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纪念建党80周年专论
伟大的历程光辉的业绩
钟轩研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八十年，是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救国图强真理、开辟民族独立和民族振兴道路的八十年，是不畏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带领人民创造辉煌业绩的八十年，是历经千锤百炼、不断发展壮大、以实际行动和辉煌业绩赢得群众拥护和信赖的八十年。八十年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结束了国家一盘散沙、四分五裂、任人宰割的悲惨状况，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变了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走上了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康庄大道；是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之时，顶住压力，砥柱中流，打开局面，使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
八十年来，在每一个关键时刻，在每一次重大关头，都是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带领人民，依靠人民，不断开创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新局面，建立了彪炳千秋的历史功绩
在列强纷争，军阀混战，生灵涂炭，国无宁日，中华民族在黑夜中煎熬挣扎的时候，是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勇敢地承担起民族救亡的重任，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前列，宣传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开展工农运动，推动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战争，掀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开辟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篇章。
在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勾结帝国主义，残酷屠杀共产党人，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时候，是我们党，冲破反革命的高压，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缔造人民军队，创立革命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反围剿，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爬雪山，过草地，长征二万五，实现中国革命的战略大转移，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国土沦丧，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是我们党，首先举起团结抗日的旗帜，反映民族呼声，伸张民族大义，建立统一战线，广泛发动群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战胜严重困难，坚持持久作战，在国民党消极抗日、节节败退的危难形势下，平型关战役振奋人心，百团战役浩气长存，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在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在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大决战的时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了英勇的解放战争，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势如破竹，百万雄师横渡长江，推翻三座大山，打倒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民族从此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新中国犹如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在世界的东方。
在新中国成立伊始，面临着国内外反动派政治破坏、武装颠覆特别是帝国主义严重的经济封锁和武力威胁的时候，是我们党，依靠人民群众，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涤荡污泥浊水，完成土地改革，恢复国民经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在此基础上，又不失时机地创造性地实现了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克服重重困难，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粉碎“四人帮”、结束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国面临如何从危难中重新奋起的时候，是我们党，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及时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创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确定“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形成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中国走上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重要历史关头，是我们党，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集中精力把经济搞上去，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阔步前进。不信邪，不怕压，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面对剧烈变动的世界格局和繁重艰巨的改革任务时，是我们党，审时度势，英明决策，排除各种干扰，妥善处理一系列重大而复杂的问题，顶住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战胜了历史上罕见的洪涝灾害，保持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同美国霸权主义行径、“台独”势力、“法轮功”邪教组织进行坚决斗争，有力地捍卫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维护了社会稳定。实现香港、澳门回归，迈出了祖国统一的重要一步。
在世纪之交、千年更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的关键时候，是我们党，高瞻远瞩，总揽全局，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大力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大力推进理论、科技和体制创新，大力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基础上胜利迈向第三步战略目标，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
