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黎(2020年5月17日)
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前所未有，也取得了很大效果，但是距离根治腐败任重道远。为什么呢?我们今天做些探讨。
首先，要分析腐败产生和泛滥的原因。腐败产生的内在原因是掌权者对超过正当利益的过分追求，从而以权谋私。腐败产生的客观条件是掌权者运用权力的过程失去了应有的有效监督。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错误地评价毛主席，兴起了“非毛化”逆流，也就刮起了否定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风潮，从上到下提倡一切向钱看，鼓励金钱价值观，搞经济挂帅，物质刺激，嘲笑公心，放纵私心，使得焦裕禄式的干部靠边站，和珅式的官员很风光。这就从政治方向上，从社会风气上，搞乱了人心，种下了腐败的祸根。另外，改革开放后，公开宣布不再搞群众运动了，甚至公然说看群众脸色办事的时代过去了。这就极大地刺激了掌权者大胆以权谋私而不用顾及群众反对的心态，并且事实上造就了官权摆脱群众监督的效果，就为腐败的泛滥造就了良好的条件。再则，在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阶段，改革智囊以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为指导思想，将官权腐败作为改革的动力来设计和推行改革政策，造成九十年代中后期私有化大跃进的恶果。此后，腐败成了拉拢官员进入统治团伙的手段，共同腐败才能共享统治，谁不入伙其心必异，就要剪灭。再后，反腐败就成了排斥异己的手段，都已腐败了，谁不听话就抛出谁。进而，在全球化阶段，权力与资本相结合，特别是与国际金融资本相结合，腐败进入到了卖国阶段，内外勾结，形式隐蔽，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甚而，反共势力进入党内故意造就腐败，造就两极分化，造就买办卖国，造就民心不满，为倒共毁国造就条件，这是完成他们反共大业的自觉作为。所以，腐败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刻意的政治作为造就的。
其次，要认清腐败大肆产生和泛滥的政治性质。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腐败的泛滥和造成的危害日益加重。从政治上，我们要看到，腐败的泛滥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经历曲折的标志，是中国的政治方向变化的表现，是共产党的干部丧失共产主义信仰而蜕化变质的结果，是共产党放弃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的结果，到后来，是反共势力将中国演变为美西方的附庸资本主义的自觉安排。因此，反腐败的政治意义就应当是拨乱返正，纠正重大错误，重归科学社会主义正途，恢复公有制主体地位，恢复共产党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根本属性。为此，就应当确立反腐败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是工人阶级依照宪法重新成为领导阶级的政治斗争。如不这样认识，反腐败就不会取得实质性的社会进步意义，也就不可能取得“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效果。试想，如果继续坚持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条件，在社会上存在资本家占有巨额社会财富的情况下，在两极分化的社会环境下，如何能够让官员安心于过普通收入的生活，有何理由让他们服服帖帖地给资本家阶级当驯服工具，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无法自洽，腐败就必然会发生，至多会变得隐蔽一些而已，而不可能真正做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要知道，私有制是腐败产生泛滥的土壤环境，不致力于消灭私有制，就不可能根除腐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如果不去触及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反腐败就不会对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有益，至多也就是实现资产阶级统治的良治而已，而且这种状态是不稳定的，是不可持续的。
再次，为了科学社会主义事业而真心反腐败，就要首先致力于纠正政治方向的错误，就要实行惩治少数关键负责人与解放大多数干部相结合的方针，就要发动工人阶级劳动人民进行反腐败。政治方向的错误是最根本的错误，是造成腐败发生和泛滥的根本原因，也是造成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生曲折的根本原因。而这个根本方向罪错的责任人就是首先喊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口号的那个人，他们家族是先富起来的代表。在判罪吴小晖之后，就要更上一层楼，挖出其背后的保护伞，才能推动纠正这个重大错误。由此揭开盖子，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解放思想，开展大讨论，深入批判其政治罪错，大张旗鼓地发动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上下结合大反腐败，清党整党，恢复共产党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阶级本性。在此过程中，注意实行打击极少数，解放大多数的方针。只要当事人认清了错误，主动向国家退赔腐败所得，就可以解放出来，使其丢掉包袱，轻装上阵，给以出路，跟党和人民一起继续干社会主义事业。对于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反对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人，特别是勾结国际反共反华势力的汉奸卖国贼，则要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坚决镇压下去。
最后，在完成大反腐败、清党整党的任务之后，中国也就纠正了先前犯下的政治方向错误，也就恢复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此基础上，重建党群一体、军民团结的科学社会主义体制，将社会主义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一个崭新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屹立在世界东方，一定能够战胜美国对中国的打压。这样的反腐败，才是具有根本意义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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