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贴近实际的理论力作——《邵华泽自选集》读后
第9版(理论)专栏:书刊评介
一部贴近实际的理论力作
——《邵华泽自选集》读后
邢贲思
理论著作应当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这是我们党一贯提倡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近年来,涌现出一大批“三贴近”的理论作品,学习出版社出版的《邵华泽自选集》(以下简称《自选集》)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部。该书收集了邵华泽同志写于1977年至2001年的37篇文章。这一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是结束“文革”进入改革开放的时期,是党领导全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开拓前进的时期。该书所收入的文章,是这一历史时期的反映和见证。
在《自选集》中占有突出位置的是一组论述拨乱反正和思想路线的文章。作者是最早投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理论工作者之一。《自选集》的第一篇文章《文风和认识路线》,发表于1977年12月,还在全国开展真理标准讨论之前。该文虽没有直接批评“两个凡是”,但以犀利的文笔批判了“四人帮”的先验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并且旗帜鲜明地提出,判断是非和检验工作的好坏、水平高低的标准只能是实践。这篇文章是拨乱反正时期最早提出“实践标准”的文章之一,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奏。《自选集》还收入了《马克思主义ABC和拨乱反正》、《实践标准和科学预见》等文,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1998年5月,为纪念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作者发表了题为《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和启示》的长篇论文。文章在结尾处有这样一段话:真理无穷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无止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个重大而永恒的课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者为维护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十年“文革”是“左”的路线结出的恶果,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危害。为了总结教训,继往开来,在邓小平同志提议下,中央决定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予以通过。作者参与了《决议》的起草,并在《决议》公布后发表了一系列学习体会文章,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正确对待历史,正确对待毛泽东。这一组文章分量很重。其中,《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伟大成果》、《正确评价革命领袖人物的典范》等文,以《决议》的精神为指导,对于如何正确对待党所犯的错误、如何科学分析“文化大革命”这种历史现象、如何全面评价党的领袖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等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帮助干部和群众澄清了不少在这些问题上的糊涂观念,为《决议》
精神的宣传和贯彻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些文章虽发表于20多年前,今日读来,仍深受启发。
在经历了十年“文革”的动乱以后,我们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自选集》中的一部分文章就是这一历史时期的反映。《科学社会主义和改革》一文,结合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实际,着重论述了邓小平的改革理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文章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实践的客观要求。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改革的目的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不断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这种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论证社会主义改革必然性的分析方法,加深了人们对改革问题的认识。《自选集》中收入的《科学的论断重大的意义》一文,写于江泽民同志视察高州不久,是较早地系统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文章。该文在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整体的同时着重论述了先进文化的重要作用,强调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其核心问题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才能成为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才能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这篇文章有相当的深度,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佳作。
作者长期从事理论工作和新闻工作,既是理论工作者,又是新闻工作者。作为理论工作者,他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宣传;作为新闻工作者,他十分重视在党报工作中坚持党性原则、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关于如何做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工作,《自选集》中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和精彩的论述。针对有人否定报纸的党性原则、主张淡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片面强调报纸的大众传媒功能的论调,作者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等文章中指出,办报纸当然离不开传播消息、传递信息,当然不能忽视报纸的大众传媒功能,但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当作重中之重。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党报组织群众、宣传群众、用科学的理论武装群众的作用,而这正是党报的主要任务,是党对党报的主要要求。只讲报纸的传媒功能,不讲党报的党性原则;只重视报纸的知识性内容,不重视报纸的理论宣传;只强调报纸的信息量,不强调报纸的思想性等等,是时下某些报纸存在的毛病。上述观点,对我们今天办好报纸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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