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深化对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
当前城镇职工收入分配中的两个突出问题——
收入差距过大与平均主义
曾湘泉
当前，在收入分配领域，一方面，如何从制度规范化的角度兼顾公平和效率，调节收入分配差距，防止两极分化，成为热门话题；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国有单位制度内的收入差距过小，平均主义问题依然存在，对优秀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工作激励不足，人才流失现象严重。这种同时并存、看似矛盾的现象，是收入分配理论和实践中需要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收入差距拉大有一定的合理性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库茨涅兹提出的倒U型假说，只有在人均收入超过1000美元或非农劳动力达到60％—70％以后，收入分配差距才会开始缩小。据此判断，我国收入分配显然处于差距扩大的阶段。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和分析也表明，伴随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差距日趋增大，这其中包含的合理因素有：第一，经济增长特别是第三产业的较快发展，使金融保险、邮电通信等第三产业部门收入水平上升较快，进而拉开了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二，不同于改革初期“搞导弹的不如煮茶鸡蛋的”情况，总体而言，获得较高教育和培训的脑力劳动者的收益有了明显改善，因教育即人力资本投资不同所产生的收入分配差距开始拉大。在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这一点愈加突出。第三，企业之间平均主义、“大锅饭”受到冲击，拉开了行业之间和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在非营利组织（如大学和医院等）内部，不断强化财政预算约束，推动工资制度改革，允许开展合理合法的创收活动，使不同单位之间员工的收入差距扩大。
制度外收入差距拉大与制度内收入差距缩小并存
从总体上看，目前国有单位内部员工的收入差距并未显著扩大，收入差距大多源于单位和单位之间，而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存在着许多不合理之处：第一，很多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不是利润最大化，导致不同单位之间的收入差距大大高于不同职位的收入差距，即员工的薪酬水平离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职位定价原则仍有很大差距。职工工资并不反映劳动力的价格，不同企业之间的同一职位收入差距可以很大，而这主要源于不同企业的经营状况和收入分配政策。即使企业亏损，员工的收入也并不必然减少。亏损可能是过高的人工成本所致，国家作为投资主体亏了，员工个人并不一定亏。第二，价格结构、垄断经营和对生产要素占有的初始不平等，造成不同单位的收入差距较大。第三，劳动力不能顺畅流动，导致不同单位职工收入差距拉大。劳动力市场远未形成，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在用人方面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性、灵活性，但“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的“刚性就业”和“刚性工资”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传统的户籍和干部档案身份管理，加之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也使工资差距诱导劳动力流动的功能变弱。而劳动力不能顺畅流动导致职工工资成为“单位福利”——依赖于企业的效益或非营利组织的创收力度等，或者是“行业收益”——由行业垄断所产生的额外利润。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内工资收入差距一直在缩小。从政府公务员到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其制度内工资最高和最低的差距目前仅在6倍左右，比50年代工资制度建立时的差距大大缩小。根据目前所实行的职务等级工资制的工资标准表计算，公务员的最低一级工资为440元，而政府最高领导人的最高工资为2846元。因此，目前工资等级表上所列的最高收入与一般人们所理解的高收入（如年薪10万元以上）相去甚远。
制度内工资水平太低，特别是差距太小，导致人力资源管理产生了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比如，制度内工资对人才几乎没有吸引力，使得国有企事业单位缺乏吸引人才的竞争力。同时，由于加上制度外收入，低级职位的报酬又大大高于市场价格，单位的人工成本很高。又如，面对收入差距扩大，应该加强社会保障功能，加强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援助，这需要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征管，提高转移支付力度。而在制度外收入比重不断上升、又难以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国家对收入再分配的调控以及社会保障功能的强化非常困难。
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途径
制度外收入是当前收入差距的主要根源，而在国有单位内部，收入差距则在进一步缩小。因此，对当前收入差距的扩大，不能简单地采取全面实施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首先，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各类组织的法人治理结构，端正经营目标和行为，从根本上改变“工资侵蚀利润”的状况。应当明确，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它与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相联系，而不应与组织的利润相联系。这是人力资本收益与市场接轨的根本前提。
其次，国有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应导入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和制度，从传统的品位分类转变为职位分类。通过科学的工作分析，制定工作职责范围和任职资格条件，在此基础上进行工作评价，划分工作等级和工资等级，并制定科学的、易于操作的工作业绩管理标准和制度，为拉开不同职位的薪酬水平提供依据。
再次，在住房商品化和养老、医疗等福利社会化的前提下，重新从消费需求水平的角度，研究制度内工资水平的设计。目前的制度内工资水平较低与制度设计时的福利制度有关。近年来，住房福利的取消，以及养老、医疗、失业保险制度的建立，都对员工的实际消费水平产生了影响，而目前的工资水平设计中却没有反映这一问题。
最后，应从根本上扭转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倾向。在薪酬水平体现职位重要性的前提下，倡导个人能力导向和工作业绩导向的新的人力资源管理文化。加大对国有单位关键岗位和核心岗位优秀人才的分配倾斜，使他们的薪酬水平与市场价格的距离尽快缩小。同时，改变低级职位收入大大高于市场价格的状况，为降低人工成本、提高竞争力创造条件。
第9版(理论)
专栏：开栏的话
研究是为了解决问题
理轩
进一步深化对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这是中央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今年初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强调，理论工作要深入推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研究、宣传，回答人民群众关心和现实生活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进一步增强说服力、战斗力。
深化对重大问题的研究，是当前我们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的迫切需要。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以来，我国改革和建设的实践飞速发展，成就巨大。理论研究工作紧跟时代步伐，在许多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但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和前进，必然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矛盾，而各种新情况、新矛盾，归根到底就是如何认识改革和建设中遇到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只有研究并解决好这些重大问题，我们才能在新世纪初的关键几年迈出新的步伐，获得战略主动。