八十年来，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我们党的发展壮大，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壮大，付出了巨大艰辛，作出了巨大贡献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并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毛泽东是民族的救星，是人民的救星，没有他，中国人民至少还将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抓住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国际形势趋于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大好机遇，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实行改革开放伟大决策，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时期。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没有邓小平，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美好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克服重重困难，战胜来自政治、经济领域以及自然界的各种风险，实现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维护了社会政治稳定。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都上了一个新台阶。实践证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具有驾御复杂局势的非凡政治智慧和高超本领，是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坚强领导集体。
八十年来，富有理论创新精神的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
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全国人民，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
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成功找到了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提出了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为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和根本保证。
想想革命战争的严峻考验，想想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再看看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我们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作出的巨大贡献，是多么了不起！应当承认，我们党在前进的道路上也出现过失误，出现过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挫折。还应当承认，当前我们党确实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但必须充分看到，我们党是富有生机活力、富有凝聚力战斗力、经得起考验的党，是任何敌人和困难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党，是能够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存在问题、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党。八十年的历史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二十一世纪已经到来。这将是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世纪，也将是中国人民实现世代梦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世纪。放眼世界，政治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局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这为我们争取良好环境、发挥后发优势、争取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现实可能。审视自己，经过五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的发展，我们已经具备了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思想政治基础、物质技术基础和群众基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生机勃勃、蒸蒸日上。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中国要发展、民族要团结、社会要稳定，已经成为全民族的共同心声；人心思进、人心思富、人心思安，已经成为全社会的普遍愿望。抓住这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发展，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重任，是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期待。只要全党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定信念，振奋精神，同心同德，和衷共济，开拓进取，乘势前进，就一定能够以站立起来的自尊、自信和自豪，以自己的勤劳、勇敢和智慧，描绘新的历史篇章，创造新的灿烂辉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9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有益的探索
——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纲》
李宏伟
杨立新撰写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纲》一书，已由红旗出版社出版。作者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着眼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进行了概括和总结，是一部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的理论专著。该书主要有以下特点：
内容全面，重点突出。作者从什么是文明、什么是精神文明等有关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理论谈起，把现实与未来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衔接、整体与个体相联系，使该书内容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完整性。同时，作者又根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两个决议特别是党的十五大精神，突出分析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要素和创建活动这两个重点。
立论鲜明，论证朴实。该书以对具体材料的分析为基础，用朴素的语言把比较复杂的内容简明扼要地表达出来，使观点的深刻性与表达的通俗性得到了统一。如书中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重要特点和精神文明建设要素的分析，就体现了作者的这一努力。
联系实际，注重实用。作者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大量的感性材料进行科学加工，提出了一些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的观点。如书中关于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法和机制的论述，就紧紧抓住了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提出的思路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诊治“浮躁症”
郭丛斌
浮躁，即心浮气躁，本是毛头小子容易犯的毛病。然而，近些年来，一些领导干部也染上了浮躁症。有的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一年到头抽不出时间搞调研、会群众，扑不下身子打基础、干实事；有的耐不住性子倾听意见建议、处理疑难问题，静不下心思读书学习、钻研思考；等等。凡此种种，都是“浮躁症”在作怪的表现。
浮躁，历来有害而无益。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的今天，“浮躁症”发生在少数领导干部身上，其危害更大。首先，对发展不利。急功近利，热衷于短期行为，破坏的是健康发展的根基，影响的是持续增长的后劲，见的是短效，留的是隐患。其二，对改革不利。少调查研究，缺深思熟虑，标本不能兼顾，破立不能周全，方法简单，作风武断，得的是“开拓名”，留的是后遗症。其三，对稳定不利。走上层不走基层，搞形式不干实事，造虚假政绩，搞“形象工程”，躲的是“难点”，留的是矛盾，得的是私利，失的是民心。其四，对社会不利。党风政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导向。领导干部的浮躁，很容易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比如学术界，平庸之作泛滥，抄袭之风盛行，做学问不下苦功，想成名爱走捷径，“大师”出得多，精品出得少。再如企业界，有的重速度轻效益，重扩张轻管理；有的作虚假广告，搞“包装”上市；有的偷税漏税，制假售假。这些现象固然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但恐怕都与少数领导干部的“浮躁症”有关。如果听任浮躁之风蔓延，毁掉的就不仅仅是几个干部，而且还会严重损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大好局面。
