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嘉话》记载，大理寺卿徐有功，每次武则天无故杀人，都要依据法律当庭谏诤。有一次，君臣反复争辩，言辞愈厉，武后大怒，“令拽出斩之”。即便如此，徐有功仍毫不妥协：“臣身虽死，法终不可改。”虽临刑得免，如是再三，终不改忠谏之心。
宁可丢掉性命，也要据理力争，向死而谏。这样的忠谏之士，历史上并不鲜见。
宋太祖有一次在后园里弹雀，几位大臣称有要事求见，结果所奏“乃常事耳”。面对太祖的怒斥，一位大臣说：平常事也急于弹雀。太祖愈加恼怒，举起斧柄撞掉其两颗牙齿。没承想，其人俯身拾起牙齿置于怀中。太祖不解：“汝怀齿欲讼我耶?”大臣淡定地说：“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记之。”
“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可是，明知山有虎，为何偏向虎山行?汉朝直谏之臣汲黯的一番话，也许可以悟见一些道理：“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正是胸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这些忠贞之臣不畏强权，不惧灾祸，敢为江山社稷争与谏，勇为黎民百姓鼓与呼。也正是秉承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报国之心，这些国之栋梁、民族脊梁，赢得了君王的信任，得到了百姓的拥戴。
唐太宗曾得一鹞，非常俊异，正架在臂上玩赏，远远看见魏征走来，赶忙把鹞藏于怀中。魏征发觉了，就故意过来禀告事情，乘机陈述古代帝王逸豫亡国之弊，借此讽谏之。太宗担心怀中鹞被捂死，但“素严敬征，欲尽其言”。最终，“征语不时尽，鹞死怀中”。
无独有偶。汉武帝时，大将军卫青入宫，曾在厕内接见;丞相公孙弘晋见，有时连帽子也不戴。而对于汲黯，武帝不穿正装断不敢与之碰面。有一次，武帝没有戴帽子，恰逢汲黯前来奏事，来不及整理服装，吓得迅速躲入帐内，派近侍代为批复奏章。
一代帝王，九五之尊，何以如此惧怕臣子?其实，并非害怕，而是敬畏，敬重他们拳拳报国之心、堂堂为民之意。唐太宗视铜、古、人为三镜，用防己过，魏征殂逝时，痛心地说：“遂亡一镜矣。”唐玄宗常因宰相韩休无处不在的谏疏而默默不乐，甚至为此“殊瘦”，但心里十分清楚：“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
“未信而谏，则以为谤己;信而不谏，则谓之尸禄。”然而，竭诚进谏与开怀纳谏，从来就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臣子没有一颗生命为轻、社稷为重的报国之心，就不会有当庭力争、向死而谏之壮举;君王没有一种求谏若渴、今悔昨失的胸襟气度，就不会有广开言路、从谏如流之善政。
初唐名臣裴矩在隋朝做官时，极尽阿谀逢迎之能事。可到了唐朝，却一反故态，敢于当面跟唐太宗争论，成了忠直敢谏的诤臣。司马光就此评论说：“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诤化为佞;君乐闻其过，则佞化为诤。”
“扁鹊不能治不受针药之疾，贤圣不能正不食善言之君。”裴矩的前后判若两人说明：上有一善，下有二誉;上有三衰，下有九杀。领导干部只想听“顺耳”话，压根就听不进“逆耳”的话，折直士之节，结谏臣之舌，有谁还敢向你讲真话呢?原因很简单，教训却很深刻：君王壅蔽言路，身边噤若寒蝉，相反相成，以致末路。正所谓：“不患无夷吾、由余之论，患无桓、穆之听耳。”
柳下惠曾慨叹：“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时至今日，政治生态清明，民主渠道畅通，言者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听者也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孔子东西无所遇，屈原放逐于楚国”之悲剧断然不会出现。但是，“忠言逆耳利于行”的道理虽然无人否认，却非每个人都能头脑清醒，闻过则喜，闻善则拜。
讲真话的指挥棒往往掌握在听真话者手中。向真话摇头等于向假话招手。如今，新时代的大门已经敞开，但新征程不会一帆风顺。“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让勇于直言、敢于担当的“谔谔之士”有机会、有平台、有底气，让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诺诺之辈”无市场、无好处、无后路，才能凝聚磅礴力量、奏响奋进凯歌。
(作者单位：北部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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