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
——我来回答 夏清泉作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争鸣录
也说襄樊与徽州
刘德鸿
先后拜读了李辉、袁鹰两位先生的《襄樊何不称襄阳》和《襄樊，徽州，还有其他》两文后，佩服两位先生心思的绵密，能于别人疏虞之处剖毫析芒。但对其中的一些论点，我并不完全认同。
襄阳之所以改称襄樊，是因为它与隔汉水相望的樊城两镇合并为一个城市，襄阳只是这个新城市的一部分，如果仍用襄阳旧名，则使樊城平白地被消泯了。要说襄阳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远，樊城就不悠久、不深远吗？早在周代，分封仲山甫的樊国都城就建在此地。此地与襄阳连为一体，唇齿相依，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包括历代正史和《三国演义》在内的古代文献和文化作品，凡是提到襄阳的，大多忘不了樊城，认为两地休戚相关，总是连带涉及或相提并论。
徽州改称黄山市的情况与襄阳、樊城合并而称襄樊不同，除袁鹰先生讲的徽州文化底蕴深厚等理由外，我以为还有两个问题。一是徽州改称黄山市前，已经有隶属于徽州地区的黄山市（县级），徽州地区改称黄山市（地级）后，将原黄山市改为黄山区（仍为县级），这样就形成了黄山市下有黄山区，黄山区里有黄山风景区的格局。打算到黄山风景区旅游的人若问黄山在哪里，答案是黄山在黄山市的黄山区，使人感到十分别扭。二是改为黄山市的徽州地区（驻屯溪）离风景秀丽的旅游胜地黄山还有不短的距离，不明就里者往往会产生诸多误会，甚至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例如不顾旅途劳顿，风尘仆仆地赶往黄山旅游的人，登机乘车赶到黄山市，却看不到黄山的奇松、怪石、云海、温泉，要看到这些景致，尚需打点行囊继续奔波。诸如此类的尴尬，自然是将徽州改称黄山市造成的。
我不赞同将徽州改称黄山市，但并不主张一概恢复旧名。近年来，有一股盲目改名之风。一方面是追逐新潮，将地区级的城市改名为“市”，同时又把县政府所在地的“县”也改为“市”，结果是大市下面有小市，市管辖市，张市长是李市长的下属，不仅外地人弄不明白，就是当地人说起来也拗口，如说“张市长陪同李市长来本市视察”等等。另一方面，又有复旧情结，有人认为只有恢复旧名才能招徕游客，吸纳海外投资，于是不顾已经时过境迁，将地名恢复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甚至远古。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靠更改地名来谋求发展，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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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本月话题
常书侦，河北元氏，公务员——
价高引出盗版
本人属于工薪阶层，收入较低，但天生喜欢读书，因此，买书成为我必不可少的一项开支。前些年，因书价尚可接受，也没有明显感觉到什么，现在书价高了，若每月买上三五本厚些的书，在吃和穿上就得大打折扣。为了物质食粮与精神食粮兼得，我不得不把目光盯在盗版书上。
第一次买盗版书是在一个书摊上，在那里，我发现了一本《白鹿原》，拿起来一看，定价是22.50元，当时我身上只有10元钱，看我要走，摊主说，这是盗版书，便宜些给你，7元钱怎么样？买回来一读，错别字很多，每读到一个错别字，就像吞下一只苍蝇，心里别别扭扭的。但这并没有影响我买盗版书。一套新编白话《资治通鉴》，正版的880元，盗版的100元就行；一套《唐诗宋词元曲》，正版的定价也是880元，盗版的却只有80元，刚刚一个零头儿；一套《十万个为什么》，正版的1280元，盗版的100元就可买下。你想想，差十倍的价钱，人们不买盗版书才怪呢。而且，近几年的盗版书可能是因为盗出了水平，错别字已近绝迹。
这盗版书虽说漏掉了稿费、编审费等等费用，但正版书也不至于那么昂贵。如果正版书的价格接近于盗版书，对于作者来说免了知识产权被侵之扰；对出版社来说，扩大了发行量；对读者来说，掏得起腰包，这一石三鸟的好事，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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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点评
行为与艺术
李舫
