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8月25日人民日报第3版

第3版(国内政治专页)
专栏：

怀念陈毅同志
唐家璇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陈毅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们缅怀他为新中国外交事业做出的丰功伟绩，学习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无私无畏的浩然正气，继承他光彩照人的外交风格和艺术，对于搞好新世纪的外交工作和外交队伍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陈毅同志遵照毛主席指示，参加了接待“美军观察组”的工作，是我党对外工作最早的实践者之一。1958年2月，陈毅同志继周总理之后兼任外交部长，不久又兼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陈毅同志积极协助毛主席、周总理制定我国外交战略方针，同时又承上启下，创造性地贯彻中央的外交路线和政策。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定意志，国际主义者的宽广胸怀，诗人的豪放激情和元帅外交家的大智大勇，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活跃了十多个春秋，为开创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世界外交舞台上树立了独具魅力的风范。
　　陈毅同志坚定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于敌视、损害中国的言行，他敢于横眉冷对，据理驳斥，毫不含糊。他不畏强暴，敢于斗争，坚决反对外来干涉、控制和威胁，充分体现了一位伟大爱国主义者的英勇气概。1958年8月23日，为反击美蒋的战争叫嚣，毛主席一声令下，万炮齐发金门、马祖。与此同时，陈毅同志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及时揭露了杜勒斯的所谓“停火”、“脱身政策”和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最终，美国不得不从台湾地区撤走部分海空军，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对于苏联企图控制我国的行径，陈毅同志也进行了有力的抵制。他在1962年日内瓦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苏联的卫星重一千吨。但有着6亿人口的中国是太重了”，“我们不希望拥有卫星国，但也决不做任何人的卫星国”。陈毅同志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言行，极大地鼓舞了我国人民，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陈毅同志不但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他根据中央制定的外交战略和毛主席提出的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积极支持亚非拉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他鲜明地指出，顶住霸权压力，支持小国穷国，团结亚非拉，共同反帝反殖，应是中国外交的一大特色。他刚就任外长，就随周总理访问朝鲜，安排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回国。他意味深长地对志愿军官兵说：“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不要去充恩人。”“信陵君解了邯郸之围，驰名天下。一位朋友劝他不要骄傲，忠告信陵君说：‘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他协助周总理同许多邻国通过和平协商、互谅互让，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和双重国籍等问题，进一步发展了我国同邻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他三次访问非洲，对非洲国家的独立运动和反种族主义的斗争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和鼓舞。他积极协助周总理制定我国同非洲国家关系五项原则和我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并认真抓好落实，为推动我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合作与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他担任外长期间，我国迎来了与我建交的第二次高潮，其中主要是亚非发展中国家。
　　陈毅同志在战场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外交战线上也是胸怀全局、深谋远虑。早在1962年，他就提出，国家之间意识形态问题不必和国家关系紧紧连在一起。1969年，他受毛主席、周总理委托主持四位老帅务虚会，全面深入地研究国际形势，提出了一系列打开外交工作新局面的战略性意见和建议，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高度重视。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对国际形势发展的预计和对世界主要矛盾的分析完全符合实际。1970年1月，中美华沙大使级谈判恢复。第二年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派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双方发表公告，宣布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公告的发表当即震动了全世界。
　　陈毅同志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外交工作。他重视理论学习，又有多方面丰富的实践经验，因而善于理论联系实际，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紧密结合起来。他一向主张，中央确定的原则一定要坚持，而实现原则的策略需灵活运用，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善于胜利。对于中美华沙谈判，他指示王炳南大使可同美国大使问好、握手，星期天请吃顿饭，“不一定老是那么紧张嘛”。1965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路过北京，提出想见毛主席。陈毅同志从中苏关系的大局着眼，建议毛主席还是一见为好。毛主席欣然采纳了他的建议。陈毅同志倡导把正式谈判和私下交往结合起来。他参加国际会议时，也是把会上发言同会下交谈紧密结合起来，通过个人交谈，沟通思想，求得共识。1961年5月，他率团出席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期间，根据毛主席、周总理批准的方针，主动灵活，纵横捭阖，通过频繁的会外活动，推动会议打破僵局，圆满结束，为我国博得了崇高的国际声望。周总理称赞他“在对外活动中有鲜明的特色和独到之处；言谈中往往有新创造、新境界”。
