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专论
辛亥革命：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巨变
金冲及
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经历了三次历史性巨变。辛亥革命是这段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台阶。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胜利，看作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看作它最终结出的硕果。辛亥革命时期志士仁人们的巨大历史贡献，将永远受到后人的尊敬和怀念。
二十世纪，对中国来说，是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转折时期。二十世纪，中国人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巨大变化，辛亥革命是其中的第一次。它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当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意气风发地跨入新世纪的时候，回顾中国人在上个世纪走过的艰难而曲折的道路，怎能不对前人在那黑暗年代创立的不朽业绩肃然起敬？
黑云压城城欲摧
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一个世纪前的事情也许太遥远了。他们已很难想象那时候中华民族的悲惨处境。
中华民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在近代却落后了。当二十世纪到来的时候，中国已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上走过整整六十年。外国列强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命脉。中华民族在世界上遭人鄙视，被看作“劣等民族”。国家的命运不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而是听任别人摆布。人民挣扎在生死线上，多少次反抗都失败了。长夜漫漫，仿佛没有尽头。这一切，不能不使每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感到极大的痛苦。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相交的时候，这种不断沦落的步伐大大加快了。十年间，在中国土地上接连发生了三场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日俄战争。前两次战争都以清朝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终：中国对外赔款共达六亿八千万两白银，比当时全国八年财政收入的总和还多；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省被日本侵占；列强还取得从北京到山海关的驻军权。后一次战争竟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东北大地上的相互厮杀，居民惨遭屠戮，庐舍化为灰烬。在此期间，列强还在中国强行划分势力范围，攫取种种特权。中国人痛切地感到国家已面临被瓜分和灭亡的直接威胁。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当时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大抵东方变局不出数年之中”。“尝中夜起而大哭。嗟乎！谁其知之！”
在极端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谁能领导人民抵抗外来的侵略、把祖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谁就能得到人民发自内心的信任和支持；否则，就会被人民所抛弃。这时，统治着中国的清朝政府处在怎样的状态呢？人们期望有一个能保卫祖国和民族利益的政府，而清朝政府恰恰相反，宁肯大量出卖国家的权益，以换取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维护它在国内早已摇摇欲坠的统治。1901年2月，当武装占领中国首都北京的列强提出和议大纲时，流亡在西安的清朝政府发出煌煌上谕，竟宣布政府今后的对外方针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腆颜声称：“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清朝政府对外屈辱到如此地步，对内拒绝任何根本改革，而其竭泽而渔的横征暴敛更使人民无法生存下去。这就使原来装扮成“神圣不可侵犯”的清王朝，终于在人们心目中丧尽尊严，被看成只是洋人用来统治中国的工具。人们越来越愤怒，感到不把这个卖国的、专制的、极端腐败的清政府推翻，中国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先进的中国人奋不顾身地起来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最后走上革命的道路。这是现实生活迫使他们作出的选择。辛亥革命便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发生的。离开这个大背景，就不可能理解辛亥革命。
开创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
在中国被迫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后，中国人民的反抗从来没有停止过，清朝也自上而下地进行过一些枝节的改革，但都不能解决问题。中国的状况仍在一天天坏下去。旧的路子已经行不通了，需要找寻新的出路。
这时，在中国内部开始出现新的社会力量。随着近代工业的初步兴起，中国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随着废科举兴学堂和留学生的迅速增加，中国有了不同于旧式士大夫的新式知识分子。随着这些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新的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也相应地产生出来。
辛亥革命是由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孙中山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从少年时代起就随着已成为华侨农场主的哥哥长期生活在国外，并系统地接受了近代教育，成为中国第一个取得行医执照的外科医生。像这样的知识分子，在过去的中国社会里还不曾有过。这使他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的政治代表。他因祖国的悲惨境遇而痛苦，但又充满民族的自尊和自信。他下决心投身革命后，在1894年末创立了兴中会，第二年立刻组织反清的广州起义。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孙中山却毫不气馁，继续不屈不挠地奋斗。1905年，他在日本东京同许多留日学生一起成立了全国性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积极鼓吹革命思想，先后发动多次武装起义，在全国范围内造成很大影响。可以说，辛亥革命时期各地的革命活动，不管是不是受同盟会的直接领导，都是在孙中山革命思想和活动的影响下进行的。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开始，标志着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辛亥革命的出发点，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振兴中华”这个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响亮口号，是孙中山在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时率先喊出来的。