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访谈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民族文化
——访北京大学哲学系张世英教授
本报记者彭国华
记者：经济全球化是当前人们讨论的热门话题，民族文化的发展也是大家所关注的问题之一。请问，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现实的形势下，民族文化是否也会走上全球化的道路？
张世英：1997年夏天首先发生于泰国的金融危机很快波及东南亚各国及韩国和日本，以至震荡全球，人们由此更深切地意识到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并越来越多地谈论着经济全球化。与此同时，人们也日益关注民族文化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走势。文化思想界的人士一直在思考，经济全球化是否会导致文化的全球化？我们现在所讲的经济全球化，其主要内容包括生产的全球化、金融的全球化和科技的全球化，其中以生产的全球化为主要的推动因素。民族文化是某个民族的特殊形态的文化，它由制度、器物和观念形态等因素构成，其中以观念形态为核心。经济的发展变化推动着文化的发展变化。但经济是比较敏感的领域，而民族文化的特质却相对稳定。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接触特别是观念形态方面的接触是无形的、深层的，文化、观念的变革往往滞后于经济、生产的变革。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现实的今天，人们很少谈论文化全球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人们在谈论跨国公司的同时，也在谈论跨文化的问题。
但关于跨文化的讨论，往往是与文化的多样化和民族文化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跨文化指的是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而不是文化的全球化。
记者：那么，您如何看待经济全球化对民族文化的影响呢？
张世英：当前，有人担心经济全球化会导致本民族文化特色的丧失，因而十分强调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但是，维护民族文化传统并不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相对立，相反，它乃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一种精神产物。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全球化，在其本质上要求一种信息共享的、公平合理的世界经济环境，这与闭关锁国或殖民统治下的世界经济格局有着本质的区别。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一国的民族文化固然可以保持其特质而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但是，一个拒绝吸收其他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民族并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相反，在强敌入侵时，其被动挨打的命运就不可避免。只有在经济全球化日渐成为事实的时代，随着各民族、各国家之间各种壁垒的拆除，过去不为人知的或者被认为是落后的民族、国家的文化才能在国际上为人们所发现、认识和承认，这才有了维护民族文化与谈论跨文化的可能。当然，在今天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地位、所获得的机会并不平等，文化领域的交流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这尤其要求在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建立起平等对话、协调发展的机制。
记者：强调对本民族文化的维护，是否会阻碍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或导致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
张世英：不会。从长期来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平等相处并开展有效对话的大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民族的文化既有其民族性，又有其时代性，后者较敏感，变速快，前者惯性大，变速慢。时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经常会产生矛盾，但民族性终将因时代的变迁而与别的民族性相交流、相融合。这种融合不是取消差异、取消民族特色，更不是通过强权势力压倒或吞灭其他民族的文化，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民族文化中越是具有生命力的因素越能保持其相对长时期的稳定性，越能在新的融合体中占据较重要的位置。一种民族文化传统能否得以维护和发展，最终依据的是其是否具有生命力，是否经得起时代的冲击与检验。维护民族文化特色，按我的理解，并不是要强调各种文化自立门户、相互对立甚至相互冲突。民族文化的发展内在地包含着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即大家所说的跨文化。在不同文化传统进行对话的过程中固然也可能产生冲突，但这种冲突正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前奏。例如，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的儒道相结合，就是经过冲突来取得的。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在正常的状态下显然不能与暴力冲突相提并论，这种冲突是不同意见之间的一种协商和调整。
记者：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华文化的发展面临着哪些问题？
张世英：我认为，中华文化的发展，要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如何确立旗帜和方向的问题。旗帜鲜明，导向正确，是中华文化之福，是发展先进文化的前提；反之，则是中华文化之祸，将危及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其次，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就我国的基本国情来说，几千年的文明古国既给我们带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也给我们留下了长期封建统治的历史包袱。因此，在对待传统文化方面，有一个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问题。最后，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这个问题自近代以来一直摆在国人的面前，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深思。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之下，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空前活跃。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既维护中华文化的特质，又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中的先进成分，是一个亟待研究的大课题。
记者：您认为上述问题的解决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呢？
张世英：我想谈三点：第一，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是发展中华文化的根本准则；不断发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发展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这一点不能动摇。第二，进一步发掘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使之在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中作出更重要的贡献。举例来说，我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着“民胞物与”、“万物一体”的精神。这里所说的“民胞”就是人我一体，互为主体，“物与”就是人与世间万物及其必然性、规律性为一体。这种精神对于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协调发展将起到促进作用，很值得我们结合现实进行深入研究。第三，着眼当前，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会通。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为了顺应国际潮流，我们一方面要在经济上进入全球性的生产与市场网络，另一方面在文化上特别是观念形态上要适应时代要求，着力促进中华民族先进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与对话。