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人文社科)
专栏：
郑和航海新说
毕全忠
明代郑和驾船远行，成为航海史上的一段佳话。然而郑和船队是否是人类第一支环球航行并首先到达南美洲的船队，历史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所作的一些探讨让人耳目一新。
英国退休潜艇指挥官孟济斯对中国明代郑和航海的研究，引起很多人的兴趣。他主张的郑和船队是人类第一支环球航行并首先到达南美洲的船队这一见解，虽然还是一种推测，但却不无道理。
孟济斯面对的最大难题是缺乏支持他的结论的文献资料。这些报道，使我想起好几年前读到过的一些资料，似乎与孟济斯的研究有关系。
一则见明朝冯梦龙（1574—1646）《智囊》一书中记载，明英宗天顺年间（1457—1464），英宗（朱祁镇）好宝玩，有宦官出主意说，30年前宣宗宣德年间（宣德五年，1430年）曾派遣三宝太监出使西洋，获得无数珍奇宝玩。英宗就令宦官到兵部去查找三宝太监当年到西洋的海上路线图。兵部侍郎刘大夏得知，就把有关资料找出，偷偷藏去，使宦官找不到这些资料。兵部尚书项忠要追查文书的下落。刘大夏就对项忠说：当年下西洋花费了几十万两，军民死了数万人，是当年的弊政。那些文书应当销毁，以除病根。项忠听从了刘大夏。
《智囊》所记的史实是可信的。从这则记载可知，郑和确实留下了航海图和其他航海资料，而他最后一次（宣德年间）航海的海图等资料被刘大夏从兵部偷走了，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被他销毁了。
另一则见明朝祝允明（1461—1527）所撰《野记》。所记不长，全文如下：“正德辛未岁（注：1511年），巴喇西国遣使臣沙地白入贡，言其国在南海，甚远。始领其王命，在洋舶行凡四年半，被风飘至西澜海面，舶坏，唯存一脚艇。又在洋飘风八日，至得吉零国，住十一个月。又往地名秘得住八个月，乃遵路行二十六日至暹罗国。以情白王，王赐日给，又与妇女四人，住彼又四年。至今年五月，才附番人奈林船入广。”
这则记载与郑和航海无直接关系。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巴喇西”国。在参与郑和航海的马欢、费信所著的《瀛涯胜览》和《星槎胜览》中，均不见“巴喇西”。使臣沙地白说其国“在南海”，而不是在西洋。计算一下单程航行时间，他用了五年多，比郑和船队航行到东非再返回的时间还要多一点。可见这“巴喇西”极远，离中国的距离相当于中国到东非距离的两倍以上，这就应该是美洲了。而“巴喇西”应该就是巴西。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沙地白说其国在“南海”，而不是“西洋”了，因为巴西在南半球，到中国来是向北航行。至此，可以得到一个结论：早在1511年，南美洲印地安人就已航行到了亚洲，到达锡兰、泰国（暹罗）、中国，巴西就已同中国有了外交联系。
巴喇西使臣沙地白是受巴喇西国王派遣，出使中国的，带有国书即“金叶表文”和“贡品”，是一次正式的外交活动。他途中曾滞留多国，历时达十来年，最终到达中国递交国书，可见出使的目的地是中国。就是说在公元1500年以前巴喇西国就已经知道中国，并且有与中国交好的强烈愿望，而且已掌握到中国去的航海线路，当然还具备了相当发达的造船和航海技术。西方的航海家哥伦布虽然于
1492年到达了美洲，但他没有到过中国，不可能使巴喇西产生与中国交往的愿望。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在公元1500年以前中国人已到达过南美洲，到达了巴喇西，带去了国书和瓷器等礼品，当然还有航海图，并与巴喇西友好交往。那么，在15世纪能到达美洲的，只有郑和指挥的船队，也只有他的船队能代表明王朝往各国“开读赏赐”，而他最后一次航行是1430年出发的。15世纪到16世纪初，西方殖民者还没有大举入侵南美洲，南美洲还完全是印地安人的天下。巴喇西是印地安人的大国，物产非常丰富，已有相当发达的文明，这使得它有能力进行环球性的航海。
祝允明的记载为孟济斯的见解提供了重要佐证，问题的另一半是找到直接证据，尽管很难，但仍有蛛丝马迹可寻。研究郑和航海的有关史料时，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即使是最详细的《瀛涯胜览》和《星槎胜览》，也不是郑和航行的全部记录，有很多活动现在已知的文献中并没有记载。因此，不能认为没有记录的就没有发生过；二、郑和航行并不是船队所有船只都一起行动，而是经常派出分队到一些国家去活动，有几次船队被巨风吹散，有些船就失踪了。祝允明在另一部书《前闻记》中摘录了有关宣德五年郑和第七次航行的一些情况，可惜他没有全部照录，只是“漫记其概”。在《瀛涯胜览》和《星槎胜览》中也经常说到“分”往某国的事。至于船队飘散，也有记载，刘大夏就说宣德年间那次航行死了数万人。其实并不是都死了，有失踪的，有些船漂航到美洲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明朝的文献档案，尽管散失了不少，但留存到今天的仍然浩如烟海，整理出来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丰富的明朝文献中，有可能埋藏着有关中国人到达美洲的记载。但要整理、研究全部明朝文献档案，按现在的整理速度，据专家估计大约还要100多年。
