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隆：迈出“中国音乐的第100步”

第5版(视点新闻)
专栏：人物

　　为期20天的第六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正吸引着无数乐迷热切的心。它的发起人也是北京新年音乐会的首创者、中国爱乐乐团和广州交响乐团的艺术总监——
余隆：迈出“中国音乐的第100步”
本报记者 陈原
　　从10月17日起的20天内，来自20多个国家的1000多位艺术家汇聚北京，演出13套共15场音乐会。这场盛会的组织者就是现年39岁的余隆，而6年前他发起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时候年仅33岁。
　　刚刚率中国爱乐乐团从欧洲巡演载誉归来，余隆自然也是一脸阳光。别看他一人身兼数职，飞来飞去，可总是忙而不乱，有条不紊。
　　回国后，余隆先奔向位于北京建国门外的北京国际音乐节总部。第六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正有一堆事等着他定夺。余隆坐在散乱的办公桌前，忽而站起来“哒哒哒”地对曲目发一通指示，忽而又跑出门把一个人喊过来低声密授运作方案，忽而又坐下去拨打手机与人探讨指挥方面的问题，普通话、英语、德语加上海话轮番使用，让旁人听了一头雾水。
　　再一看表，呀！11点了，于是他又急匆匆赶往中国爱乐乐团的办公室。连吃盒饭午餐的时间算在内，他用了两小时和乐团各部门负责人研究工作。这之后，他才有整块的时间与记者详谈。
　　北京新年音乐会———“只是‘小打小闹’”
　　余隆一再强调，不要写人而要写事。所谓“事”，就是中国音乐界近几年的飞跃。他拿过一本简历，说：“至于人，看看就行了吧？”
　　余隆的经历看上去挺简单，从来都是和音乐打交道：他1964年生于上海，从小跟着外祖父、著名作曲家丁善德学习音乐；在上海音乐学院时，师从黄晓同，这是一位培养过许多指挥家的教授；在德国柏林高等艺术大学，他又有幸投在德国歌剧指挥家鲁宾斯坦大师的门下；随后，余隆在国际舞台不断登台，积累了一位青年指挥家必备的经验。
　　然而，与其他留学海外的指挥家不同的是，余隆凭着他的才智获得了艺术之外的另一种能力：如何经营和管理文化。
　　1992年，余隆回国。那时他是位苗条的英俊小伙子，脸上还带点稚气。他被聘为中央歌剧院常任指挥，不久就创办了轰动一时的北京新年音乐会，他连续3年担任指挥……
　　这样的成果在当时的“海归派”指挥家圈子里已令人羡慕不已了。但余隆觉得不过是“小打小闹”。
　　北京国际音乐节———运用全新机制和理念
　　余隆希望中国能有一个立足于国际文化舞台的、永久性的大项目。他说，北京正在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应该拥有一个与之相辉映的国际音乐节。他的这一思路与北京市委、市政府正相吻合。
　　1998年，北京国际音乐节初创，可以说除了3页纸的创意报告外别无所有。在北京市和文化部的全力支持下，经过不到半年的努力，第一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终于在10月顺利举行。余隆担任艺术总监。
　　6年来，余隆为北京国际音乐节亲手创立了现代化的运营机制和管理方法，一套正规班底长年在有序运作：讲效率，讲规范，讲国际认同的合作准则；这里没有级别、没有铁饭碗，有的只是责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炤曾多次分析音乐节成功的关键，他说，最紧要的是在管理、运营和操作上达到了国际高标准，一个连计划、谈判、项目、宣传、接待等等都全部被制定在详尽的工作条例中的音乐节，其规范化、专业化的程度可想而知，而这正是我们的许多艺术节和文艺团体的弱项。新加坡交响乐团艺术总监水蓝说，他们之所以多年未在中国舞台露面，就是因为以前的合作方发出邀请的时间总是很仓促，而乐团的演出季早在两年前就已制订；现在北京国际音乐节终于以合乎规范的运作，使他们得以成行。
　　北京国际音乐节必须慧眼独具。这是余隆的基本要求。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中韩建交10周年，他们就邀请日韩两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和演出团体；今年的音乐节，他们又以“人文奥运”为主题。每一次音乐节，我们总能看到首次来京的著名团体，看见第一次访华的大师，听到一批首演的曲目，欣赏到许多新颖的形式。连毛阿敏、刘欢、姜昆、胡文阁这些从前与交响乐、歌剧无关的演员，也在音乐节舞台纷纷亮相，虽说有所争议，但余隆却说，这是一种尝试，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走进音乐节。儿童免费音乐会、面向社会开放的大师班授课等，更让大众感受到音乐节是大
