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人命重于专利
李新烽
人命与专利，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话题，把二者扯在一起，源于南非的一宗官司。
这宗官司与艾滋病密切相关。1997年，南非制订了《药品及相关产品管理法》修正案，授权政府采取非常手段获得廉价药品，使贫穷病人，特别是艾滋病患者能够买得起药。其一是允许进口外国生产的、没有专利许可证的廉价药品；其二是在未获专利许可证的情况下，允许生产拥有专利的廉价药品。一句话，南非可以无视国内外专利权，生产或进口自己急需的药品，从而大大降低药品价格。
这一凌驾于专利法之上的法律，立即受到药品制造商群起围攻。在南非的39家国内外制药企业携手将政府告上法庭。他们认为，医学研究费时费力费钱，开发新产品和宣传新产品需要不断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医学知识产权和医药专利不能受到侵犯。况且此例一开，后患无穷，广大贫穷国家纷纷效仿，制药企业的利益从何而来？
谁也未料到，这场“人命与专利”官司一打便是3年。今年3月，比勒陀利亚高等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原告因内部意见分歧而要求休庭；4月再次开庭时，作为原告的跨国制药企业却撤销诉讼。结果南非政府赢得了这场“道德官司”。
跨国制药企业开始理直气壮、气势凶猛，最后为何又主动让步呢？是良心发现，还是不得已而为之？回答这一问题，需要首先认识一下艾滋病对人类的危害。自20年前的6月5日在美国洛杉矶被发现以来，这种“怪病”以惊人的速度席卷全球，使5800万人受到感染，其中2200多万人丧生。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日前强调指出，艾滋病使全世界400万儿童活不过15周岁，而在艾滋病的死亡人数中，4／5正处于20至50岁的人生之黄金年代。
在非洲，艾滋病更是猖狂肆虐。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统计，艾滋病已夺去了约1500万非洲人的生命，另有2500多万非洲人携带艾滋病毒；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kk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艾滋病感染者竟占全球总数的70％以上；该地区1200万儿童因艾滋病而成为孤儿。在南非，每月有5000名婴儿携带艾滋病毒出生，如果缺乏治疗将活不到10岁；全国约有30万15岁以下孩子的父母成为艾滋病的牺牲者。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认为，世界上中低收入国家预防和治疗艾滋病每年要花费70亿至100亿美元，而目前它们因财力所限仅投入了20亿美元；另一方面，艾滋病严重危害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再以南非为例，到2010年，艾滋病对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200亿美元。
艾滋病猛于虎、烈于豹，不是危言耸听，而是铁的事实。在如此严峻的形势面前，在人命关天的紧急时刻，所谓“专利”，所谓“盈利”，其分量究竟有多重？药品制造商如果利欲熏心而变得心如铁石，如果闭目塞听而对事实置之不理，继续让其药品价格居高不下，则无异于见死不救。
诚然，专利法是保护专利拥有者的利益的。那么，为什么要保护这些专利拥有者的利益呢？毫无疑问，是为了促进科学技术健康而有序地发展，进而推动人类社会健康而有序地前进。可是现在，人的生命正在受到艾滋病的严重威胁，如果为了“盈利”而死守所谓“专利”不放，则无异于本末倒置。
正是因为“人命重于专利”，“穷人的命贵于药商的钱”，南非制订的法律“修正案”得到国内外的支持。每当法院开庭之际，无国界医生组织、艾滋病组织等非政府组织积极声援南非政府；今年3月，不结盟运动卫生部长会议专门发表声明，代表100多个不结盟运动成员国支持南非政府制订的“修正案”。
