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语言是世界上最简单也最难的一种能力。也许正因为如此，会写材料的笔杆子，常常被看作一个单位的“小能人”，大多是领导倚重的“大忙人”。
这本无可厚非。我党我军历来注重写材料、重视“笔杆子”，这既是行政流程的必需，也是推动工作的必要。老一辈革命家就常说，革命要靠二杆子——笔杆子与枪杆子，这是我们党起家的“两杆枪”。
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笔杆子前面被戏谑地加上了“空心”二字。空者，虚也。“空心笔杆子”也就成了形式主义、文牍主义的代名词，不仅造成“语言腐败”，还带来“风气污染”，令人反感，人人喊打。
“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全军上下持续转作风、正学风、改文风，明确要求“提倡开短会、讲短话、讲管用的话，力戒空话套话”，导向鲜明，声势浩大，力度空前，呈现许多新气象、新成效。
可是，在中央三令五申、整改层层发力的重压之下，笔杆子应该越来越实、越来越硬才对，怎么会变“空心”，而且大行其道呢?
不可否认，是一些笔杆子作风漂浮使然。思想懒惰、心浮气躁，不到一线解剖麻雀，坐在室内遣词造句，泡杯茶、点根烟，写一写、画一画，凭借着“口出莲花”抓工作，幻想着“羽扇纶巾”解难题。如此材料，焉能不空?
但是，“空心笔杆子”并非初始即空，大多是被一点一点“逼”出来的。试想，会议一个接一个，检查一个接一个，哪有时间学习和调研，何来冒热气、接地气的一手资料?今天下达任务，明天就要经验，而且轮番轰炸、层层加码，不妙笔生花、东拼西凑如何交得了差?一些领导认为“稿子短了没分量、讲话不新没水平”，怎敢不长篇大论、寻章摘句?上面“逼来逼去”，下面只能“空来空去”。
笔杆子空心化，最终导致工作空心化。“工作不行，材料来补”，“兵马”未动，“材料”先行，把说的当成做的，把计划当成现实，把思路当作成绩，从材料中来,到材料中去。到头来，“不作为，少作为，乱作为”被粉饰，基层反感、机关受累，实事泡汤、好事办砸。
部队是要打仗的，笔杆子连着枪杆子。文章千古事，而对一支军队来说，得失岂止是寸心知啊!毫不夸张地讲，一文可以左右战局，一字可以影响成败。战场是最严厉的审计师。任何的纸上谈兵，丁点的虚假水分，都可能是未来战场上的一颗“地雷”。
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军政不分家，大多数笔杆子既能“上马击狂胡”，又能“下马草军书”，可以说是“腹内藏经史，胸中隐甲兵;运谋如范蠡，决策似陈平”。电视剧《亮剑》中的“刺头”团长李云龙为何偏偏就服政委赵刚?关键在于赵刚这个笔杆子不空心，没有书生气，搞情报有一套，识人才有门道，打鬼子不含糊。这样文武双全的笔杆子，在那个年代不是“传说”。
提高部队战斗力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列宁说，生机勃勃的工作不能淹没在公文的海洋中。无论是搞总结、作报告，还是写讲话、拟文电，都要绷紧打仗这根弦，摆脱“文牍主义”的窠臼，跳脱“材料政绩”的束缚，做到短、实、新，摒弃假、长、空，切不可空了实干之“心”，沦为“空心笔杆子”。要知道，战场上的枪林弹雨，可不认识什么“注水材料”“政绩水分”。
“深入群众、不尚空谈”，毛泽东的这幅题字，如今镌刻在延安新闻纪念馆大厅里，如同一面警钟、一记重槌，时刻惕厉着笔杆子们发扬务实文风、反对文牍主义、重视调查研究，走出办公室，深入练兵场，聚集实战，深钻细研。只有既把“笔尖”练硬，更把“枪刺”磨利，方能制胜未来战场。
(作者单位：第80集团军某炮兵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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