　　众的音乐节，是全社会的文化活动。北京国际音乐节主要依靠企业投资。随着北京国际音乐节知名度的提升，国内外很多大企业纷纷加入，雀巢、索尼等都向他们提供过资金。今年的第六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由全球闻名的瑞银集团赞助。当记者问瑞银集团亚太地区主席史凯富为什么对北京音乐节情有独钟时，他的回答是：因为短短几年，这个音乐节已经发展成为世界最重要的艺术盛会之一。
　　国际著名乐团、歌剧团、世界闻名的大师相继走进了北京国际音乐节。头两届北京国际音乐节还需要到世界各地去找人找团，而后来就成了世界各地的团体、经纪公司和艺术家来找他们。这些人认为，北京国际音乐节选择曲目很有眼光，而且每次都可以邀请到世界乐坛正受瞩目的音乐家和具有独特风格的团体。作曲家潘德列茨基、谭盾和钢琴大师哈特·奥尔兹说北京国际音乐节最吸引他们的就是“特色”，由于“特色”才聚集了一流团体和艺术家，又由于这些一流团体和艺术家才带来了高水平。
　　许多音乐家还提到，北京国际音乐节并非只图热闹，而是真正在推动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这从每届都注重推出中国乐团和中国艺术家的活动中可见一斑。中国的作曲家、演奏家、指挥家、乐团，每次都在音乐节中占有重要位置，中国文化孕育的作品更是音乐节的重头戏。陈其钢的名作《蝶恋花》、《逝去的时光》，刚刚在北京上演的郭文景的歌剧《夜宴》和《狂人日记》，都是在音乐节上和中国观众见面的。作曲家郭文景特别感激音乐节。他说这两部作品早在几年前就已写成，各有5个版本在国外演出，但在国内一直没有机会登台，这次得以如愿，而且是音乐节自己的版本，证明了组织者对中国作品的热爱。
　　中国爱乐乐团———基本达到预定发展目标
　　尽管余隆有些发福，但动作依然敏捷。在新闻发布会上，他总是可以左右会场的气氛，回答问题时滔滔不绝。记者没话说，他还要点名让人家提问题。
　　“国内一流、亚洲前列、世界著名”，中国爱乐乐团的这一发展目标在2000年创团新闻发布会上曾受到媒体质疑。有人说这简直就是异想天开，因为当时国内几大乐团都曾有过美好的设想，但不是功亏一篑，就是不了了之。余隆立即列举中国爱乐乐团的各种长处加以反驳，充满自信。可是，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摇头。后来，他们的首场音乐会也是毁誉参半。
　　谁料想，凭着这位艺术总监和首席指挥的现代化管理和国际化理念，凭着全团的奋发努力和严格训练，爱乐乐团的水平直线上升。从广大听众的反映看，从国内外巡演之后的舆论评价看，中国爱乐乐团现在已经是国内一流、亚洲前列、世界著名了。
　　音乐季的固定化———职业化的训练专业化的管理
　　爱乐乐团为中国乐坛带来的首先是音乐季的固定化。过去我们文艺团体的演出大多比较随意，演出季这样的方式虽然已被一些团体引进，但都是半途而废。爱乐乐团却顽强地坚持下来。余隆认为，一个当代艺术团体没有事先周密完整的演出规划，就不可能进入当代文化舞台，更别提什么市场了。在三个音乐季里，他们演奏了大量的中外名曲；还与800多位中外艺术家一起，完成了马勒第八交响曲的中国首演，成为轰动乐坛的盛事；还获得了当代作曲大师菲利普·格拉斯的大提琴协奏曲的世界首演权。他们横跨三大音乐季，演奏了贝多芬的全部交响曲；并准备把马勒的所有交响曲也奉献给听众。打开三个音乐季的节目单，我们可以看见当今国际乐坛最响亮的名字，最难的曲目；世界著名唱片公司也为他们的演奏一次次灌制了唱片。
　　余隆对乐团成功的总结是职业化的训练、专业化的管理。他说，应该把多数时间和精力放在乐团的业务训练上，而不是热衷于“包装”。只有高水平的演奏才能赢得真正的声誉。有了声誉，资金和艺术家也就随之而来了。这才是良性循环。上海歌唱家廖昌永一再称赞余隆的组织才能和开拓勇气，认为这是爱乐乐团发展的关键。中国爱乐乐团吴阳说，与余隆合作，最大的感受是默契。余隆很清楚当代艺术团体需要什么。
　　今年5月，余隆又被广州交响乐团聘任为艺术总监。这家乐团可以说是目前最好的地方乐团。原广交团长、现广东省文化厅副厅长余其铿说，广交未来的发展需要一位像余隆这样的人物来领航，所以选中了他。他的策划组织才能，广泛的国际网络与艺术才华都是广交所急需的。
　　有一件事曾让余隆声名大震。日本指挥家大贺典雄率东京爱乐乐团来北京演出，不料在指挥时忽然昏倒。就在救助的同时，余隆冲上指挥台，熟练地指挥东京爱乐乐团继续演奏。日本艺术家目睹了余隆的才华。第二年，他们邀请余隆率东京爱乐乐团在中国巡演。对这样值得渲染的事情，余隆总是轻描淡写。记者问他时，他好像答非所问。他说：“我个人、中国爱乐、北京国际音乐节、广交的今天，都得益于时代的大气候。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音乐的变化要超过过去的100年！”此外，余隆也将其成就归功于老一辈音乐家的艺术积累，“从萧友梅、黄自一直到李德伦等前辈已经为中国音乐的发展迈出了99步，而我们只是迈出了第100步。我们是踩在他们的肩膀上成功的”！（附图片）
余隆近影。（吴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