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解决银行不良资产过多问题的思考
赵海宽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银行业的竞争将更为激烈。为了迎接竞争，把我国商业银行建设成世界一流的银行，必须采取坚决措施，解决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过多的问题。
银行不良资产过多的严重后果
所谓银行不良资产，主要是指银行不能正常收回或已收不回的贷款。贷款是商业银行的基本业务之一，所有商业银行都要不断地大量发生贷款业务，而这就难免发生一定数量的不能按期收回或收不回的贷款。因此，存在不良资产几乎是所有商业银行的共同问题。我国商业银行的问题是不良资产过多，如不尽快加以解决，将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
不利于银行业乃至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银行发放贷款的资金主要来自存款，不良资产过多，许多贷款不能收回或不能按期收回，就有无法支付到期存款、发生存款支付危机的可能。我国主要商业银行现在存款支付没有发生问题，是因为有多年来形成的良好信誉，国有银行还有国家作为其强大后盾，能吸收到大量新的存款，可以利用新存款支付老存款。万一情况发生变化，某家银行的新存款减少，老存款的支付就可能出现困难。如果国有商业银行出现支付困难，则我国银行业甚至整个国民经济就可能出现动荡。
助长企业相互拖欠货款，使社会信用恶化。企业相互拖欠货款和国有企业拖欠国有银行贷款，是当前社会信用恶化的两种主要表现，而且它们的根源是相通的、互为因果的。企业相互拖欠，销货企业不能及时收回销货款、归还到期银行贷款，银行的不良资产就会增加。反过来，银行不良资产增加，即接受了被拖欠货款企业转嫁过来的损失，减轻对企业催收货款的促进和推动力度，就等于放纵和助长企业相互拖欠货款。因此，只有采取坚决措施解决企业拖欠银行贷款问题，才能促进和推动企业之间尽快清理货款拖欠，使整个社会信用状况得到改善。
银行改革无法进一步深入。我国商业银行改革的方向是四家国有商业银行逐步实行股份制，已实行股份制并具备上市条件的其他商业银行逐步实行股票上市。实行股份制和股票上市，需要增加透明度，公开资产负债和财务状况，达到有关标准。如果不能把不良资产降下来，就达不到上市标准，就不可能上市，即使上市了，股票的出售也将成为问题。这就会延滞我国银行业的改革进程。
损害经济和银行业务的发展。经济要加快发展，必须有相应的信贷支持。如果银行的不良资产越来越多，则银行不仅可用于贷款的资金减少，而且不敢放手发放信贷，从而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银行不良资产增多，对银行业务的发展危害更大。一些国有企业信用状况不好，主要表现为对其他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不守信用，而对外国银行和企业一般是守信用的。我国银行同外国银行的竞争激化后，外国银行必然千方百计地同我国银行争夺业务。如果不迅速采取有效措施，整顿国有银行同国有企业的借贷关系，彻底消除企业随意拖欠国有银行贷款的现象，则我国银行不仅要背负已形成的大量不良资产的历史包袱，而且还要比外国银行更多地考虑放款能否收回的问题，从而不敢大胆发放贷款、放手开展业务，这必然会使国有银行处于十分不利的竞争地位。
银行不良资产过多的主要原因
我国银行不良资产过多的主要原因，除了部分国有企业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经营和财务管理遇到困难以外，还有以下几点：
一些国有企业资本金严重不足，银行贷款被用作铺底资金。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需要占用的资金是不等量的，其最低额是企业必须经常占用，在需要资金最少的时候也不会空闲出来的。这种最低限额的铺底资金，应该使用资本金，而不宜使用银行贷款，使用了贷款就无法归还。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安排的经济建设资金绝大部分用于基本建设方面，老企业需要增加的流动资金几乎完全依靠向银行借款，甚至有的新企业基本上是使用银行贷款建成的。这就使一些国有企业负债率过高，大量银行贷款被用做铺底资金，到期收不回来。
许多企业甚至银行存在不正确的观念。有的企业认为，国有银行是国家的管钱部门，向国有银行借款就是向国家借款，多多益善。还有的国有企业认为，我是国家的企业，资金上有了困难，不拖欠国有银行的借款拖欠谁的！而国有银行在一定程度上也曾存在类似看法，对贷款能否及时收回注意不够，对到期贷款的催收工作也抓得不紧。
少数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维护社会信用不力。国有银行直属中央政府，盈亏最终都归全国人民享有和承受。而国有企业虽然也属于全民所有，但由地方政府或主管部门管理，包含着地方或部门的一定利益。因此，在企业拖欠国有银行贷款，想把自己的损失转嫁给国有银行时，一些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往往持默许的态度，个别地方政府甚至帮助企业拖欠贷款、逃债赖债。
信用观念扭曲。由于企业拖欠货款和银行到期贷款的现象已经存在多年，且大多数拖欠者的利益不但没有因此受到损害，有的还得到了好处，天长日久就使人们的信用观念淡化、扭曲，甚至是非颠倒，认为遵守信用是笨蛋，不会算计；不遵守信用才算有能耐、会算计。
尽快处理已形成的不良资产
银行已形成的不良资产，虽有一部分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已进入处理程序，但留在原银行的仍然不少，必须尽快加以处理。
银行自身成立专门机构或指定专人催收。仍留在银行的不良资产，一类是已无收回可能的呆账，一类是1996年《商业银行法》生效、商业银行自主权扩大后发生的应收未收的贷款及其利息。这后一部分不良资产发生时间不长，情况明朗，收回的可能性较大，应由债权银行成立专门机构、调集专人催收。对主动想办法归还拖欠贷款的企业，银行应积极给予其所需的新的贷款支持，以鼓励形成良好的社会信用风气。
加大对不良资产的冲销力度。对已无收回可能的不良资产，只能用各种办法冲销。国有银行应根据有关规定适当增提呆账准备金，增大对不良资产的冲销力度。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这是最彻底的处理不良资产的办法。
