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农民工成为主角

第13版(经济周刊)
专栏：

当农民工成为主角
　　编者按：目前，我国进城务工人员约有9400多万人，每三个产业工人中就有两个来自农村。农民工已成为产业工人的主角。农民工工作环境差、欠薪等问题已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许多地方也在积极改善农民工的生产、生活条件。但是，仅仅把农民工作为困难群体加以保护、给予关心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在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上对他们平等相待，给以切实的保障。这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迫切需要。
　　近日，本报派出记者采访了北京、重庆、上海、广州等地的农民工，旨在反映农民工在权益保护、子女上学、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的现状，反映农民工对改进和完善有关政策的渴望。
　　“没想到农民工也能加入工会组织，没想到自己还能被大伙推举为工会主席，没想到工会还真能做点事”。在北京打工的邓亚平一口气说了三个“没想到”——
咱也加入工会啦
本报记者于猛
　　不久前，在北京建工集团五建公司望京36号项目区，作为外施企业的安徽郎溪和河北定州的两家施工队成立了工会组织。农民工邓亚平、杨俊昌分别被大伙选举为工会主席。
　　“没想到农民工也能加入工会组织，没想到自己还能被大伙推举为工会主席，没想到工会还真能做点事”。邓亚平一口气连说了三个“没想到”。
　　工会成立快一个月时，农民工武兆广找到邓亚平：“食堂得改改，不好吃，吃不饱，这还咋干活，你去说说吧！”这事还有点难办。邓亚平找了好几个工友商议解决办法。最后，他把老板和农民工代表请来“谈判”。“当时气氛挺好。经协商，最终决定食堂不再承包经营，改由老板雇人专门做饭。工人派出代表监督每天的菜价、分量等。”一个农民工兴奋地告诉记者：“打那以后，菜价敞亮了，每天的伙食费花到了明处，伙食也好了。这个工会，真管用！”
　　定州施工队的农民工则向工会主席杨俊昌提出了工资改革的要求。“这可是个敏感话题，以前，大伙只知道干活，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能拿多少工钱，到年底结算时，老板给多少，就拿多少。”杨俊昌说。
　　工会委员们讨论后认为，首先应当解决按岗位定工资问题，让大伙明明白白地拿工钱。其次，当农民工家里有困难时，应当可以提前支取工资。于是，工会把老板和农民工代表请到一起来“说说这个事”，最终明确了工资标准和分配方案。对此，电工何庆林十分感慨：“我到这个工地10天后，就给我定岗定工资，每天60元。我干了8年的建筑活，这样的事儿还是头一次碰到！”现在，工会争取的第二个目标也实现了。农民工家里如果有急事，工会核实后，由集体作担保，老板一般在一天内就能把钱交到工人手里。娃儿上学真不易
　　在重庆打工的邓功华靠着替别人挑脚、搬东西挣几个辛苦钱，妻子江淑珍则挎个背兜卖报纸。两口子省吃俭用就是为了让孩子在重庆上学。但面对高额的借读费，他们只好把孩子送回老家——
本报记者崔佳
　　从四川广安农村来重庆打工的邓功华、江淑珍夫妇最近遇到了烦心事儿——原想让两个孩子转到重庆城里来上小学，但高额的借读费让他们实在无力承受。于是暑假一过，孩子又眼泪汪汪地回老家去了。一米八的大块头邓功华想起这事就叹气：“农民工娃儿进城念书真难啊！”
　　邓功华来渝打工已有六七年了，每天从早晨开始，他便在重庆曾家岩广场附近等活儿，靠着替别人挑脚、搬东西挣几个辛苦钱。他的妻子江淑珍则在附近挎个背兜卖报纸。两口子每日里风吹日晒出力流汗，省吃俭用地攒钱，就是为了孩子读书。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10岁，一个8岁，在老家农村上小学。今年暑期，两口子商量着想给娃儿办转学。
　　邓功华带着两个孩子来到离他们住处最近的重庆渝中区曾家岩小学询问，得到的答复是：进实验班每人每年交1200元借读费，进普通班交1000元，而且必须一次交清。邓功华一算账，按这个价格，如果两个孩子一起转，就要一次掏出七八千元钱。后来，他到附近其他几家小学转了一圈后才知道，这个价码还算是低的。这可让邓功华夫妇犯了难：他们两人一个月不过千把块钱的收入，除去生活开销剩下也就几百元，一下子哪掏得出这么多钱啊。就算东筹西凑交了这笔借读费，孩子的学费和书费又从哪儿出呢？
