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题材戏剧创作中的民族问题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

历史题材戏剧创作中的民族问题
　　中国戏剧向来以表现历史题材见长，历史题材剧目几乎始终是中国戏剧舞台上的主角。因此，历史题材戏剧创作倾向，就需要给予特殊关注。
　　战争是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中华民族的形成与民族融合过程，经常是通过战争而不是通过和平途径实现的；许多英雄也正由于他们在民族争战中的功绩而为后人敬仰。因此，历史题材、尤其是战争题材的戏剧作品，很自然地会涉及到民族战争与民族关系。
　　民族战争题材的历史剧要义在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精神，但这种可贵的精神往往建立在汉族中心的基础上，而且在叙述战争进程、塑造英雄人物时，必然涉及民族间的正邪是非，极易触动民族情感这根敏感的神经。20世纪50年代以来，类似题材的创作出现新的取向，出于统战和民族团结等政治方面的考虑，郭沫若等多位著名戏剧家创作了立足于新的历史视点重新解读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民族战争的作品。新近几年里，这类题材再次受到戏剧界关注。这些戏剧新作试图改变传统剧作以蔡文姬、王昭君等女性因外嫁周边民族而哀怨的主题，而既然要淡化蔡文姬、王昭君外嫁异族的悲哀与痛苦，就需要彻底改变人们心目中汉族的文明程度远远高于周边民族的印象。如果我们从史实的角度衡量，文姬归汉、昭君和番的故事可能确实与真实的历史相距很远，然而传统艺术对于蔡文姬、王昭君的形象塑造所传递的信息，包含了更丰富的情感内涵。古代优秀艺术家之所以更愿意通过文姬归汉、昭君和番这类虚构的故事情节、而不是按照史实塑造蔡文姬、王昭君的形象，是由于这种特殊的人物处理方式内在地蕴含了汉民族的文化自信，它不是出于对历史的误解，而是为了传递一种文化价值观——它代表了汉民族对于自己相对于周边民族更发达的文明的价值的确认。蔡文姬与王昭君的悲哀与痛苦不是她们个人的悲哀与痛苦，以她们为主人公的作品的结构与叙述方式，其价值也远远超越了单纯的史实真伪层面，它们早就已经成为包含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共享的精神价值取向的重要意象。
　　更值得商榷的是近年出现的数部以宋代民族战争为题材的剧作。有出新编京剧历史剧描写佘太君与萧太后阵前相遇，最后为双方儿女亲家的亲情感化，终于让宋辽两国化干戈为玉帛；另一出戏描写宋金战争期间，金朝的贤公主完颜金娜与北宋亡后投降金国的贰臣之间相互倾慕、通力合作，使金国不断强盛。宋金辽多年战争，一直是民间演义与戏剧创作的重要题材，塑造杨家一门忠烈的杨家将故事就是典范。把宋辽战争看成兄弟相争，将金国的发展也视为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环节，这样的处理方法虽然颇有创意，然而它却在根本上消解了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精神。由此联想到近段时间有关对岳飞和文天祥的民族英雄身份的质疑，更令人感到这并不是偶然现象。
　　诚然，历史上以汉族与周边民族之间的战争为题材的作品，确实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大汉族主义或者说汉族中心主义倾向。然而无论我们今天如何重新看待与评价历史上的民族战争，有关民族战争的历史与传说中蕴含着的民族精神与民族认同，并不会因此而失去其意义。超越大汉族中心思想，并不意味着可以将它简单地置换为“契丹中心主义”、“女真中心主义”，因为任何意义上的文化多元主义，都不能放弃对历史与人物的道德伦理判断。对历史上的民族战争的重新反思与评价是允许的，甚至也可能是必需的，然而我们需要寻求的是一种能够同时兼顾到国家利益与人类普适价值的真正深刻的思想，而不是简单地改写历史。（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