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在实行股份制改革，公开发行股票后，可考虑出售部分国家股权，用所得资金冲销不良资产，偿还银行贷款。在银行的不良资产中有一部分可能是社会优良资产的倒影，这部分资产之所以不能按期收回，可能是由于被占用于企业设备或铺底流动资金。因此，可考虑促使拖欠这种贷款的国家控股企业减持一部分国家股权，用出卖国家股权所得资金偿还部分银行贷款，消除相应的银行不良资产。采用这种办法，还能使企业增加资本金，降低负债率。
切实防止发生新的不良资产
这是当前面临的最重要、最棘手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即使老的不良资产处理了，新的又会大量发生，不良资产过多问题仍然存在。
深化银行改革。商业银行应逐步实行股份制，以实现政企分开，建立健全股东监督制度。商业银行的业务活动应完全自主，贷款的贷与不贷、贷多贷少均由银行与企业自由协商决定。建立能充分激发和调动职工积极性、创造性的工作环境和分配制度，把职工个人利益同银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使职工既积极大胆开展业务，又有效提高贷款质量。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应尽快实行规范的股份制，切实转换经营机制。利用募集的股本金和其他资金，充实资本金，降低资产负债率，需要经常占用的资金全部用资本金解决，尽可能把过去在这方面占用的银行贷款归还银行。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经营机制，确保产品适销对路，货款及时收回。
在企业、银行界和全社会开展遵守信用的学习和教育活动，打击逃债赖债、破坏信用的行为。采取有效措施，使破坏信用的企业进不到货，借不到款，生产经营成本增大，经济上受到损失。对情节严重的逃债、赖债行为，依法从重、从严处理，并形成声势，给意欲破坏信用者以必要的震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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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优化科技资源配置的新探索
——《科技资源配置与制度安排研究》简评
张炳南
李垣、师萍、刘益撰著的《科技资源配置与制度安排研究》，日前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从科技资源的主体、结构、功能、效率等层面，较为详细地勾画了科技资源配置体系的框架和模式，并对我国转轨时期科技资源优化配置的制度基础进行了较详细的分析。该书的主要贡献是：（1）从科技资源的本质特性与制度环境因素相结合的角度，提出了科技资源配置体系的结构模型：由科学技术核心、专业技能系统、制度界面、技术市场所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科学技术是核心；专业技能系统的功能是将技术和知识应用于生产和实践过程，并开发出可供销售的产品；市场与制度则是介于科学技术核心与专业技能系统之间的部分，为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供中介，创造环境。
（2）在配置效率评价的基础上，从技术进步测度模型出发，推导出“资源合理配置”带来的技术进步及其分解模式。该书把资源合理配置带来的技术进步定义为在可投入的要素资源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将资源在不同部门作出合理配置带来的技术进步。它反映了在一定时期生产要素达到最佳组合时发挥的最大效能。
（3）强调定量分析和比较研究。该书收集美、日、德等国家科技资源配置制度演变的资料，结合我国实际，进行对比、分析和评价，提出我国科技资源优化配置的“三步走”目标，并讨论了保证这一目标实现的制度改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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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了解西方学术思想的一扇窗口
——《当代西方主流学术名著译丛》简评
朱卫东
俞可平主编的《当代西方主流学术名著译丛》第一辑，日前已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丛书第一辑共四册。罗伯特·帕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运用社会资本的理论框架，通过对意大利的长期个案研究，分析了社会经济政治变迁的内在原因。安东尼·吉登斯的《失控的世界》从政治、文化和生活的角度对全球化问题作了分析，论述了不断加强的全球依赖性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我们每一个人的。詹姆斯·罗西瑙主编的《没有政府的治理》探讨了世界不同地区所采取的治理模式、治理结构及其哲学基础、行为模式、制度安排和发展方向。赖纳·特茨拉夫主编的《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反映了各主要国家面临全球化冲击的文化回应，是了解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化变迁的重要参考书籍。
这套丛书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其作者都是西方学术界的权威学者，享有很高的学术威望。第二，这些著作涉及的理论和观点代表了西方的主流观点，在西方学术界居主导地位。第三，这些著作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相关领域的新发展，预示了这些领域的研究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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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研究炎帝文化弘扬民族精神
——“炎帝文化与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研讨会”综述