造成少数领导干部浮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上讲，改革不断深化、体制快速转轨的特殊社会环境，容易诱发浮躁情绪。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速度求高、发展求快，这是人们普遍的心情。但心情归心情，毕竟各地基础有好坏，条件有优劣。按理应该分类指导，允许发展有快有慢。但一些领导干部在指导工作时，爱搞“一刀切”，喜欢齐步走，这也搞“达标”那也抓“升级”，结果致使下面因顾上而应付，因应付而生浮躁。从主观上分析，一是个别人“官”欲太强。有的视做“官”为唯一追求，把升迁当成最大快乐。看别人升得快就眼红，觉自己进步慢就着急。于是，动作变形，工作摆样，“竞走”变成“竞跑”，其中的浮躁之气可想而知。二是应酬太多。有的人整天泡在“会海”里，困在“文山”上，忙在接待中，没有时间下基层，查实情，掌握的是隔手材料，了解的是间接信息。这就很容易出虚招、玩虚活。特别是在工作打不开局面时，更容易又浮又躁。三是自身修养不够。有的人好“玩”而厌“学”。他们科学理论掌握得少，历史知识知道得少，传统美德吸纳得少，艰难困苦体验得少。修养浅必然缺动力、少后劲，就像山间竹笋、墙上芦苇，腹中空虚根底浅，观察事物易于片面，处理问题好走极端，特别是在纷繁复杂的形势面前就更容易乱方寸、跟风走。
戒除“浮躁症”，首先要打牢“三观”基础。只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端正了，才能真正搞清楚怎样做人和如何做“官”，不为蜗角功名所扰、不为蝇头微利所动，耐得住寂寞，抗得住诱惑。其次，要重用“三实”干部。干部导向很重要。只有重用那些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敢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干部；重用那些潜心事业、埋头苦干、不尚空谈、只干“实活”的干部；重用那些善打基础，会抓根本，能留后劲，能出“实绩”的干部，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崇实、重实、务实的良好氛围，使浮躁难有市场，无法作祟。其三，要强化民主监督。浮躁之风所以蔓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监督滞后。如果那些脱离实际、弄虚作假的干部，那些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干部，能得到社会的及时监督、制度的有效约束、组织的严肃处理，那么浮躁之风就会收敛，因浮躁而造成的损失也会大大减少。
第9版(理论)
专栏：短论苑
“有限”管理与“无限”服务
习近平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应讲究“有限”管理与“无限”服务的辩证法。
政府的职能和作用从大的方面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管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生活的一切方面，大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小到人民群众的柴米油盐，都要由政府来计划和管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能再事无巨细地样样都管，政府的管理和审批权限应当有适当的范围，即主要集中在搞好宏观调控、制定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增强经济竞争力、规范经济秩序、优化发展环境等方面。因此，政府的管理工作是“有限”的。另一类是服务，即向公众提供服务。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人民政权的本质决定了各级政府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凡是人民需要政府服务的，政府都要尽心尽力、保质保量地去做。从这一意义上讲，政府为人民提供服务是无限的。处理好“有限”管理与“无限”服务的关系，就是该管的事要管，不该管的事不管，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为广大人民谋利益。
“有限”管理与“无限”服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政府提出的必然要求。但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由于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角色定位不清，出现了政府职能“越位”和“缺位”的问题。例如，受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政府指挥一切”的心理定势影响，现在仍有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门在自觉不自觉地“越位”，插手微观经济领域，抓住过去形成的审批权不愿撒手，继续管那些不该由自己管的事。同时，也有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将管理与服务混淆起来，片面地认为“有限”管理就是少管事，应该服务的也不积极去服务，造成服务的“缺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的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既在管理上“越位”，又在服务上“缺位”，不仅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而且成为阻碍改革深化和生产力发展的“瓶颈”。要解决这些问题，各级政府必须明确“有限”管理与“无限”服务的内涵，处理好“有限”管理与“无限”服务的辩证关系，紧紧围绕建设“勤政、廉洁、务实、高效”政府的目标，不断提高依法行政和为人民服务的质量与水平，使各级政府真正成为人民群众信任、满意的“人民政府”。
第9版(理论)
专栏：短论苑
不断创新中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刘定昌王毅
先进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历史与现实。文化要永葆其先进性，就必须在融合古今中外各种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与升华。可以说，继承、引进、熔铸、超越各种已有文化成果，促进先进文化的发展，是党始终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基本过程。
在融合各种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创新，二是以世界优秀文化为营养的创新。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历史积淀，传承至今，其中有许多合理的、富有生命力的内容。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进行扬弃，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在科学继承的基础上促进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型。与此同时，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更要着重继承和发扬“五四”以来我们党在领导人民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所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这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文化的创新不能离开外来文化的营养作用。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步创造、积累起来的。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只有积极吸收和借鉴一切对我有用的外来文化，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技文化成果，才能真正实现从民族性向世界性的转变。当然，我们学习、借鉴西方的现代文化成果，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全盘吸收，而是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积极吸收先进、科学、有益的东西，坚决抵制落后、腐朽、有害的东西，在激烈的文化碰撞中实现新的融合与创新。