深化对重大问题的研究，是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迫切需要。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保证。应当看到，不少重大问题都是长期以来困扰人们思想的症结。围绕这些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议论，这样那样的说法。及时研究、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化对新形势下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增强人们对党的事业的信心。只有经过深入研究，解开“思想扣子”，才能统一思想，坚定信心。
深化对重大问题的研究，应该搞清楚哪些是我们迫切需要研究回答的重大问题。所谓重大问题，简言之，就是那些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性、前瞻性问题，现实生活提出的、干部群众关心的深层次思想理论问题。比如，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阶层划分、收入分配差距、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等问题。从根本上讲，这些重大问题是我国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其中，有些原来就已存在，现在随着实践的发展，又有了新的变化，需要有新的认识；有些是原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需要我们及时作出回答。
深化对重大问题的研究，重要的是要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面对的所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都不是孤立的，涉及老祖宗说过的话、作出的判断、提出的观点。是用一百多年前老祖宗说过的话来回答今天的现实，还是作出新的符合实际的分析？实践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坚持，否则就会丧失根本；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必须根据今天的现实作出判断，否则就会固步自封。要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使马克思主义在坚持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全党的认识统一到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上来，统一到党领导人民进行理论创新的思想成果上来。
研究问题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不知中不足以贯中西，不知今不足以论古今。”深化对重大问题的研究，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不能食古不化，不能食洋不化，要站在自己国家民族的舞台上，着眼于自己当前的事业和现实的理论需求。这样，我们才能不断用理论创新的成果来指导实际问题的解决，促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
为了深化对重大问题的研究，迎接党的十六大的召开，本版从今天起开辟“深化对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专栏，陆续刊登有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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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纵横
变上访为下访
姚卿
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工作中，常常会遇到群众上访的问题。如何对待和处理群众上访，是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问题，也是作风问题。它影响着党群、干群关系，影响着党和政府的形象，关系到社会稳定和事业发展。因此，要真正解决好上访问题，各级领导干部就必须从转变作风入手，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按照十五届六中全会《决定》所要求的那样，做到“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维护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努力为群众办实事”。
上访与下访，是形式、内容、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上访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讯、走访等形式，向国家机关或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进行申诉、控告和检举，并由国家机关或有关部门进行处理的活动。它是群众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任务落实中存在问题的一种反映，是对领导干部出现违法违纪问题的一种反映，是对有些问题久拖不决、悬而未决的一种反映。从另一个角度说，它也是领导干部作风不够深入，发现问题不及时、解决问题不到位的反映。下访是领导干部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一种行动，是主动去寻找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及时下访，调查研究，能发现苗头，寻找对策，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近年来，不少地方建立了领导干部信访接待日等制度，这是转变作风的好做法。如果进一步把接待日变成“深入日”、“下访日”，身体力行“三个代表”，在与群众的密切接触中解决问题、化解矛盾，更有利于转变工作作风。从某种意义上说，转变作风，坚持下访，是解决上访问题的好办法。
变上访为下访，不是简单的概念转换，而是工作机制、工作方法的转变。这需要在实践中积极探索，但基本要求是做到勤、快、实。
“勤”，就是要多下基层，经常深入群众。为政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孔子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下访，是领导干部与群众之间建立“不求人亲而人自亲之”的良好关系，进而改善党群、干群关系的有效途径。只有把“体察民情、了解民意”真正落实到行动之中，善于倾听民声，捕捉民意，才能化解矛盾、稳定人心，我们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根本工作路线才能落到实处。
“快”，就是要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及时发现和解决群众遇到的问题，是领导干部责任心的体现，是防止问题复杂化、矛盾激化的关键。树立“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的观念，克服群众问题“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错误倾向，才能真正做到“珍惜民力”。为此，应当本着主动介入的原则，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及早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凡是能及时解决的问题立即给予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要明确责任，限期解决，给群众一个及时、满意的答复。
“实”，就是要实实在在为群众办事。党风正则人心齐，人心齐则事业兴。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而这种联系最重要的是切切实实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想老百姓之所想，急老百姓之所急，常怀爱民之心，常行为民之举。实事办多了、办好了，矛盾自然减少，从而上访问题也就会自然得到解决。这样，就能做到上下同心，干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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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作研究
