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给此类“名人”出传记
第16版(周末文艺)专栏:快人快语
慎给此类“名人”出传记
王涛
暑期里,各种传记火爆起来,这本不是坏事。问题是,早已盖棺定论的反面人物也粉墨登场,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不能不使人疑惑。此类出版物一是数量、版本多;二是文化品位不高。为历史丑类评功摆好,极尽粉饰美化。这等文化垃圾像病菌一样散发着毒素,污染了社会风气,真是害莫大焉。
这些传记和回忆录,千方百计从反面人物身上“发掘”尚未泯灭的“良知”,浓墨重彩地表现他们的“真善美”,精雕细刻地描写他们“真挚的爱情”。一本有关希特勒的回忆录中说,“希特勒……文质彬彬,儒雅可亲,生活俭朴,不近烟酒,他的知识拓展到文学艺术包括音乐美术,有相当高的天赋和欣赏水平”,“他在女性面前绅士风度十足,有很丰富的人情味。”战犯东条英机也被写成慈祥、高雅、正直、善良的和平斗士;卖国求荣的李鸿章,被描写成“深谙事理,玩政治如玩麻将一样娴熟的盖世豪杰”;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被说成是“有胆有识有情有义爱江山又爱美人的时代巨星”;窃国大盗袁世凯,被美化成“时代精华”、“惊天动地的人物”,是“忧国忧民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改革家”等等,不一而足。
诚然,人是社会的人,历史的人,具体的人,自然不可避免有其复杂性,多面性的一面。那些历史上的丑类,那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面人物,在其罪行累累、恶迹斑斑的背面,可能或多或少地闪现过一些善良的光点,表现出某些学识和才能,也可能做一点好事。正如18世纪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所说:“任何一个守财奴都有偶尔慷慨的时候,任何一个浪子都有偶尔做出好事的时候,任何一个傻瓜都有偶尔说聪明话的时候,总之一个人,如果我们比较他一生中的某些行为,都会显得具有各种互相冲突的美德和罪过。”我们描写和评价历史人物,应当从总体上把握,详细地占有材料,从本质上看他们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不能把那些非本质非主流方面的东西任意夸大和渲染,当作“功德”来歌颂。
再说,即使这类传记不是为历史丑类翻案,也当慎重和有节制地出版,以严肃的态度对待。传记作为历史和文化的载体,要对历史和人民负责,要能够惩恶扬善,能够教育人,引导人,激励人。如果过多过滥地出版反面人物的传记,客观上必然会散布一些作奸犯科与阴谋诡计,这对读者贻害无穷。为了对历史和人民负责,很有必要强调和呼吁多出版一些对历史和人民做出贡献的优秀人物的传记,多出版一些革命领袖、民族英雄、科学家、艺术家、英模人物的传记,使人们从他们身上汲取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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