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
为历史作证
刘白羽
编者按：今年5月23日，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六十周年纪念日。我们特约请了当年曾参加座谈会的王朝闻、蔡若虹（蔡老于今年5月2日逝世，我们深表哀悼）、华君武、刘白羽、严文井、罗工柳等六位老同志撰写了一组回忆文章，以示纪念。我们衷心希望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我国的文学艺术事业会迈向更大的繁荣。
1942年春，有一天毛主席派人叫我到他那里去。我多次到他那里，他多半神情潇洒，意趣幽默，但这一次气氛不同，刚坐下来，他就郑重地开门见山讲了两句话：“边区的经济问题整顿差不多了，我们可以腾出手，整顿文艺问题了。”
这两句话很重要，它说明这一段重要历史，说明为什么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如无问题，何需整顿？我是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前后后还活下来的，还能动笔的人。我应当承担这个责任，为这段历史作证。
现回溯平生，《讲话》引导人生的命运，文学的命运，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改造思想；二是生活实践。
改造思想，就是解决一个做什么人的问题、解决组织上入党、思想上没入党这个根本问题。
我到党校三部参加整风，党校三部主任是郭述申，指导我的是副主任张如心。郭述申慈祥宽厚，对我们都是笑意融融，张如心可是一脸傲气，连笑时也洋溢着傲气。我被编进第四支部和几位同志住在一个老木头撑架着的破窑洞里。延安整风曾经有过狂风暴雨、电闪雷鸣的阶段，但很快就过去了，进入学习阶段，整天就是读整风文件。一个下午，阳光明亮，红霞满天，我们就一群一群人投入生产，大片大片种西红柿，连我这爱洁净的人，也一头钻到厕所里掏粪，然后一勺一勺浇在芽根上。菜秧从小小嫩苗长到一人高，一棵棵绿叶里，果实累累，一个个红得那样鲜艳，大得像灯笼，我才感到劳动可爱。劳动不但一点也不脏不臭，而是创造出美丽好吃的果实。是的，劳动改造了人。我系统地反复读了几十遍整风文件，特别是从《实践论》、《矛盾论》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才理解《讲话》不但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哲学，首先是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学校领导学习是理论联系实际，我问张如心，我这样的人有什么实际可联系，他回答说，你的实际就是你自己。我恍然大悟，就是用《讲话》对照自己，写检查自传。从此我展开了一场精神上的战斗，如同卢梭写《忏悔录》一样，把自己灵魂上的污垢、腐朽都一一挖掘出来。我走着苦涩而艰难，悲痛而沉郁的道路。我写了第九稿自省材料，我自觉尚可，但又战战兢兢不敢送给张如心。已经夜深人静，我硬着头皮，揣了稿子，到张如心那里去。他住在高山之上，要拐一处陡峭山峰，向下看看是一道河流，我灰心了，突然想不如跳下去算了，真可怕呀！这时一道闪光在脑子里一亮，我清醒了，我迎着张如心窗上的灯光，推门而入，谁知这一次他看后忽然仰起头，满脸笑容地跟我握手：“刘白羽同志，你获得了新生。”我一下流下满脸眼泪，顿时心豁亮了，如同看到黎明。
第二方面是生活实践。就是光有理性的改造还不完全，还必须有感性的改造，也就是深入火热的斗争，与工农兵结合。我和妻子汪琦和另外两位同志被周恩来从上海召至南京梅园新村，周恩来说：“内战爆发了，敌人已占领张家口，中央决定撤退，白羽！你有两个去处，一个是到香港；一个是回解放区。”
我断然回答：“我回解放区参加战争。”
周恩来很高兴地说：“正好中央来了电报，每个大区设一特派记者，由新华社总社直接指挥，你熟悉东北，你们就到东北去吧！”
一条鲜红色的道路，从此就出现在我的脚下。
冰天雪地，天寒地冻，但我同战士在一起是温暖的。打了胜仗，我同他们在热炕头上包饺子，且说且笑，他们在诉苦运动中痛哭流涕，我也跟着热泪满面，渐渐地我们的感情深了。让人终生不忘的战斗英雄我的密友曹纬，他是营教导员。每次作战前后，我总是到他那里去亲切交谈，谈军事，谈文学，谈人生。我觉得他是真正的人，钢铁的人，他打起仗来永远冲锋在前，满身伤痕累累。他指给我看，哪一块伤疤是哪次战役的，且谈笑风生，好像他用他的生命在搏斗。在四平攻击战中，我在前线战壕里突然看到他一跃而下，向我点点头就钻进指挥部里去，一会出来，跟我紧紧握了一下手说：“等好吧！”那股英雄劲头，令我凛然，谁知他走向火线不过十几分钟，一个参谋突然对我说：“曹纬部队让你听话。”到指挥部，一听我的心都凉了，曹纬牺牲了……就这样，烈士的鲜血灌满我的灵魂，一直到现在，不论我遇到什么坎坷，我都可以泰然处之，那就因为曹纬的血还在我心中沸腾。