他在兴中会章程中痛心地写道：“中国积弱，非一日矣。”“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衣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他悲愤地呼唤：“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兴中会名称中的“兴中”两字，也表明了这个意思。虽然孙中山这时并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但他领导的革命活动具有强烈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性质是没有疑问的。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起民主共和的旗帜。这是一件有着破天荒意义的大事。民主共和，是同君主专制相对立的。中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几千年实行的都是君主专制制度。皇帝被称为“天子”，仿佛代表着天意来实现人间的统治。他的话就是“金口玉言”，是断然违反不得的。“君为臣纲”之类的说教，经过几千年灌输和熏陶，仿佛已成为天经地义，连产生一点怀疑的念头都是“大逆不道”的事情。要从如此沉重的传统束缚下摆脱出来，提出以另一种政治制度来代替君主制度，其难可想而知。远的不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实还是皇帝；戊戌维新运动，希望靠光绪这个“好皇帝”自上而下地推行变法；义和团运动，旗帜上写的还是“扶清灭洋”。中国同盟会的宗旨中明确规定要“创立民国”，这是一个全新的观念，而且从此逐步深入人心。同盟会的《革命方略》写道：“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些话在今天看来似乎平淡无奇，但在当时确实产生了石破天惊的震撼力量。
辛亥革命时期的先进中国人是向西方学习的。但那时西方国家内部的种种社会矛盾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资本主义社会中贫富之间的急剧分化、社会主义思潮的迅速传播，引起孙中山的极大关注。他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英国进行实地考察后写道：“两年之间，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孙中山在潜心学习西方的同时，已敏锐察觉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面，这在一百多年前是难能可贵的。
在近代，中国人面对的问题成千上万，许多人常不知该从何下手。孙中山从千头万绪的现象中，提纲挈领地提出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这三个目标，并且坚决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它。这就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集中地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为什么当时会有那么多人奋不顾身地奔集到孙中山高举的旗帜下来，原因就在这里。尽管孙中山并没有找到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道路，但这些目标的提出毕竟激励着不止一代的中国人不断地向前奋斗。辛亥革命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但它的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孙中山是当时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这个评价是深刻的，完全符合实际的。
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它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那么，辛亥革命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应该说，这两个方面同时存在。
结束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这是改变中国历史面貌的一件大事。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林伯渠同志在六十年前曾很有感慨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这场变革，为中国人走向独立和解放的道路扫除了一个巨大的障碍物。此后，无论是袁世凯称帝还是张勋复辟，都只能昙花一现，立刻遭到全国人民的普遍反对，很快归于失败。历史的发展毕竟无法倒转回去了。
诚然，民主共和制度在当时的中国只是徒具形式，但这个形式在人们观念上引起的深刻变革决不能小看。中国人历来讲究要“名正言顺”。孙中山说：“在南京所订民国约法，内中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条是兄弟主张的。”有了这一条，民主共和便成了“正统”，人们不再把自己看作皇上的“子民”，开始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政党、社会团体和报章杂志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政治生活空前活跃，民主精神普遍高涨。它为中国的继续前进创造了重要条件。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社会上迅速掀起一个如火如荼的兴办实业的热潮，对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
南京临时政府还采取许多移风易俗的措施，如：剪除发辫，改变服饰；废除跪拜、请安等礼节，代以鞠躬、握手；取消大人、老爷等称呼，代以先生、君等。这些措施的实行虽不彻底，但在正式场合仍可看到和过去有明显的不同，从而使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辛亥革命给人们带来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皇帝历来被看作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被怀疑，不可以被抛弃？
辛亥革命离五四运动只有七年多，中间的发展脉络清晰可见。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便没有五四运动，便没有以后历史的发展。这不是过甚其词的夸张，而是历史前进必经的阶梯。即便南京临时政府很快就结束，袁世凯又建立起北洋军阀的统治，但已经发生了的变化是谁也无法全部抹掉的。把辛亥革命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它是当之无愧的。
说辛亥革命又是失败了，这同前面所说的是不是自相矛盾？不是。这次革命并没有达到它所预期的目标，没有能从根本上改变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对中国的统治，没有真正实现民族独立、民主政治和民生幸福。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支配地位没有受到削弱，在农村没有出现一场社会大变动，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革命的果实又落到旧势力的代表袁世凯手里。中国仍是一个贫穷、落后、分裂、混乱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人们不能不说辛亥革命失败了。
