商定多少，就是多少。我再也没有资格对他提出什么批评或者是不同意见。谁让人家是大学者，掌握着智商“评定”权，可以把自己智商定得很高，给我这种批评者的智商定得很低呢?
但是，老人家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那么，既然我的智商很低，不就说明我是“高贵者”吗?我应当高兴才对。可是，现实中，我的确又很卑贱，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与被西安某大学教授、“不了解中国国情”的葛某某痛殴的女清洁工属于同类，这又说明我“最聪明”。所以，老人家的话，越看越让人有信心，使人不至于如祥林嫂、闰土那样，在各位老爷们面前，过得胆颤心惊。所以，有老人家这话垫底，我才理直气壮地写出这些话。
二
我与这位大学者的观点不同处，主要如下：
一是这位大学者根本没有掌握阶级分析法，没有阶级观念。
几年前，一位名叫王伟光的学者写了篇关于阶级斗争的文章，结果弄得公知大V群起而攻之，欲将其“绞死”而后快。这位大学者的言辞虽然不及公知们“过火”，但对王伟光的观点还是大加挞伐，明确表示反对重提“阶级斗争”，认为这将破坏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好局面。我觉得，这就足以说明，这位学者根本没有掌握阶级分析法，没有人民史观，他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者，尽管他对毛主席极尽推崇之能事。
这位学者还整理了法家代表人物与儒家代表人物的关系，得出法家系出儒家的结论。所以，在另一篇文章中，我认为，这位学者分不清儒家与法家的阶级区别，犯了“学术血统论”错误，根本原因还在于其没有掌握阶级分析法，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后来，该学者发文，说明其曾“读透透”《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马恩经典著作并在该著作上所作批注，并贴出了相关照片，以表明其人掌握了阶级观点。我觉得，你精读过这本书，以及你的表态，只能表明你仅仅是从概念上知道了阶级观点，承认了阶级观点，但根本不代表你熟练地掌握、自觉地运用过阶级观点。
读过某本经典，不代表就掌握了其精髓，更不代表在以后的研究思考中就能够熟练地、自觉地运用其立场、方法、观点。
举个例子。国防大学某曾经在图书管默默无闻地读了十年书、现在红透中国的少将学者，与这位大学者应当是同代人。我相信此少将学者肯定读过《毛选》，尤其应该读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论持久战》等战争理论名篇经典理论作品。如果说这位大学者连毛选都没看过，那肯定是对一个军人学者的侮辱。在这些著作里面，毛主席明明说，战争是有规律的，而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可以掌握的，也是我们必须掌握、必须认识的;战争是可以预测的，甚至是可以准确预测的，这是现代军事理论的常识，更应该是中国军事理论、现代军事理论的常识。按说，对于这位少将学者来说，战争可以预测并被毛主席准确预测过多次，几乎从不失手，再弹“战争充满不可预测性”的调子，肯定是不可思议的，不能原谅的。但是，此少将学者看了德国军事理论学者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充满不可预测性”观点之后，还是情不自禁、不由自主地忘记了毛主席关于战争可以预测的论断和成功预测战争发展的实践!马上就相信克氏的观点，并在其著作、演讲中加以引用。这类专家学者，现在太多了。恐怕这能够说明，曾经读透的经典，也未必能够真正理解并自觉运用其基本观点、方法。我这里再次对这位少将学者提出批评，希望其能有所改正。
这位大学者，你不能以你曾经读过《德意志意识形态》，就认为自己达到了自觉运用其阶级立场、方法论的程度，这并不能表明你具备阶级观念、熟练掌握了阶级分析法。而没有阶级观念，不掌握阶级分析法的人，肯定不是毛泽东主义者，但可以是毛主席的崇拜者。你应当属于毛主席的崇拜者，而非毛泽东思想者。我想，我这并不是贬低你，因为作为无党派人士，不是毛泽东思想者，也可以，不勉强你非要做毛泽东思想者。
