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专版)
专栏：记者专访
见证者说
——访章含之女士
本报记者果永毅吴迎春
今年10月25日，是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30周年的日子。30年前，中国代表团在暌隔22年之后，首次出现在联合国大厦，成为世界瞩目的重大事件。当时外交部随团翻译、后曾以中国代表团副代表身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章含之女士正是这一事件的见证者。
人心所向：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初秋的一天上午，记者如约前往采访章含之女士。穿过北京市中心区一条静谧的胡同，记者来到她的宅邸。这是一座清代风格的四合院，前后两个院落，建筑古朴典雅、错落有致，梨树和海棠树浓荫蔽日、果实累累，在秋阳下显得格外富有生机。身着便装的章含之笑容满面地在客厅门口迎接我们。落座后未及寒暄，话题便径直引入那段令中国人扬眉吐气的历史，她的心情就像室外的天气一样好，声音清晰响亮、充满了自豪感：“驱逐台湾当局代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改变世界格局的事件。”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之一。1949年，中国人民推翻了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后，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理应由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但是，由于美国等西方势力的阻挠，20多年来，我国的合法权利一直被无理剥夺。1971年，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他访华之后宣布了美国总统尼克松将访华；10月，基辛格第二次访华，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内的美国阵营开始分化瓦解。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合法权利的提案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
“当时，美国人没有想到是这个结果，”章含之介绍了当时美国人的尴尬处境，她说，基辛格1971年10月访华同中方会谈时，谈到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当时他向周恩来总理吐露的意思是，尼克松总统1972年初春访华后，给中国进入联合国开绿灯，当年秋天，中国可望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基辛格访问结束将要离开中国的那一天，联大决议通过了，周总理到钓鱼台送行时告诉了基辛格这件事，当时基辛格非常尴尬。完全出乎美国人的意料，尼克松还没有访华，中国就进入了联合国。这正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中国代表团到达纽约后，听到很多趣闻。美国为了阻扰这个提案的通过，其驻联合国大使及美国官员据说同100多个国家的代表谈了200多次。以许诺提供援助或停止援助的办法进行利诱和威胁。一些国家表示不满，你美国人都同中国往来，却要我们反对中国，这是什么道理？美国人说，如果实在不行，你们投弃权票也不能投赞成票。其实，他们连弃权票都不愿意投，投票的时候一些代表缺席。联合国投票按说没有缺席这一说，要么赞成、要么反对、要么弃权。“缺席”是从中国代表团重返联合国开始。缺席代表到哪儿去了呢？有的跑到洗手间去了，所以，有些代表在洗手间里碰面了，“哈！哈！……”讲到这，章含之不由发出爽朗地笑声，这笑声感染了我们，我们不由得会心笑了。她说，虽然有若干缺席的票，但表决时，提案还是以多数票通过了。当时反应非常热烈，联合国会议大厅里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蒋介石的“外交部长”带着手下一帮人灰溜溜离开会场。
首次亮相：中国组团前往联合国
1971年10月26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向中国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发来电报，正式通知联大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立即驱逐台湾当局代表的决议。当时正值“文革”后期，“四人邦”猖獗一时。连该不该派代表团出席联大竟然也属争议之题。最后，毛主席亲自决断，尽快组团出席联大。10月29日，姬鹏飞回电通知吴丹，中国在近期内将派代表团出席本届联大。“代表团的团长也是毛主席亲自决定的，他指定（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为团长。”章含之披露了中国代表团组团的经过。
9月开始的联大会议当时已经进行了近两个月。真正组团的时间只有一个星期，还要起草一个联大报告，因而，准备工作是非常匆忙的。周总理具体领导了组团工作，当时考虑副团长的人选问题，副团长要留在联大当常驻代表，有很多单独活动不能带翻译，当时刚出任我驻加拿大大使半年的黄华被挑选上。章含之说，代表团出发之前，毛主席多次接见并指示。最后一次毛主席接见他们的时候，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毛主席是说我们要去联合国这个地方，利用这个阵地。后来乔冠华在赴纽约的飞机上依据主席临别赠言怀着激情写了一首打油诗，“一九七一，十一月十一，万里大江横渡，一望长空尽碧。此去欲何为？擒虎子，入虎穴！”
中国代表团于1971年11月9日离京前往纽约，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首都群众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4000多人以及许多国家的使节到机场欢送。外电评论，欢送礼遇如同欢迎外国元首，表明了中国高层对我代表团首次“亮相”联大的高度重视和期待。
时隔20多年后，中国代表团首次来联合国，美国方面也认为是一件大事。各大媒体均派记者前来采访，在中国代表团即将抵达的纽约肯尼迪机场等待。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这次采访中抢了独家新闻。他们打听到乔冠华一行将从巴黎飞纽约，于是派出以波尼·卡博及大腕记者沃特·克朗凯特及摄影师、录音师一行四人，飞到巴黎，购买了与中国代表团同一个法航航班的头等舱机票。待飞机起飞后，卡博走到第一排乔冠华的座位前请求采访。但他很有礼貌，请乔考虑，半小时后再过来。他们没有料到乔冠华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卡博和克朗凯特进行了独家采访。当这次班机抵达纽约，乔冠华被蜂拥而至的各国记者包围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这两位资深记者匆匆地悄然离去，赶发他们的独家新闻。
激动人心：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受到热烈欢迎