我变了，我从东北进关，参加和平解放北平；南下进入还在燃烧的武汉；而后横渡长江，直下常德。谁知当我战斗正酣时，中央一个电报把我召回北平，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看第一面红旗在天安门上冉冉升起。现在想起，我如不参加战争，能目视第一面红旗缓缓流泪？！红旗所以红，是因为它是战士的鲜血染成的。
我家里有一个珍宝，那就是中央调查当时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的五百多位代表，只剩下寥寥二三十人，中央决定赠给活着的人一件纪念品，这就是象征天安门的金黄灿烂的华表，这似乎是对我坚持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所作的结论。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
小鲁艺与大鲁艺
罗工柳
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从5月初开始的，一共开了三次。第一次我记得是大家到齐以后，主席从后面他住的山坡上下来。主席一出来，给我两个印象：一是主席胖了。1938年我参加鲁艺木刻工作团到太行山抗日前线以前，在延安经常见主席，那时候主席细细高高的。第二个印象，主席精神了。他还是穿1938年发的棉袄，到处是补丁，洗得都发白了，但很整洁，主席是勤俭的模范。进会场以后，主席很亲切地与大家握手，中宣部部长凯丰主持会议。
毛主席讲话中间，外面炮声隆隆，那是洛川的国民党在向我们进攻。当时好多文艺界的人是刚从重庆来的，有些紧张，就有人给毛主席写条子，问有没有危险。主席看了条子说：“我们开会，听到炮声，你们不要害怕。前方也有我们的部队，能顶住。我提几个建议：第一，你们的母鸡不要杀了，要让它下蛋；第二，你们的孩子要自己养着，不要送给老百姓；第三，我们的部队在前面顶着，万一顶不住，我带你们钻山沟。”听了主席轻松幽默的话语，大家就安心开会了。
最后一次是5月23日，开得时间比较长。很多中央领导同志都参加了。上午下午开了一天，晚上主席做结论。这些书上都有了，我不再重复。我要讲的，是座谈会后不久，主席来到了鲁艺。因为座谈会名额有限，鲁艺的很多教员都没能参加。这次主席到鲁艺来作报告，师生们都很高兴，全聚集在礼堂旁边的操场上。主席讲话不太长，但很重要，可以说是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更集中、更通俗的表达。他说了两个意思：一、你们要到生活中去，不要老呆在鲁艺。不到生活中去，怎么能搞创作呢？鲁艺是小鲁艺，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才是大鲁艺。二、你们不要看不起普及工作。普及工作是苗苗，把苗苗踏死，那提高就没有希望了。因为大树是从苗苗长起的嘛。
这次讲话对鲁艺的影响非常大，尤其使我们这些前方回来的“土”木刻家感到振奋。我1938年下半年到延安，11月就参加鲁艺的木刻工作团去了太行山抗日前线。工作团东渡黄河之后，一路上办了几次展览，但是群众都反映不喜欢，对于那种西方木刻的“阴刻”法看不惯。后来我们开始尝试吸收民间年画的“阳刻”法搞水印套色木刻，结果很意外，群众十分欢迎。北方局的宣传部长李大章说，你们不要发，一发就显不出价值来了，拿到街上去卖吧。在腊月廿三的集市上，老百姓争先恐后地买这些表现参军、支前、织布等内容的新年画，不到三个小时几千张画就被抢购一空，有的老乡没有买到，就一直跟着走了十几里山路到我们的驻地来买年画。新年画非常轰动，朱德总司令贴我们的年画，副总司令彭德怀给我们写信，鼓励我们说：大众化已经喊了多年，你们算是走出了第一步。1941年当我们带这些木刻回到延安后，没想到鲁艺正在搞大、洋、古，看不起我们的木刻，认为它们太粗糙，不给展出，最后是在萧三的文化俱乐部搞了个展出。
座谈会之后，文艺界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很多文艺工作者都下去了。打头一炮的是鲁艺王大化和李波演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受到解放区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后来发展出现了《白毛女》这样的著名歌剧。这是座谈会后延安出现的现象。
当时我刚从前方回来，和群众在一起生活了几年，但我感到还是把他们看成房东，把自己看成是客人，在思想感情上还不懂农民，所以我又下乡，到关中农村当文书去了。