古人云：“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在道德力量和国内外舆论的双重压力下，跨国制药企业提出撤诉，主动让步。人们普遍认为，“对生命的重视可以逾越对专利的尊重”是该案得出的重要结论；“生存权高于专利权、高于一切”在该案中得到再次验证。这一“人命与专利”官司的影响与意义是深远的。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萨那古城门，称为也门之门，古城印证着阿拉伯族人民沧桑历史文化，城内商业街常是游人往来光顾之地。 姜延新作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韩国教堂
穿行在韩国高速公路上，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皆可见许多卓尔不凡的教堂。王成喜作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友谊之花
拉美三友
郭元增
从事党的外事工作已有30多个春秋，接触过许多拉丁美洲政党方面的朋友。他们不管政治观点如何不同，但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态度一样，都愿意促进双边关系的不断发展。他们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眼前。
邂逅中国电站工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大国曾对我国实行严格的政治和经济封锁，当时同我党交往的主要是共产党，在拉丁美洲就有20来个。卡洛斯·丹尼利是我那时结识的一位巴西朋友。
丹尼利1959年和1965年两次访华，两次聆听毛主席关于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历程的谈话。而令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1968年4月在江西遇到的一件事，堪称中巴两党友谊的一个插曲。
1968年4月20日，我陪丹尼利参观完井冈山，在永新到吉安之间的一段公路上，一人骑着自行车突然在我们的汽车前面向右方骑过去，我们的司机紧急刹车，但为时已晚，骑车人被撞出三四米外，躺在路边，自行车变了形。丹尼利和我们几乎同时从车上冲下，丹尼利一条腿跪在地上，把骑车人抱在怀里。值得庆幸的是，骑车人并无大碍。经过几分钟镇静，他不好意思起来，一再检讨自己没有遵守交通规则，不该靠左边骑车，更不该急拐。这时江西省外办的汽车赶到了，把骑车人扶上车，继续向吉安前进。当我们两辆汽车来到吉安市委招待所时，丹尼利发脾气了：“为什么不先送受伤者去医院？我的休息有什么重要？！”外办同志解释说，被撞者并没有受伤，而且这就送他去医院。那天晚上大约10点钟，外办的同志交给我一封信，我即翻译给丹尼利听，信中说：“外宾同志，我是井冈山水电站工人，因违反交通规则，影响了您的旅行……”丹尼利听罢，连连点头称赞：“中国共产党教育的工人好！”丹尼利1970年8月再次访华，还谈起与那位井冈山工人的邂逅。很可惜，丹尼利1972年12月牺牲在巴西军政府的监狱里。
“不到长城非好汉”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提起罗贝托·阿西亚因的大名，300万乌拉圭民众中没有几个不知道的。这不仅是因为那时他是乌拉圭执政党红党的国际书记，而且是一位活跃的国会议员，更重要的是，他在乌中关系正常化中立了大功。
阿西亚因首次访华是1985年5月。阿西亚因在同我党和政府领导同志会谈中指出，阻碍乌中关系正常化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与台湾断交，乌每年生产的两万吨羊毛销路是否会失去保障；第二，乌方上下对新中国了解太少，可能影响其接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现实。针对他的忧虑，我方作了充分的说明。