出席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于11月11日抵达纽约，此后，代表团团长和成员开始一系列拜会活动：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联大第二十六届会议主席马利克以及一些国家驻联合国常任代表等。吴丹因生病住医院，乔冠华团长和黄华副团长11月14日到医院探望并向吴丹秘书长递交了中国代表团的资格证书。次日，中国代表团将首次参加联大会议。谈到首次出席联大的情形，章含之兴奋不已，她说了几个“最激动人心”，“我们到达联合国会议厅时，联合国礼宾司长在门口迎接乔冠华一行，门口的记者更是不得了，都一层层围着，抢拍‘历史性镜头’。”
章含之说着说着，从书房拿出了自己珍藏30年的“历史性镜头”——几十张黑白相集，这些是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的真实纪录，其中弥足珍贵是乔冠华入席后大笑的照片，章含之讲述了这张照片产生的背景。中国代表团落座之后，一大群西方记者围着拍照采访，一位记者问乔冠华，“乔团长，你能不能讲讲你现在的心情？”乔冠华仰天大笑，记者正不解其意时，乔冠华反问道：“我现在的心情你还看不出来吗？还用回答吗？”他这一笑，笑出了中国人的豪情和自信，敏锐的外国记者及时抢拍下的这张历史性新闻照片，后来在瑞士获得了时事新闻类照片奖。
中国代表团的入席是非常轰动的事情。许多友好国家的代表前来表示祝贺和欢迎，大会主席马利克首先致欢迎词，然后许多国家的代表相继走上讲台发言，欢迎中国代表团，包括美国、苏联的代表。对中国代表团的祝贺欢迎历时六小时。共有57个国家的代表在大会上致欢迎词。
章含之说，当天晚上，乔冠华发表重要讲话，也是盛况空前，代表们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欢迎。乔冠华讲完话回到中国代表团位子上，场面十分感人，许多国家的代表都过来了，排着长长的队伍，要和中国代表团团长握手，祝贺他的讲话，乔冠华的手握红了，“那时，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动得直掉泪，中国在国际大家庭中的地位得到确认，受到热烈欢迎，我感到非常自豪”。
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受到欢迎的事例不胜枚举。联大会议厅外有个咖啡厅，只要乔冠华一出现在咖啡厅里，他就会被包围，一些国家的代表都想和他交换意见，开始来的人坐在沙发上，后来的人围在四周，老记们也围上来，特别是各国代表都要求和他单独谈。会议厅背后有个地方，摆了几个沙发，是工作人员休息的地方，结果成了中国代表团的会客厅，好多国家代表团团长都和乔冠华单独会见。
中国代表团第一次来到联合国，在联合国工作人员内部引起很大的震动。联合国中文科的工作人员大都是台湾人，有好几百人，其中包括中国近代著名外交家顾维钧的长女顾菊珍。他们作为联合国中文科的雇员，原先总是抱怨“不务正业”，因为台湾当局的“代表”们从不讲中文，中文这一联合国的工作语言成了摆设。中国代表团来联合国后，中文科内一些人辞职了，但绝大多数人都留了下来。这些人开始持观望态度：看中国代表团到底怎么样？他们看到的是中国代表团凡在正式场合发言都使用中文。这些表现他们在联合国从来没有看见过。原来的“台湾团”是永远跟美国人走的，苏联阵营跟苏联人走。看到中国独树一帜，作为中国人，他们觉得扬眉吐气。章含之清楚地记得当时顾菊珍跟她讲的一句话，“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感觉吗？我觉得中国像唐朝的鼎盛时期，国威起来了”。顾菊珍的态度很能说明问题，来自台湾的工作人员都渐渐转变了态度，心悦诚服地愿意为祖国代表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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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小资料
中国与联合国关系大事记
1945年4月，联合国通过并签署《联合国宪章》。
1945年4月，联合国正式成立。
1950年11月，中国代表伍修权在安理会上发言，谴责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这是新中国代表第一次出席联合国的会议。
1971年10月，第二十六届联大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1971年11月，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大会议。乔冠华团长发表重要讲话。
1974年4月，邓小平在第六届特别联大发表讲话，深刻阐明了中国外交政策，并庄严宣布中国永远不称霸，不做超级大国。
1985年1月，中国国际法学者倪征?担任国际法院法官。
1988年12月，第四十三届联大决定增加中国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委会成员。
1989年11月，中国第一次派人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1992年1月，李鹏出席安理会举行的首次首脑会议并发表讲话。
1992年6月，李鹏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1994年9月，国务委员兼国家计生委主任彭珮云在开罗举行的联合国世界人口与发展会议上发表讲话。
1995年3月，李鹏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与发展首脑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1995年9月，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
1995年10月，江泽民主席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1996年11月，李鹏在罗马举行的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发表讲话。
2000年1月，中国政府向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派遣15名民事警察。这是中国政府首次派出民事警察执行联合国维和行动。
2000年8月，中国五大宗教领袖出席联合国召开的由各国宗教领袖参加的“世界和平千年大会”。
2000年8月，联合国举行各国议长大会。李鹏委员长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并作为9月1日大会副主席主持了部分议程。
2000年9月6日—8日，江泽民主席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联合国协会张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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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参与和支持联合国工作
——访我常驻联合国代表王英凡
本报驻联合国记者何洪泽