文化具有民族性，但不应该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否则，就会造成文化上的故步自封，也会造成中国经济上的孤立和现代化进程的延误。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逐渐形成了人文主义的传统，提出了“民主”、“科学”的口号，提倡弘扬人的主体性。但是，在现当代的西方，这种传统却被扭曲为对自然的霸权主义和对他人的利己主义。因此，我们今天面对西方文化就必须坚持一分为二的原则：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科学，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另一方面，要促进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应该而且必将产生世界性的影响。我对中华文化的未来充满信心，因为作为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贯穿着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它将确保中华文化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不断得以繁荣和发展。
(附图片)
（题头照片为张世英教授。杨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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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论坛
关注新世纪国外社会主义流派
余文烈
20世纪，科学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但是，其他社会主义流派和思潮对社会主义运动的贡献也不容忽视，它们各自都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产生影响，有些流派或思潮至今仍有生命力，比如，市场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欧洲共产主义、各种民族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后工业社会主义等。
对于新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国外社会主义流派有这样几点共识。21世纪的社会主义将是发展“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各国左翼政党和理论界将根据本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历史传统、民族特色、文化习俗以及本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创造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模式。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如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剥削压迫、维护社会公正、实现人民民主、保护可持续性发展等等，将是各种社会主义流派首选的价值目标。从本国国情出发，发达国家将会突出民主参与、社会福利保障、人权等目标，而发展中国家则会把保障生存权与提高综合国力、摆脱帝国主义压迫摆在首要位置；建立在当代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重构，将会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获得更大发展；在一定时期内，市场将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基础性作用，以促使社会主义首先在生产力的发展上优越于资本主义。21世纪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建构及其经济运行规律的探讨提供广阔天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有望在21世纪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走向新高潮的强大推动力。这一“示范”作用和“榜样”力量将是巨大的，不仅对于发展中国家采取社会主义取向的发展战略是一种推动，而且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重新思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也是一种鼓舞与鞭策。
在21世纪，国外社会主义流派可能有这样几种发展前景。一些流派如民主社会主义、欧洲共产主义原属各政党将会依据20世纪的历史经验和21世纪新的历史发展，不断地进行理论调整、组织调整和战略策略调整，以伺机发展自己；一些流派如市场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后工业社会主义等，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一些流派会因僵化、“不合时宜”或是本来就仅仅是一种“附庸风雅”，而趋于消失；出于对美好理想和更高级社会形态的向往与追求，新的社会主义流派会不断生成与发展，在世界形势有利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时期更是如此。
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国外社会主义流派，是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振兴社会主义运动的必然要求。科学社会主义与所有其他社会主义流派在目标、性质、任务、价值取向上都有原则性区别。在实践上，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直至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只能说是在追求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价值目标，并没有首先考虑实现或者无力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新兴的生态社会主义是这样，老牌的并且曾在20多个国家上台执政的社会民主党的民主社会主义也不过如此。没有政治制度的保障，对价值目标的追求必然是飘忽不定的，而要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追求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更是举步维艰。然而，我们不能完全否认这种斗争和追求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意义。
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在许多方面也有着积极的或密切的联系。从历史上看，科学社会主义不仅从批判和吸取空想社会主义积极成果的基础上产生，而且从利用和改造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基础上扩大自身的社会影响、壮大自己的组织力量。20世纪以来，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大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科学社会主义与它们有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中结成“大左翼联盟”的基础，因此，不宜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推向资产阶级一方。展望21世纪，社会主义运动重新振兴的重要前提是理论创新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创新，无论何种创新，科学社会主义都必须认真吸取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所取得的积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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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20周年。图为鲁迅在北京阜成门内的故居。本报图书馆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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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确保东道国对跨国投资的适当管理和控制
