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语言是世界上最简单也最难的一种能力。也许正因为如此,会写材料的笔杆子,常常被看作一个单位的“小能人”,大多是领导倚重的“大忙人”。
这本无可厚非。我党我军历来注重写材料、重视“笔杆子”,这既是行政流程的必需,也是推动工作的必要。老一辈革命家就常说,革命要靠二杆子——笔杆子与枪杆子,这是我们党起家的“两杆枪”。
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笔杆子前面被戏谑地加上了“空心”二字。空者,虚也。“空心笔杆子”也就成了形式主义、文牍主义的代名词,不仅造成“语言腐败”,还带来“风气污染”,令人反感,人人喊打。
“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全军上下持续转作风、正学风、改文风,明确要求“提倡开短会、讲短话、讲管用的话,力戒空话套话”,导向鲜明,声势浩大,力度空前,呈现许多新气象、新成效。
可是,在中央三令五申、整改层层发力的重压之下,笔杆子应该越来越实、越来越硬才对,怎么会变“空心”,而且大行其道呢?
不可否认,是一些笔杆子作风漂浮使然。思想懒惰、心浮气躁,不到一线解剖麻雀,坐在室内遣词造句,泡杯茶、点根烟,写一写、画一画,凭借着“口出莲花”抓工作,幻想着“羽扇纶巾”解难题。如此材料,焉能不空?
但是,“空心笔杆子”并非初始即空,大多是被一点一点“逼”出来的。试想,会议一个接一个,检查一个接一个,哪有时间学习和调研,何来冒热气、接地气的一手资料?今天下达任务,明天就要经验,而且轮番轰炸、层层加码,不妙笔生花、东拼西凑如何交得了差?一些领导认为“稿子短了没分量、讲话不新没水平”,怎敢不长篇大论、寻章摘句?上面“逼来逼去”,下面只能“空来空去”。
笔杆子空心化,最终导致工作空心化。“工作不行,材料来补”,“兵马”未动,“材料”先行,把说的当成做的,把计划当成现实,把思路当作成绩,从材料中来,到材料中去。到头来,“不作为,少作为,乱作为”被粉饰,基层反感、机关受累,实事泡汤、好事办砸。
部队是要打仗的,笔杆子连着枪杆子。文章千古事,而对一支军队来说,得失岂止是寸心知啊!毫不夸张地讲,一文可以左右战局,一字可以影响成败。战场是最严厉的审计师。任何的纸上谈兵,丁点的虚假水分,都可能是未来战场上的一颗“地雷”。
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军政不分家,大多数笔杆子既能“上马击狂胡”,又能“下马草军书”,可以说是“腹内藏经史,胸中隐甲兵;运谋如范蠡,决策似陈平”。电视剧《亮剑》中的“刺头”团长李云龙为何偏偏就服政委赵刚?关键在于赵刚这个笔杆子不空心,没有书生气,搞情报有一套,识人才有门道,打鬼子不含糊。这样文武双全的笔杆子,在那个年代不是“传说”。
提高部队战斗力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列宁说,生机勃勃的工作不能淹没在公文的海洋中。无论是搞总结、作报告,还是写讲话、拟文电,都要绷紧打仗这根弦,摆脱“文牍主义”的窠臼,跳脱“材料政绩”的束缚,做到短、实、新,摒弃假、长、空,切不可空了实干之“心”,沦为“空心笔杆子”。要知道,战场上的枪林弹雨,可不认识什么“注水材料”“政绩水分”。
“深入群众、不尚空谈”,毛泽东的这幅题字,如今镌刻在延安新闻纪念馆大厅里,如同一面警钟、一记重槌,时刻惕厉着笔杆子们发扬务实文风、反对文牍主义、重视调查研究,走出办公室,深入练兵场,聚集实战,深钻细研。只有既把“笔尖”练硬,更把“枪刺”磨利,方能制胜未来战场。
(作者单位:第80集团军某炮兵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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