延安文艺座谈会距今已经六十年了。二十多年前，“文革”刚结束的时候我就听到有人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过时了。我当时为搞第四套人民币，去了贵州，在那里，我跟美术界的同志谈了我的看法。我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容很多，但有两条永远不会过时：第一，文艺为大多数人的问题，这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不会变。第二，文艺如何为大多数人服务？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深入生活。不到生活中去，就没有创作的源泉。
历史有变迁，个别话题可能有变化，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精神是永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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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和服务
王朝闻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内容，我以为主要有两点：一是艺术为群众的问题，二是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为群众是说文艺与社会的关系，如何为群众是讲艺术美学。
毛泽东在讲话里明确指出，艺术的目的在于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如何为”的问题，是讲方法和手段。我一辈子的工作，都是在探索“如何为”。毛泽东讲话谈到艺术的典型创造时，提出了六个“更”字：“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对我当年的雕塑创作和后来的理论探讨都有启发。那个时候，我提出的不是审美关系而是创作与欣赏的关系。在纪念讲话二十周年时，一九六二年，我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那篇《喜闻乐见》，讲欣赏与创造，艺术接受者的再创造与再评价。我认为这些探索与判断，和当年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精神是一致的。
今天有人鼓吹“纯艺术”，否认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如果不把政治理解为一时一地的具体政策，而看成是一个时代的历史要求，那就不能不承认，任何时代的艺术都不可能脱离政治。中国的传统艺术从来不忽视文艺的社会功利作用。毛泽东尊重的文艺旗手鲁迅也曾明言：艺术是宣传，但宣传必须是艺术的。这样的观点，和传统文艺观所强调的“兴、观、群、怨”以及“言”与“文”的关系密切联系，是相一致的。
说到我自己，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参加了刘保罗、邵荃麟领导的浙江流动剧团，一九三七年冬天入党，一九四０年冬才到延安。在那时，我认识到，一方面，艺术要教育群众，另一方面，要向群众学习。有很多这方面的事例。比如，我参加田汉的剧作《中秋》的演出，演一个长工，地主要我给日本小队长下跪，长工表示困惑，台下的观众高喊：“不要跪！”我的腿就硬起来了，接连两次，我都没有下跪，邵荃麟的爱人葛琴感动地流了泪，事后表扬我是有弹性的表演，这样的表演设计，成了我后来适应与征服那个观点的提前预示。这更增加了我学习群众的信念。大概在参加文艺座谈会之后，我为中央党校的大礼堂创作毛泽东的浮雕像，还未能按预定设计安进建筑墙上时，引起人面朝天的错觉，我听到了在广场上的学员的真挚反应，增加了我对群众意见的尊重，而且影响到我后来的创作。我在一九四八年创作的圆雕《民兵》，是反复深入群众生活的结果。为什么圆雕《民兵》不选择民兵埋地雷、同敌人拼刺刀或传递消息的形象而用站岗放哨的形象？因为我在与民兵一起生活的时候，体会到站岗放哨更适合用圆雕形式表现民兵警惕敌人的精神状态。
一九四九年，进入解放了的北平，基于客观需要，我着重于美术理论的写作。我的理论不是从概念到概念，而是从具体的感性到抽象的理性。正因为我接触各种感性的现象时萌生了理性的探索，所以面对多次接触过的观赏对象，也能引起新的发现。
可不可以说，艺术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也就是调动人民与艺术家合作的过程。接受艺术启迪的艺术接触者对艺术的再创造与对艺术所反映的生活的再评价，是艺术发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和对人民情感进行潜移默化作用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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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心灵的星
