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写于2007年底,本文引用的数据及资料都是十年以前的,虽然今天有些数据及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 但本文对今天还是有启示意义。)
01.GDP真相
在许多人心目中,GDP意味着经济繁荣、国家强盛,而引进外资和发展房产是迅速拉动GDP增长的良方,因此招商引资和发展房地产成为过去十几年来各地方政府官员追求政绩的最佳捷径。
结果是,外资引来了,出口贸易值升上去了,GDP上去了,而老百姓的收入水平生活质量并没有同步上涨,国家的环境和资源却遭到了空前的浩劫;房价涨上去了,与房地产相关的产业一片红火景象,GDP也上去了,而老百姓的财富一夜之间被卷入房地产腰包,社会贫富急剧分化,老百姓幸福指数下降,怨声载道……GDP究竟是什么?
一位德国学者和两位美国学者在合著的《四倍跃进》一书中,这样描写GDP:“乡间小路上,两辆汽车静静驶过,一切平安无事,它们对GDP的贡献率几乎为零。
但是,其中一个司机由于疏忽,突然将车开向路的另一侧,连同到达的第三辆汽车,造成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好极了,GDP说,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救护车、医生、护士、意外事故服务中心、汽车修理或买新车,法律诉讼、亲属探视伤者、损失赔偿、保险代理、新闻报道、整理道路两旁被毁树木等等,所有这些都被看作是正式的职业行为,都是有偿服务,即使任何参与方都没有因此而提高生活水平,甚至有些还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我们的财富——所谓的GDP依然在增加”.
交通事故的例子形象地说明了GDP的本质,它只是用来衡量所有经济活动的市场价格,并不是度量财富或福利的指标。
GDP即国内生产总值,是指在一定时期一个国家的国土范围内,本国和外国居民所生产的供最终使用的商品和劳务的总和。
GDP这个衡量指标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满足战时生产需要,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它是一个有用的衡量指标,但继续采用它却导致了扭曲的分析和结论。
中国大约在1980年代中期开始采用GDP这个指标,并取代此前使用的GNP(国民生产总值)。
GDP衡量社会表现依据的单一的经济标准,所有经济生产的总和的市场价值——也就是说,资源转化为商品并售出的速度、进入这个过程的活动,以及正式的经济中所有其它的人们为之付款的服务和活动。
在《需要有衡量进步的新标准》一文中,两位外国学者Clifford Cobb和Ted Halstead 这样批评GDP:它假设生产出来的每一样东西依照定义都是好的,它不区分成本和收益,建设性和破坏性的活动,也不区分可持续和不可持续性的活动,它是做加法不做减法的计算器。
因此,对森林的彻底砍伐、对山顶的掠夺式开采、建设有毒的倾倒场所,所有的这些都在GDP中表现为具有正面意义的产值,而军事设施和军事活动的扩张、监狱的建造、战争、犯罪(以及为防止犯罪所动用的资源)以及自然灾难后的重建也是如此。
相反,无人为之付款的家庭劳动,对病人和老年人的照顾,社区内用于自己自足的粮食种植——对GDP没有贡献,因为极少有货币交易,所以就不把它们统计在内。
在GDP这个荒谬的衡量体系里,甚至是坚实而稳固的家庭生活对经济也一无贡献,反而是离婚会产生律师费。而且可能意味着至少会增加一个需要购买家具和配备各种商品的新家庭——这对GDP是正项。
GDP的增长实际上衡量的是社会环境的恶化而不是进步。
外国学者David Karten 评价说用GDP作为国家经济增长的标准“不比把一个人腰围的快速增加作为个人健康改善的指针更有道理”。对社会的经济活动的优先秩序应用这样一个标准,已经造成了经济活动的优先秩序和资源配置的巨大扭曲,把这个世界带向了社会和环境的崩溃。
02.GDP不衡量实际国民财富
GDP是国内生产总值,是以一国为统计范围,其构成中包括外国投资者收益,也就是说,近几年来,我国高增长的GDP构成中相当一部分是属于国外投资者的收益。
作为世界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目前中国利用外资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40%。截至2005年底,我国实际使用外国资金为6224。05亿美元,同时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所获得的年平均利润率高达16%——18%,因此估算,仅2005年外商就从中国赚走了1000多亿美元。
因此,我国的招商引资是以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换来GDP数字的增长,而每年相当大部分的利润通过跨国公司流向海外。
而真正衡量实际国民财富的指标GNP却长期被中国人忽略了。GNP即国民生产总值,指一个国家的国民在国内、国外所生产的最终商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总和。
GNP=GDP—外国公民在本国生产的最终产品价值总和+本国公民在国外生产的最终产品价值总和。
GDP强调的是“国土”或“生产”的概念,而不管是本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生产的,即“made in china”,而GNP是“国民”或“收入”概念,强调的是制造人,追求的是本国企业和本国人的制造,即“made by china”。
据历年统计年鉴的数据测算,1993年至今,中国每年GNP平均要比GDP低1。65%左右,年均GNP要低于GDP大约114亿美元,但实际的GNP与GDP的 差额远高于此。
GNP远低于GDP表明外国居民和企业在中国创造的价值远大于中国居民和企业在国外创造的价值,劳务收入和投资收益的净流向指向国外,中国成了名副其实的“打工型经济”,中国人的勤劳和汗水换来的却是他国人民福利水平的上升。