今年10月25日是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30周年的日子。30年来，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联合国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作为我国多边外交工作第一线的最高外交官，常驻联合国代表王英凡大使对此最有感受。日前，记者对王英凡大使作了一次专访。
谈起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一历史事件，王英凡说，中国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之一，对联合国的诞生做出过重要贡献。中国又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负有特殊责任。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这充分表明了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普遍认同，从政治、法律、程序上彻底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从此，揭开了中国参与联合国的新篇章。30年来，不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和平与发展始终是世界面临的两大主要问题。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一直是中国外交努力的根本目标，也是中国在联合国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王英凡说，宪章所阐述的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不侵害会员国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不干涉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的事务等原则，对维护正常的国家关系和世界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一直旗帜鲜明地维护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在中国和有关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去年9月，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通过了《千年宣言》，确认了宪章在“创造一个更加和平、繁荣和公正的世界”方面不可替代的地位，并强调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是永远不过时的、普遍适用的”，并“决心根据《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在全世界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
认真履行其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特殊责任
王英凡介绍说，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采取了很多行动，最突出的就是由安理会授权的维和行动。30年来，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积极参与安理会授权部署的各个维和行动的讨论，支持加强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并先后派出千余人次军事观察员、工程兵、民警等参与有关维和行动，为促进消除地区冲突、增强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权威和作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此外，中国一直积极参与联合国军控和裁军领域的活动，在裁减常规军备、核裁军、防止外空军事化等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积极主张和倡议，为推动联合国及多边军控和裁军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中国作为核大国，主张全面禁止、彻底销毁核武器，是世界上第一个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无条件地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家，并加入了许多重要的国际军控和裁军公约，认真履行义务。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热爱和平的诚意，证明中国是维护和平的力量。
促进各国经济发展与合作
王英凡指出，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积极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合理主张和要求，致力于推动国际金融体制、贸易体制的改革，推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转让技术、减免债务、增加官方发展援助等，加强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和合作。他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联合国举办了一系列有关发展问题的国际会议。中国通过“77国集团＋中国”的磋商机制，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全球共同发展的合理主张与要求。这些主张和要求已程度不同地反映在联合国各有关文件和决议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千年宣言》确定了一系列发展目标，成为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依据。
积极、广泛地参与联合国社会领域活动
王英凡以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为例，谈到了中国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他说，作为东道国，中国倡议并主持起草了《北京宣言》，为会议的成功举行做出了重大贡献。《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成为提高全球妇女地位的里程碑和联合国有关工作的行动指南。王英凡还谈到中国对维护世界人权所作的努力。他说，中国十分重视人权问题，在安理会磋商预防冲突、保护平民和有关国别问题决议草案时，都支持有关保护人权，特别是妇女、儿童权益的内容。中国主张承认和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和国际公约规定确定保护人权的具体方式。国家间不搞对抗，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增进共识，缩小分歧。本着这一精神，中国与有关成员国和联合国有关机构进行了有效的合作。同时，我们同许多国家一样，反对在人权问题上搞双重标准，把人权问题政治化或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众所周知，自1990年以来，中国在联合国人权会上先后10次挫败了个别国家利用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企图。这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反对外来干涉也是巨大支持和鼓舞。