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改变了语言的生命和艺术的形象，炮火摧毁了艺术家们罗曼蒂克的想象。由机器的诞生所带来的对一个新的太平盛世的希望和欢乐，为转而反对它的发明者和他们的后代的另一类机器所挫伤，在连续40年的欧洲和平之后，历史上最恶劣的战争抵消了对有益的技术和仁慈的机器的信任。人们在一瞬间发现以他们的思维方式突然不能再理解这个世界，人们幻想的和平、自由、博爱的理念濒临崩溃——这就是先锋艺术心理气氛的摇篮，它催生了一种用否定来解释一切的狂热。
与这种心态相对应，一些先锋艺术包括行为艺术家在作品中表达了对艺术、对人类自身及其生存环境深刻的关注和思索，如环保主义、女权主义、种族主义等话题。当先锋艺术试图创造与以前一切时代迥然相异的言说方式为自己的存在辩护时，一批以行为艺术为名的行为闹剧在整体荒谬和整体焦虑中悄悄登场了。近年特别是今年以来，一些所谓的行为艺术家似乎是走入了穷途末路，他们以未来的名义摧毁文化，将艺术变成对一切历史遗迹的讨伐，用最卑鄙的、物质的原始性方式表达对贪婪、物质主义为基础的社会的反抗。
一方面，行为艺术不自觉地放弃80年代的艺术理想主义，将艺术作为哗众取宠的献媚手段，创作心境陷入焦虑和浮躁，叙述语言变得调侃而颓废，描述对象转向形而下的领域。神情冷漠、目光呆滞的人物形象，千疮百孔的叙述细节，矫揉造作的色彩和线条，充满匠气的艺术创作，被贴上名家的标签、先锋的符号，摆进华丽的橱窗，以昂贵的价格出售。另一方面，对生活中阴冷一面和精神虚无主义的单调阴沉的强调使艺术在自身的旋涡中窒息。一些怀着不良目的的艺术评论家对此进行的炒作使行为艺术走火入魔，甚至陷入丧心病狂的境地，成为人们病态心理的展览。这种所谓的行为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充满血腥、变态、暴力、色情、虐待和自虐的味道，继割肉、放血、玩尸体、食人肉、向河水里倾倒人油之后，某些行为艺术家将行为艺术的表达方式推向极端，于是一些充满了暴力和变态的行为开始以艺术的面目登堂入室，如切割自身放血、火烙背肉、在手臂上种花、将自己的皮肤“移植”在猪身上等自戕行为，公然展出连体婴尸、吃死婴等耸人听闻的暴虐行为。它们沉醉于血腥、色情、尸体和暴虐的快感之中，对伤害的迷恋成为一段时间以来“行为艺术”的主题。
假如以艺术假面出现的创作被注入残酷和野蛮的成分却俨然以先锋艺术自居，假如艺术成为社会生活中最大的视觉污染源，假如艺术的极端表达方式成为对艺术底线的质问和对人们的道德底线的考核，我们不得不深长思之。在此，我们呼唤充满理智和智慧、对社会进步怀有深深善意的艺术形式。
任何一种艺术理论和艺术形式在刚刚诞生的时候都是血气方刚的，因而不免有些浮躁，只有经过时间的过滤和历史的积淀，它们才会逐渐变得生动和深邃。几乎100年前，“达达主义”试图要给予米洛的维纳斯一个灌肠器的形象，让拉奥孔和儿子在数千年之后从与善良的香肠状怪蛇的斗争中解脱出来；阿尔普呼唤诗歌本质，撕碎句子使之消除逻辑的统一性……然而这些作品注定是昙花一现的，最终发展为充当挑引观众的媒介而制作的娱乐手段。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深思现代性问题专家艾森斯塔特一再重申的观点，“野蛮主义潜藏于现代性的核心”，野蛮主义不是现代的遗迹和“黑暗时代”的残余，而是现代性的内在品质，体现了现代性的阴暗面。当我们以为我们早已脱胎换骨，从茹毛饮血的野蛮人进化为现代社会中的文明人时，其实，野蛮的本性仍然隐藏于我们的内心深处，更隐藏于我们所致力维系的文明深处。套用保罗·威尔金森在《恐怖主义与自由国家》中所说的那句著名的话，暴力本质上是“一场未经宣布的秘密战争”，艺术本质上也是一场未经宣布的秘密战争。艺术的先锋精神首先来自于对广阔的社会背景的批判，在我们肯定这种先锋精神的同时，我们不仅要反省某些以先锋姿态出现的艺术的装饰假象，尤其应该警惕野蛮主义行为假借艺术批判精神粉墨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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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时空
知识娱乐可否双赢
——关于电视有奖竞猜节目的思考
本报记者张贺
从小到大无“事（试）”不考的中国人对于“考试”即便不能说是深恶痛绝，也是又怕又恨，一提起这两个字，差不多都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但是，现在每到周末，全国总有不少观众守在电视机前参加“考试”，不时还扼腕叹息、拊掌大笑、蹙眉沉思、恍然大悟……不用说，这是一些娱乐性的有奖知识竞猜节目又开播了。
益智娱乐观众参与