刘笋在《跨国投资国际法制的晚近发展》一文中认为，跨国投资的国际法制近年来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引发了南北国家之间更加尖锐的矛盾和冲突。晚近美式双边投资条约和一些多边投资立法极力弱化东道国外资管辖权的特征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应当引起发展中国家的高度重视。同时，西方法学界试图将晚近出现的一些自由化性质的条约法规则上升到习惯国际法规则高度的论调，目的在于确立有利于发达资本输出国的国际法律秩序，因而也是危险的。未来国际投资的国际立法，应当注意在推动国际投资自由化和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同时，确保东道国对跨国投资的适当管理和控制，以利于建立投资领域的国际法律新秩序。 （摘自《法学研究》200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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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主义方法主题》
刘永佶著的《主义方法主题——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基本》一书，已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该书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基础，重点论述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规定，探索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及方法论。指出，提高劳动者的经济地位和技能，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题内容。
（文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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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
《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中译本，最近已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世界金融市场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动而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经济全球化和计算机处理手段乃至互联网的发展又对其产生了极大推动力，使得金融体系和金融产品层出不穷。同时，各国金融管制活动的放松和税收制度的变化，也强烈刺激了新的金融工具的出现。新的金融产品和新技术改变了金融服务业的性质。很多放宽管制的压力产生于技术变革和非银行金融服务业的转型，这使得中央银行的注意力日益从强调宏观经济目标转移到着眼于银行系统本身的健全发展上来。该书由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彼得·纽曼教授主持并约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默里·米尔盖特及英国剑桥三一学院经济学学会理事约翰·伊特韦尔共同主编，共有八百多位经济学家参与编撰。该书中译本在我国的出版发行，将为我国货币、金融业从业人员及经济工作者提供一个较详实、准确的查询工具，使我国的货币、金融研究工作者对当代西方金融业的发展和现状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 （孙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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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治学漫笔
勤于实践·敏于思考·勇于创新
高镇同
“治学”，就是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开拓创新。显然，学习和治学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学习可以借助“授业”和“解惑”来完成，而治学则无法继承和传授。当今时代，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新理论、新观点不断涌现，所以，我们必须努力学习新知识，不断提高治学能力。知识和能力相辅相成，知识有助于能力的增强，能力能扩大知识领域。知识和能力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在转化过程中，创造性的培养和发挥可以得到充分体现。知识和能力互相转化、互为促进的条件是：勤于实践，敏于思考，勇于创新。
创新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先有国而后才有家，国之不兴，家何以安。中华学子，生于盛世，若能上报国家，下辅黎庶，岂不绚丽一生。取得创新成果是赋予仁人志士的神圣使命。一切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创新能力都出于勤奋。中国谚语“业精于勤”、“勤能补拙”等都说明了这个道理。古今中外的科学家、发明家没有一个不是靠勤奋取得成功的。除了勤奋学习书本知识外，还必须勤于实践，持之以恒。
科学实践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大实验室，里面有很多未知现象，蕴含着丰富的科学规律，等待着人们去发掘。在没有耕耘过的土地上开垦，每一步留下的都是新脚印。科学实践往往从表面上看去似乎是简单重复的操作或运算，但通过深思熟虑，仔细钻研，就会熟能生巧。在坚持不懈地对科学真理进行追求的实践和思考过程中，往往会从平凡常遇的自然现象中见微知著，触发思维的灵感，骤然呈现花红柳绿的全新境界。像苹果落地那样普通的事，也会触发牛顿的万有引力的发现。开水壶的盖子被汽顶起来，也会触发瓦特的蒸汽机的发明。这些特殊现象反映出普遍的规律，普遍性寓于特殊性当中。因此，在实践中要注意观察和思考。不经思索的重复运作，只能在原地徘徊，停滞不前。只有在实践过程中敏于思考的人，才能通过表面现象觉察事物的内在变化规律。积极的思维活动经历山穷水复、长途跋涉之后，悬而未决的不解之谜，会在某一瞬间迎刃而解。创造性来源于实践，通过深化构思，又回归于实践。
科学进步是个创新的过程，也是不断积累的过程。牛顿在伽利略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创立了三大定律。爱因斯坦在洛伦兹等人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创立了相对论。可见，创造性的发挥需要踏着坚固的基石，展望科学发展前沿，以超前的意识，迎接智力探险。敢于想前人之所未想，勇于向传统观念挑战，沿着没有先验的思路探索，推出新体系，开辟新领域。切忌作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凭空遐想。科学发展至今，创造性需要容纳多种学科、多种观点、多种途径。只有博采众长，择其善者而融化于个人见解之中，才能取得新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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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
张立波刘志铭
北京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日前在京举办“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当代阐释”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和部分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80余人参加了会议。
目前国内关于全球化问题的讨论，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来展开：全球化是一种客观事实，还是一种虚构；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中国对待全球化的态度应当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或者是其他什么性质的；除经济全球化之外，是否还有政治、文化的全球化；全球化究竟是西方化、美国化，还是中国化、现代化。与会专家学者就这些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
《德意志意识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标志，又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形成的标志，同时还是当今全球化理论的源头。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全球化作为一种理论思潮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流行，但其理论源头却在马克思、恩格斯150年前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与会者指出，全球化理论至少存在三大流派——西方主流派全球化理论、“新左翼”全球化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我们应当汲取《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世界历史理论的源头活水，借鉴“新左翼”的观点和研究方法，批评和扬弃西方主流派的全球化理论，立足于当今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新特点、新趋势，进一步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
