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6月29日人民日报第11版

第11版(国际周刊)
专栏：

　　日本战败投降后，一些日本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亲身经历了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
中国共产党的确伟大
　　——访日中和平友好会两位日本友人
　　本报驻日本记者管克江
　　日本侵华战争失败后，在中国东北地区有相当多的日本人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了争取中国人民彻底解放的革命，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做出了贡献。近日，记者采访了他们中至今仍健在、现任日中和平友好会会长花薗昭雄和事务局长岩本农夫雄先生。
　　花薗昭雄先生今年73岁，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时是伪满洲国的煤矿工人。1946年加入了东北建设青年突击队，后来担任过延吉市政府工作人员和第四野战军宣传教育干事等职务，1951年担任中南军区卫生部的民族干事。1956年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1958年回国。岩本农夫雄先生今年72岁，当年日本投降时他还在伪满学校读书。1947年加入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任专职司机。1953年回国。
　　花薗昭雄介绍说，日中和平友好会前身是1977年成立的中国归国者友好会，1981年改为现名。最初会员都是参加过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前日军士兵、工人或学生。后来不断有其他热心于日中友好的人士加入进来。现在比例约是一半一半。他说，1945年日本战败后，许多日本人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或者在铁路、医院和工厂工作，亲身经历了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这些人回国以后曾一度被政府视为“赤化分子”受到监视或迫害。中国是他们永久难忘的“第二故乡”。为此他们成立了日中和平友好会，目的是从反省过去的侵略战争出发，为促进日中两国交流往来和国民的相互理解而努力。日中和平友好会属于民间组织，经费并不充裕，但从1997年起，他们坚持每年捐助中国的希望工程项目，取得了一定实效。
　　两位老人回想起在中国参加革命的经历百感交集。花薗昭雄说，自己在中国“革命”了13年，想到曾经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做出过贡献，心里就暖融融的。岩本农夫雄先生说，最初他们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时情绪非常矛盾。因为自己是日本人，日本刚侵略过中国，杀了很多中国人。现在反而要为中国做事，一方面思想转变不过来，一方面担心受歧视。“全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好。中国共产党确实伟大。”岩本先生说，解放军官兵和老百姓对他们像自己人一样，平等公正，和蔼可亲，不仅不歧视打击，反而在生活上给予照顾。慢慢地，他们打消了戒心，乐于同中国人交往，适应了在中国军队的工作。不少人还因为作战勇敢或工作出色受到了嘉奖。岩本先生自豪地对记者说，他曾被国民党军队的炮弹弹片击中了右肩，至今伤痕历历可见。
　　两位老人谈到中国现在改革开放的成就更加喜悦。花薗先生说，他们回国后一直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中国的情况。1978年开始的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说着说着他翘起了大拇指。岩本先生说，他在中国东北搞了两个合资项目，效益都非常好，是当地的优秀企业。这要感谢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政策。他说自己几乎每个月都去中国，每次去都能看到日新月异的变化。
　　两位老人谈到最近发生的新历史教科书问题和小泉首相宣布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时表示，他们将从民间人士的角度做出努力，呼吁建立正确的历史观，继续致力于促进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 ada品论天涯网

第11版(国际周刊)
专栏：

　　中国的变化就其规模和广度而言，令人由衷赞叹
　　中国成就举世瞩目
　　——访俄团结党领导人别赫金
　　本报驻俄罗斯记者马剑
　　团结党现在是俄罗斯第二大党，共有党员约23万人。在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中，团结党是新近崛起的一股政治力量，它是俄总统普京的忠实支持者，是俄罗斯的“政权党”，在俄罗斯政治领域影响巨大。近日，该党议会党团领导人别赫金（见图／马剑摄）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6月22日，记者来到俄罗斯国家杜马，别赫金在自己的办公室与记者开始了交谈。他首先对即将到来的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表示祝贺，并向记者诉说了他同中国的一段不解之缘。
　　原来，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助中国时期，别赫金的父亲作为专家在华工作了一段时间。回忆起在中国的岁月，别赫金显得非常兴奋：“那时我才7岁，我们住在四川成都。和那时的印象相比，中国今天的变化就其规模和广度而言，令人由衷的赞叹。”他说道：“去年9月，我曾作为世界水坝大会的成员访问过北京和长江沿岸的一些地方，并到过三峡大坝的建设工地。”别赫金对宏伟的三峡工程赞不绝口。随后他又对中国城市的迅速发展表示出感叹，“北京就不用说了，我看到了那里的高楼大厦飞速增长，城市里有许多现代化的街区、楼房和四通八达的公路网；我们还到了农村，看到农村到处都是漂亮的新楼，管理有序的农田。长江沿岸地区的一些小城镇现代化的程度也很惊人。总之，这一切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尤其是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中国政府靠自身的财力和技术力量全面展开，其宏伟的建设场面令人难以忘记。这一切都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今天所拥有的经济实力。”
　　谈到政党建设时，别赫金表示，团结党非常欣赏中国共产党党章中的许多提法。团结党所遵循的政治方针，就是一切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繁荣与富足。在这一点上，他非常欣赏邓小平先生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风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团结党是俄罗斯的政权党，团结党非常愿意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党际交流，建立广泛的接触。他特别强调，俄中在许多问题上有着相同的政策和共同的利益。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后把中国作为他首先访问的国家之一，绝不是偶然的，说明俄罗斯非常重视俄中关系。
　　在谈到江泽民主席即将对俄罗斯进行的国事访问和两国元首即将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时，别赫金表示非常高兴能在莫斯科见到江主席，他认为新的条约对中俄两国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为两国关系在新世纪的发展指出了光明的前景。
　　在采访结束时，别赫金特别把记者领到他办公室的里屋，那里挂着一幅长江三峡天险的彩色图片，并向记者展示了他在三峡工地拍摄的一些照片。他表示，作为能源专家、工程学博士，他非常希望俄中两国今后不断加强在经济技术领域的合作。（附图片） ada品论天涯网