王志光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炎帝陵基金会、湖南株洲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炎帝文化与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研讨会”不久前在北京举行。来自北京、湖南等地的历史学、考古学、文化学等学科的6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炎帝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孕育和形成，炎帝精神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及当代文化建设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研讨。
一些学者认为，过去我们提中华文明发祥地，往往只讲黄河流域，现在经过考证看来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在三峡建设中发掘出的大量有关巴蜀文化的资料以及从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竹简等文物表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都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几千年来，正是由于有炎黄二帝为代表的远古文化作为源头和始基，中华文化才不断丰富、创新和发展。
与会者认为，炎帝不仅在物质生活领域，而且在精神生活领域，乃至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方面，都有开创性的贡献，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对世界文明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学者把炎帝精神归纳为六个方面：向往光明，奋发有为的自强精神；心怀天下，为民谋利的大公精神；勇于探索，巧于创新的原创精神；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献身精神；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的厚德精神；通神合天，怡情悦性的乐天精神。有学者认为，炎帝率领众先民战胜洪荒的艰苦创业精神，自强不息的开拓创新精神，厚德载物的民族团结精神，为民造福的崇高奉献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尊、自立、自信、自强精神的源头和光辉典范。中华民族精神就是从炎帝、黄帝时期开始，几千年来一脉相承，不断开拓、继承、创新、发展而来的。炎帝精神与黄帝精神紧密相联，同样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根之所系。有学者指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具有自尊、自信、自强的意识，而这种意识，是与文化自觉分不开的。研究炎帝与炎帝文化，弄清中华文化的来历和形成过程及其特色和发展方向，有利于提高我们中华民族对于民族文化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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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信息
季羡林学术思想研讨会召开
前不久，山东大学主办的“季羡林学术思想研讨会”在济南召开。此次活动是山东大学百年校庆学术活动之一。来自北京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孔子基金会、山东大学等十几所高校及科研单位的四十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围绕季羡林的学术思想、治学精神和学术品格进行了研讨。
与会者认为，季羡林提出的“东方主综合、西方主分析”的观点，以及他在比较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基础上，重新解释的东方“天人合一”思想，对东西方文化的未来发展、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为促进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作出了贡献。与会者认为，季羡林翻译印度古代史诗《罗摩衍那》、著《糖史》，促进了中国与印度的文化交流。学者们提出，季羡林在提倡“拿来主义”的同时，又提倡“送去主义”，主张中国在文化交流中应该持积极主动的态度，这种思想对于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具有重要意义。与会者认为，季羡林精通英语、德语、梵语、吠陀语、巴利语，以及几乎成为绝学的吐火罗语，对佛典语言、印度文学都有深入研究，而且在散文方面也建树颇多。这一切表明季羡林确实是“学贯中外，兼容百家”的学术大师。
与会者认为，季羡林之所以能成为享誉海内外、德高望重的学界泰斗，就在于他以严谨执著的态度治学求知，有甘于寂寞、不盲目追风的学术品格，他真诚地做人、扎实地做学问，在学品、人品、文品上，都为后辈学人树立了榜样。（牟宗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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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信息
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学术讨论会召开
由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举办的“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九届学术讨论会”，不久前在杭州召开。与会者围绕“外国经济学说的新进展”、“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和“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与会者认为，外国经济学说对于繁荣我国的经济科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曲折发展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情况下，许多经济问题需要通过借鉴外国经济学说加以科学的解释和说明。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它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而且也是我们今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武器。现在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已有很大不同，人们的思想认识也应不断前进，既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又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发展进行理论创新。
