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
春城昆明经过10余年的植树、种草、育花，为野生鸟类的栖息、繁衍造就了优美的生态环境。这是安然自在地生活在那里的绣眼鸟。
新华社记者 周重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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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网络的迅速发展，给企业管理带来哪些变化？最近，部分专家学者在京研讨——
网络经济与公司治理
罗仲伟
前不久，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络经济研究中心在北京举办了“网络经济与企业治理研讨会”。来自经济学界和企业界代表数十人出席会议。与会者围绕“网络经济与公司治理”这一主题，进行了交流和研讨。
与会者认为，政府、企业和市场三者的作用不是彼此排斥、而是相互补充的，它们之间的创造性协同与整合是最优的选择。在当前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形势下，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是通过有效竞争来提高效率，企业的主体作用是提供有竞争力的商品和服务，政府的管理作用是通过政策法规进行必要的规范和有效的调控。三者之间的协同、合作，共同提升整体经济的素质和竞争力，体现整体经济的优势，显得尤其重要。网络则是经济系统进行整合的重要工具。依靠网络来实现经济整合，以及对经济行为的治理，是通向成功之路。既要搞好微观的企业治理，又要搞好宏观的国民经济治理，这就需要建立、完善网络经济条件下的“游戏规则”。
与会者认为，网络经济正改变着世界，改变着经济主体的行为准则，也势必会改变公司治理的内容。一是企业的所有权更替可能更为频繁，企业的生存周期面临更严峻的考验；二是企业的发展不得不更着重于长期而不是短期，这种局面将使企业的所有者更加注重劳动分工。为此，公司治理的内容正在发生重要变化：第一，网络经济促进了“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的实现，影响着公司治理的理念，影响着公司存在的价值和社会责任；第二，网络经济改变着经济活动的原有秩序安排，使企业难以在界限分明的市场环境中继续有效使用原有的治理机制，使公司的组织结构向网络化、虚拟化方向发展，以增强其灵活性；第三，网络经济的发展，使对公司运作目标、对资源整合和创新模式的认识发生变化，更强调社会资本的作用及协作创新、对环境适应性的重要性；第四，网络经济为社会网络型组织治理模式，提供了网络化治理的思想、方法和工具。
与会者指出，应当重视和强调网络经济条件下的知识管理的重要性，这是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需要。知识管理是一种以知识为重要资源，以知识的获取、处理、共享、利用和创新为基本内容，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为根本目标的管理模式，对企业治理的要求也不同于其他管理模式。加入WTO之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如何适应知识管理的需要，将变得更为突出和迫切，而其中体现制度有效性的企业治理问题，更需要深入的研究与创新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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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探索与商榷
辩证看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黄铸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这是天经地义的。但唯物辩证法也告诉我们，对立的事物又是互相联结、互相渗透、互相结合、互相过渡、互相转化的。毛泽东说过：“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对立物之间“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辩证法的这些原理，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呢？毫无疑问，是完全适用的。
列宁、毛泽东不但看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也看到并且聪明地把握和运用了它们之间的联结、渗透、过渡和转化
先看列宁的有关论述：
第一，列宁认为要利用资本主义、利用资产阶级来建设社会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后，经过战时共产主义，列宁认识到，“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是错误的，也是不可能的，必须利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所以，列宁坚决地转向了实行新经济政策。主要的办法，一是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交税后的余粮可以自由流通；二是引进外资，实行租让制。
第二，列宁认为，唯一合理的政策是“不去试图禁止或堵塞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努力把这一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受无产阶级国家监督和调节的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具有不同的性质。列宁说：“当我们说到‘国家’的时候，这国家就是我们，就是无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
第四，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说：“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将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将极其可靠地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而立于不败之地。”“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第五，与国家资本主义结盟来反对不文明的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列宁说：“我们现在能够而且应该把两种办法结合起来，一方面对不文明的资本家，对那些既不肯接受任何‘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想实行任何妥协，继续以投机和收买贫民等方法来破坏苏维埃措施的资本家，无情地加以惩治；另一方面对文明的资本家，对那些肯接受并能实施‘国家资本主义’，能精明干练地组织真正以产品供应千百万人的大企业而对无产阶级有益的资本家谋求妥协或向他们实行赎买。”“我们需要无产阶级国家同国家资本主义结成联盟来反对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