第11版(国际周刊)
专栏：

　　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成功就在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研究当时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开放政策
　　马克思主义的创举
　　——访印度老共产党人巴苏
　　本报驻印度记者赵章云
　　还没有到加尔各答之前，就听许多人说过，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以下简称“印共（马）”）有一位在印度家喻户晓、差一点当上印度总理的传奇式人物，他就是印共（马）前领导人、当过22年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的老共产党人乔蒂·巴苏（见图／赵章云摄）。有人甚至说他是个周恩来式的人物，出身富家，留学英国，性格温和，人缘极好。巴苏早年就投身政治运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但始终坚信共产主义。
　　到了加尔各答，发现这里人人都知道巴苏，都知道巴苏所住的地方——“英地拉之家”。出租汽车司机一听说我明天要采访巴苏，把着方向盘就转过身来向我表示惊喜；旅馆柜台的服务员一听说我明天要到“英地拉之家”，恨不得马上就跟我一起去。一个共产党人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竟有如此魅力，实在令人惊讶不已。
　　“英地拉之家”位于加尔各答郊外一个叫作“盐湖城”小镇的一角。这里植被茂盛，花木葱茏，因有护栏与所有马路隔开，里面清幽雅致，自成一家。这里原来是政府的一处招待所，考虑到安全和疾病治疗的原因，巴苏退休之后政府就一直安排他住在这里。会客室不大，装饰也很朴素，一组沙发占去了大部分空间，一尊洁白晶莹的马克思石膏雕像和一帧印度文豪泰戈尔的照片把整个客厅映衬得满室生光。这时，房门开处，一个身穿白色孟加拉民族服装的老人来到了我的面前。他就是巴苏，他精神矍铄，举止文雅，硬朗的身板看上去不像是个马上将要88岁的老人。他思维敏捷，吐字清楚，很容易就和记者交谈起来。他说他很高兴见到中国记者。他说自己5次到中国访问，最早的一次是1952年。就在那一次，他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因此印象最深。
　　5次访华，使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有一个比较全面而深入的了解。1985年之后，虽然他没有再去过中国，但他一直关注中国，了解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发生的巨大变化。他说，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成功就在于能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了当时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制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政策的。他说：“这就是科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共在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搞改革开放，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创举。”因此，他非常赞赏邓小平，认为是他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福祉。
　　巴苏为什么对中国共产党的成就和邓小平的业绩赞不绝口呢？这是因为他推人及己，感同身受。他的业绩不仅在于他和他的同志们廉洁奉公、埋头苦干，主要也是因为推行了行之有效的农村土地改革和社会经济改革政策，受到了西孟加拉邦人民的欢迎和拥护。因此，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特别强调适应世界情况的变化和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两大问题，认为邓小平就是很好地解决了这两大问题，才使中国共产党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使中国有了今天的地位和影响。
　　我们刚谈了半个多小时，门外就响起了一阵脚步声。秘书告诉我，外面有上百名群众正等着给巴苏献花呢。到门外一看，果然是一群身穿白色T恤衫、手持鲜花的青年人。他们抬着青松扎成的匾额，上写“纪念左翼阵线执政25周年”的字样。原来，今天是“左翼阵线”在西孟加拉邦执政25周年纪念日，他们是专门前来给巴苏致敬的。他们不仅给巴苏献花，还给巴苏行触脚礼。他们对巴苏是这么的崇敬，这么的虔诚，使我惊讶不已。
　　我当场采访了这些年轻人，问他们为什么这样。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因为我们热爱他。”正因为巴苏和他的同志们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坚信群众的选择，以印共（马）为首的“左翼阵线”才能在这里连续执政了25年；而且，在刚刚结束的地方邦议会选举中，“左翼阵线”又获得了再执政5年的胜利。
　　但西孟加拉邦的“左翼阵线”是冷静的，正如今天巴苏对在场的印度记者们所说的那样，“虽然‘左翼阵线’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我们不应该自满，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这仅仅只是开始”。说完之后，他开始与在场的人一一告别。在与我告别的时候，他特地邀请我参加当天下午在加尔各答举行的庆祝大会，还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我谨代表我本人，以及西孟加拉邦‘左翼阵线’执政的政府，向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最良好的祝愿。”（附图片） ada品论天涯网

