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
学习和总结历史文化，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是我们党一贯重视并倡导的做好领导工作一个重要的思想和方法。重视对历史的学习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运用，善于从不断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中找到前进的正确方向和道路，这是我们党90年来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领导干部学习历史，要学习中国历史，了解和懂得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创造的灿烂历史文化，从中汲取有益于加强修养、做好工作的智慧和营养。领导干部学习历史，要注重学习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和中共党史，加深对近现代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领导干部学习历史，要落实在提高历史文化素养上，落实在提高领导工作水平上。而具有历史文化素养，最重要的是要具有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即想问题、作决策要有历史眼光，能够从以往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自觉按照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办事。在学习历史知识的时候，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不能读死书，要同工作实际结合起来，对所读之书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做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知古鉴今、古为今用，这样才能在我们认识和处理现实问题中发挥历史知识应有的积极作用。
（来源：《党建研究》2011年第10期）
刘淇：提高文化自觉 增强文化自信 加快体制机制创新
文化自觉，主要是指我们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中华民族之所以五千年生生不息，就是源于中华文化的强大凝聚力。没有先进文化的指引，就不会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二是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文化必须紧贴时代发展，适应人民群众的要求，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工作紧密结合，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必须在继承中创新，继承是基础，创新是根本；必须由全社会共同推动，在耳濡目染中引导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社会共识。三是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文化自信，是对我们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中华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要深刻认识到只有经济繁荣的国家还不能算真正强大，既有经济繁荣还有思想文化的繁荣，才能成为真正的强国，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我们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经济发展，一手抓文化建设，两手都不放松。
（来源：《北京日报》2011年10月11日）
何小手：“微公益”折射的社会管理之道
一种全新的、自下而上的“微公益”慈善模式，正受到公众尤其是网民的追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支队伍，集点滴之爱，捐绵薄之力，在新媒体技术搭建的现代化平台上，汇成温情脉脉的爱心洪流。“微公益”之“微”，首先是指参与主体之“微”和力量之“微”。传统观念中，人们对慈善的认知往往本着“达则兼济天下”的心态，慈善似乎是政府、大机构和少数“成功者”的专利，慈善因此成了道德竞赛，谁捐的钱越多，境界也就越高。“微公益”改变了这种局面，它的参与者多数是社会普通民众，对于善举，它强调有无，而不追求多少。“微”的另一层意思是指微博客。这种全新的互联网应用促成了一个虚拟社会，公共话题在网民中快速传播，为“微公益”提供了情感载体，搭建了宣传平台，成就了组织手段。然而，正是这种点滴之善，见证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推动着慈善事业的进步。“微公益”所倡导的重在参与、自我管理的理念，也为现实社会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来源：《人民日报》2011年10月11日）
武卉昕：私有化与俄罗斯社会道德价值观的嬗变
私有化运动是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家经济改革的主体性内容，无论是在其最初的自发阶段,还是1992年以后国家大范围的改革,都具有典型的道德负面性。它使俄罗斯社会和经济陷入难以拯救的混乱状态,加剧了普通劳动者生活的艰难,更从社会道德的物质存在原点上培育了恶性的道德因素,恶化了社会风气。可以说,私有化是俄罗斯社会道德价值观嬗变的肇始之源。无论是生活水平还是社会地位的急转直下，对于当时的俄罗斯社会都是危险的诱因。事实上，正是这种打着“人道”旗号却不人道的经济改革在客观上导致了人们危险的社会行为，引发了社会道德堕落和社会犯罪。这场改革在本质上具有明显的掠夺性特点，使那些从前属于整个国家的庞大财富无偿地分给了“暴发户”，而相当多的普通劳动者不但未能获得任何财富，而且因改革陷入贫困。不公正的资源分配自上而下引领了自私自利的价值导向，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腰包，不关心他人的死活。个人主义价值观迅速占据了集体主义消散后的社会道德空间。