全面认识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加强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必由之路。与会专家学者指出，当代经济全球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走向的又一个新阶段，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信息网络化，科技全球化，分工体系国际化，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国际贸易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和文化多样化并存，是当今时代的趋势。针对全球化新阶段资本占先、西方占先和美国占先的现状，发展中国家应当采取开放性与自主性辩证统一的方略，利用借鉴前人、少走弯路的后发优势，采取开放引进、综合创新的后发战略，最终达到以柔克刚、以弱制强、后来居上的战略目标。
关于全球性与现代性等问题。与会者指出，现代性是天生的国际派。我们今天讲现代性，必须注意突出全球性和开放性，通过全球性来寻求现代性，又通过现代性来发展民族性。与会学者还指出，全球化作为一种全球普遍的相关性，意味着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明朗化，它可能增强一致性，也可能加剧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只有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才能使全球化达到共赢和共存的目的。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加强马克思主义基础学科建设，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当代意义，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与会者认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努力将文本研究、基础理论研究和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是一条值得借鉴的研究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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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考察知识分子社会历史作用的三个重要维度
欧阳英在《对“三个代表”思想与知识分子社会历史作用关系的思考》一文中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供了深化认识知识分子社会历史作用的三个重要维度：生产力维度。我们党不仅明确知识分子是我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对我国知识分子在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给予了明确肯定，广大知识分子应该争做推动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急先锋。文化维度。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在文化的创造、传播与运用方面，我们党要求知识分子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促进者，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者与发展者，而不是腐朽、没落观念的维护者。利益维度。中国知识分子的根本利益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样，是由中国共产党人所始终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利益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根本利益的代表与实现是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与实现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中，成为代表与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积极促进者。这三个重要维度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 （摘自《哲学研究》200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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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经”邦“济”世》
聂锦芳著的《“经”邦“济”世——周恩来经济评传》一书，已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该书选取“经济”这一特定角度，概述了周恩来一生的经济活动及其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该书在介绍重大经济事件时注意进行背景分析，在突出决策风格时强调了思想渊源，在梳理思想脉络时注意其前后的相续与发展。该书是周恩来研究中的一个新成果，为读者理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刘秀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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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家必读教程》
吴晓灵主编的《中国银行家必读教程——美国银行家必读核心教程译丛》，已由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这套译丛是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银行业协会在对中国银行业实际状况进行调查论证和赴美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中国和美国银行业专家学者的意见，从美国银行家协会组织编写并指定的全美银行家执业资格考试教育和培训系列教材中精选出来的，包括《银行家经济学》、《货币与银行》、《银行家法学原理》、《银行家市场营销》、《存款经营》、《贷款管理》、《银行信用卡》和《跨国银行业务》八种。
这套译丛知识体系完整，较全面地反映了现代银行业对从业者经济学基础理论和银行专业理论的要求，是当代银行家获取国际公认执业资格的必读课程。对中国银行业来说，它也是一套迎接入世挑战、培养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专业金融人才的难得教材。（陈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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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探索金融同业合作途径
何德旭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福建兴业银行联合主办的“创新与发展——金融业务合作”研讨会近日在京举行。来自金融研究部门、金融机构和政府有关部门的专家学者180多人参加了会议。与会专家针对国际金融业的新特点、新动向，探讨了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同业合作的具体途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金融事业快速发展。与会专家指出，金融体制不断健全、金融市场日益繁荣、金融从业主体逐步扩大、金融同业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不断加强，为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经济特别是金融业将面临空前的机遇和挑战。面对国际金融业的优势，我国金融业应加强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国内金融同业的战略合作，通过业务互补实现业务服务功能的快速延伸；二是加快金融创新，丰富业务品种，扩大业务范围，增强业务功能和竞争力。有关金融监管部门应进一步加大监管和引导的力度，加强相互协调与配合，积极为各类金融企业的合作、创新与发展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和良好的市场条件。
金融业务展开更深的合作，核心问题是风险控制问题。与会专家认为，风险控制的核心是加强监管。银行业和证券业都面临加强信息披露、进一步加强监管的问题，都应把风险控制作为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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