1985年5月13日，阿西亚因一行游览八达岭长城。刚登上去，看到许多人在一块竖着的牌子前拍照留念。我告诉他，那是毛主席的一句诗，“不到长城非好汉”，我还把毛主席这首诗向他作了介绍。爬长城对阿西亚因来说绝不是易事，因为他身高2米，体重大约150公斤。但他坚持要往上攀登。当登到距东边最高点一半路程时，他已是大汗淋漓，气喘吁吁。我劝他上边那半段留待下次再上，他笑笑点头同意了。5月17日，代表团来到山东泰安。山东同志安排阿西亚因一行登泰山。不巧公路全面维修，游人只能沿6000多个台阶拾级而上。阿西亚因执意要上这座中国历史名山。到了中天门，改乘缆车来到泰山顶端。阿西亚因说，乌拉圭全国没有山，只有丘陵，“不登泰山，将终生遗憾”。他还感慨地说，发展乌中关系如登长城上泰山，只要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精神，一定能实现。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乌中双方共同努力下，尤其是在阿西亚因广泛游说之后，乌中关系终于在1988年2月得以实现正常化。阿西亚因后来又几次访华，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架起智中友好的桥梁
在南美洲，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是智利，那是在1970年12月，智利社会党人执政之初。多年来，中国与智利，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和智利社会党之间，保持着高层互访不断，即使在该党长期在野时也是如此。而1998年社会党领袖里卡多·拉戈斯的访华，使中国共产党和智利社会党、中国政府和智利政府之间的关系更上一层楼。
1998年4月12日，身为智利社会党、智利争取民主党领袖、智利内阁公共工程部长的拉戈斯先生，应我党邀请率团抵达北京。从机场绕道长安街去香格里拉饭店的路上，他被北京古代和现代建筑群深深吸引，似乎不愿放过每一座重要的建筑。4月23日，江泽民总书记会见了拉戈斯。拉戈斯除了介绍他的中国之行的观感之外，又同江泽民总书记勾勒出我们两党、两国关系新的前景。
拉戈斯说，北京作为世界大都会，使古今文明巧妙结合，堪称一个典范。西安作为中国5000年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令人神往，而上海、广州则是中国现代化的代表，和世界现代化城市相比毫不逊色。拉戈斯说，通过10天的访问，对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有了一个直观的了解，更加坚定了未来智中合作的信心。拉戈斯说，太平洋把智利和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智利完全有条件成为中国与南美共同市场交往的桥梁，智利将进一步改善它的港口和码头。智中的合作将可以抵御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带来的不利影响，智中在21世纪，即“太平洋世纪”中将发挥巨大作用。江泽民总书记对拉戈斯的看法表示赞同，希望中智两国在未来的合作中硕果累累。
1998年4月24日拉戈斯一行带着满意的心情离京回国。我们祝愿他像拉美80年代以来访华后顺利当选总统的14位政党领导人那样，在1999年底的大选中也如愿以偿。果然不出所料，拉戈斯于2000年3月11日当选智利总统。2001年4月当江泽民主席踏上智利土地时，两位领导人又一次热烈地拥抱在一起，为智中友好掀开了新的一页。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漫话巴服
杨叙
站在我家的阳台上，刚好可以看见隔壁巴基斯坦人家的后院。每一个晴朗的日子里，用人都要出出进进地在绳子上晾满花花绿绿的衣服。巴基斯坦人的穿着和他们的食品一样，保持着极为浓郁的民族特色，为了简洁，我们索性称之为巴服、巴餐。
巴服不分男女老幼，统统由“卡米兹”和“沙尔瓦”组成，只是女人多了一条“杜巴达”。卡米兹是长袍，沙尔瓦是裤子，杜巴达是围巾。