相反,资本输出国的GNP>GDP,因此,所有发达国家的GNP>GDP。例如日本经济20世纪90年代陷入低迷,但是GNP远大于GDP,人民生活仍然富裕。2001年,日本海外资产达2。9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75%,大量海外财富汇入国内支持人民生活。
据分析,日本海外总资产的收益率平均每年可使日本的经济增长率提高4—7个百分点,而中国则相反,以付出大量廉价资源为代价换来GDP数字看好,每年都有相当部分利润通过跨国公司流向海外,国民财富积累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远不能与GDP增长成正比。
用Clifford Cobb和Ted Halstead的说法,官方的衡量体系从GNP转变成GDP,这一转变造成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它夸大了跨国公司的贡献,在老的GNP之下,跨国公司的利润归属于公司所在的国家”
这一战略的转变使发展中国家的财富看起来在增长,而实际上跨国公司为它们发达国家投资者的利益而带走了这些利润,发展中国家一无所获“突然,跨国公司成了没由头的恩赐……”
03.GDP不衡量社会成本和增长的代价
GDP不仅排除了有益的非货币化的经济活动,而且省去了某些当下和未来的活动对社会造成的实际成本。GDP没有统计自然资本——表层土壤、矿物、森林、河流、海洋中的生命以及大气的消耗,而这些自然资本的减少会耗尽任何社会的未来。
马里兰大学的Herman Daly,前世界银行的一位官员,曾哀叹GDP这一弊端,并提出自然资本是世界上所有真实财富的基础。
正是GDP只反映增长,却不反映资源耗减和环境损失,我国的各级政府官员在追求GDP政绩过程中,急功近利,可以把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忽略不计,一方面对内资企业的排放污染物进行纵容,另一方面降低准入门槛和环保标准,对那些污染严重和破坏生态平衡的外资项目也大开方便之门。
其结果是,外资项目产生的利润流向发达国家,而由此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却长久留在了中国。
由于片面追求GDP的快速增长,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属于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中国的经济增长代价和成本比国际水平高出许多,是世界上单位GDP创造中耗能最高的国家之一。
GDP崇拜用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疯狂掠夺来换得GDP数字的虚荣,结果是牺牲子孙后代和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命脉和根系,是典型的饮鸠止渴式发展。
04.GDP不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和效率
GDP计算的是从事生产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至于生产的效益如何,产品能否卖出去,报废、积压、损失多少,真正能用于扩大再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有效产品增长是多少,GDP是反映不出来的。
又如,污染严重的小化工企业,既带动了就业,又增加了GDP, 如果考虑到污染治理,又可以增加一批就业,还能增加更多的GDP,如果再考虑到污染结果,带动的就业就更多了,比如说医药企业、医院、护理等,增加的GDP就更多了。再比如,花五千万建一座楼,结果是豆腐渣工程,只好再花一千万拆掉,剩下一堆废墟,但这堆废墟体现在GDP上是六千万的投资增长。
近几年各地方政府以拉动GDP增长和就业为借口发展房地产就如同上面建污染严重的小化工厂一样荒谬,这是典型的有增长无发展模式,GDP上去了,人民的生活质量、幸福指数没有同步增长甚至有下降的趋势。
由于GDP不衡量效益,许多“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在经济效益里是负面的,但在GDP数字上会上升,这会使许多地方政府官员盲目投资一些形象面子工程,即使是劳民伤财也在所不惜。
05.GDP不衡量社会公正和幸福
由于GDP只是一个生产总量的指标,只反映经济活动的活力和人气,并不反映谁从GDP这里最终获益。
在GDP政绩观驱使下,中国各地方政府官员热衷于能快速拉动GDP上升的引进外资和房地产经济,至于饮鸠止渴式地引进外资和畸形发展房地产经济所导致的负面后果,他们是可以疏忽掉的,他们也可以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协调发展不必重视。
因此,随着引进外资规模越来越大、房价越来越高、中国的GDP也越来越大,而中国的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5的公认国际警戒线。除了一小部分既得利益阶层外,大部分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福利呈下降趋势,但这些都不再GDP关注范围之内。
06.GDP不能真实反映国家的经济实力
GDP只计算经济增长的总量,而不反映经济的结构,一亿元产值的裤子和一亿元的飞机在GDP上是等同的,但造飞机的是富国,做裤子的是穷国。
国家的贫富和经济实力不是看GDP的多少,而是看GDP的构成,要论GDP,大清国是小日本的4倍,但是大清国GDP是茶叶、瓷器和裤子,日本的GDP是大炮轮船。甲午战争,日本的大炮GDP一下就把大清国的裤子GDP打回原形。
由于做裤子和造飞机在GDP是等同的,中国各地方政府热衷于做裤子而对类似于造飞机这样需要科技投入大、时间跨度长、见效慢的技术密集型企业投入热情不高,因为做裤子可以更迅速增加GDP,也热衷于充当跨国公司的组装车间,热衷于引进一些低技术、高耗能、高污染的外资项目。