第10版(人文社科)
专栏：
从神农尝百草、伏羲制九针，到吴谦受命编修《医宗金鉴》，再到新中国中医药事业的蓬勃发展，一部栩栩如生的《中华医药图》，堪称——
中医药的“清明上河图”
本报记者 杨明方
感召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
4月5日，规模盛大的壬午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仪式在陕西黄帝陵举行。桥山之巅，沮水之畔，前来拜祭“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人群络绎不绝，神情庄严。
轩辕庙内，新落成的全景透视喷绘画面《中华医药图》分外引人注目。在它前面的展柜里，一幅长达40米的《中华医药图》绢质画卷，把上下5000年的中医药文明史娓娓道来：从神农尝百草、伏羲制九针，到吴谦受命编修《医宗金鉴》，再到新中国中医药事业的蓬勃发展，《中华医药图》荟萃了《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千金方》、《本草纲目》等医学典籍28部，记载了医学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16个，生动描绘出扁鹊、华佗、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132位深受后世敬仰的神医光照千秋的艺术形象。
《中华医药图》是一首不朽的史诗。2000年12月，长达150米、高1.8米的我国第一座反映中医药文明史的大型花岗岩浮雕巨制———《中华医药图》，在天津市北辰区天士力产业园内宣告落成，立刻以其恢弘的气势和深邃的内涵引起社会各界的瞩目。2001年3月，它以“最大的浮雕”而荣获“上海大世界吉尼斯之最”称号；2001年4月，《中华医药图》被中宣部命名为“中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近一年来，慕名来到天士力产业园参观《中华医药图》巨型浮雕的各界人士有数万之众。
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
《中华医药图》的创意来自天士力集团总裁阎希军。他认为，中医药是无数代人呕心沥血研究的成果，我们今天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走路。所谓中药现代化，就是要依托传统中医药原理，用现代技术对中药进行二次开发。因此，阎希军有意寻找一种方式，把中华传统中医药文化、天士力的产业象征与现代艺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有一年，阎希军到美国一家大型药厂的研发中心参观。令他吃惊的是，在这个外国公司的办公楼里，居然挂着张仲景、李时珍等九位中国医药老祖先的头像。这对阎希军触动很大。后来，他在参观我国一家藏医院时，看到人们也虔诚地供奉着藏医学先辈的遗物。这两件事使阎希军下定决心，一定要创作出一件能完美表现中华医药文化史的艺术作品。
1999年，正当阎希军为现代化的新厂区选址时，一位来自山东、曾雕塑过矗立在兰考大地上的焦裕禄铜像的艺术家董建新教授与他偶然相识。当阎希军说起建造以中华医药为内容的大型浮雕的构想时，董建新当即叫绝，并脱口而出这个画卷应该有100多米长，才能表现出历史的恢弘和广博，而这个长度与实际厂墙的长度正好吻合。心灵的碰撞与沟通，企业家的睿智和艺术家的想象，在弘扬民族医药文化、塑造企业文化与创造艺术景观上找到了结合点。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由数十名创作者倾注心血打造而成的大型浮雕《中华医药图》翩然面世。这座雕塑仿佛是一幅石质画轴，生动形象地记录了从上古至今祖国医药发展的历史片段。阎希军介绍说，近年来，天士力集团不断发展壮大，但在中药进入国际市场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难题，其中最大的阻碍是国外人士对中医药的历史缺乏基本的了解。通过这座浮雕，外国客商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中华医药文化的强大魅力。“这座浮雕还有另一层用意，就是让天士力的员工时刻牢记，我们的饭碗是老祖宗给的，我们的根是五千年的中医药文化。”阎希军意味深长地说。