早就知道巴服以宽松肥大著称，不过头一回看到邻家晾衣绳上的“沙尔瓦”，我还是吓了一跳。它那时候正无拘无束地挂在微风中，懒洋洋地晒着太阳，九寸的裤脚三米的腰，哪里像是裤子，简直是个硕大无朋口大底小的口袋。据说沙尔瓦只有长短之分，没有宽窄之别，这种不论环肥燕瘦的一视同仁不知为裁缝省却了多少麻烦。对付这样的裤子，现代化的皮带自然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一条布绳拧制的裤腰带拦腰一系，颇有旧时侠风。
卡米兹和沙尔瓦自然是珠联璧合，小翻领，前面一排扣开到胸口，裙袍下摆长及膝部。有风吹拂时，卡米兹鼓荡飘逸，使女人颇有林下风致，使男人平添豪爽，可惜巴基斯坦不常起风。
任何民族的服装都不可能真的做到男女都一样，比如女人的卡米兹不是翻领而是圆领，女人的沙尔瓦在臀部打有一圈褶，这些小小的变动无疑可以突出女性挺胸撅臀的曲线美，更不用说还有杜巴达了。杜巴达是巴基斯坦女人的专用之物，它长约三米，宽有三尺，虽然样子和中国的长纱巾一般无二，可绝不能如中国女人那样以各种花哨的方式系在脖子上，它只能蒙在头上，或者从前向后搭在肩上，无系无绊，
像是神气活现的公主，没有谁能制约它管束它，所以巴基斯坦女人最常见的动作就是不时将滑落肩头的杜巴达放回原位。虽然人们时常可以见到杜巴达因拖曳在地而被践踏得春色凋零的惨状，但是仍然无法否认它给女性增添的妩媚，特别是当杜巴达松松地包住头时，额前秀发下的一双双大眼睛便会被衬托得格外明亮有神。
巴服之舒适不言而喻。甭管多么茁壮的一个人套在巴服里都有极大的回旋余地，巴服为身体的任何部位提供自由发展的充分空间，在别处或许受够了委屈的腹部腰部胸部在这里扬眉吐气，获得解放。
巴服之科学需要渐渐体会。伊斯兰堡全年最高气温达40多摄氏度，最低气温在10摄氏度左右，但巴基斯坦人总是那一身巴服。天凉时好办，巴服有包容一切的博大胸怀（不过不知为什么男人总喜欢在卡米兹的外面而不是里面套一件毛背心）。难以理解的是酷暑时，我们龟缩在空调房间里尚且短打扮，但巴基斯坦人在骄阳之下拖天扫地的居然安之若素。后来细细琢磨才恍然，巴服的面料以透气吸汗的棉布丝绸为主，巴服的颜色又以浅色居多，穿在身上不仅可以抵挡烈日曝晒，还能防止紫外线直接侵袭引起的皮肤癌呢。
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巴服具有这么多与生俱来的优点，难怪巴基斯坦人面对国际服装潮流的冲击不为所动了。巴服及不上中国传统的长袍马褂雍容，比不上西方早先的燕尾服华贵，但是我想，当郝思嘉对着镜子穿上勒着裙箍的绿花新裙，把她的纤纤细腰束紧到17英寸时，当我奶奶每天起身后花上五分钟把大襟上密密的扣襻从胳肢窝到下巴颏一个个扣严时，已经注定了它们不得不比巴服短寿的命运。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长春藤上的黑色奇葩
沈致远
2000年11月《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布郎大学的新校长》的社论。美国最负盛名的报纸专为一位校长的任命发表社论是极不寻常的。
这位校长名叫露丝·赛门斯，是一名黑人，出生在有12个孩子的贫苦家庭，曾祖母是黑奴，父亲原是贫农，后来在一家工厂当清洁工，母亲则为人家帮佣。位于罗德岛州的布郎大学是美国最著名的“长春藤盟校”之一，具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布郎大学素以贵族化著称，学生中不乏豪门富家子弟。小肯尼迪——肯尼迪总统之子，就是布郎大学的毕业生。过去美国有些贵族化大学连黑人学生都不接受，更遑论当校长了。赛门斯的任命不仅在布郎大学236年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在整个长春藤盟校中也是头一遭。
55岁的赛门斯能有今日实属不易，她是12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她小时候曾对母亲说：“我想进大学。”这个衣食都难周全的大家庭的主妇对女儿说：“那你只好去争取奖学金。”赛门斯果然争取到了，而且一路上升，直到取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她在哥伦比亚大学等高等院校担任过领导职务。