第11版(国际周刊)
专栏：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思想开放，坚持革新，拒绝教条主义，法国共产党人以敬佩的心情关注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
中国共产党具有特殊的分量
　　——访法共国际部部长西雷拉
本报驻法国记者郑园园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前夕，记者来到法国共产党总部，采访法共执行委员会委员、国际部部长达尼埃尔·西雷拉。5月底、6月初，西雷拉率法共代表团访问我国。我们的谈话就从他的中国之行开始。
　　西雷拉说，1996年3月，法共全国书记罗贝尔·于访问北京，受到江泽民总书记亲切接见，双方进行了友好、深入的交谈，此后，两党互访增多，了解日益加深。他率领的代表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访华的。代表团在中国逗留8天，参观了北京、沈阳、鞍山、西安4个城市，亲见中国的变化，也了解到国有企业面临的挑战。踏上中国的土地，西雷拉深深感到中国的博大。“我们必须用一种谦虚的态度来看待你们的国家。仅从人口角度看，法国人口6000万，而你们一个省往往就有6000万人口。中国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发展。你们的发展速度非常快，比我们快得多，这是你们追赶发达国家必须有的速度。欧洲人、法国人、法国共产党人以敬佩的心情关注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
　　西雷拉认为，法共与中共所处的环境很不相同，法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参政党，在目前的多元左翼政府中，法共排在第二位，在政府中拥有四名部长及部长级代表。而中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领导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具有特殊的分量。两党之所以能够保持良好的关系，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我们都是共产党，我们有相同的根基。从历史看，共产党总是坚定地站在反对殖民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的阵营；从现实看，两党领导人都认识到，我们需要变革，需要寻找现代方案，解决当今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思想开放，坚持革新，拒绝教条主义。此外，两党都尊重对方的立场和独立性，有强烈的交换意见的愿望，这是对话的基础，是开诚布公地讨论所有问题的基础。
　　西雷拉一再提到由邓小平推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的改革开放政策，认为最近20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已经不是19世纪的样子，也不是20世纪上半叶的样子了。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共产主义运动在欧洲处于低潮。而苏联解体之时，中国已经成功地进行了经济改革，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提高。根据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思想，香港、澳门顺利回归中国。西雷拉赞叹道：“一国两制，充满睿智！”他强调说：“中国的进步显而易见，非常了不起，谁也无法否认。全世界对一个在稳定中发展的中国充满兴趣。”
　　去年12月，法共庆祝80岁生日；今年7月1日，中共迎来80华诞。两个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政党，走过漫长的道路，经过无数艰难曲折，健步跨进21世纪。在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低潮时期，如何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当记者提出这一个问题时，西雷拉提高声调，响亮明确地回答说：“共产主义信仰绝不过时。”他解释说，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就是从现实矛盾出发的社会变革运动。全球化是一股无法回避的潮流，它提出一系列新的挑战。共产党人不能低估它带来的矛盾。在法国，在欧洲，它带来了失业，带来了社会的不平等，带来了金融资本的垄断性统治。在一些非洲国家，贫困化加剧，一些传染性疾病重新肆虐……共产主义运动在欧洲受挫，但这绝不意味着听任资本统治一切，更不意味着共产党人所坚持的社会进步、公平与公正、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等价值标准应该降低。这是在当今时代法共依然存在的理由，也是人们仍然信仰共产主义，有更多的人们需要共产党的理由。
　　西雷拉还谈到，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洲国家在这个组织中起着很大的作用。然而在欧洲，也对这个组织存在着批评的声音。法共认为，经贸往来应该促进发展，消除不平等，而不仅仅是让大公司获利。全球化的确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一些贫弱国家在这种压力下被迫降低了社会标准，因此，他希望看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能够找到与发达国家利益的汇合点，同时也能为改善这个组织的“游戏规则”作出有益的贡献。西雷拉还提到，全球化不应导致美国的单极统治，法国主张多极世界，不喜欢美国单极统治的世界，他希望中国为世界和平作出更大的贡献。 ada品论天涯网