与会者还就去年以来世界经济下滑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我国入世以后面对的机遇与挑战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沈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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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随笔
学术著作也应贴近大众
陈家兴
得着闲暇的时候，常常找些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来“充电”，一段时间下来，自我感觉受益不少，只是有些论述艰涩难懂，又实在苦了我这个“门外汉”。久了便想，这些学术著作能否写得通俗些，也好让如我等非专业人士能够自由地汲取各学科的养分，以便提高综合学养，更加有利于做好本职工作。
众所周知，社会科学的“门槛”要比自然科学的低一些。社会科学的各门学问，诸如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新闻等等，都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学问，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可以相对轻松地迈进社会科学的“门槛”。从我阅读的体验看，只要有关专家学者不有意无意地加高其论著的“门槛”，学术著作贴近大众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于是，便不揣冒昧，提出以下建议，以就教于方家。
其一是要深入浅出。有的学者以为，学术就是要“曲高和寡”，大众都能读懂的东西就不是学术。仿佛写得越玄奥高深，读懂的人越少就越学术。为了易于传播和贴近大众，费尽心血写就的著作，却被讥为“普及读物”，这对于一个严谨的学者来说，可能是一件伤心的事情。在现实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有些著作出版后，大众反响强烈，在学术界却出奇的寂静。因而，一些学者或吊起长长的“书袋”，好像不如此不足见其博学；或“浅入深出”，把一个简单的原则、道理在艰深的思维惯性下论述得高深莫测；或“王顾左右而言他”，七弯八拐地堆积了许多概念、知识，断断续续地才把一个问题交待明白。许多时候，因为其论著主题的前瞻性等特色，耐着性子通篇地琢磨，终于弄懂了作者要表达的意思，又确信没有“误读”，便不禁慨然长叹，按照读者所理解的意思完全可以浅近直白地表达出来啊，又何必如此生涩？
其二是尽量少用长段与长句。有的学者思维逻辑异常缜密，其文思来时，可能真如泉涌不可遏抑，于是在他们的笔下，对某一个问题的论述，一口气叙述的一个段落，能写上几页纸，事后也没考虑到为便于读者的接受而稍做修改分段。这样的论文，要让大众顺着他的论述逻辑一口气读下来，殊非易事。有些学者则可能因为思维的迅捷和便于捕捉稍纵即逝的灵感，常常将几层意思在一个句子里表达出来，便往往形成百八十字甚至是数百字的长句。读者若不细心地用笔勾画出各个词语限定的逻辑关系，便很难读懂这个句子。
其三是尽量少生造词汇，多用词义相同又为大众所熟悉的词汇。有些学者有生造词汇、搬弄新概念的习惯，好像在论文当中，没几个自造的词汇就不足以表明其理论具有前瞻性。其实，就学术规范而言，即使为着学术建设与创新的需要，提出了一个新词，亦需做进一步的解释与论述。有的人则喜欢寻些生僻的、在大众语境甚至是学术语言中都少用的词汇来表达文意，仿佛用那些大众所熟悉的词句就显得自己没水平。实际上，在一篇论文或一本著作中，这样陌生的词语多了，会令读者的阅读思维越来越不顺畅，终以读不懂而掩卷。
诚然，学术有其自身的规范与要求，需要新观点新材料新事实，更需要有严谨的论证和理论上的沿续，其语词的表达当然不能带有随意性，但这与学术贴近大众并不矛盾。正所谓“真佛只说家常话”，把一个高深的理论或问题，论述得既不失规范，又明白晓畅，乃是做学问的高境界。只有在学人把其间内在机理弄通弄透之后，方能写出不仅在学术圈内，也在圈外叫好的著作来。这与那种这儿编点那儿抄点、没有什么新内容新观点、却又故作高深的“伪学术”是绝然不同的两码事。因此，只要你的著作有真知灼见，又何妨写得通俗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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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
——《兴亡明鉴录》简评
林路明
《兴亡明鉴录》一书，已由学习出版社出版。该书作者大多是各自研究领域的专家，不仅占有丰富翔实的史料和资料，而且运用自如，因而能够用紧凑精炼的文字，把古今中外10个王朝和政权的盛衰兴亡演示得清晰透彻、明快生动。
在该书中，既有中国历史风云变幻的真实再现：淫暴的商纣王败亡于臣下的阵前倒戈，武功文治显赫辉煌的秦始皇导演了强秦速亡的悲歌，骄奢暴虐的隋炀帝葬送大隋朝的基业，志得意满的唐玄宗使盛唐景象成为昔日遗梦，末世王朝统治者在末日昏梦中走向大限；也有世界政治舞台上演的一幕幕闹剧：马科斯从抗日英雄蜕变为人民公敌，埃斯特拉达由总统沦落为囚徒，巴西前总统科洛尔因“洗劫巴西”而被弹劾，等等。尽管兴亡盛衰的过程千差万别，主角的特色和命运各异，但都印证了一个真理：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因素，而政风廉洁是赢得民心，实现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繁荣的重要方面。
历史上，兴亡更替于骤然、盛衰转换于瞬间的例子不胜枚举。多懂得一些这样的教训，能促使我们保持忧患意识和临深履薄的警觉。这也是《兴亡明鉴录》给我们的启示。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