（来源：《国外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资本积累的金融化
1997年，保罗·斯威齐在其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中，把“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称为世纪之交的三大主要经济趋势之一（另外两大趋势是垄断力量的增长和经济停滞）。熊彼特认为，信用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特征。但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资本主义的本质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积累——即商品和服务领域的真实资本的形成——越来越从属于金融。凯恩斯广为人知的担忧——投机将支配生产，看来最终变成了现实。今天，在大萧条后的最大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之后，我们不能再对危机所提出的问题视而不见了。借用马克思的话，“债务积累”表现为“资本积累”，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显，甚至前者越来越超过了后者。资本主义已经金融化，这表现在：（1）金融利润在总利润中的比例越来越大；（2）相比于GDP，债务越来越多；（3）金融、保险、房地产部门（FIRE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4）出现各种奇怪的金融工具；（5）金融泡沫的影响扩大。总之，就是指相对于经济基础，金融上层建筑的规模和重要性大大增长，金融已取代了工业企业家的地位：这个阶段可称为“金融帝国主义新阶段”，它加剧了社会、生态和战争危机。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9期）
[法]埃里克·勒布歇：世界危机首先是西方政治危机
一连串的事件接二连三发生：金融危机演变成了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又引发了债务危机，债务危机又导致了政治危机。而导致这一连串事件的原因则要反过来看：正是民主国家政府的管理缺陷导致了债务危机的出现。沉重的债务负担导致了一种负债式的经济增长，而负债式的经济增长最终在金融困境中彻底垮台。我们自2008年以来所经历的危机首先是政治危机。这一点在欧洲几乎天天可见：面对希腊危机，人们无能为力，从而使危机蔓延到了银行，并使情况变得越来越糟。这一点同样发生在美国身上：随着选举临近，各方都把精力放在了权力之争上，而与此同时经济却濒临衰退边缘，债务总额更是超过了欧洲。西方国家的政治未能作出调整，以适应这个时代的巨大变化：全球化、被科技彻底改变的生活方式以及个人主义。
（来源：《参考消息》2011年10月10日）
单仁平：资本妨碍美国政府倾听民声
“占领华尔街”运动在蔓延，美国民众对国家政治及社会不公平的愤怒，首先倾泻到美国资本主义的象征华尔街头上，这显然不是偶然的。尽管对资本主义的定义十分复杂并且在变化，但简单说来，就是一个社会的运行以及利益分配方式都由资本、特别是大资本或金融资本说了算，资本处于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的支配位置，资本家们对国家路线的控制权高于社会的任何群体。仔细想一想，美国的确是这样的国家，而且这样的重要性顺序，在美国被推向极致。当美国的一场社会运动对准资本最集中的华尔街时，比对准白宫或者国会山，意义要深刻得多。“占领华尔街”运动是针对资本主义弊端的一次认真倾诉，它的力量依然是薄弱的，但锋芒却是尖锐的。美国政府及上层社会对它的态度，以及是否有安抚民意的实际措施出台，其实是美国体制能否在21世纪保持自我纠错能力的试金石。
（来源：《环球时报》2011年10月13日）
[美]乔治·费里德曼：美国政治精英与金融精英同流合污
众所周知，这次金融危机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从经济学角度看，这的确是一场金融危机。然而，它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操控华尔街的金融精英的行为是否合法？从某种程度上说，金融体系陷入危机，金融精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能让整个金融体系瘫痪，这些精英不是愚蠢，就是不诚实，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背后隐匿着巨大的政治危机，一种真正的体制上的危机。试问，美国的政治体系能否在平息危机的同时，让危机的始作俑者承担相应责任？结果是令人失望的——根据现行法律，金融危机中相关人员不负任何刑事责任。那么，为什么我们的政治体系中，缺失了界定金融精英的行为是否合法的法律呢？难道政治精英与金融精英是一丘之貉，在同流合污？于是，信任危机从金融体系延伸至政治体系。美国政府于2008年9月开始采取行动应对金融危机。当时，很多人希望政府采取措施惩戒留下这个烂摊子的精英人士，然而最终并无下文。在大量注资以稳定金融体系后，政治精英默许金融精英继续管理金融体系。这继而引发了对政治精英的信任危机。
（来源：《社会科学报》2011年9月22日）
时间:2011年10月26日 来源:《红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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