这批新节目自开播以来，观众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它把知识与娱乐结合起来，突出了观众的参与性，让观众在轻松愉快的氛围里学到了一些有益的知识。当然，丰厚的奖品也有一定的驱动力。
按照心理学的说法，人类最重要的需求有三种：生存、发展和自我实现。一些有奖知识竞猜节目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满足这三种需要。就生存而言，谁也离不开金钱，而参加这类节目一般小有获利；其次，现在知识经济发展迅速，知识量的多寡与一个人的成功或失败关系密切，人们普遍渴求知识，尤其是经济知识，而这类节目寓教于乐，让人们在轻松休闲中得到大量的新知，有益于个人的发展；第三，每一个最后赢得大奖的人，都要过五关斩六将，充分展示自己的知识储备、分析能力、推理能力和心理素质，以及几分令人惊喜的运气，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自身价值的确证和实现。即使是那些无缘上场而只能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也会通过答题和与参赛者比较，而得到类似自己亲自出马上阵的快乐和成就感。
从制作方来看，新的竞猜节目在题目选择、格式设计、主持人等方面精雕细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这是它们大受欢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比如，中央电视台《开心辞典》的题目多为生活类问题，强调趣味性；《幸运52》的侧重点是经济类题目，如猜商品价格等，强调实用性。二者的共同点都是“常识至上”，不艰涩、不生僻，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特别是那些重要而一般人又所知不详的问题，如“住房公积金的算法和作用”等很受观众的欢迎。对于节目的格式设计，以往重视不够，节目的展开过程往往直白、单调，缺乏起伏、不够过瘾，而现在把节目分成几个板块，题目难度随着比赛的进程越来越难，奖品也随之越来越丰厚；而且，它们强调了节目的互动性和参与性，在不同环节都允许观众——场内的或场外的，亲戚或者朋友——参加智囊团，帮助答题。这种新颖的方式调动了参赛观众的积极性。
温馨主持人情味浓
所谓“千兵易得，一将难求”，优秀的主持人对于节目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节目的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主持人的风格。王小丫动作自然、话语亲切、笑声爽朗、善解人意，常常把比赛搞成了家长里短的“闲谈会”；李咏表情、动作夸张，语言诙谐风趣，很有煽动性，在他主持之下，场上气氛往往热烈欢快。这两位主持人特点鲜明，很有观众缘，在几次“最受观众欢迎的节目主持人”的调查中都名列前茅。
不必否认，《开心辞典》、《幸运52》等节目在创意和形式上模仿了现在风靡世界各地的《谁想做百万富翁》，但是，前者在中国的成功绝不仅仅是模仿后者的结果，而是根据中国的国情、中国人的欣赏习惯，重新定位、制作而得来的。《百万富翁》纯粹以巨额金钱为诱饵，极力刺激人们攫取金钱的欲望。与它相比，我们的节目则明确定位在益智和娱乐上，并不以获取奖品为唯一目的。据报道，到目前为止，每个参加《开心辞典》的获奖选手平均所获得的奖金才八九百元。与国外的有奖竞猜节目相比，我们的节目更强调人情味，更强调参与的快乐。因此，参赛者与主持人之间的关系很和谐，每次节目总是欢声笑语，结束时，观众、选手、主持人往往相拥一处，场面既热烈又温馨。而国外同类节目的参加者只为金钱而战，他们同主持人的关系更像战场上的对手。有些主持人，如《最弱一环》的女主持人安妮·罗宾森尖酸刻薄，常常肆意嘲弄挖苦淘汰者，以致被观众骂为“希特勒大妈”。这种不健康的节目情调，即使在西方也是很有争议的，虽然它的收视率和广告收入很高。
智力含量亟须加强
平心而论，有奖竞猜类节目的出现，突破了传统知识竞赛的窠臼，满足了观众求知和娱乐的需要。同时，我们也必须冷静地看到，此类节目的商业性在一定程度上鼓动了一种赌博心理，而且把知识和金钱挂钩，对于那些正在求学上进的青少年而言，影响未必佳。首先，竞猜节目客观上提倡了一种对待知识的“功利主义”态度。而求知是一种长期的、艰苦的劳动，来不得半点投机取巧，其效果也并非立竿见影；知识给人带来的成功不只在金钱方面，更在一个人的气质素养。我们很难设想，一个惟利是图的家伙会去学那些暂时不能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却很重要的知识。其次，竞猜节目所问的大都是一些“记背”性质的问题，与一个人的思维能力关系不大，以“益智”为标榜的竞猜节目的“智力含量”实在贫乏，更有一些问题被观众讽刺为“小儿科”。第三，一些竞猜节目有变相广告的嫌疑，从头到尾各种商标不断闪现，主持人也时不时地“提醒”观众“我们的奖品由某某公司赞助”，浓厚的商业气氛令赛场如同市场。在一个以市场为主导的社会里，难道一切都要听从市场的指挥棒吗？