我与这位学者的第二个观点分歧，我不认为1971年美国与沙特达成石油贸易以美元结算，就意味着石油美元世界霸权的产生。美元世界霸权的产生并达到今天的程度，肯定有别的更重要的原因。只提沙特石油甚至是欧佩克石油只能使用美元结算是美国建立其美元世界霸权的原因，而不提其他更重要的原因，这就没有抓住重点，有误导之嫌!有“为尊者讳”之嫌!你这样讲，很容易让人觉得，美元今天的国际化霸权，最根本的原因就是1971年与沙特签订的石油只用美元结算的协议。老实说，究竟1971年以来，世界石油贸易结算方式的演变过程，我还真的不知道，我缺乏这方面资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1971年美元霸权所统治的区域并不包括苏联、中国、法国等大国及其经贸关系密切的盟国。特别是由于英法抛售美元而购黄金的大举动使美国不得不宣告美元与黄金脱钩，则即使美元对英镑的霸权也打了很大的折扣!中苏法等国都有很多盟友，中苏法并不缺石油且有出口，这就意味着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不缺石油，那么，美元1971年与沙特石油挂钩的协议，并不能确保美元对中苏法甚至英国及其盟国的霸权!仅仅确保美元对沙特等石油贸易用美元结算国家的霸权!而这样的国家，其实并不多，最多不就是欧佩克国家吗?但是，今天，或者说至少近三十多年以来，美元的霸权已经覆盖了中国及第三世界的曾经是中国盟友、准盟友的许多国家。中国，作为至少1990年代中期之前仍然不缺石油的国家，却早早就进入美元霸权的陷阱、重返雅尔塔体系，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而这位大学者关于1971年美元与沙特及欧佩克国家石油挂钩决定了美元世界霸权的观点，恰恰掩盖了我们所应当关注的这个焦点、关键问题!!
难道美国与沙特甚至欧佩克组织达成的石油贸易用美元结算的区区一个协议，就会导致美元霸权覆盖石油能够自给尚有出口的中国等国家?打死我也不信，这中间的逻辑空白太大。
我这方面的知识的确不多，我希望有人批评我，讨论这个问题，给我提供更多的资料和更详细的解释。
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之日起，确立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的外交方针，旧中国与世界上一切国家(主要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苏联)订立的条约，新中国均不承认，当然就退出了国际倾向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之类的国际金融组织。这就是中国在经济上从雅尔塔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中解脱了出来!这个决策的意义是极其重大的!当然，这也导致了今天的许多所谓经济学家们指责毛主席“闭关锁国”。呵呵，真正能够做到“闭关锁国”的国家，必然是个极强大的国家，那种落后的、贫弱的国家，是没有能力“闭关锁国”的，想做也做不到。只有把外部资本挡在国门之外，国家才能真正富强起来。大清朝末年倒是非常开放，不但没有强大，没出几年便灭亡了，留下一下要多烂有多烂的烂摊子。
我与这位大学者的第三个观点分歧在于，中国的和平年代是怎么得来的?这位大学者说，“韬光养晦”的“目的是为中国争取30年的和平发展时间”。的确，中国至今有了三十多年的和平。但是，这个和平并不是什么“韬光养晦”“争取”来的，而首先是毛主席时代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打出来的。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打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后打了抗美援朝战争、援越抗法战争、进军西藏新疆、剿匪平叛、解放浙东沿海、炮击金门、中缅边界勘界作战、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援越抗美战争、中苏边境自卫反击作战、西沙海战等一系列战争战役，还帮助支援亚非拉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至少在中国及周边，基本上把该打的仗都打完了。所以，才有毛主席身后几十年和平。这个和平，并不是谁谁的什么高明“战略”“策略”争取来的，谁也没有这个本事。
其次，之所以有这么多年的和平环境，也有“偷懒”的因素，就是说，有些该打的仗，没有打或者没有好好打。