严文井
我1938年到延安，先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半年后到鲁迅艺术文学院任教。
教员那时候多数还是单身汉（我是新婚），住在东山的一排窑洞里，邻居有何其芳、周立波、陈荒煤、曹葆华、舒群等。当时一个月才发一斤油，灯油不够用，为了节省，我们经常聚集在窑洞外谈天。延安的物质生活虽然很苦，但是精神生活愉快，人和人的关系是友好的、平等的，互相间不需要什么戒备、猜疑，一个共同理想把人们变得亲如兄弟，推动人们天天向上。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和幸福。一些同志和我时常交谈各自来到延安以前的历程。我们也谈到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相信未来的孩子们肯定要比我们童年、少年时代幸福。我并不真正懂得中国的革命，然而却朦胧地感觉到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巨大变化，相信将来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什么都可以变，什么都要变，许多想也想不到的奇异事情将要发生。于是我想到了童话，并且用这个形式记下了我的一些朦胧而幼稚的幻想和爱憎。
这是我第一次写童话，而且一口气一连写了九篇。这九篇童话和寓言有的在延安的刊物上发表过，有的在鲁艺文学系的一部分同志中间朗诵过。不久得到朋友们的帮助，把它们编成集子交桂林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取名为《南南同胡子伯伯》，一共收进了八篇作品。因为交稿时，第九篇作品还没有写完，来不及收进去。正是因为《南南同胡子伯伯》这么一本书，从此以后我就和童话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唯一的一个长篇小说《一个人的烦恼》也是在延安写的。有人说当时的延安是世界上最艰苦的地方，也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我同意这种说法。
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我记得在座谈会之前，毛主席找鲁艺文学系、戏剧系的几个教员去谈了一次话，有周扬、何其芳、陈荒煤、曹葆华和我。我们在杨家岭毛主席的住处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下午，吃了午饭、晚饭两顿饭。毛主席跟大家很平等，在一起只是漫谈。我向主席提了一个问题，问李白和杜甫，主席更喜欢谁。毛主席说，他喜欢李白，因为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有小地主的味道。毛主席从李白又说起《聊斋志异》中的席方平，说这个人打官司，至死不服，文章暗喻对满清不满之意。毛主席特别欣赏作品中的一个艺术细节，就是写两个鬼奉冥王之命把席方平锯成两半时，对席方平表示同情，故意锯偏，以保存席方平有一颗完整的心。毛主席称赞这个细节写得好。
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我们每个人的思想都有进步和变化。
变化最大的可能是何其芳。他积极响应主席的讲话，说主席讲话是对的，延安不少文艺人“很脏”，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当时延安产生了很多文艺成果，像《兄妹开荒》和《白毛女》，它们的影响是深远的。
如今，六十年过去了，每当回忆起文艺座谈会，回忆起延安，我觉得那段岁月就像记忆深处一颗闪亮的星星，向四周散发出温馨祥和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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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延安文艺座谈会旧址（油画） 李志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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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亭子间到根据地
华君武