辛亥革命的失败，同样也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导致失败的原因，除客观的力量对比悬殊以外，这场革命的领导者所代表的社会力量还很薄弱，政治上也不成熟，确实存在严重的弱点：第一，他们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的政治纲领，许多人在推翻清朝政府以后便以为大功已经告成，失去了继续前进的明确方向。第二，他们没有发动并依靠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下层劳动人民，因而在强大的旧势力面前便觉得自己孤立无援，找不到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力量源泉。第三，他们没有形成由一大批有着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党，作为革命队伍的核心力量，因而难以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中顽强地进行坚韧不拔的斗争。在当时还不成熟的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要解决这些问题是做不到的。
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振兴中华，实现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一个宏伟而艰巨的目标，决不是靠一两次革命冲击就能实现的，也不可能在一两代人手里完成。
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共和国，照搬了西方国家民主政治的模式。许多人兴高采烈，把事情想得很简单，以为民主共和国既经成立，人民生活在优良政治之下，进步一定很快，种种根本改革都将顺利实现。可是，事实却使人大失所望：普选徒具形式；多党制成了拉帮结派，党同伐异；议会里大多是一些政客在那里吵吵嚷嚷，争权夺利；国民党在大选中取得国会议席中的大多数，但对国民党的实际作用却很少裨益。热切的期望，得到的却是冰冷的回报。等到袁世凯代表的旧势力作好了准备，突然猛扑过来，就连那些形式上的东西也被抛到九霄云外。种瓜得豆，这真是创业者始料不及的。
但是，历史不会在此停步不前。在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面前，旧的路走不通了，中国的先进分子便不能不开始新的探索，寻找新的出路。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写道：“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大体上有两种：年长的大多参加过辛亥革命，并且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如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朱德等；陈独秀虽然没有参加同盟会，但同样积极地投身辛亥革命，并且担任过独立不久的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年轻一些的大多也受到这次革命的深刻影响，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
林伯渠描述了自己在辛亥革命后的思想历程：“从同盟会起到民国成立后十年中，自己亲自参加了每个阶段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经过了多少的挫折失败，也流尽无数志士的鲜血，然而反动势力仍然是此起彼伏地统治着中国，政局的澄清总是那样遥远无期。虽然对于造成这种形势的真正原因还不完全了解，但总觉得不能再重复过去所走的路，应该从痛苦的经验中摸索出一条新路。”他又说：“从自身的经历中，也体验到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他所走向的是共产主义的道路。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地从痛苦的经验中，发现了这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
由上可见，早期共产党人在思想上几乎都受过辛亥革命风暴的洗礼和激励，成为他们投身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起点；随后，又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接受了教训，看到它存在的严重弱点，认识到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不可能的，必须寻找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继续向前走。他们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帮助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走到工人和农民中间去，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脚踏实地地开始新的斗争，终于找到了正确的前进方向，找到了足以把祖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的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经过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经过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前进，终于领导人民取得了辉煌胜利。
(附图片)
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武昌起义。
第9版(理论)
专栏：学习通信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
——学习六中全会《决定》系列谈（1）
朱旭东
编者的话：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更好地理解《决定》提出的一些重要思想和论断，我们特邀请中央纪委研究室的同志撰写了一组“学习六中全会《决定》系列谈”文章，陆续刊发。
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这个论断精辟阐述了脱离群众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所带来的极端危险性，对增强全党同志的执政意识和忧患意识，具有重要的警醒作用。
这个重要论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总是在社会矛盾的运动中不断开辟前进的道路，总是从历史活动的实践和比较中不断寻找、揭示和发展指导自己前进的真理。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密切联系群众是其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巩固政权，人民群众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如果脱离了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政党就会失去力量的源泉，党的事业就会面临严重的危险。
这个重要论断反映了党的地位的历史性变化所带来的深刻影响。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经过长期不懈的奋斗，从被压迫、被屠杀、被围剿的地位转变为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居于领导地位，这是党的地位的历史性变化。党的地位的这种历史性变化，既为广大党员干部提供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有利条件，也容易使一些意志薄弱的党员干部产生脱离群众的危险。执政以前，在残酷的革命战争和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党离开群众就不能生存。执政之后，能否正确对待和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能否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对每个执政党成员来说都是一个新的考验。在和平环境里，党内一些意志薄弱者容易产生做官当老爷的官僚主义作风，产生不思进取、好逸恶劳、贪图享乐的错误思想。有的人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个人捞取不合理的和非法的私利，以至发生贪赃枉法、索贿受贿、权钱交易、挥霍人民财富、腐化堕落等腐败行为。所有这些，归根到底都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都是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和宗旨格格不入的。