　　遵照毛主席、周总理关于开展民间外交工作的指示，陈毅同志为我国民间外交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他每年都要会见上百批来自五大洲的民间代表团和友好人士。他高瞻远瞩，襟怀坦荡，常以“应知重理想，当为世界谋”的豪迈气概，广交朋友，增进了解，加强合作。他知识渊博，多才多艺，善于寓重要政策观点于闲谈之中，往往在谈笑风生中，消除了误解，加强了信任，赢得了各国人士发自内心的敬佩。他曾向日本自民党著名政治家松村谦三先生建议，“围棋、乒乓、书法、兰花都可以交流”。在他的倡议影响下，中、日两国围棋界开始交流互访。1964年12月，日本29位著名围棋手发表呼吁书，号召日本800万棋手参加要求恢复中日邦交征集3000万人签名的运动。同日本的民间交往遍及日本各界和各个阶层。陈毅同志对常驻我国的外宾和外国专家也关怀备至。他与斯特朗、西园寺公一、路易·艾黎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都有深厚的友谊。在毛主席、周总理和陈毅同志的领导和推动下，我国的民间外交得到迅速发展，与国外的交往成倍增加，出现了“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的大好局面。
　　陈毅同志一向高度重视调研工作。他再三强调：办外交，既要纵观全局，抓大事，又要见微知著，善于抓住动向；在国外工作要见事早，得机早，才能争取主动；要做到见事早，得机早，办法就是调查研究。他每年都在外交部组织几次形势务虚会，把毛泽东思想的战略原则运用于外交斗争之中，及时向中央提出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和对外交工作的建议。他在务虚会上说，为了保证对外工作不丧失主动，必须提倡敢说敢做的风格；敢说又说得正确，这是最好的；敢说，而说的不完全对或有错误没有关系，因为这有助于改正错误，也是好的；最不好的是什么也不说。他指出分析形势要经常注意量和质的变化，找转变点，要估计到各种情况。他还提出，我们对国际形势的讨论要以虚带实，对解决实际问题能有所指导和帮助。他多次提出要主动多做工作，加强活的调研，多了解掌握活的情况。在他的指示下，外交部成立了研究室和各司调研组，以加强对国际形势的调研和对调研干部的培养。
　　陈毅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无私无畏、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一生。“石可破也，不可夺其坚；丹可磨也，不可夺其赤”。这就是陈毅同志的风格，也是他能不断为党和人民建立丰功伟绩的根本原因所在。他始终以高度的党性原则，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决定的外交方针政策。他接任外交部长时，周总理送他“外交工作，授权有限”八个字。他把这八个字奉为座右铭，信守不渝，并多次教育外交干部切实遵循。他经常强调，外交事务是国家大事，出了差错不是个人得失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利益和声誉；对外工作要严肃认真，重大问题必须请示，绝不能掉以轻心，自作主张，感情用事。凡是中央给他的工作，他总是坚决照办，努力完成。常常是中央会议刚结束，他主持的外事单位负责人会议就开始；上午同周总理谈工作，下午就向外事口领导人传达布置。毛主席赞赏他说，“陈毅这个同志，只要接到命令，没有不全力执行的”。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陈毅同志宁作雪里青松，不作墙头芦苇，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顶着逆风，大声疾呼，外交大权属中央，不能夺。他在接见归国留学生代表时说：“我们已老了，是要交班的。但是，绝不能交给野心家、两面派。不能眼睁睁看着千百万烈士用自己宝贵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对污蔑他的不实之词，他坚定地回答，他执行的是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高度结合的革命路线，是真正的马列主义，对得起我们列祖列宗。许多好心人劝他少讲话，以免招来更多的攻击。他说，“如果我看到问题不讲话，我这个共产党员一个铜板也不值”。1967年2月，他怒斥江青、陈伯达、康生等妄图篡党夺权，残酷迫害老干部的罪行，被打成所谓“二月逆流”的黑干将，遭受诬陷和迫害。在他个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时，他仍时刻关心国家的安危和荣誉，对党的事业的光明前途始终充满信心。“革命重坚定，永作座右铭”是陈毅同志坚定革命意志的如实写照。
　　陈毅同志不仅在对外工作中取得了光辉的业绩，而且为外交队伍的建设辛勤操劳，协助周总理锻炼和培养了一支合格的外交队伍。他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和外交工作的需要，一再强调要把外交队伍建成一支有理论、有思想、有纪律、有战斗力的“文装解放军”。他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要求外交干部要又红又专，政治结合业务，反对空头政治。他要求外交干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强调要系统全面地学，领会精神实质，要从经典著作中学会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他还要求外交干部刻苦学习外交业务知识和各种技能，做多面手。他说，没有丰富的知识，一问三不知，说话干巴巴，办不好外交；不把外语学好，不便交流思想，也办不好外交。他还号召学习要有一股傻劲，钻进去，搞它十年八年，甚至一辈子，钻出个名堂来。
　　陈毅同志在使用干部上一贯坚持组织原则，任人唯贤，搞五湖四海，不拉山头，不搞宗派。他知人善任，雍容大度，不以个人好恶论人才，不以一时一事定是非，公道正派，纪律严明。越是领导干部，越是老部下，他要求越严。在周总理和陈毅同志的领导下，外交部树立了实事求是，团结协作，站稳立场，熟悉业务，严守纪律，雷厉风行，廉洁奉公，勤俭办外交的优良传统。所有在陈毅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过的老同志回忆起来，都感到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带劲，关系融洽，心情舒畅，精神焕发。
　　陈毅同志离开我们虽然已近30年了，但是我们外交部的全体同志依然对他充满了无限的景仰和怀念。他的精神、品德、才干和作风，将永远鼓舞和激励我们奋勇向前。在新的世纪，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不断开创外交工作和队伍建设的新局面，为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促进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这是对陈毅同志最好的纪念。 50Z品论天涯网

第3版(国内政治专页)
专栏：

功勋著中华风骨炳千秋
——纪念陈毅元帅诞辰100周年
张万年迟浩田
　　今年8月26日，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之一——陈毅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深切缅怀他光辉战斗的一生，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这对于激励我们在新的世纪加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