第11版(国际周刊)
专栏：

　　中国共产党领导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是一项举世公认的成就
　　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
　　——访两位美国知识界人士
　　本报驻美国记者任毓骏
　　尽管美国有一股势力企图“妖魔化”中国，但他们的宣传并不成功。美国民众特别是知识界人士，对中国一般都有独立而客观的认识。七一前夕，记者结识了两位朋友，他们在言谈中颇有真知灼见。
　　夏亨利先生是一位退休律师，他和父亲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亨利的父亲夏老先生1923年就来到中国，曾在燕京大学教书，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返回美国。在中国，夏老先生可谓桃李满天下；在美国，可谓老一辈的“中国通”。
　　言谈之中，夏先生颇为父亲在中国的经历骄傲。夏老先生是斯诺的老朋友，1934年，斯诺在北京采访时，就曾住在夏老先生的家里。抗日战争期间，夏老先生支持中国，保护爱国学生。1942年，夏老先生在山东省曾被日本侵略军逮捕并关进集中营长达一年多时间。夏先生笑着说：“有人把我父亲称为‘洋八路’。”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夏老先生就在天安门广场和中国人民一道分享胜利的喜悦。朝鲜战争爆发后，夏老先生返回美国。前国务院副总理黄华是夏老先生的学生。1973年，黄华邀请夏老先生夫妇前往中国访问了5个星期。
　　夏亨利先生1929年出生在北京，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回到美国。1948年，在美国读了两年大学后，他重返中国，在燕京大学继续读书。北京和平解放时，他曾和中国同学骑着自行车，一道去郊区迎接解放军。
　　夏亨利一家回到美国后，仍念念不忘中国。他们父子都积极参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工作，夏亨利还曾担任该会理事会副主席。从上世纪60年代起，他们就为发展美中关系和为中国重返联合国而努力。夏亨利回忆说，20世纪70年代中国乒乓球队访美时，他们全家人非常高兴地参加了接待工作。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在白宫发表讲话时，他就站在离邓小平不到两米的地方。1973年以后，夏亨利本人访问中国少说也在10次以上。
　　夏亨利一家是中国从贫穷落后的旧中国转变为繁荣昌盛的新中国的见证人。夏先生说：1973年他重访中国时，没有感觉到多大的变化。但改革开放后的变化，那是非常巨大的，全世界都能看到。夏亨利对邓小平评价很高，认为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贫穷落后。
　　谈起不久前发生的中美撞机事件，夏先生说，这是一起不幸的事件，使美中关系受到影响。他说，美国政府的态度大家是知道的。有些美国民众也对中国政府未能很快释放机组人员有看法。“我是这样给人们解释的。如果是中国的飞机飞到美国的西北部的海岸而发生了同样的事故，我们该如何解决呢？这些人就无话可说了。”
　　夏先生最后说，美国和中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也不同。两国政府和人民要多交流，多沟通，才能互相理解，发展友好关系。
　　丹尼尔先生是一位文化人，电影艺术家，是电影《庭院里的女人》的美方主要合作者。这位先生浑身艺术家气质，一头长发，声称从来不打领带。日前与记者在中国驻美大使馆见面时，他的衣服领子上别了一枚图案是中国国徽的小徽章。
　　丹尼尔谈锋甚健。他说：“我对中国非常感兴趣，为了对中国作进一步的了解，两年来，我读了140多本关于中国的书。我对中国古老而悠久的文化充满敬意，也为中国在近代受到的侵略和蹂躏感到难过。”
　　丹尼尔还是一位宗教工作者。他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进行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救苦救难行动，使10多亿中国人有饭吃，有衣穿。“中国人民信仰共产党，信仰毛主席，我想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谈起中国的改革开放，丹尼尔说，邓小平是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他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超过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对美国经济所起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世界公认的。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经济能持续稳定地发展，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丹尼尔先生热心于宗教事业，他不承认“法轮功”是宗教。他说，宗教应是宽容的，而“法轮功”排斥一切，反对一切，绝对不是宗教。
　　丹尼尔最后透露说，他阅读了那么多有关中国的书，不仅仅是对中国感兴趣，而是要扎扎实实做一些事情。他正在写一部关于朝鲜战争的电影剧本。有关这一段历史，美国电影界还没有人碰过。他知道拍摄关于朝鲜战争电影的难度。他一定尽最大的努力，写好剧本，拍好片子，为美国和中国的文化交流作贡献。 ada品论天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