1933年至1938年，我在上海五年，先是读高中，高中没毕业就进入上海的一家银行做低级职员。从高中二年级开始，我尝试着给一些杂志投漫画稿。先是投靠林语堂办的《论语》，后来又给叶浅予、张光宇、鲁少飞等办的《上海漫画》、《时代漫画》、《独立漫画》投稿。当时我最喜欢的漫画是俄国萨巴乔的国际时事漫画和德国的布劳恩的《父与子》。那时候我画过“一二九运动”，偶尔也画画老百姓，但我的漫画思想是糊里糊涂的，画漫画的目的是什么？对象是谁？都不懂。但我想对象一定不是工农兵，而是一般的知识分子和市民。
毛主席伟大就伟大在这儿。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这些重大的文艺问题都提了出来。
所谓上海亭子间，是指地方很狭窄，里面只能摆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凳子，半楼梯，是穷文人住的地方，他们在里面写或画一些别人看不懂的东西，跟广大群众没什么关系。如果我后来不到延安，也只能做个“亭子间”画家。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上海沦陷，做亡国奴的危险就摆在眼前。我作为银行的低级职员，感受到旧社会的黑暗，内心很苦闷。看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后，我对书中展示的延安那样一个平等、自由的新天地十分向往，就决心去延安。1938年8月，我怀揣着唐纳、蔡若虹两个人写的介绍信，瞒着母亲，从上海转香港，经广州、长沙、武汉，绕道重庆、成都、西安，跋涉了三个月，于11月才到达延安。先是入陕北公学，后来进了鲁艺的美术系高级班。
延安是农民的世界。我的漫画以前学外国人，比较“洋气”，到延安后，洋的一套吃不开了。自己的艺术怎样才能为群众理解？我做过一些尝试。我在鲁艺办过漫画墙报，在学校外面的天主教堂也办过墙报。我发现在鲁艺的知识分子中我的漫画还有些知音，一挂到鲁艺大门外的桥儿沟街头，农民都一扫而过，不感兴趣。这个情况我注意到了，也产生过苦恼。当时不光是漫画，唱歌也有这样的问题。陈云同志说我们唱歌的就像打摆子，是说我们用的是洋腔，老百姓不接受。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我和蔡若虹、张谔三人联合举办了一个“延安讽刺画展”，毛主席来看了，看完后，我请主席提意见，主席说：漫画要发展。我不懂，又不敢问。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精神不是一讲就通，是多少年后一点点才懂的。不只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前毛泽东的其他文章《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等都谈到文化问题。《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要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反对党八股》中毛主席提出要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这些思想对我都有很大影响。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我认识到在解放区，看画的对象和上海大不相同了。我的漫画是给工农大众看的，我必须懂得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情趣、他们的爱好。鲁艺有一位作家孔厥，写了一部《新儿女英雄传》，群众爱看，喜欢他的语言。他这个人非常勤奋，经常拿一个本本记录群众的语言。我就借他的小本本看，发现里面的语言很新鲜，记录了很多成语、歇后语，像“卸磨杀驴”什么的。从1942年至1945年，我的漫画开始酝酿改革。但当时还没有条件大量实践。到东北以后，实践的机会多了，对漫画的民族化、大众化才有了更深的理解。怎么民族化？首先要善于使用群众的语言。七十年代我画讽刺张春桥的《死猪不怕开水烫》，这张画是我的漫画中反响比较大的一幅，用的就是群众的语言。当然还有其他民族化的方式。比如，五十年代我的漫画不再用钢笔，开始用毛笔，后来又借鉴中国画的诗书画一体的传统，引诗和中国的书法入漫画，这才慢慢地找到了自己的风格。
群众是否看得懂，这是创作的前提。不到延安，没有党的教育，也没有我华君武的今天。所以我回忆延安时总是说：我的革命文艺的生涯是从这里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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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足迹
蔡若虹