按“三个代表”要求做好组织工作
朱成林
江泽民同志的“七一”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新任务、新要求。党的组织部门在党的建设中肩负着重要职责，应深入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努力提高组织工作水平。
牢固树立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围绕加快发展这一主题，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人才。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提高广大党员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把人力资源作为一切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善于把握国际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和改革开放的新要求，科学制定人才发展战略，优化用人机制，促使大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农村，以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为契机，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在企业，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探索发挥党的政治核心作用的新途径；在城市，加强街道社区、新经济组织和社会团体等基层党建工作。各级组织部门要加强对党员特别是流动党员、离退休党员的教育管理，发挥广大党员在各条战线的先锋模范作用。
坚持从严治党，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从严治党，首先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特别是在重大决策、选人用人、廉洁自律等方面的监督，做到领导干部的权力行使到哪里，领导活动延伸到哪里，党组织的有效监督就实行到哪里，确保领导干部始终处在党组织有效的监督管理之下。要健全党的领导工作制度、党内生活制度、权力监督制度，真正把对领导干部的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落到实处。
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努力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素质、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
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习，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素质。政治理论素质是党员干部最重要的素质。要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筑牢政治理论功底，使党员干部在各种文化思潮相互激荡中始终保持清醒头脑，铸就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增强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不断改造主观世界，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坚定性和思想道德纯洁性。
加强科学文化知识学习，提高党员干部的科学文化素养。面对当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新形势和国内改革与发展的艰巨任务，要着力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科学文化素养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通过提高党员干部的科学文化素养，推进观念更新、工作创新、制度创新。
认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坚持把实现好、发展好和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不断提高组织工作水平。在选人用人上坚持群众公认的原则，把组织推荐和群众举荐相结合，大力推进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以及任前公示等项工作，营造“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选人用人机制和环境；注意发挥群众监督的重要作用，开拓群众参与干部监督工作的新途径；牢固树立群众观点，不断改进民主生活会和民主评议等工作，完善基层党组织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深入调查研究，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当前，特别要重视探索在社会经济成分多样化的情况下，始终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具体途径；探索在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价值取向多样化的情况下，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纯洁性的根本举措；探索在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的情况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有效办法。要把调查研究与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来，用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化解矛盾，振奋精神。
强化组织部门自身建设，树立组织部门的良好形象。通过加强制度建设，优化组织部门的工作机制，坚持“用事业留人，用感情留人，用适当的待遇留人”，建立权责明确、层次分明、运转有序、灵活高效的工作运行机制，推进组织工作规范化和制度化。强化服务意识，坚持原则，公道正派，任人唯贤，清正廉洁，树立组织部门的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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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深化对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
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扩大
刘方棫 刘社建
拉开收入差距，使之产生激励效应以及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和流动效应，是激发劳动热情、强化竞争意识、提高劳动者素质、改善投资规模和结构、加快经济发展的需要。但这并不意味着收入差距愈大愈好。差距过大，会降低社会消费倾向，导致需求不足、投资相对过剩，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甚至激化社会矛盾，引起社会动荡。因此，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必须兼顾公平，处理好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分配关系，防止两极分化，以优化改革发展的环境。
