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性在向文学凯旋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点评 抗击非典英雄之歌

英雄性在向文学凯旋
滕云
　　在我们的通常思维中，英雄，大多生长在绿色苍翠的军营，缔造于硝烟弥漫的战场。在和平年代，英雄何在？回顾一段时期来的经历，我们另有启示。鲁迅先生说过：文学应当成为引导国民精神的火光。但我们是否还认识到，归根到底，国民精神是引导文学的火光？几个月来的全民抗击非典的伟大斗争，向我们昭示的正是这样的道理。
　　义无反顾迈进隔离区和重症病区的医生护士们，以集体和个体的生命形式，燃亮了普普通通的人们心性中被日常的凡庸琐碎遮蔽、难得一见的崇高精神、奉献精神与英雄主义的光芒。非典时期使普通人平凡心性中不凡的另一面，临到了爆点、燃点、光点。再看看白衣战士们年迈的父母、相濡以沫的伴侣、年幼的孩子所做出的奉献与牺牲吧。再想想亿万人民群众、平头百姓们，为何仿佛一夜之间，一反往日“各人管各人”的常态，成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和衷共济与非典相搏的“集体的个人”。
　　生活与人性是倏然生变的吗？文艺家们是易感和敏感的，他们到一线采访，在自己生活周围体验，于是一批非典时期的创作产生：诗、报告文学、画、雕塑、歌、舞、戏剧、小说……国难当头之时日，这些作品迸发着引导国民精神的火光。但明显地，非典时期的文艺创作，其光源不在自身；是英雄的、昂扬的、壮丽的民族精神、国民精神、时代精神，首先成了引导文艺家们的精神火光，然后他们写了自己的动情与感悟，向读者呈示自己灵魂经受的洗礼获得的澡雪。
　　媒体刊发了不少作家的非典感言。我印象中王安忆说得尤为恳切深刻。她如是说：在日常生活里我们往往忽略英雄性，觉得人都是凡人。通过这次事件，我对人性里面的英雄性有了一种信心。不是所有文艺家都能认识到并承认自己对人性的失察和偏视的。许多作家秉持的文学“人论”，止于把人都看成凡人，热衷于只把人写成凡人，以为这就是文学人性论的奥义。许多作家习惯了对人的英雄性“往往忽略”。对人和人性的这种错解，酿成了由来久远、近年尤甚的“非英雄化”乃至反英雄化的纷纭论说，酿成了以所谓“人性化写作”之名，行消解崇高、消解英雄之实。
　　但事实终究胜于雄辩，抗非典斗争再一次向人们指证：一切非英雄化的理论是灰色的，而人民群众平凡中浸润着英雄主义的生活实践，却是常青的生命之树。王安忆的非典感言之所以深刻，就在于她认识到英雄性原就植根于人性中，并且她对此怀有了一种信心。的确，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实践，只在哲学玄思的层面去解说人性与英雄性的关系，不但说不清楚，而且难免偏失。通常的认识误区是：人的英雄性是外在于基本人性的，是与基本人性对立的，特定条件下个别人的英雄行为与绝大多数人的普遍人性是不一致的。
　　让我们拿全民抗非典的客观现实比照一下吧。当严重的非典疫情使医护人员一批批倒下去，却又有一批批前仆后继顶上来。听听他们是怎么想怎么说的：“我是医生，我是护士，我做了应该做的工作。”很清楚，他们的英雄行为是融入了职业行为的，我们只能通过他们的职业行为才能见到他们的英雄行为。他们的奉献精神是融入恪尽职守的，他们的牺牲精神是融进岗位责任感的，我们只能通过他们的恪尽职守和岗位责任感，才能见到他们的奉献精神牺牲精神。非凡的英雄性与应当应分的职业道德全然是内在的而非外在的关系，是同质同构而非异质异构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年轻的小护士与德高望重的老院士比肩而为疫情肆虐中屹立的“不倒的南山”。他们一个个镇定从容慷慨救难，为了人民的生命安全而自己舍生忘死。倒下的嘱咐战友：请记住我倒下的地方，请绕开危险的“雷区”！让我的鲜血成为后来者的“警示牌”！请在我身上启动治疗非典的试验！请允许我出院后重返一线……你分不清这是他们留下的医嘱，还是为人民为医学献身的誓言。病区外一位妻子日夜默祷，当接到丈夫殉职噩耗时她热泪和着悲情为亲人送行：“20天的等待叫我抱憾终生，20年的夫妻让我此生无悔。”这就是我们的白衣战士，这就是我们的人民！一切都本于人性之真，哪里有丝毫的矫饰！他们原本普普通通，他们的日常行为日常心情原本普普通通，然而普普通通的人们体内就有着民族脊梁的基因积淀，普普通通的人性里就有着英雄性的因子蕴蓄。常态中的潜隐示人以平凡，非常态中的迸发光照人间。还用得着论者煞费心机去构筑什么“人论”或“人性论”的理论框架吗？平凡英雄们的行为与生命，就是最好的人论或人性论的证言。
　　非典时期的人生，结晶着；非典时期的人性，升华着。非典终会过去，然而非典时期的人生结晶与人性升华，被文艺家们感受了、接受了，从而使文艺家们对人生与人性的观察上升到新的高度，对人性与英雄性的认识上升到新的高度。莫辜负了这一场全民抗非典的斗争对我们的灵魂洗礼与文学启示啊。
　　但愿我们的文艺家真能融入并超越非典时期对人性、民族性、英雄性的感悟，并贯彻到后非典时期乃至更长远的文艺创作实践中。让我们相期相约，为着今日和明日真正的人性与英雄性向文学凯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