在融合各种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必须以新的时代要求和实践经验为切入点，对古今中外各种文化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与升华，使之具有崭新的科学内容及表达方式，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因素。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既有机遇，又有挑战。我们只有科学认识和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努力总结新的实践经验，才能不断创造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由此可见，我们党作为先进文化的代表是在动态中实现的，其实现过程即表现为——实践，创新，再实践，再创新，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只有在时代中不断克服自身的不足，在实践中不断丰富自己，通过新陈代谢实现向更高形态的飞跃，才能永葆其先进性，我们党也才能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第9版(理论)
专栏：短论苑
重在培育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
杜善学
扩大内需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性的任务。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投资，是我国当前扩大内需的一项重要措施。政府投资除了对国内需求的直接带动作用外，它还可以通过带动社会投资和消费的持续增长来形成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内在机制，而且后者也是关系到积极财政政策成败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这是因为：首先，国内需求不仅包括政府投资，而且包括民间投资和消费，从长远来看，政府投资的扩张是有限度的，民间投资和消费的持续增长对国民经济发展更具有基础性作用。其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目的并不是要用政府的公共投资来代替社会投资和消费，而是以此为契机带动社会投资和消费的持续稳定增长，从而形成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机制。第三，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有充足的财政收入作基础，而只有通过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和改革的深化，形成社会投资和消费持续增长的内在机制，促进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才能培植起广泛而深厚的税源。所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与民间投资和消费的持续增长之间应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在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培育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更具有基础性意义。
目前，推动我国经济好转的因素主要还不是国民经济内在机制作用的结果，因而要保持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的稳定增长，保持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使我国经济稳定地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必须注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所推动的政府公共投资对国民经济的奠基、带动、配合和补充作用，注重培育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发挥奠基作用，是强调政府公共投资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投资方面的积极作用，它将为民间投资与消费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外在条件；发挥带动作用，是强调政府公共投资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联性强的关键领域的积极作用，这既是国有经济应当发挥作用的领域，也能带动民间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发挥配合作用，是强调政府公共投资以及转移支付在配合民间投资和消费方面的积极作用；发挥补充作用，是指政府公共投资应侧重于民间资本不愿或无力投资的公益事业、非盈利或投资回收期长的项目、重大项目等。社会投资和消费的持续增长、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机制的形成，是各方面改革和配套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除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外，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第9版(理论)
专栏：短论苑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李顺德
当前，以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为代表的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能否有效地鼓励创新、保护创新，已成为决定一个国家未来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就是保护科技进步和创新的重要法律保障。因为，一项科技进步成果的取得，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如果没有知识产权作保护，任何人都可以无偿使用科技进步成果，发明创造人（自然人或法人）的投入就难以收回，更谈不上获取收益，那么，人们就既没有动力、也没有物质基础去进行科技创新。
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保护的内容来看，一项发明创造取得专利权的实质条件包括新颖性和创造性，一件作品要想获得版权必须具备独创性（或称原创性），商标设计要想通过注册取得商标权必须具有新颖性和显著性（又称区别性），构成商业秘密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新颖性（又称非公知性），这些都与“创”和“新”有关。所以，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本质就是鼓励和保护创新。
从科技成果的特性来看，科技进步成果不仅是人类创造的财富，而且又是创造人类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工具和手段，但它的创造功能和作用，只有在与有形资产等物质条件相结合时才能发挥出来，也就是说，必须有一个“物化”的过程。科技进步成果中相当大的部分（如专利等），往往是以知识产权的形式转化为一种资产——无形资产来投入经济运行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对无形资产的归属和占有的判断，其难度远远大于对有形资产相关问题的判断，因而需要借助于完备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来加以界定和保护。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实现科技进步成果向无形资产转化的基础。可见，科技进步成果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主要是通过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其他相关法律的保护而得以实现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在将科技进步成果转化为资产、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只有通过知识产权的保护，科技、人才、信息优势才能得以实现和发展；只有借助于知识产权保护，科技、人才、信息优势才能转化为经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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