一位哲学家曾说，“游戏是人类自由的象征”，因为游戏只求快乐而与功利无涉。现在，连娱乐时也要想着赚钱，真不知道这种快乐究竟有多少。但愿不要出现这种局面：当知识遭遇娱乐时，“知识”不“开心”，“娱乐”也不“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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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专家研讨毛泽东诗词
10月24日，由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和江苏毛泽东诗词研究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毛泽东诗词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开幕。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长贺敬之致开幕词，日本、韩国以及国内学者40余人参加了会议。
与会者认为，毛泽东诗词形象而深刻地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的历史性巨变，成为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典范，体现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双重品格，实现了思想内涵和艺术表达的高度融合与统一，从而创造出现代文学中的一朵奇花异葩。毛泽东诗词在半个世纪的传播中，不仅给读者带来美好的艺术享受，也对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毛泽东诗词的艺术成就及其国内外影响”这一主题共提交100余篇论文。学者们分别从哲意美、情感美、人格美、崇高美、音乐美等多角度对毛泽东诗词的艺术成就进行了艺术探讨。（火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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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争鸣录
新声老调又何妨
吕可吉
读《人民日报》11月6日陈礼荣质疑《襄樊何不称襄阳》的《何劳新声唱老调》一文，笔者有不同的看法。首先，陈文在逻辑上就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我不认为《襄樊何不称襄阳》就一定表示其主张“但凡老地名够得上这个边的（历史悠久、名气大、文化底蕴深）……都必须下功夫努力来‘挖掘历史文化价值’。”诚然，如陈文所言“堪为鸿篇巨制的一套二十四史，其所涉雄关重镇，不知凡几，而其间因政令更迭致使地名变化者，更是比比皆是。”但这同样不能证明襄樊改回襄阳这个例子就一定是错误的。
任何事物都有其特殊性，我们在看待、评论某一事物时，自然也应持一种辩证的、发展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固然，在历史上许多地名频繁更迭，迁延至今无从稽考者，不计其数，如果都要按图索骥，不可能，也没必要。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历经岁月淘洗至今依然熠熠生辉的古都、名镇、名城，确也不乏其例。洛阳、开封、咸阳、荆州，当然也包括襄阳，等等，不都是很好的例子吗？不管是通过史书，还是通过古典文学作品，也不管在那之前它们曾经叫过什么名字，这些历史悠久、深具文化底蕴的古城名字，业已深入人心并为一般人耳熟能详，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也看不出恢复这些古地名，挖掘其历史文化价值，会为“黎庶人等”“添几多繁劳”！名字都是现成的，不用费劲劳神地去查，改回去就是，何劳之有！
至于说到取两地的头一字为一地命名，陈文列举了不少国内、国外的例子。对此，我只能说这依然是一种以偏概全的伪因果推断，想借此来证明将襄阳改称襄樊的正确性，同样也是站不住脚的。