以出口导向型和外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可以迅速拉升中国的GDP增长,也使中国的国民经济结构被套牢在低端产业陷阱中。
同理,房地产带动的几乎没有什么高科技产业,不会对中国的科技发展、技术水平提高有任何好处,而各地方政府官员也对发展房地产情有独钟。
正因为如此,我国的科技创新严重不足,在许多领域甚至倒退,核心技术都掌握在外资手中。中国GDP的增长只不过是打工规模的增长而已,GDP只能说明中国是经济大国而不是经济强国。
反映一个国家经济竞争实力的是科学技术创新程度和本土企业的竞争力。
在中国本土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力而逐渐被逼至附加值极低的世界价值链低端的同时,外资却占据了中国附加值极高的价值链的出口高端。
在外资产品大量占领市场和大多数行业被外资所控制的格局下,出口
总数额虽多,但属于高附加值的民族产业却凤毛麟角。在机电产品出口、高新技术出口中,外资企业占68。9%及77%。
高附加值的产品大多是外资企业或外资控股企业,由此创造的贸易利润也大多是外方的,在光鲜的出口数字和庞大的GDP下并没有形成我国的产业支柱!
07.科学发展观
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曾经靠廉价劳动力和开放市场等比较优势大量引进外资拉动GDP增长,一度成为发展中国家赶超的榜样。
然而,在经历了十年高速成长后,巴西经济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直接原因是中国等低成本大国对外开放后,跨国公司纷纷把投资从拉美转向中国,这一全球性产业大转移,直接导致了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拉美神话犹如昙花一现。
拉美国家在人均GDP增长的同时,国家核心竞争力并没有形成,仅仅十余年间,巴西的工业和流通命脉完全由外资控制,没有自己的民族工业,经济殖民化,巴西进入虚幻的繁荣时代。
国际垄断资本的直接投资虽然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但跨国公司每年都要把大量利润汇回母国,造成了利润转移,形成了有增长不发展的拉美现象。
同时,这些国家贫富两级分化严重、腐败成为毒瘤、社会矛盾激化,国家陷入经济危机、政权更迭、社会失范的整体性危机,这些国家因此被当作发展失败的典型。
中国目前也是典型的主要依靠引进外资拉动GDP增长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中国已是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外资存量所占GDP的比重大大高于其它亚洲国家,高出日本30多倍。
依靠引进外资和发展房地产经济的拉动,中国的GDP的年均增长率超过7%。但是在GDP高增长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正视拉美化趋势:外资逐渐形成对社会资产的拥有和控制,国民经济的依附度越来越高。
在经济政策上追求GDP或GNP,会导致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即输入性增长模式或内源性增长模式。
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竞争实力的是GNP而不是GDP,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不可能靠外资企业增强自己的竞争力。
政府形象工程、豆腐渣工程、灾害事故的处理都会增加当地的的GDP或GNP,但是在修建工程或处理事故活动中会耗费当地资源和财富,会造成个人财富和人民生命及精神伤害,会导致社会综合资产存量的减少。
……
因此,有学者认为应该在GNP指标基础上,再加上SCC(Scosial Comprehensire Capital简称SCC,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积累的所有国民财产和自然资源的总和)才能全面反映地方政府的政绩,即GNP+SCC.
SCC反映社会财富的存量。
社会综合资产存量的变化包括:国民财产存量的变化(包括国有企业财产、个人财产、公共产品价值的存量);自然资源的变化,包括土地、森林、矿产、水力等资源存量的变化;生态环境价值量的变化;无形资产价值量的变化等。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也是对GDP崇拜的颠覆。
现代国家的竞争是高科技产业、民族工业的竞争,而不是靠廉价劳动力和资源掠夺获得虚高的GDP数字来竞争。
日本从不看重GDP,而更重视基干产业的发展,这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安身立命的基石。
大清国的GDP曾占世界的30%,结果又怎样呢?在英法列强的阵阵炮声中交出了数百年的积蓄。
因此,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应该更强调GNP、重视科技创新和基干产业的发展、重视民族企业的竞争力、重视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也应该注重教育、卫生、社会保障、财富分配、公平公正、环境资源各方面协调发展,而不是GDP崇拜!只有坚持健康、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才能让广大老百姓既能感受到繁荣的气氛,也能享受到繁荣的成果! (“GDP真相、本质与陷阱”一文写于2007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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