众志成城的文化盛举
这件负载着中医文化传统和天士力企业文化理念的巨作，不但留下了创作者的汗水，也印记着社会各界尤其是医学史、美术史专家和雕塑家们的关注和鼎力支持。在北京和山东举行的两次专家论证会上，中国中医研究院的王永炎院士提出，《中华医药图》可以定位为一个综合的文化艺术品，既体现文化，有一定的艺术性，同时保存下来还是个文物，因此，要注重其科学性。他建议用太极图的反复出现，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注入到文化墙中。
《中华医药通史》主编李经纬教授提出，应当有“人类共享医学”的命题，使人们时时感受到一种历史的亲和力。著名美术史论家汤池教授在具体创作手法上提出了独到的建议，如人物旁边插一方块名字，许多人原以为是借鉴敦煌壁画《佛教本生故事》的标题体式，实际上，早在汉画像石、汉墓壁画里面就有榜题文字。基于此，他对作品的榜题文字进行了规范。
从这幅石质画轴，延伸而去长达150米的巨型墙体浮雕，向您徐徐展现的就是一幅中华医学源远流长、医宗毕集、精神流传的历史图卷。
为了更广泛深入地传播中医药文化，今年3月，天士力集团在《中华医药图》绢质画卷的基础上，又创作出《中华医药图》绢本，并编辑成册，奉献给世人。面对这部回荡着黄钟大吕般深沉足音的史诗巨作，王永炎院士认为，其非凡的审美和文献价值，堪称中医药的“清明上河图”。(附图片)
下图：华佗创五禽戏（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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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月评
丰富孩子的精神食粮
柳如风
在明媚的春天里，儿童文学又收获了一份希望：20部思想性、艺术性均属上乘的作品获得第五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沉寂多时的儿童文学因为一批优秀作品的出现而增添了几分亮色，然而这并不能掩盖儿童文学面临的窘境。这些获奖的作者中，多数是一些老面孔。秦文君、方敏、孙幼军、金波、张之路等都是在我国儿童文学创作领域成果卓著的“老作者”。首次进入获奖行列的有11位新人，40岁以下的作者有5人。虽然这种结构被称为“老中青结合”的梯队，但不能不承认新人不多、年龄偏大还是我国儿童文学创作队伍面临的一种现状。也正因为如此，从本届评奖开始设立“青年作者短篇佳作”奖。
儿童文学在一个社会中的地位常常被用来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尺，儿童文学的发展命运与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息息相关。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一位官员说：“看一个国家儿童读物的出版情况，可以看出这个国家的未来。”在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列出了评价某一国家儿童文学发展程度的十项标准：对儿童特性认识的程度；超越被动地依靠口头传说和民间传说所取得的进步；一个职业作家阶层的产生；相对独立的程度；名著的数量；新形式或体裁的创造和各种传统形式的利用；依赖译作的程度；初级作品的数量；中级作品的数量；各种机构发展的水平。
如果用这样的标准去衡量，我国的儿童文学形势并不乐观。95％以上的儿童文学作品只有几千册的印数，江苏的作家群体在全国实力较强，但是从1997年起，每年也仅能推出一两部有水准的儿童文学作品。不是出版社不想多出，而是因为没有东西可出。近年来，支撑少儿文坛的作家还是从20世纪80、90年代初开始进行创作的那一批人，他们有些已进入中年，生活、生理、心理离孩子渐渐远了。
儿童文学作品也不被有些家长看好，很多家长把素质教育片面理解成智力教育，往往只给孩子买与学业相关的课外书，不了解课外读物具有多方面的“营养”。于是，一些内容荒诞不经甚至庸俗不堪的“口袋书”在青少年中广为流行，《流星花园》之类的电视剧成了孩子们津津乐道的热门节目。
一位当代儿童文学作家说：“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几乎所有文坛巨匠都在儿童文学园地中留下了他们耕耘的痕迹，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冰心等作家甚至为儿童文学这块园地贡献过不少力作，冰心老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是使“孩子们的精神食粮丰富而有品味”。