第六，向资本家学习。列宁说：“聪明的共产党员也不会怕向资本家学习（不管他们是承租企业的大资本家，还是代销商，抑或是办合作社的小资本家等等）。”
再看毛泽东的有关论述：
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就提出了著名的论断：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他说：“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同时，毛泽东还批评了党内存在的民粹主义思想。他说：“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毛泽东系统地论述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他说：“现在所说的改造，还不是取消资本家私人所有制，使之变为社会主义企业的最后改造步骤，而是指在承认资本家的受限制的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条件下，使资本主义企业逐步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即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用各种方式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和合作的、受工人监督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是特殊的、新式的资本主义，即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它带有若干社会主义的性质。”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采取许多过渡步骤，通过多种中间环节，逐步地、稳妥地、和平地完成了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国家资本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状态的过渡性的东西。资产阶级在他们的企业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以后，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了。
我国新时期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与解放前普通资本主义相比拟，但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家资本主义有可比拟之处
我国新时期的非公有制经济有几个不同的组成部分：一是外商投资企业，其中的中外合营、中外合作企业合作的双方，一方是外方资本家，另一方就是我国的国有企业。这显然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二是个体经济。个体经济是个体劳动者自食其力的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三是私营经济。到2000年底，全国私营企业176.18万户，雇工2011.15万人，其中雇工1000人以上的大企业只有259户。私营企业注册资本为13307.69亿元，每户平均75.54万元，注册资本亿元以上的大企业只有219户。
我国现阶段的私营企业，一方面同一切实行雇佣劳动的企业一样，既有追逐利润、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共性。另一方面，它们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下产生的，其生存和发展都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具有不同于一般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特性。
首先，我国私营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作用，一是生产和销售产品，二是增加就业，三是为国家增加税收。
其次，我国现阶段的私营企业，同样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方式同国有经济或其他公有制经济联系和合作的、受工人监督的（但有些企业特别是小企业，由于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建设滞后，工人监督还很薄弱）企业。有不少已转化为由国有或其他公有制企业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再次，私营企业主一般都长在新社会，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只要我们坚持“团结、帮助、引导、教育”的方针，“既要鼓励支持，又要帮助教育”，大多数私营企业是会沿着党指引的正确方向和道路走下去，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更大贡献的。同时，在私营企业主中还有一批共产党员，他们基本上是原来入了党的工人、农民、干部，后来下海办企业的。这是一支重要的力量，要把他们纳入党的组织中，加以严格管理和教育，要求他们带头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同时依法保护他们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所取得的收入。需要指出的是，在私营企业主中确有一些唯利是图、违法乱纪者，对这些人当然要依法惩办。
最后，与私营企业有关的政治上层建筑，主要是民主党派中的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一些地方还有民营企业家协会一类的组织），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而不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它们要代表私营企业的合法利益，反映他们的合理要求，而不代表他们的非法利益和不合理要求。它们不仅要代表私营企业的合法利益，更要教育他们合法经营，坚定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因此，要辩证地、全面地把握我国现阶段私营经济的共性和特性，实事求是地认识私营经济的性质、作用和走向，从政治上、经济上去争取团结私营企业人士，教育引导他们，促使他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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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什么粘住了西部腾飞的翅膀》
张敦富