从贺兰山北端到腾格里沙漠南端的峭壁岩石上分布着史前至西夏时期的岩画二千多组，单体图案二万余个，这些岩画为研究我国西北地区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艺术、宗教和民族关系等提供了大量的直观材料。
新华社记者刘泉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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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探讨民营企业发展新思路
——“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研讨会”综述
李维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瑞安市人民政府等单位共同主办的“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研讨会”，日前在浙江瑞安举行。来自北京、上海、浙江高校及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和企业经营管理者100多人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围绕民营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进行了热烈研讨。
与会者认为，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发展环境出现许多新情况、新特点。在新的世纪，民营企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积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坚持改革和创新，探索企业发展新思路，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目前，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但也有一些企业随着积累能力的增强，开始向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有的专家认为，从全局看我们既要坚持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有条件的地区和企业也应通过增强自我积累能力，不失时机地推进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升级，积极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产业转移应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
与会者认为，民营企业随着规模的扩大，特别是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后，在产权制度和企业组织形式上将发生一些变化。如由家庭独资的企业或几个人合办的合伙企业逐步向资本社会化方向发展，家族式企业演变为资本社会化的股份公司。当然，这并不排斥家族式独资企业的继续存在。产权制度和企业组织变革的原则应当是有利于保持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有利于企业做大做强，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
随着资本社会化的发展，民营企业的治理结构也将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革。建立在血缘和裙带关系基础上的管理模式，将逐步为法人治理结构所取代，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由所有者及其代表在更大的范围内，挑选更优秀的经营管理人才，建立起有约束、有激励、有监督的委托—代理制度。
与会者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民营企业应当把技术创新作为企业的生命线。既要善于学习和引进新技术，也要积极创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只有这样，才能改变许多民营企业其兴也勃、其衰也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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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信息
劳动价值论学术研讨会召开
为贯彻落实江泽民同志“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促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最近在南开大学联合举办“全国劳动价值论学术研讨会”，来自有关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此次研讨会的议题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创造价值的劳动界定、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与价值形成中的作用、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关系、新经济条件下劳动的内涵以及价值决定等。经过研讨，与会者对以下问题达成共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逻辑保持一致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时代性和科学性的重要保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创造价值的劳动不仅包括直接生产过程的劳动，而且包括科技劳动者的劳动和企业管理者的劳动；按生产要素分配与劳动价值论并不矛盾，各种参与财富创造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都有权获得相应的报酬。（罗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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