少年儿童天真自然，犹如一张白纸，“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不但需要牛奶、面包这样的物质食粮，也不能缺少思想教育读物这样的精神食粮。我们企盼有更多的人关注儿童文学，为孩子们呈上一份份精美的精神食粮，用至善至美的文字去润泽孩子们的幼小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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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化资本何处寻？
——文化产业投资效益的思考
花建
3月24日，第七十四届奥斯卡电影颁奖典礼款款落下帷幕，《美丽心灵》荣获了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女配角奖，它为出品人环球电影公司带来巨大的经济收入。据美国电影杂志披露：该片基本投资约为9000多万美元，但是从2月14日公布本届奥斯卡候选名单之日，到3月24日评选揭晓的40天里，它在美国国内的票房收入就增加了3000万美元，总票房达到2.11亿美元。而从3月24日到4月4日，由于奥斯卡奖的巨大知名度，它的票房更飙升到了2.88亿美元，估计总票房和延伸产品销售额将超过6亿美元。
这种文化投资的巨大回报，为人们留下了一个文化产业之谜：它的资本结构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呢？19世纪的著名经济学家麦克德鲁曾经指出：资本是用于利值目的的经济量，任何经济量均可用为资本。可见，资本就是一种可以增值的经济形式，它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货币形式，更包含着丰富的形态：如金融货币形态、实物资产形态、专利技术形态、自然资源形态、无形资产形态等。资本与资本的相加，是否等于更大的资本呢？不一定。资本增值的最重要条件是社会资本的介入。可见在文化产业的资本结构中，无形资产所占比重越大，资本增值的幅度就越大；而在无形资产中，创意、知识、品牌、管理、科技等组合得越好，它对资本增值的贡献力就越大，产业的发展速度就越快。经常听到有人惋惜：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文化产业的最大困难是缺乏资本。其实不然，同样一笔文化投资，融合了不同的社会资源，投在不同的项目上，它所产生的回报效益就大不一样。
作为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门类，内地一些城市的印刷企业步履维艰，甚至濒临倒闭，而深圳年轻的印刷产业，从诞生到发展，只有短短的20年，却获得了超常规的发展。有一个振奋人心的比较：2000年深圳国民生产总值1665.47亿元，其中深圳印刷产业生产总值就达到120.65亿元，一举占有当年全国印刷行业生产总值的20.11％！2000年深圳共有印刷企业1213家，其中有3家进入深圳企业100强（为第五十七名、第七十九名、第八十名），年产值超亿元的为17家，外商投资573家，被公认为全国装备最先进、技术力量最强、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三大印刷基地之一。这和它们利用经济特区的“先行市”优势，加大科技投入的力度，把人力资源开发放在第一位，积极塑造品牌效应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在深圳市委和市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深圳的书刊印刷、玩具书印刷、包装印刷等技术更新，已经和国际同步，并形成了辐射海内外的网络。从产业的投资结构上看，虽然金融货币形态有限，但是融入了大量的优化组合的无形资产，使整个投资结构充满了跃动的活力。
由于文化产业投资涉及的面很广，有对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对涉及文化产业的高新技术的开发，有对文化人才的培养，也有对经营性文化项目的投资，还有对文化经营类上市公司的投资。而不同的利益主体，包括政府投资、企业投资、私人投资等，出于对投资回报的考虑，所选择的投资重点也不一样。这就需要政府统筹兼顾，采取必要的投资倾斜政策，促成一个比较合理的投资结构。随着我国文化产业建设的大力推进，许多地区也遇到了文化投资的短期效益和长远回报的矛盾，遇到了政府的公共投资和企业的商业投资如何衔接配套，以及如何分担投资的风险和分享投资效益的问题。大量实践证明：应该倡导文化投资的倾斜鼓励政策，那就是以政府的公共投资进行先期投入，包括营造文化基础设施、扶持示范项目、培养优秀人才等，同时，对此间进入的企业商业投资进行减税和配套补贴，给予积极的鼓励，以后随着收益率的提高，逐步减少公共投资的数量。还要根据文化产业对地区经济的拉动作用，反过来给予文化投资者以相应的回报和奖励。
