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掣鲸鱼碧海中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点评

更掣鲸鱼碧海中
艾斐
　　“但见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原是杜甫的两句诗。用以观照和考察我们的某些文学创作，不禁让人生出缕缕联想。
　　“翡翠兰苕”虽然不是生活和时代的主体，但却纯雅秀美、晶莹温润，自有其特秉的价值和意义。“鲸鱼碧海”则因其要着力于写大事、抒大情、炫大理，所以便每有所为，必能以黄钟大吕而磅礴于世。在我们的创作中，“翡翠兰苕”何在？当然，不是说全然没有，而是说还太欠缺，至少也是没有真正到位，没有充分实现，没有形成大气候，尤其是缺乏掣鲸鱼于碧海中的大手笔和大制作。
　　我们以杜甫的诗句引喻在创作上只见小题材、小格致，而鲜见大题材、大经营，旨在表明我们对勇掣鲸鱼碧海中的渴求与期待。因为我们的时代太需要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形式新颖、艺术精湛的上乘之作了，太需要足以光照时代、彪炳千古的史诗般的鸿篇巨制了，我们的时代也最具有产生大作家和大作品的思想蕴存与美学涵负。所以，我们不仅有理由而且也有能力做到更掣鲸鱼碧海中。掣者，驭制、拽取也，鲸鱼乃为地球上最庞大的动物，只有茫茫大海才是它们的家园。我们以大海比喻伟大的时代变革和广阔的社会生活，以鲸鱼比喻重大的创作题材和深邃的思想内容。显然，掣鲸鱼于碧海，就是要求、鼓励和期待我们的作家深入大变革、大发展的现实生活，以探求的勇气和创新的精神不断地写出具有社会内涵和时代风采的大作品和好作品来。事实上，一个真正的作家，也只有开掘和撷取这样的题材，并为其铸入思想的光耀、时代的精神和美学的醪液，才有可能创作出一如列宁所说的那种“在世界文学中占有第一流的地位”，并成为“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迈进”的旌标式的作品。
　　这是时代实现发展的需要，这同时也是文学自身实现发展的需要。文学反映时代，时代促进文学。大变革和大发展的时代，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最丰富的滋养和最良好的环境，文学当然有责任、有义务创作出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对于这个时代具有鼓鼙、旗旌和引擎功能的优秀作品来，以激越而饱满的精神力量驱动时代的更大变革和更快发展。一些作家和作品不仅有意回避大事、大情、大理、大势，着意追求小事、小情、小意、小景，而且对社会、对时代、对改革、对发展、对惊天动地的政治事件和民族兴衰的大是大非，也一概报之以颟顸和茫然，并以为那与文学无关，文学所观照的对象主要是私情与琐事，世俗与人伦，欲望与梦想，迷蒙与困惑。正是这样的认识，导致了一些作家无限缠绵于写隐私，写琐细，写发泄，写惆怅，写蒙昧，写困惑，写“无知者无畏”，写“自窥者窥人”，写“有了快感你就喊”，写“我是流氓我怕谁”，并窃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写出酷世态，才能写出真性情，才能博得读者群，才能取悦“诺贝尔”。甚至，还有人打着“破戒”与“创新”的旗号，在作品中宣扬：不穿衣服是女人最好的生活状态。更有人在“大胆改编”的名义下肆意解构名著，悍然将《沙家浜》中的抗日英雄阿庆嫂和郭建光之间的革命关系阉改为“汪妞”与“奸夫”的关系。于是，阿庆嫂成了春来茶馆中的“潘金莲”，郭建光成了芦苇荡中的“西门庆”。如此荒唐之至，改编者却振振有词，说什么这是“创作的自由”，这也是文学“人性化的需要”。
　　这是“创作的自由”吗？这是文学“人性化的需要”吗？否。因为创作的自由，是必须以法律、道德、艺术规律与美学法则的规范为前提的，而文学人性化的需要则更应尊从纯洁、高尚的原则和特定的艺术环境与生活场景的发展逻辑与实际需要。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都决不能把创作的自由和文学的人性化需要理解为和实践为荒唐与堕落。狄德罗说过，“真理和美德，是艺术的两个密友。你要当作家，当批评家吗？请首先做一个有德性的人”。他还说，出于作家艺术家之手的每一件作品，“都必须是有原则的，都必须是对观赏者有教育意义的”。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确实是应当认真予以思考的。不错，我们的作家是享有选择创作题材和发挥艺术才能的充分自由的，我们的作家也是享有以自己的精神产品向社会索取经济回报的权利的，但是在如何具体发挥这种自由和实现这种权利时，可就要受到道德、法律和美学原则的驾驭和限制了。尽管这种驾驭和限制在多数情况下并非是物化的和强制性的，但它却是严格的和不容违逆的。一旦僭越和违逆，必定要受到抑弭与惩处。除了法律、道德、规章、舆论等方面的辖制之外，更有美学规律与市场法则的监察与裁治。
　　创作所崇尚的，是新颖、卓异与个性化，而文学则最需要刚健美奂和丰富多彩，所以，“翡翠兰苕”与“鲸鱼碧海”，只要是来自生活、趋赴时代、具有创新精神，并符合真、善、美的原则与要求的，读者都是欢迎的，社会也都是需要的。不过，从更宏阔、更本质的意义上说，我们当然更需要和更欢迎全方位反映社会变革、描绘生活大潮、表现时代精神的鸿篇巨制与瑰丽之作。这正是喜“见翡翠兰苕上”，更“掣鲸鱼碧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