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的视频节目《舍得智慧人物》做了一期关于教师张桂梅的人物专访，宣传时取了个标题叫“中国特蕾莎”：
微博媒体竞相转载：
很快，“张桂梅中国特蕾莎”就冲上了微博热搜：
1979年的诺贝尔奖和平奖获得者修女特蕾莎是某些人眼中的女神，但凡要赞美某人，就要搬出特蕾莎，例如：
有句话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公知“女神”姚晨和袁立，不管是自封的、还是他封的“特蕾莎”，左右两边的网民大约都不会有什么意见。
然而，凤凰网把“特蕾莎”安在了人民教师张桂梅身上，网民们可就炸了。就连@共青团中央 等官办自媒体也加入了声讨行列：
这两年经过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在中国问张桂梅是谁，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可是你要问特蕾莎是谁，除了那帮“精美”的知识精英，基本上没几个人知道。
为什么他们要以“特蕾莎”为坐标，来观察张桂梅?无非是在他们眼中，西方人树立起来的、获得了诺奖的“特蕾莎”是一座令他们向往而不可超越的高山，而中国人只能膜拜，只能向西方学习。
就像戴锦华老师评《八佰》时谈到的，电影界的精英们看中国以及中国历史，“只能外在地观看”，“在《南京!南京!》中必须要找到一个日本兵的眼睛，在《金陵十三钗》中必须找到一个美国浪人的眼睛”，《八佰》则是外国观察团的视角。
其实，“外国人”的视角还不是最关键的问题。中国有伟大的人，例如毛主席这样的人民领袖，又如王进喜、陈永贵这样的劳动人民中的楷模，还有千千万万为了人民的利益舍身取义的英雄;而西方也有伟大的人，例如马克思、列宁，还有我们所熟知的“保尔·柯察金”式的士兵。
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定义“英雄”，怎样定义“伟大”，站在不同阶级的立场自然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毛主席说：“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为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那么，特蕾莎是不是这样的“为人民利益”的英雄呢?
据百度百科的介绍，特蕾莎是“世界著名的天主教慈善工作者，主要替印度加尔各答的穷人服务。因其一生致力于消除贫困，于1979年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特蕾莎去世时，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400多位政府要人参加了她的葬礼，其中包括三位女王与三位总统。
然而，2003年，德国新闻人Erik Möller的一篇证据确凿、事实清晰的考证文章《特蕾莎修女(德兰修女)的神话破裂了》却揭穿了特蕾莎的本来面目。如今，即便是在西方，特蕾莎也早就不是主流媒体一再渲染的完美无瑕的圣女，而是民众广泛争议的一个人物。关于特蕾莎事迹的虚假性、巨额资金账目的不公开、对病人的非人道对待及其与政界、商界的关系已经被广泛揭露和讨论。
当然，受限于篇幅，本文并不准备就特蕾莎修女真实事迹的细节展开，感兴趣的可以在网络上搜索上面这篇文章，这里着重强调一下“造神”特蕾莎的背景。
特蕾莎的“事迹”被广为人知，是出自英国记者穆格里奇之手。穆格里奇是一个狂热的保守主义分子，他是“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组织赞助的记者之一。这是一个美国中情局(CIA)在欧洲建立的组织，任务就是在欧洲建立对抗共产主义的文化。穆格里奇的特蕾莎项目开始于1968年的一个BBC采访。事实上，在当时的印度加尔各答，类似的慈善机构已经非常多，而不论是规模还是所提供的医疗保障，特蕾莎的机构都是最低限度的。但特蕾莎的修女身份让她成为宗教保守势力“造神”的对象，逐渐被热捧成为一个公众人物，生活在了聚光灯之下，并最终于1979年获得了诺奖。1997年9月5日，特蕾莎去世，这一天被定为了“世界慈善日”。
历史的发展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巧合”。1979年——东方的伟人已经逝世三年，东方正在经历巨大的变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始陷入低潮。恰在此时，特蕾莎这样一个慈善英雄就被热捧出来了，国际资产阶级要靠发掘和宣扬这样一位有着中世纪信仰的圣徒来鼓励关心贫困群体，诱骗穷人彻底放弃共产主义运动式的反抗。
穷人要想改变命运，究竟是靠慈善、靠“善人”，还是靠“革命”、靠社会变革，这个问题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就展开过一场争论——毛主席专门为《人民日报》撰写了一篇《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其中写道：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统治者的伟大斗争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的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宣传。
遗憾的是，这个问题后来又被颠倒过来了。
尽管共青团等媒体在反驳凤凰网“张桂梅中国特蕾莎”的宣传时，强调了张桂梅的党员身份，但张桂梅的事迹却大致也属于“慈善”的范畴，争议的焦点无非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党员”还是“修女”。
在人人为己、金钱至上的年代，张桂梅的事迹当然是值得称赞，但背景命题却是“高考改变人生”，在阶层固化的今天，这个“改变”对于穷人来讲已经变得非常有限了。
以民族主义的视角来批驳“中国特蕾莎”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
正如本号之前的文章所说，张桂梅之所以会获得那么高的关注和荣誉，正是因为东西差距、城乡差距的不断拉大，“个人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歪理横行，才逐渐凸显出了张桂梅式的人物的稀有。削峰填谷，这其实不是个人该做的事情。
张桂梅是落户云南山区的东北女知青，是伟大的毛泽东时代培养出来的;在那个知青返城、伤痕文学兴起、控诉声浪倾泻的时代，张桂梅成了少数的“逆行者”和时代“遗民”，即便是“党员”，能做到张桂梅这样的也是凤毛麟角。可以说是前一个时代培养了“知青”张桂梅，后一个时代成就了“最美乡村教师”张桂梅。
1966年5月初，毛主席读到了“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由军队搞生产，毛主席联想到办一种“大学校”的问题。这种“大学校”，各行各业都要办。在“大学校”里，可以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生产，由此形成一个体系。如果按照毛主席的设想，从社队企业出发，通过这样的“大学校”，把农村办得和城市差不多，还会有东西差距、城乡差距吗?张桂梅这样的典型，也就不足以成为典型了。
四十年多前，有人说“穷了几千年，不能再穷下去了”，“跟着美国的国家都富了”，由此，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自信被迅速摧毁，对欧美的跪舔才逐步发展到了极致——从制度到文化，到崇拜的榜样，这是“中国特蕾莎”这样的宣传出炉的真正根源。
“穷了几千年”这个命题显然是不成立的，至少唐宋明清的时代，论财富，世界上还没哪个国家敌得过中国，这个话其实是想表达“穷了三十年”，为了否定毛主席，不惜拉上老祖宗垫背。即便不考虑毛泽东时代将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六大工业强国的物质成就，认真算起来，占有整个社会生产资料的劳动人民在古往今来、古今中外，除了曾经的苏联，何曾如此富有过?所以，穷与富是相对的，更是有具体对象的——究竟谁穷、谁富?
文化精英跪舔西方，无非是跪舔西方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精英跪舔，真正受害的还是最广大的“穷人”，精英要跪便跪，穷人不该再被骗着一起跪。
跪了四十多年，不能再跪下去了。所以，网友炮轰野鸡网的“中国特蕾莎”总体来说是个好现象。不过，我们不需要“特蕾莎”，也不需要“武训”，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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