我与这位学者的第四个观点分歧，该学者总说“和平发展”，似乎没有和平，就不能搞建设，就不能发展。我不赞成这种意识。和平环境并非是建设发展的必要前提，战争环境下，照样搞建设、有发展，甚至是大发展。即使在战争年代，如土地革命、抗日、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仍然在搞建设!如金融建设、经济建设(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等)、政权建设、文化建设、移风易俗(特别是婚姻法的颁布)等，成绩仍然可观。解放后，中国一直处于“准战争状态”，“备战备荒为人民”“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但工业、农业、水利、电力、能源、铁路、远洋航运、航空航天、核工业、电子工业、钢铁工业都在迅猛发展，轻工业方面，产生了遍及全国的县办、镇办、乡办、村办、校办企业，在科学研究、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的建设，成效伟大，举世瞩目。比如教育，我小时候(1980年前后)到2000年，中国农村还有许多小学中学，农民的孩子上学基本就就近就可以。现在，随着中国教育产业化改革，中国广大农村的中小学校因教育经费不足而撤并到城镇，农村孩子上学都得去城镇学校，得付钱租房子!无形中加重了他们的教育负担，所以，很多孩子上几年学，就辍学了，或者根本不上学。这种教育改革的结果，要不了几年，中国的文盲比例会大幅增加，可能这正中某些人的下怀。为什么要这么改，因为资本引入了教育系统，而资本是要赚钱的，而要赚钱，就必须把教育资源搞得很“紧缺”，以提高教育费用，所以，方便的农村中小学校就必须停办，因为这些学校减少了教育资本的“客户”，影响了教育资本的利润。医疗改革与教育改革类似，农村的赤脚医生大部分停业，大病都得去城镇医院，这样确保了医疗资本的利润，当然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祖国的大建设，一日千里!”(河南豫剧经典《朝阳沟》里的一句话)毫不夸张。在那个准战争年代，砂石峪一个小村子，“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能将400亩荒山变成良田;河南林县一个县，能搞出76公里的红旗渠 “人间天河”;河南辉县十三个村民，能搞出堪称奇迹的挂壁公路“郭亮洞”，现在已经是旅游胜地;兰考县能引黄压碱、防风治沙，解决三害。至于三线建设之类重大业绩，众所周知，就不赘述了。该大学者关于“韬光养晦”为中国争取三十年和平环境的说法，让人感觉，好像毛主席时代的大大小小的战争，影响了中国的建设似的，让人不服。
打仗并不影响建设，不打仗的和平环境之下也未必能够搞好建设，未必能够保证建设的质量效益。中国现在的金融问题、股市灾难、养老问题、贫困问题、医疗教育负担、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等经济问题，没有一个是因为战争而起的。
三
据说，这位学者拒绝当官、拒绝加入作协、退出民主党派，拒绝接受许多名号。这至少不是坏事，值得赞赏。
但是，这位学者说，那些批评他的人，多数在智商和知识方面，与他有巨大的差距。这我就不能接受了。
可是，我不明白的是，那些被你的文章著作“轰动”的人，邀请你当官、入会的人，与你相比究竟是智商高、知识多，还是智商低、知识少?
如果他们智商比你低得多、知识比你少得很，如我一样，那他们无论因你的文章著作而“轰动”，还是批评你的文章观点，都只表明他们“愚昧”，都不值得一提，就如我对你的批评是因为我智商低、知识少而不值得你回应一样。可你又非常喜欢提这些事。
如果他们的智商比你高、知识比你多，那么，他们为什么会为一个比自己智商低、知识少的人的文章著作而“轰动”呢?为什么非要请比自己智商低、知识少的人出来当他们的官、入他们的会呢?你如此讨厌比你的智商低、知识少的人，他们为什么就不讨厌比他们智商低、知识少的人呢?如果他们按照你的逻辑，他们根本就不会答理比他们智商低、知识少的人。看来，智商高、知识多的人，还是应当有些胸怀。
智商论，可以休矣。
再说，当官有什么不好?焦裕禄、张钦礼、谷文昌、孔繁森也是官，不是做得很好、很受人尊重吗?当官并不丢人，当然，当官也不影响读书、做学问，当官直接接触实践、接触群众、接触实际问题，所以，当官可以更好地直接地为人民服务，也可以更好地做学问，所做的学问可能更接近实际，更有指导意义。当然，就当前的官场环境来说，你不喜欢当官，我们不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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