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罪从无：不让无罪者含冤

第15版(法律与生活)
专栏：法制焦点

　　疑罪从无：不让无罪者含冤
本报记者 吴兢
近年来，非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他人有罪的无罪推定原则已广为公众熟知；而另一个新鲜名词——疑罪从无，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
　　什么是“疑罪从无”？
　　在最近的一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公布了一起案例：河南省郑州市某公司的职员黄新，案发前与女友刘燕在刘家中同居。1998年10月23日晚，他与女友因打牌发生口角。第二天早上9时许，他离开刘家。1个半小时后，刘家人发现刘燕被害。由于公安机关鉴定刘燕死亡时间为当日夜里1时，黄新便被认定为凶手。而黄新则坚持至其离开时刘燕还活着。辩护人对公安机关鉴定的方法和结论提出了质疑。更为关键的是，公安机关从刘燕的尸体里发现了不属于黄新的“大量精子”，至今未查明属何人。
　　如果你是本案法官，你会如何判决？
　　这是一个两难选择。从现有证据来看，黄新有杀人的嫌疑；但如仅凭现有证据便认定他是凶手，又太过轻率。怎么办？
　　“其实，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2条和第162条第（三）项的规定，疑罪应‘从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樊崇义这样解说疑罪从无：“疑罪从无，是现行刑诉法规定的一个重要原则，与无罪推定原则一脉相承。诉讼过程中，先推定被告人无罪；要证明其犯罪，必须有确实、充分的证据，否则要按有利于被告人的结果来处理。具体到疑罪，则应作出无罪判决。”
　　于是，在疑罪从无的法律原则下，黄新被法院宣告无罪。
　　如今，疑罪从无原则在审判实践中已得到越来越多的适用。截至去年底，各级人民法院5年来共宣告28080人无罪，以确保无罪的公民不受法律追究。
　　疑罪“从有”到“从无”是一个飞跃
　　对疑罪的处理，从昔日的“从有”到如今的“从无”，是对人权司法保护的质的飞跃。河北曲阳县党城乡农民杨志杰的经历便是一个残酷的证明。
　　12年前，杨志杰涉嫌一起爆炸案被当地公安机关收容审查。因其被司法部门认为有罪而又缺少“直接证据”，从侦查、起诉到审判、再审，此案久拖不决。直到今年6月6日，他的“疑罪”才终于被依法“从无”：无罪释放。如果司法机关早日按“疑罪从无”原则来办案，杨志杰这12年的人生岁月又怎会如此耗费？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兴良说：“疑罪，指既存在有罪的证据，又存在无罪的证据；既不能排除其有罪，又不能排除其无罪。面对疑案，过去的司法实践往往为了追求客观真实和不放过一名罪犯，而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疑罪从挂。即使这个证据并不确实、充分，司法机关要么定其有罪，只是从轻减轻处罚；要么索性把案件遥遥无期‘挂’起来。这些做法都不符合法律规定。”
　　“疑罪从无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认真执行，是保护人权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重大进步，是现代刑事法制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陈兴良这样评价。
　　樊崇义认为，疑罪从无原则有“三个符合”：符合依法治国的思想，符合党和国家的一贯政策，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
　　是否放纵了罪犯？
　　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纵一名罪犯，这是刑罚的最高目标。然而，不枉不纵具体到每一个案件当中，尤其是面对疑罪时，“不枉”重要？还是“不纵”重要？
　　有人发问：疑罪从无，是否会放纵了罪犯？
　　樊崇义教授说：“从法理上来讲，这是一个公权与私权的冲突与平衡问题。这个原则可能会放掉某些缺乏证据的罪犯，使国家的公共权力和社会秩序受到一定的损失；但是，它更可以保证无辜者不受错罚。要认定犯罪，必须靠证据，不能凭空怀疑他人有罪，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也不行。权衡利弊，保障公民的权利应该放在首位。因为如果错杀无辜，哪怕只是一个，不但损害了私人权益，而且也侵犯了公共秩序。所以，我的结论是：疑罪从无，是利大于弊。这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是法治国家对人权的明确保障。”“现代法治文明的程度，更多地取决于对犯罪嫌疑人或者罪犯权利的保护。因为如果他们的权益都能得到很好的保护，那么，公民的权益就更能得到有效的保护了。所以，权衡‘不枉’与‘不纵’，‘不枉’更为重要。”陈兴良如是说。
　　其实，“疑罪从有”同样不能避免放纵罪犯。
　　广西有这样一起错案。4年前，覃俊虎、兰永奎两被告因抢劫和故意杀人罪一审被分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和无期徒刑；二审则维持了原判。二人均提起申诉。这起案件随着真正罪犯的自首和被缉拿而峰回路转：就在6月28日，二人被宣告无罪，当庭释放。
　　可是，如果真正的罪犯不落网又会如何？二名无辜者便会被“疑罪从有”毁了一生；而真正的罪犯，却反而会因二人无奈的“替刑”逍遥法外……
　　当然，疑罪从无原则对司法机关办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更好地承担法律职责、打击犯罪，司法部门必须把证据做得更扎实，进一步提高办案质量和执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