　　20世纪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充满曲折和辉煌、艰难与光荣的世纪。在这个翻天覆地的历史进程中，涌现了一批杰出的历史人物。陈毅同志就是其中一位文韬武略、光彩夺目的将星。他为人民军队的创建与发展、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的诞生与强大，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陈毅同志1901年8月26日生于四川省乐至县。1919年，他怀着救国救民的思想远涉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10月，因参加中国留学生的爱国运动，被武装押送回国。1922年秋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进入北京中法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受李大钊派遣，回四川策动兵运，参加了泸（州）顺（庆）起义的组织工作。1927年春到武汉，5月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共委员会书记。
　　1927年8月，武汉国民政府继蒋介石之后叛变革命，他转赴江西，在抚州赶上南下的南昌起义军，任第11军25师73团团政治指导员。起义军主力失败、第25师余部濒于溃散时，他协助朱德重新编组部队，转战闽粤赣边界。1928年1月参与领导湘南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党代表。4月同朱德率部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先后在红四军中担任第12师师长、军政治部主任、军委书记、前委书记，参与领导红四军的建设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9年8月赴上海参加军事会议，向中共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支持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红军行动策略和用无产阶级思想建军的主张，并代中央起草了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不久回到红四军，协助毛泽东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古田会议决议》，为探讨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确立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30年以后历任红六军政治委员、红二十二军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等职，参与领导中央苏区建设和历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陈毅因重伤未愈，被留下坚持斗争，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与中央分局书记项英一起，领导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牵制和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中国革命保存了南方的战略支点和一批战斗骨干。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毅参与新四军的组建工作，在领导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转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新四军成立之初，陈毅任第1支队支队长，为贯彻向东作战和向北发展的方针，1938年5月，他率第1支队主力挺进苏南敌后，与第2支队协力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他根据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方针，率江南主力北渡长江，进行了黄桥战役，开辟了苏北抗日根据地，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11月，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陈毅任副总指挥并代理总指挥。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重建，陈毅任代理军长，与政治委员刘少奇统率新四军连续粉碎了日伪军对盐阜、苏中、苏南和淮南等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蚕食”和“清乡”，使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获得了新发展。1942年春刘少奇返延安后，陈毅领导新四军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全面加强部队建设，巩固发展了抗日根据地。1945年春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毅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山东野战军司令员。他积极贯彻中央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于1945年10月至1946年1月，指挥所部发起津浦路阻击战，迟滞了国民党军从陆上向华北推进。1947年1月，陈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等创造性地执行中央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作战方针，在粉碎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中，指挥部队连续取得了宿北、鲁南、莱芜等战役的重大胜利，夺取了华东战场的主动权。在国民党军集中重兵集团对山东进行重点进攻时，他领导指挥了泰蒙、孟良崮等战役，彻底粉粹了敌“鲁中会战”计划。1947年秋，他与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主力一部实行外线作战，挺进豫皖苏，配合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开辟中原解放区，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48年5月，陈毅除继续担任华东军政职务外，又兼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书记和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与刘伯承、邓小平一起统一指挥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发起淮海战役，使国民党军在长江以北的主力丧失殆尽。1949年1月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所部参加渡江作战，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及东南广大地区。5月兼任上海市军管会主任和市长。