邹东涛撰著的《什么粘住了西部腾飞的翅膀》一书已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该书收集了作者多年来有关西部经济发展的文章和研究成果，较深入地探讨了西部开发中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
该书科学分析了阻碍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制度供给方面的因素：正式制度因素———有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因素；非正式制度因素———社会观念、习惯、风俗、思想意识等因素。作者认为，改革滞后、思想落后是影响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因此，应高度重视软环境建设在西部腾飞中的作用。
作者高度重视解放思想、观念变革、非正式制度建设在西部经济发展中的先导作用，同时也清楚地认识到，解放思想决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与西部大开发的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该书一方面贯穿着解放思想的精神；另一方面，从实践的角度，就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国有企业改革、民营企业发展、市场培育、科教进步、结构调整、基础建设、城镇化水平、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战略设想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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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姓氏小知识
我国最早的姓是“风”
据古文献记载，传说在伏羲氏时期已经确立了姓氏的定义，姓的本义是表示血统，但传递方式明确为父系，由男子继承。文献中第一个姓是风姓，而不是带女字边的姓，姬、姜等姓均晚于风姓。在伏羲氏时期之前，没有发现一个能表明母系传递的姓的任何记载和传说。可以这样认为，至目前所看到的古文献证明，我们所知道的全部中国人姓氏都是父系传递的，中国人姓氏历史至少有五千年之久。至于有关中国姓氏起源于母系社会的说法，目前仅仅停留在理论推理上，还缺乏明证实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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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姓氏小知识
当代中国人口最多的姓是“李”
在全国近12亿汉族人口中，李姓人群大约占了7.9％强，即每1000个中国人中姓李的不会少于79人，总人口大约在9500余万；如果加上少数民族中的李姓和海外华裔李姓，总人数超过1亿，是当代世界上最大的同姓人群。当代李姓人口单位面积内密度最高的地区在东北、冀鲁豫大部、四川大部、苏皖北部，每平方公里的李姓人口达到17.2人以上，中心地区高达30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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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姓氏小知识
姓氏与A、B、O血型的关系
研究人员发现，汉族A、B、O血型分布与中国人姓氏分布的特征相似，反映了我国汉族南北的遗传组成上的差异，同时，其过渡性地带也都在长江流域上的11个省市。经研究，中国人的姓氏与血型之间确实存在关系。中国人姓氏的传递方式与代表人类男性的Y染色体的遗传方式相同，所以，各个历史时期的同姓人群的分布既记录了当时的父系社会进化的痕迹，又反映了人类某些遗传物质在人群中的分化过程。而A、B、O血型就属于这种遗传物质。A、B、O血型在人群中的分布是不均衡的，有较强的地理渐变群分布的倾向，可以认为，A、B、O血型在人群中如何分布，主要是自然选择在起作用。中国地域人群A、B、O血型所表现的关系与中国人姓氏所表现的地域人群的亲缘关系相一致，说明这个“自然选择”中应包括中国特有的父系社会的选择方式——同姓人群。A、B、O血型的分布受到了同姓人群分布的选择。
（摘自《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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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汉唐间河洛地区经济研究》
王栾生
薛瑞泽撰著的《汉唐间河洛地区经济研究》一书，已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为研究河洛地区经济史的学术专著，该书从宏观着眼，从微观入手，对汉唐间河洛地区经济发展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挖掘和探讨。
社会经济史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便为学者重视，著作如林，名家辈出。然而，由于学科范围广阔，仍有许多疑难和空白。不少专家有鉴于此，或作断代的研究，或作分区的考察，以期推进经济史这一学科的前进发展。作者早在10多年前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先后发表过多篇论文，本书就是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
作者认为，汉唐间河洛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代表了当时我国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基于这样的立论，该书主要从农田水利建设、农业区划、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种植以及作为农业经济补充的林牧渔业的发展等方面着手，探讨了汉唐间河洛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对于河洛地区的手工业发展概况，着重选取冶铸业、纺织业、酿酒业和粮食加工业等进行研究。在商业经济方面，不仅分析了河洛地区的市场分布和洛阳市场的变迁，而且对市场制度和商品经营的主要种类进行了考释。本书最后阐述的两点历史启示，即农工联合化的道路和发展特色经济，则体现出作者的学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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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领导者的艺术：从起步到成功》
奚洁人