（作者单位：河北省平泉县工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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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价别离谱（5）
王乾德，上海，编辑——
书价应当核定
作为一个长期从事编辑工作的人来说，爱书、买书、读书、藏书乃题中应有之义。积几十年心血，我的藏书虽不能说多，但品种还是齐全的，如中外文工具书、政治理论书籍、中外古典名著、现代名篇等。但仔细回忆起来，我大部分藏书都是计划经济年代购买的。那时，虽然碰到买书难的问题，不过想想办法，用近100元可以买到一捆书，有时一个人还拎不动。
到了商品经济的年代，书价可说是日夜飞涨，内中有可以理解的因素，但也有不应有的高利和暴利的因素。一部有质量、有实用价值的大型工具书从几十元一下涨到几百元；买一本更新知识必定要看的书，也要十几元到二十多元；甚至一些政治书籍也非常昂贵。作为一个编辑，我每月花在购书上的花费要占一个月收入的30％左右。
看看周围的人们，他们早已对书价的离谱意见纷纷，深感负担之沉重。如今，有真实内容、耐看一点的杂志，都在5元以上；一本热门书动辄几十元。不少人特别是退休人员满腹埋怨，但为增长知识，也为了娱乐休闲，只得无可奈何地去买一些书价早已离谱的书籍和杂志。想想如今一些杂志，特别是畅销杂志，广告连篇累牍，利润已高得“冒油”，那么，为何不能做到售价更合理一些呢？我呼吁物价部门应该管一管出版物的价格问题，认真对各类出版物核定价格，这样既可管住书价的离谱，又可以制止出版物的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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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莫斯科大剧院的中国人
我国观众对芭蕾的喜爱是从崇拜俄罗斯芭蕾舞表演艺术家乌兰诺娃开始的，而对乌兰诺娃能够“烂熟于心”却始自莫斯科大剧院1959年访华。中国芭蕾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是与莫斯科大剧院的提携和帮助分不开的，所以，中国人的芭蕾情结系在了莫斯科大剧院的常青藤上。
北京舞蹈学院的肖苏华教授是莫斯科和瓦尔纳国际芭蕾舞比赛的国际评委。1949年，12岁的肖苏华第一次踏入了莫斯科大剧院，当时演出的剧目就是《天鹅湖》，演出的场景使他震撼，他第一次发现了芭蕾艺术所具有的强大魅力，并决心献身给中国的芭蕾事业。1954年，北京芭蕾舞学校成立，肖苏华毅然放弃了在俄罗斯理工科大学深造的机会，回到祖国。肖苏华再次回到莫斯科剧院已经是1986年的事情了，作为前苏联芭蕾大师哥里高利洛维奇的研究生到大剧院进行访学。几十年的潜心研究，肖苏华已经成为国内外知名的芭蕾学者，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他成为莫斯科大剧院建院200多年历史上第一个获准随时对大剧院的任何部门进行考察的外国人。他说：“大剧院的训练者是‘几十年一贯制’，当年最著名的芭蕾演员，比如谢苗诺娃、马克西莫娃至今还都是大剧院的排练者。就是在这些排练者的指导下，大剧院培养出许多世界顶尖的芭蕾人才，莫斯科大剧院才成为世界上整体水平最高的芭蕾舞团。”
中央芭蕾舞团团长赵汝蘅50年代末曾亲历莫斯科大剧院苏联专家们的指导。1986年，赵汝蘅随中芭团第一次访问俄罗斯，也第一次“回到”大剧院。赵汝蘅是中国人中为数甚少、可以坐在大剧院沙皇包厢最中央观看大剧院演出的人之一。
作为老一代芭蕾人，不论是肖苏华还是赵汝蘅，都没有机会在大剧院的舞台上做天鹅或是王子旋舞，而他们培养的学生和团员却先他们完成了中国人在大剧院舞台的“首演”。中芭团的青年演员王启敏于2000年夺得了莫斯科国际芭蕾舞比赛金奖。很幸运，王启敏在莫斯科比赛中的初赛、复赛、决赛以及最后的演出都是在莫斯科大剧院进行的。
曾经有一段时间，莫斯科的食品和日用品供应紧张，但如果问莫斯科人：在莫斯科什么东西一直最紧张，他们会回答说：“永远都是大剧院的门票。”所有到过大剧院的人都知道，在大剧院的售票厅永远都买不到当晚的门票，而大剧院的演出没有一天不是满场。我曾经读到这样的话：“现代俄国一直有两个权威——一个是克里姆林宫，另一个就是莫斯科大剧院。前者是权力的象征，后者是文化的象征！”11月15日，在北京，中国观众同他们喜爱的芭蕾舞剧《天鹅湖》，一起回顾了这些过去了的日子。（李超）（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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