这个重要论断是对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事实表明，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取得政权以后，不仅脱离群众的危险比未执政前大大增加了，而且脱离群众对于党和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未执政前大大增加了。列宁曾经尖锐地指出：对于布尔什维克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共产党相继丧失政权，教训是极为深刻的。这充分说明，人心向背决定政党兴衰和政权更替。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如果不注意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听任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侵蚀党的肌体，就会失去民心，甚至丧失政权。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执政党的建设和管理，比没有执政的政党要艰难得多。现在，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大政方针是深得民心的，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党的作风总的是好的。但是，随着国际国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党的队伍状况发生重大变化，我们党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考验，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方面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其消极影响和后果不可低估。我们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作风·形象·战斗力
张聿温
任何政党都有其作风。作风是一个政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的重要体现，是一个政党的创造力、战斗力和凝聚力的重要内容，也是人民群众认识、评判一个政党的重要依据。就我们党来说，党的作风和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党的创造力、战斗力、凝聚力，是紧紧相连、密不可分的。如果说我们党在八十年的辉煌历程中一贯重视党的作风建设的话，那么，作为执政党，尤其是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的执政党，就更加需要高度重视党的作风建设。这是时代对我们党提出的客观要求，是现实对我们党提出的严峻课题，也是人民群众对我们党寄予的殷切希望。
为什么党的作风建设如此重要？为什么应把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到如此高的地位？原因就在于，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这已经为我们党八十年的历史所证明。回顾我们党的历史，一个由十几名代表在一艘小船上孕育的党，确乎是星星之火，然而经过二十八年的不懈奋斗，居然战胜了强大的国内外敌人，取得了全国政权，原因之一就是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和发扬了优良作风。尤其是形成了著名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在全国人民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拥护，从而为赢得革命的胜利凝聚起不竭的力量。
当然，也不应当忘记我们党在作风建设方面曾经有过的教训。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从刘青山、张子善，到胡长清、成克杰，少数党员干部腐化堕落，由功臣变为罪犯，由公仆变为公敌，不也正是从作风的败坏上被打开缺口，进而蜕化变质的吗？某些地方党的组织软弱涣散，丧失应有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某些重大决策严重脱离实际，严重脱离群众，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极大损失；某些领导干部口碑差，威信低，不但得不到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反而由于他们的恶劣言行，给党和政府抹了黑，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威信，不也正是由于作风上出了问题吗？事实告诉我们，党的作风建设既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又是一项现实而紧迫的工作，必须下大力气抓紧抓好。
作风是无形的，但又是可以品味评判的。党的作风是一个复合概念，它包括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又是千百万共产党员自身作风的凝聚。形象是直观的，但内涵是无限丰富的。党的形象，既是广大党员群体形象的集合和升华，也蕴涵着人民群众对党的认识、评价和期望。党的作风和形象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维护和塑造党的光辉形象的光荣和艰巨，也决定了每一个党员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只有全党行动起来，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带头，人人从我做起，一方面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一方面同违反、败坏党的优良作风的言行作斗争，并且与时俱进，努力在新的实践中培育新的作风，我们党的形象才能更加光辉，党的战斗力才能更加坚强，党的群众基础才能更加雄厚，党也才能永葆生机与活力。
世上有所谓权力的力量，还有人格的力量、形象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格的力量、形象的力量远远胜过权力的力量。因为，权力总是有限的、暂时的，而人格的魅力却是无穷的，形象的感召力是永恒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脱离人民群众。只有坚持不懈地加强作风建设，才能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风出形象，形象出战斗力，作风、形象、战斗力关系党的生命。明乎此，我们就会有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就会自觉地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从而使我们党的作风建设出现一个新的局面，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战斗力和凝聚力，为实现新世纪的伟大目标提供强大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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