以上海90年代以来的文化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例，“八五”期间，上海年均文化基础设施投资约为10亿元人民币，“九五”期间，年均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额增加到约20亿元人民币，2000年实际完成的建设量为13亿元人民币以上。在全市人民的热烈响应下，以政府公共投资和企业投资相结合，建成了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大批文化设施，如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上海大剧院、上海博物馆、上海科技馆、新上海博览中心等。建成以后，它们也不是单纯被政府包下来，而是与世界其他著名文化场馆和剧院联网携手，拓展国内外文化市场，并且依托这些大平台，吸引更多元化的文化投资，把更多的文化创意、优秀品牌、高新技术、著名剧目等文化资源汇聚到这里。曾经脍炙人口的上海大剧院版新编越剧《红楼梦》，以及2002年春节期间走红申城的新编京剧《大唐贵妃》，就是在大剧院的平台上，组合企业、媒体等多元投资的一批文化经营项目。可见，只要我们认真研究国际上文化投资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的国情，发挥政府主导和市场拉动的两个推动力，中国的文化产业就能够进一步提高投资效益，汇聚更多的海内外资源，奉献更多更优秀的文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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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事件回望
文化事件回望
专家抢救藏学汉文文献
《清代治藏法规全编》的影印出版，使藏学这一国际“显学”又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也标志着我国学者加快了藏学汉文文献的抢救步伐。这套文献巨著具有资料真实齐全、版本珍贵等特点。文献中选用的《玉树县志稿》、《河州志》、《中甸志稿》、《丽江府志》等均是国内外少见的孤本，其中不少是第一次面世。
四川立法保护世界遗产
《四川省世界遗产保护条例》4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关于世界遗产保护的第一个地方性法规。条例中对当地世界遗产存在的环境污染、资源濒危、管理体制不顺等问题，做出了诸多重要规定。
国史编纂工作全面启动
当代中国研究所日前开始编纂有当代中国“国史”之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2003年初将完成初稿。作为国史编纂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一到四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等著述的编写、出版工作也已经全面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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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东最后的皮影传人
江浩文／摄影
山东皮影戏第三代传人李兴堂老人的家坐落在济南经三路50号一个简陋杂乱的小院里。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镜框里镶的，箱子里、影集里装的全是栩栩如生的皮影影人。李兴堂16岁开始拜师学艺，但他多年刻的1000多件影人在“文革”中被毁之一炬。熬过漫长的十年，他绞尽脑汁地回忆一幅幅被烧掉的影人，一丝不苟地画、刻……终于，长13米的《水浒》人物长卷诞生了，两幅各长13米的古老皮影诞生了，全套的《西游记》、《东游记》、《封神榜》也摆在了案头，他的皮影作品又达到了1000多件。
虽然皮影戏日渐冷落，但也没有动摇他执着的心。他坚信，皮影戏将是中国未来的艺术“化石”，他将倾尽全力使这“化石”变得更加完整、精美，以馈后世华夏子孙。左图：幕后忍不住，绕到幕前探个究竟。上图：过去在趵突泉的演出给泉城市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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