我是1938年10月，在香港经廖承志同志介绍到延安去的，经过七个月的旅程，于1939年5月才到达延安；我一到延安就马上在延安鲁迅文艺学院美术系教书；那时候，毛主席是我们鲁艺师生的熟人，他曾两次来鲁艺讲话，多次来看鲁艺的京剧晚会，他讲话的深刻内容和看戏时天真的笑脸，一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2年5月，我是和鲁艺许多同志一起去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座谈会一共开了三次，第一次是毛主席的开场白，他首先向我们说明文艺工作者当前任务是为抗日战争服务；然后他从文艺工作谈到知识分子的通病，他说年轻时如果用扁担挑着铺盖行李上学，那就低着头不敢见人。第二次开会是毛主席倾听延安的文艺专家们发表意见，毛主席亲自作记录。第三次开会是毛主席作总结，讲话很长，非常重要、非常丰富、非常精彩；他理论联系实际，叙事中夹带抒情，而我，往往从他的讲话联系到自己，好像他是专门对我讲的一样。
当毛主席讲到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的关系时，他说“对于工农兵则缺少接近”，我不禁用手摸摸身上穿的八路军服，心里暗暗在想：“我就是个兵呀，我早就和工农大众混在一起呀！”这种又惊又喜的感觉仅仅是一刹那，接着又想，毛主席是面对着众多的工农兵讲话的，为什么还要讲“深入工农兵群众”呢？这个疑问闷在心里不久，又听见毛主席说：“衣服是工农兵，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衣服是工农兵，思想不是工农兵！
要怎样才能做到连思想也是工农兵呢？
长达七年的延安生活告诉我——“先进思想只能来自先进生活的实践。”
延安生活的一大特色，是精神劳动和体力劳动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在体力劳动方面，除了开荒、纺线这一类“丰衣足食”的大生产以外，还有日常的小劳动，例如开大会听报告总不免来回走二三十里路；例如帽檐上别着针线，一有空就取下针线缝缝补补；例如在延安河里洗澡，总要先把全身衣服脱下来洗洗晒晒……这些劳动是说不完的。在精神劳动方面：我们首先把笔杆儿代替枪杆儿为抗日战争服务，写诗、写文章、画漫画；其次，我们要进行政治学习，读“联共党史”、读“论新民主主义文化”、读“共产党人”发刊词；此外，还要到陕北老乡们的打谷场上去演《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去唱《东方红》、《黄水谣》、《我们在太行山上》；还要敲锣打鼓地跳秧歌舞、腰鼓舞……总而言之，我们真正做到了“感性与理性齐飞，主观共客观一色！”就在这种生活的长期实践中，我们不知不觉地思想和衣服全是工农兵了！
实践、实践、实践，实践是硬道理，实践是真理的母亲！
直到九十二岁的现在，我仍然把这两句话当作座右铭——“先行而后知”，“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
在《讲话》中，有个观点令我永世不忘：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要我们在文艺作品中写哲学讲义，而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艺术”。
我一听这个观点就动了心，以后在《讲话》出版后又反复思考这个观点，认为这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捷径，非学到手不可。
我的学习过程是把这个观点一层一层地简易化和通俗化，这样，既便于理解又便于运用。
首先，我把这个观点的名称简化为科学观点或科学观察，后来，我又把“对立统一规律”作为这个科学观点的核心，到此为止，我又把“对立统一规律”作一层又一层的解释，我认为，这个对立统一的观点就是教我们对人对事既要看优点又要看弱点，既要看正面又要看反面，既要看现在还要了解过去估计将来，这就像俗话说的“我看透了、看穿了，看到骨子里去了！”
我认为，对立统一而又互相转化，就好像《红楼梦》中贾宝玉所说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林黛玉却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她强调对立而忽略了转化。两个人有相恋又有不同的个性。曹雪芹是个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的文学大师。
前几年，我在古今美术作品的观察中，发现不少的作品中也存在着对立统一规律：例如造型中写实与写意的对立，构图中繁与简、虚与实的对立，染色中明与暗、冷与暖的对立等等，这一规律造就了视觉上的形式美，形成了吸引观众的无穷魅力。
结尾，我赋诗一首：“黄昏迎曙色，西学化东风；梦里辉煌景，登高一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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