　　新中国成立之后，陈毅指挥部队解放了东南沿海岛屿，并组建了华东空军和上海防空军。同时领导上海人民战胜国内外敌人的破坏和封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有力地支援了国防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1953年底，他出席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作关于坚持部队政治工作制度的发言，并在会后与罗瑞卿、谭政一起主持审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件（草案）》。1954年，陈毅任国务院副总理，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8年以后兼任外交部部长，在以主要精力从事外交工作的同时，继续参与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1966年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反党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被诬陷为“二月逆流”的重要成员，遭到严重迫害。1969年夏，他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同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一起，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的战略性建议，对70年代我国在外交上获得重大突破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
　　陈毅同志在我军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中，以文武兼资、博学多才而著称。他不仅广泛涉猎古今中外的军事名著，而且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革命战争和军队建设的实际进行深入研究，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陈毅在参与领导人民军队创建与发展的过程中，坚决拥护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人民军队的建军方针、原则和政策，并在实践中做了大量创造性的工作。陈毅始终坚持把政治建设作为军队建设的根本，并将这一思想体现在中央给红四军的指示信中，为“古田会议”解决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等重大建军问题奠定了基础。皖南事变后他任新四军代理军长，在论述新四军建军任务时，针对一些人对统一战线中军队性质的模糊认识，要求全军养成服从党的绝对领导的“天性”。他认为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是政治建军的基础和保证，要求将政治工作贯穿到部队的军事行动和各项工作中去，以保证党的路线、政策和上级命令的实行，保证作战胜利和其他各项任务的完成。
　　陈毅十分重视我军的装备技术建设。他在主持新四军工作时就提出：“在军事组织和军事技术上的优越性，要达到并越过现代中国军队的水平”。他要求部队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利用一切战争间隙加强军事教育和战术研究。“一面打仗，一面建设”，不断改善部队武器装备。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及时向部队提出了“增加新知识，学习新技术”的要求，主张大力发展国防技术，迅速提高我军现代化水平。1956年，他作为副总理兼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领导制定了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当我国遭受严重经济困难，原子弹、导弹等尖端科技项目面临“上马”还是“下马”的两难处境时，他力主继续攻关，表示“当了裤子，也要把我国的尖端武器搞上去”，体现了他大力推进国防科技建设的坚定决心。
　　陈毅善于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律，善于总结部队的作战经验，并从中概括出具有指导意义的战略战术原则。在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中，包含着陈毅的智慧和创造。陈毅认为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实际上是一种“城乡”斗争，敌之优势集中在城市，我则必须发展农村游击战争。早在1929年9月，陈毅总结红四军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即提出了14条游击战战法。抗日战争中，他先后发表了《论游击战争》、《华中实战的经验教训》、《我们应采取的战略战术》等文章，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具体情况出发，系统探讨了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及战略战术，提出了一系列反映游击战争基本规律的作战指导原则。解放战争中，陈毅认为，当革命战争发展到大兵团作战之后，总的作战方针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战略防御阶段应以运动战为主，就是“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创造有利时机，选择战场，集中兵力，四面包围”，实现内线歼敌。战略进攻阶段，要逐渐加大阵地战的比重，并与运动战相互配合。
　　陈毅对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和革命战争的社会历史条件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始终将创建、坚持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作为夺取革命战争胜利的前提和基础，并为之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开创性的根据地建设的思想。早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他就深刻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这反映他对尚未被党内许多同志所接受的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透彻理解。他指出，必须努力创建农村根据地，并“波浪式”地发展到全国。要在根据地内实行正确的土地政策，调动农村最广大群众拥护和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要全面加强根据地的军事建设、组织建设和经济建设，形成人民战争的整体优势，使地方党、政府和人民也都各有战斗岗位，把根据地的千百万人民锻炼成一支政治、军事大军，去战胜强大敌人。