目前，我国收入差距逐渐扩大：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1999年城乡差距为2.65∶1，2000年扩大为2.79∶1。若按可支配收入计算，城乡差距约为3∶1；若只考虑货币收入，差距扩大为4∶1；若再把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性补贴考虑在内，差距进一步扩大为5—6∶1。二是地区收入差距扩大。1978年到199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地区差距系数（收入最高的5个地区的平均收入与最低的5个地区的平均收入比较）由1.6倍扩大为2倍多，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地区差距系数由2.1倍扩大为2.6倍。三是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差距扩大。1999年，按五等分组的最高收入户平均可支配收入为12084元，是最低收入户平均2617元的4.6倍，绝对差额为9467元，比1986年的859元增加了8608元。四是行业间收入差距扩大与行业内部的平均主义并存。1999年行业平均工资最高的是金融保险业，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高低之比为2.49倍。收入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职工年均工资的绝对差距由1978年的458元扩大为1999年的7214元，扩大了约15.8倍。但另一方面，行业内部平均主义仍比较严重。比如，行业内部职工工资报酬与受教育程度的相关度不高。1997年大学本科毕业生平均工资仅分别相当于中专、高中和小学毕业生平均工资的1.26、1.33和1.54倍，与1978年相比变化不大。五是低收入户的状况相对恶化。1992年，低收入户可支配收入相当于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数的55.3％，相当于高收入户的30.7％，而1999年的相应数字分别为44.7％和21.7％。
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领域的平均主义已被打破，这成为社会经济活力的一个重要源泉。但对收入分配领域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应给予高度重视。在保证效率的前提下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扩大，既是保持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必要条件。
改善收入分配状况，防止收入差距不合理扩大，应建立并维护起点公平的竞争机制，构建以公平竞争为基础、以市场调节为主要手段的分配激励机制，建立健全有效的收入分配监督与约束机制。首先，积极深化改革。一是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体制；二是进一步深化工资管理体制、生产要素流通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为理顺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关系创造必要的体制条件。其次，加强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在初次分配领域要坚持效率优先，在再分配领域则要强调公平。应完善税收体系，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并通过加强法制建设，把调节收入差距纳入制度化轨道。第三，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第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根本上改善低收入者的状况。第五，努力发展经济。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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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深化对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
收入分配与社会稳定解析
徐振斌
收入分配与社会稳定的关系，可以细分为分配结构、收入差距、获取收入的途径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分配结构与社会稳定
不同收入群体的不合理分布是当前收入分配领域需要重视的首要问题。如果有相当一部分人绝对生活水平下降，将成为社会稳定最严重的隐患。这意味着经济不景气，相当一部分人处于失业状态，政府无力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如果收入最低的一部分人群只是相对生活水平下降，而绝对生活水平上升，他们实际上是共同富裕中的相对弱势群体，政府有能力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这是社会发展的正常现象，不会影响社会稳定。如果有相当大的一个底部收入群体，而且这个群体不断地相对扩大，这意味着简单劳动力以及失业、半失业人数在相对增多，或者说，需要赡养的人群在相对扩大，这将是社会稳定的又一个严重隐患。
如果中等收入人群保持适当大的规模，同时有一个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且相对稳定的高收入人群，这是经济良性运行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如果中等收入人群过小，容易造成人们对收入差距拉大的心理失衡，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有些人以为，中等收入人群可以无限扩大，越大越好，这是一种误解。如果中等收入群体过大，其实质是社会分配处于平均主义状态，市场分配机制没有真正形成，这是社会稳定的长期隐患。科学的提法应该是“中等收入人群保持在适当大的规模”。我国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群体比较理想的分布格局是15％、25％、40％、12％、8％，他们依次是城镇居民家庭人均低、中等偏下、中、中等偏上和高收入人群所占的比重，这是一种橄榄型分布。而目前城镇居民收入结构是31.79％、32.36％、19.67％、8.95％、7.23％，是一种锥型分布形态。可见，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是当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收入差距与社会稳定
人们通常用基尼系数描述收入分配差距，基尼系数高，表明收入差距过大，社会不稳定；基尼系数低，则表明收入差距小，社会稳定。应该说，这只是一种简单的判断，对基尼系数的运用实际上要复杂得多。在我国，用基尼系数来衡量社会宏观形势有三点须考虑：一是我国存在城镇和农村二元经济结构，最好将农村和城镇分开来考察，否则说明不了社会稳定的状况。二是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也宜分不同地区来研究基尼系数问题。一个大的社会的稳定取决于各个小的社会区域能否稳定，如果生硬地把地理位置相距甚远、收入水平差异悬殊的两个社会区域扯在一起研究，既说明不了问题，也没有实际意义。三是同一基尼系数，不同收入人群的分布可以有很大的差别，其社会的稳定程度也会明显不同。
收入差距又可分为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在我国，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两种差距都将呈拉大的趋势。主要理由有：首先，中低素质劳动力总体供大于求的局面不会改变，使得低素质劳动力市场价位提升较慢；其次，市场竞争和对稀缺人才的争夺，必然使高素质劳动力的市场价位迅速提升；第三，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将更积极地参与世界范围的人才交流与分工，而且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市场价位高于国内，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助长收入差距拉大；第四，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以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允许一部分人通过合法途径首先致富，客观上也将使收入差距继续拉大。这四个方面造成的收入差距适度拉大是合理的，不会带来明显的社会不稳定。
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入与社会稳定
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入是引起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合理收入主要表现为不少单位工资外收入失控；少数行业存在着垄断而导致收入过高；等等。这些社会分配不公现象，对社会稳定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不合法收入主要指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走私贩私、制假售假、偷税漏税等所得的收入。不合理、不合法收入虽然是局部现象，但它在全社会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应下决心采取有力措施，尽快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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