学习科学的领导方法、掌握必要的领导艺术，是提高领导水平的重要保证。因此，提高领导干部的综合素质，尤其是提高他们的领导能力，用理论指导领导工作实践，是领导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陈尤文撰写、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领导者的艺术：从起步到成功》一书，正是从这样的角度探索了领导活动的很多实际问题。
该书吸取了本学科研究的许多优秀成果，具有以下特色：一是全书的结构安排，以“新任领导”为开篇，以领导规律的把握和领导方式、方法改革创新为结尾，体现了领导活动的实践过程与理论逻辑的内在统一，具有较强的理论性、系统性。二是对一些重要领导规律、领导原则与方法的阐述都配合相应的案例分析，而且不少案例直接从实际生活中采集，具有较好的实践性、操作性。三是无论理论阐述还是案例分析，都能关注当前领导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不回避难点、热点，具有现实针对性和鲜明的时代感。如何在新形势下，不断地创新领导方法，改进领导艺术，以提高我们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也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党的理论工作者共同的历史责任。该书具有的这些特色，反映了作者在这方面所作的积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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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专家访谈
姓氏文化与“姓氏基因”
———访中国科学院袁义达副研究员
本报记者 吴珺
姓氏在中国源远流长。“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姓明婚姻，世代不变，是血缘传承的标志；氏辨贵贱，随时更移，是功勋和地位的标志。姓氏是一种文化，关系人的历史和血脉。但姓氏又不仅仅是一种文化，随着科学的发展，在人类群体遗传学中形成了一个分支，就是姓氏群体遗传学。它是利用人类姓氏的特定传递规则，与人类遗传学的基因理论相对应，研究人群中姓氏的种类和分布，进而分析人群间的亲缘关系和历史上人群迁移模式等的一门学科。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袁义达经过多年研究，最近完成了“中国人姓氏：群体遗传和人口分布”课题。它通过分析上百万份的血型数据和中国常见的100多个姓氏的区域分布，探索了中国五千年父系社会的进程，中华民族的形成和演变，以及历史上的中国人口迁移等问题。这对于确立汉族人群的划分标准，以及推进人类Y染色体进化和多样性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日前，记者采访了袁义达。
姓氏传递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袁义达介绍，中国人的姓氏是中国历史和特有传统文化的反映，其种类和分布是一项重要国情，它与遗传基因有着密切关系。
生物学研究表明，人体的23对染色体中的第二十三对决定性别的染色体叫性染色体，分X、Y两种，男性精子中带有X、Y两种染色体，女性卵子中只带有X染色体。所以Y种染色体是男性特有的，只能由男性遗传。
袁义达告诉记者，中国人姓氏几乎都以父传子的垂直方式世代相传。中国姓氏的传递方式类似人类Y染色体的遗传方式，所以姓氏相当于Y染色体上的一个特殊遗传位点，每一种姓氏则相当于这个遗传位点上的一种等位基因，其传递方式是父系遗传，这就是“姓氏基因”。在对宋、元、明和当代四个历史时期的100个常见姓氏分布研究后发现，这100个常见姓氏的四条分布曲线吻合，说明1000年间中国人的姓氏传递是连续和稳定的，中国人的“姓氏基因”是存在的。
该项研究将十几年收集的上百万份血型数据，以及酶、蛋白质等遗传标记的数据，经计算机聚类系统分析后发现，不同人群血样中的血型、酶、蛋白质的区域分布和人们姓氏的区域分布之间存在高度一致。这再一次说明中国人的姓氏传递是稳定的。
“姓氏基因”研究的新发现
袁义达告诉记者，研究发现，宋、元、明、当代四个历史时期的姓氏分布曲线虽然吻合一致，但也有细微变化。历史人口数据表明，由于连年战争和屠杀，在元朝，北方和四川地区的人口急剧减少，而浙江、江西、湖南、湖北一带的人口却相对有所增加，姓氏分布记录与此吻合。北方地区主要姓氏王、李、张、刘和杨占人口的总比率，在明朝比宋朝和当代都低1个百分点，尤其赵姓的比率降低了4个百分点，因为赵姓为宋朝的皇室之姓，自然受到更大的冲击。而浙江和江西地区的第一大姓陈姓的比率反而比明朝和当代增加了1个百分点，成为明朝的第四大姓。而到清朝，政局比较稳定，经济发展，人口迅速增加，至清末民初，全国人口已达4亿，南北人口比重趋于平衡，因此大姓人口迅速增加，以至恢复和超过了宋朝时期相应姓氏的比率。
袁义达说，研究还发现，同是汉族姓氏，却可从血缘上分成两大分支，以武夷山—南岭为界，南北两地汉族血缘差异颇大。这从遗传学角度说明，汉族是在与少数民族的逐渐交融中形成的。
他说，通过宋、明、当代三个时期的姓氏遗传距离分析结果表明，在1000年前的宋朝已经形成了南北两大区域的人群，从姓氏遗传信息上明显地显示出南北两大区域人群结构的区别，表明南北两大区域人群的不同源性，其明显的地域分界线在南方的武夷山和南岭，而不是长江。中国人姓氏主要起源于中国西北和中原地区的民族，融合并同化了各个时期周边各民族的姓氏，形成了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在使用的汉字姓氏。1000年来中国人姓氏分布和对人群迁移、混居和融合情况的分析，基本反映了当时的民族融合和进化的历史，也说明中原地区的人群是组成中华民族的主体，它融合了南北各个时期的民族成分尤其是北方地区的民族成分，形成了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当代的中华民族的整体。当代人群分布的情况与宋、明两朝人群分布有很大的相似性，它们之间的区别点正反映了这1000年间人群的进一步迁移与分化。
姓氏群体遗传研究给我们带来什么
姓氏群体遗传研究蕴含不凡的价值，也具有良好的前景。袁义达告诉记者，这项研究首先有益于划分同姓人群，帮助人们寻根问祖。同时，对研究中国人的源和流、汉族划分标准、中国人Y染色体遗传基因多样性等，将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他说，这项研究还有望找出疾病分布与人群的关系，可使疾病诊断少走弯路。此前已有研究表明，一个人所患疾病与其遗传基因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不同的疾病可能存在不同的高发易感人群。人们观察到，患同一种病的不同患者，即使服同一种药，疗效却有较大不同，有专家据此提出药物也有“百家姓”的观点，姓氏群体遗传研究可为这个领域的研究提供帮助。
总之，姓氏、姓氏群体遗传、“姓氏基因”的研究前景广阔。袁义达形象地比喻说，它是一道新开启的门，是人类群体研究的一条新通道，势必会对人类文明起源等诸多领域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人姓氏：群体遗传和人口分布》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图表由袁义达提供。）黄姓分布密度 张姓分布密度 马姓分布密度 林姓分布密度（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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