当美国大学的校长是很具挑战性的，既要具有企业家的经营才干，又要具有政治家的沟通能力；不仅要应付学生和教授的各种各样的要求，还要面对社会公众。美国大学校长最主要的任务是筹款，为此不仅要与创业有成的富有校友联络感情，还要周旋于权贵豪富的所谓上流社会。赛门斯很有才干，建树颇多。在斯密斯学院5年中，她所筹集的对学院的捐款比以前增加了一倍。她还在这所著名的女子学院创办了全美第一个女子工程学系，建立了学生工读制度等等。
赛门斯的风格可以从她在哥伦比亚大学处理一件事中看出来。1988年她任哥大非洲—美国系的代理主任时，决定聘用一位作家摩里逊担任教授。哥大的延聘委员会要求提供一份个人简历，被摩里逊愤怒地拒绝了，说她的作品就是简历。双方各执己见，互不让步。赛门斯从摩里逊的秘书处取得材料，自己为她写了一份简历交给该委员会，化解了僵局。赛门斯解释说：“我只是采用了一种直截了当的办法解决问题。”
《纽约时报》社论认为，赛门斯的任命具有历史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对黑人的歧视在美国已不存在了。事实上，这篇社论的出现恰恰说明，美国反种族歧视的道路还很漫长。赛门斯本人就有不愉快的经历，她虽然是大学校长，衣着也很讲究，但也曾多次在百货公司——包括布洛敏黛尔、萨克斯第五大道等著名公司，被保安人员跟踪监视。非洲裔和西班牙裔美国人总是被先入为主地认为会偷东西。赛门斯对学生说：“如果有一些勇敢而又聪明的领导人敢于阻止这种行为，我们就能改变这个社会。可以想象有朝一日，你们当中将会有人成为这些公司的主管。”
美国南北战争后，黑人奴隶得到了解放，但社会地位还是十分低下。直到马丁·路德·金倡导的民权运动兴起，公众特别是黑人中的种族平等观念逐渐滋长。美国议会后来通过了《平权法案》，其中规定少数族裔如黑人等有色人种在入学、就业以及承包政府工程等方面享有优惠权。法案实施后，黑人的地位有所改善，但也引起一些争议。有些州主张举行公民投票来决定是否废除《平权法案》，认为它对白人不公平，也助长了黑人的依赖性。
笔者旅居美国，虽属少数族裔，却主张机会均等，反对特殊优惠。地位和财富要靠自己努力去挣，而不是靠别人赐予。特殊优惠固然能使一些人暂时获益，但长此以往反而会害了少数族裔。赛门斯就是一个好榜样，她的名誉和地位是靠自己挣来的。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俄罗斯圣彼得堡彼得保罗要塞。被称为圣彼得堡的象征，始建于1703年5月16日，这一天便成为圣彼得堡的建城纪念日。位于市中心的兔儿岛上，形如一个拉长了的六角形，六只角为六个突出的棱堡，这些棱堡又由厚厚的城墙相连。要塞内可屯兵、储存武器和粮食。1717年，要塞成为国家政治监狱，曾关押过拉季舍夫、陀斯妥耶夫斯基、高尔基等，还囚禁过十二月党人。
罗雪村作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墨西哥之宝特吉拉
本报驻墨西哥记者张金江
“来一杯特吉拉，为友谊干杯！”特吉拉是墨西哥的一种龙舌兰酒，被视为国酒。特吉拉不仅香飘墨西哥，而且享誉全世界。最近，记者慕名踏访了特吉拉酒原产地特吉拉。
特吉拉镇位于墨西哥中央高原西部，属哈利斯科州，距州府瓜达拉哈拉50多公里。驱车出瓜达拉哈拉城西北30多公里，只见宽广平坦的山间谷地到处是一簇簇叶似利剑、绿中泛蓝的植物，有人工种植的，有野生的。人工种植的横看成排，竖看成行；野生的，田边地头到处都是。远处一座小山坡上用白色石头镶嵌的“TEQUILA”（特吉拉）十分醒目。哈利斯科州经济发展部的罗梅罗先生告诉我们，特吉拉地区到了。地里的植物就是酿制特吉拉酒的蓝色龙舌兰。
墨西哥据说有400多种龙舌兰，各地用它们酿制的龙舌兰酒五花八门，但在墨西哥和国际上最负盛名的是特吉拉。特吉拉是龙舌兰酒，但并不是所有的龙舌兰酒都能冠以特吉拉的名字。特吉拉酒有严格的产地和原料限制。墨西哥有关法规规定，只有哈利斯科州及其周围4个州的部分地区用蓝色龙舌兰酿制的酒经审查批准方可冠以特吉拉的名字，否则被视为侵犯工业知识产权的行为。而在法律规定的产地中，特吉拉地区生产的特吉拉酒名声最大。