　　记者问他们，为什么不考虑让孩子进“民工子弟学校”呢？邓功华说，一是太远，不方便，二是听说教学不正规，农村娃儿基础差，凑到一起就调皮打闹，老师如果不认真管教，那跟在农村读书有什么区别？他说，很多民工都想让孩子上城里的正规学校，正常的学习费用就算再多也愿意交，但就是这份额外的借读费，又高又让他们觉得不平等，大家凑到一起说起来都是满腹的怨言和无奈。
渴望住上自己的房
　　在广州打工的王红随手把儿子的课桌折叠成饭桌，开玩笑说：“这桌子还是我的工作台兼临时‘烫衣板’呢”——
本报记者翁淑贤
　　走过霓虹闪烁的广州珠江新城，拐入十弯八曲的窄巷，昏暗的路灯下，王红的脚步急起来：“走快点！留神点！这里可是广州‘脏乱差’出了名的城中村，经常有人被抢。”的确，在不到1米宽的小巷里，积水、垃圾随处可见。
　　在一个凹进去的门楼下，我们摸黑爬上狭小的楼道，一股霉臭味扑鼻而来。“那是外面公用厕所传来的。”王红有些不好意思。
　　一进门，王红就把坐在床边做作业的儿子支开。在不足20平方米的小屋里，靠墙摆着两张床，中间一个布衣柜，床尾是桌子和椅子。
　　王红的丈夫小刘在炒辣椒，油烟满屋，呛得人直流泪。王红一边叫记者坐，一边随手把儿子的课桌折叠成饭桌，她开玩笑道：“这桌子可不简单，它还是我的工作台兼临时‘烫衣板’呢。”
　　王红到广州5年了，夫妇俩先是在城郊落脚，在一家制衣厂打工，今年把孩子从老家接过来。为了方便孩子上学，他们迁入了市内的城中村。
　　“想过买房子吗？”记者问。
　　“想，做梦都想！小点、简陋点无所谓。三天两头搬家，就像生活在城里的流浪汉。”小刘话语里充满了无奈和期盼，“有一段时间，看楼成了我们假日的主要活动。广州的楼盘是越来越漂亮，不过，大多是商品房，我们外来工哪能买得起？我们就盼着多盖点适合外来工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
　　听见大人讨论买楼的事儿，孩子凑了上来：“啥时候买房子？”
　　“不知道！”王红把孩子轰走，茫然地说：“我们两口子尽管每月能赚些钱，但吃、住、养孩子都靠它，存不下几个钱呀……”
真的不敢生病
　　花了700多元，还没查出得了什么病，这让在上海打工的黄勤清心疼不已。因为，黄勤清跟公司的正式员工不同，没有基本医疗保险———
本报记者王有佳
　　9月18日8点，黄勤清已经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检查室外排队等候。
　　今天他来做脑血管多普勒检查。10天前，起床后一阵突如其来的晕眩，使他不得不跨进了多年未进过的医院大门。“花了700多元钱，CT也做过了，可到底得了什么病，到现在还没查出来。”因为头晕，49岁的黄勤清迟缓地迈着步子，跟着等候的队伍慢慢移动。
　　黄勤清9年前出来打工，一直在一家装潢公司做后勤。作为一个农民工，他跟公司的正式员工不同，没有基本医疗保险。虽然老家农村有每年缴纳80元的合作医疗保险，但黄勤清说，那个保险是为住院缴的，门诊的费用还得自己掏。“真的不敢生病，一生病，全家都不安宁”。在黄勤清的心目中，健康就是最大的福气。
　　“以前身体还算可以，偶尔一两次伤风感冒，都是自己上药店买点药对付过去。这次进了医院后吓了一跳。你看，医药费这么贵。”黄勤清扬起手中的缴费单，苦笑着。只见缴费单上标着：CT检查，215元；多普勒检查，60元；中药冲剂和挂号费，共362元。
　　按照公司惯例，如果农民工在工作时因为自己操作不当发生意外，医疗费用要自己负担；工伤，则由老板全部报销。有一次，一位工友没戴安全帽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自己付了3万多元的医疗费不算，3个月还干不了活，家里因此背了一大笔债。“年纪大了，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如果和你们一样有医疗保险，就不用全家来担心了。”黄勤清对记者享有的“基本医疗保障”很是羡慕。（附图片）
　　上图：在北京动物园公交枢纽站工程的施工现场，来自安徽省阜阳市颖东区岳湖村的几个农民工正在用餐。姚光新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