联合国已经成立50多年，现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王大使对联合国的未来及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发展都持乐观的看法。他说，目前的国际形势同联合国成立之时相比，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为适应这种变化，联合国需要改革，安理会也需要改革。但改革错综复杂，涉及各会员国的利益，既要积极，又要慎重。《千年宣言》确定了一系列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这是联合国在新世纪改革和发展的宏伟蓝图。一年来，《宣言》的执行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很不平衡。无论在维护和平还是促进发展方面，同广大会员国的期望还有很大的距离。联合国的改革应有利于提高联合国的权威和效率，使这个由189个主权国家组成的最重要的政府间组织，在全球事务的各个领域都能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本报联合国电）
（附图片）
2000年9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纽约出席安理会首脑会议并发表讲话。新华社记者李学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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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重视与发展中国家合作
——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一席谈
本报驻联合国记者丁刚
10月25日是我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30周年纪念日。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到来之时，记者采访了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达乌迪·纳拉乌塔瓦·瓦卡瓦格大使。
62岁的瓦卡瓦格大使曾经担任过部长、驻意大利大使等要职，1994年出任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他强调，只要看一看30年来，中国是如何促进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内的合作，如何在一些重大国际事务上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就不难理解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国际意义。
7年过去了，瓦卡瓦格至今仍能清楚地记得初次拜会中国常驻代表李肇星大使的情景。他说，“中国大使非常热情。我们以前虽没见过面，却像老朋友一样。他向我介绍了中国与77国集团的关系，介绍了中国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还听取了我对非洲问题的意见。”瓦卡瓦格说，7年来，中国代表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都保持着这样的关系。中国常驻代表换了，他们与发展中国家代表紧密合作的关系却没有变。每一位中国代表都能够认真听取发展中国家代表们的意见，为推动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内的合作而努力工作。
瓦卡瓦格谈到中国与77国集团关系时说，60年代成立的这个集团是联合国内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组织。中国虽然不是该组织的成员，但以“特邀来宾”的名义参加一些部长级会议和磋商会。瓦卡瓦格说，中国与77国集团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国代表不仅参加77国集团的所有重要会议，而且还相当活跃。他们向成员国陈述中国对一些问题看法，同时还帮助主席国来协调成员国的合作。中国是与77国集团关系最紧密的非成员国。瓦卡瓦格强调，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有着非常广泛的共同利益，这是大家不断加强合作的共同基础。这种合作也取得了很多积极的成果。他回忆说，1997年，他担任77国集团主席。中国常驻代表经常就一些提案与他进行磋商，并注意协调成员国的意见。在中国的推动下，77国集团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不少富有建设性的提案，并获表决通过。
瓦卡瓦格说，中国非常尊重发展中国家。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唯一的一个发展中国家。每当轮到中国代表担任安理会主席，他们总会事先征求发展中国家代表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和处理意见。在担任主席期间，如遇重大问题，中国代表也会事先找发展中国家代表磋商。瓦卡瓦格说，“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日程表上，非洲国家的问题占了60％以上。因此，我们非常重视与中国的合作。许多非洲国家的代表都知道，我们的声音由中国可以转达到安理会。”他强调，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联合国不能没有中国的声音。30年来，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也有了新的发展。中国坚持反对霸权主义，这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小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重要。坦桑尼亚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一贯主张反对霸权主义的单极世界，主张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在联合国中以集体的力量与霸权势力抗衡。我们期望继续加强与中国在联合国的合作，共同致力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的新秩序。（本报联合国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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