公路边一个小镇子入口处的一尊巨型雕塑吸引了我们的目光：在硕大的蓝色龙舌兰球茎和酒桶的背景下，一位农民扬斧劈砍龙舌兰球茎，清醇的“酒液”从球茎和酒桶中日夜不停涓涓流淌。特吉拉酒乡到了。
特吉拉镇不大，人口只有5万多，却是个历史悠久的古镇，早在1530年西班牙殖民者入侵这里时，土著印第安人就世代在这里生活了。镇中心矗立着16世纪用火山石修建的大教堂，许多街道用石板铺就，石板路两旁是西班牙殖民时期建筑风格的房屋。
一进镇子，我们就闻到浓烈的酒香。镇政府秘书长普拉索拉介绍，特吉拉镇从17世纪初就开始酿制龙舌兰酒。由于这里的气候和土壤特别适合蓝色龙舌兰生长，再加上悠久的酿酒历史和长期积累的独特酿酒技艺，特吉拉镇酿制的龙舌兰酒名气越来越大，特吉拉慢慢就成了这里生产的龙舌兰酒的代名词。随着特吉拉酒声名鹊起，假冒伪劣品也多起来。为了保护特吉拉酒的声誉不被侵害，联邦政府制定了保护法规。现在全镇有特吉拉酒厂30多家，半数居民从事与酿酒业有关的工作，去年特吉拉产量达9599万多升，占整个特吉拉产区总产量的一半以上，不但供应国内市场，还出口世界各地，最大出口地是美国、欧盟，据说，去年还向中国出口了4万多升。SAUZA、CUERVO、ORENDAIN都是这里出产的名牌特吉拉。
镇政府安排我们参观了一个龙舌兰种植园和两家特吉拉酒厂。在龙舌兰地里，一位种了一辈子龙舌兰的老农说，酿制特吉拉用龙舌兰的球茎，龙舌兰从种到收要8到10年！老农手里拿着一个沉重的长把儿圆形扁铲，铲刃非常锋利。他说，收获龙舌兰时，就用它铲去叶子，留下球茎酿酒。球茎大的一个有150公斤，一般也在百十公斤上下，平均一个球茎出5升酒。说着，老农给我们演示了一番。只几铲，一大簇带硬刺的叶子就铲下来了，地上留下一个状如菠萝的茎。实际上，当地人就管龙舌兰的球茎叫菠萝。我们参观的两家酒厂，一家基本上仍用传统方法酿制特吉拉，一家已采用现代化生产设备，但生产程序大致相同。据技术人员介绍，酿制特吉拉酒要经过选料、蒸料、榨汁、发酵、蒸馏、窖存、装瓶等7道工序。窖存时间越长，酒质越佳，味道越醇。特吉拉陈酿为特吉拉酒中的上品。它一般在白栎木酒桶里陈放3至4年，酒色由当初的无色透明变为琥珀色，斟一杯，酒杯里立即散发出栎木和独特的龙舌兰的香气，抿一点儿，绵软悠长，满口留香，回味无穷。
当地人饮特吉拉的方式十分独特，一种叫桑格丽塔的红色辣味儿汁、切成小块儿的绿色柠檬、盐是特吉拉的必备“伴侣”，每人还要备两个细高的圆形小酒杯，两个酒杯分别斟满特吉拉和桑格丽塔，左手虎口上放一点盐，饮一口特吉拉，吮一下柠檬，舔一点盐，再饮一点桑格丽塔。如招待客人，主人还要和客人喝交杯酒，以示对客人的真诚。除单独饮用，用特吉拉和一些饮料还可以调制出许多种口味独特的鸡尾酒，这可能是特吉拉能风靡世界的重要原因。
当地人把特吉拉视为神赐之物，和客人同饮，一定会讲一个关于特吉拉酒来历的神话：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天，特吉拉的一些印第安农民正在地里干活，天空突然乌云翻滚，一个霹雳劈向大地，人们都吓坏了。霹雳过后，云开雾散，人们看到一株硕大的龙舌兰被劈成两半，裂开的球茎里翻滚着热气腾腾的汁液，飘出一股股醉人的酒香。大家非常惊奇，胆子大点的人战战兢兢地上前用手蘸点儿放在舌头上舔舔，顿觉满口生香，沁人心脾。他们给这种龙舌兰汁起了个好听的名子：“阿瓜密埃尔”，意为“蜜汁”。自此，当地印第安人就开始了用龙舌兰酿酒的历史，特吉拉在他们生活中也就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在镇子入口处塑造起描绘酿制特吉拉酒情形的雕塑，把“爱情、友谊、欢乐、酿酒、土地”镌刻在雕塑的基座上；他们在镇子里建起特吉拉博物馆，向人们宣扬特吉拉的神奇历史；他们每年12月都举行特吉拉酒节，纪念上天的慷慨恩赐和对他们的偏爱。上天把特吉拉和欢乐一块儿赐与了他们，特吉拉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他们永远歌颂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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