　　陈毅是我党我军最早对毛泽东军事思想进行系统概括和阐述者之一。1944年5月至1945年3月间，他在为准备党的“七大”起草的《建军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毛泽东军事学派”的概念。系统地分析了毛泽东军事学派产生的时代背景、突出特点、核心内容和它对赢得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毛泽东军事学派是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产物，其特点是用实事求是的方法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发现和掌握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其本质是研究和回答革命人民及其军队如何能以少胜多、以小敌大、以弱胜强，在实力相差悬殊的条件下战胜强大反动统治者和侵略者的问题，它代表了中华民族军事史的光辉成就。陈毅的这些阐述，对全党全军坚持、学习、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陈毅同志在军事理论上的贡献，对于夺取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指导人民军队和国防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其基本精神，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军事斗争，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
　　陈毅同志之所以能在创建人民军队、进行革命战争、创立和建设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留下光辉的足迹，不仅在于他的雄才大略，而且在于他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崇高的道德风范。他的革命家的思想品格和诗人的豪迈情怀，形成了独特的人格魅力，深受人民怀念。
　　陈毅对共产主义事业和中国革命斗争怀有必胜信念。无论形势多么严峻、环境多么险恶，他都坚信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事业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有扭转乾坤的伟大力量，这在中国革命几次低潮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南昌起义部队遭受严重挫折的时候，他坚定地协助朱德重整队伍会师井冈。红军主力长征北上后，蒋介石为彻底消灭南方的革命武装，调集数十万军队向各游击根据地进行长期反复“清剿”。在严峻的白色恐怖之下，陈毅坚定地指出，“革命红旗不会倒，斗争一定要开展，在斗争中求生存，在斗争中求发展，在斗争中求胜利”。1936年陈毅被困在梅山树林草莽之中长达20多天，他在九死一生之际，写下了著名的《梅岭三章》，充分表达了他革命到底、至死不渝的革命气概，教育了无数革命后代。皖南事变后，陈毅在危难中重建新四军军部，任新四军代理军长，使新四军迅速获得了新的更大的发展。
　　陈毅始终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忠于人民，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他都与群众保持着亲密关系。他曾在《赣南游击词》中写道：“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他还有句名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这些发自肺腑的语言，充分体现了他与人民的血肉深情。他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和部属，要做到“以人民的切身利益为自己的利益，一碗一筷之微，必须不可侵犯”。新中国成立后，身居高位的陈毅始终将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廉洁奉公。他担任上海市市长后，家乡的一些亲友来到上海，要求帮助解决工作、入学等问题，他一个也没有答应。他说，你们远道来上海看我，住上十天半月我欢迎，但要我给你一个工作，说上十天半月我也不同意。他还意味深长地对家里的亲友说：“从前，全家节衣缩食支持我革命，现在仍然要支持我革命，具体说，就是要遵守党和国家的纪律，发扬艰苦奋进的传统。”他不徇私情，公忠体国，深得人民的爱戴。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这是陈毅一身正气、刚直不阿品格的真切写照。他嫉恶如仇，敢于斗争，从不向错误和邪恶低头，具有坚强的党性原则，对于一切有损于革命利益的言行，他都挺身而出进行抵制。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他对当时中央领导人推行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左”倾军事路线带来的严重后果深表忧虑，连续发表了《几个支点守备的教训》、《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潮流》、《最近时期西北线游击斗争的检讨》等文章，主张红军应“集中一切力量潜入敌人之远后方”。但这些意见没有被采纳，反被指责为“鼓吹游击主义，实属典型的机会主义”。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坚决抵制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倒行逆施，义正辞严地指出：“现在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10年、20年不治。”“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他为此遭到严重迫害，仍不改初衷，坚持斗争。
　　陈毅同志光明磊落，胸怀坦荡。他不但敢于坚持真理，而且敢于修正错误，从不文过饰非。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从不向敌人低头，但对自己的同志，我常常自我批评，很愿意低头，胜利时如此，不利时也是如此，即使失败亦是如此。”他的这种虚怀若谷、知过必改的精神在红四军“九大”前后表现尤为突出。红四军“七大”以后，毛泽东因在红四军的建设问题上与其他领导同志存在意见分歧而离开了红四军，陈毅在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从而如实地向中央反映红四军的情况，回到红四军后主动检讨自己，请回毛泽东主持红四军的工作。正是由于陈毅实事求是的精神，才有红四军“九大”的召开和《古田会议决议》的产生。1946年8月，山东野战军在泗县战斗中受挫，对此陈毅一不抱怨部属，二不抱怨同事，而是主动承担责任。他在给伤亡较大的第8师领导的信中说，仗未打好，“不是部队不好，不是师旅团不行，不是野战参谋处不行”，主要应由“我这个统帅”负责。使第8师的领导深受感动，部队低落的情绪一扫而空。
　　陈毅同志的品格和风骨，为我们矗立起了一座垂范千秋的精神丰碑。我们要学习他追求革命真理，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学习他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坚韧不拔，在危急关头勇当大任的大无畏精神；学习他热爱人民，依靠人民，忠于人民，清廉勤政的高尚品德；学习他坚持党性原则，仗义执言、刚直不阿的青松风骨；学习他襟怀坦白，严以律己，勇于承担责任，虚怀若谷的宽广胸襟；学习他勤奋好学，从不满足，孜孜以求的进取态度，认真做好党和人民交给的各项工作。我们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军队党的建设，为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为实现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50Z品论天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