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大地·作品)
专栏：作家论苑
绿色，人类的生命
章世添
乘飞机去哈尔滨。这是我第一次去东北，所以一上飞机就凭窗而坐，想好好观赏东北的河山秀色。真幸运，这一天万里晴空，没有气流干扰，飞机飞得很平稳，我的心情格外的好。
飞机往前疾飞，机翼下的大地，慢慢往后退去。在我的想象中，东北的大森林，东北的无垠的沃野，东北的米粮川，应该是一派绿色，是绿绒绒的，湿漉漉的，绿水欲滴的。但是，扑进眼帘的，却是灰蒙蒙的干燥的裸露的没有绿色的苍凉大地。我一下子惊呆了，脑子里是一片空白，继而是麻木，从麻木中挣扎出来的无限悲怆。
绿色，我们的绿色，人类的绿色，生命的绿色，到哪里去了？
对绿色的破坏，不堪回首。想当年，这种破坏，不是小面积的，片断的，个别地方的。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全国性的，并且用一种政策强制推行的。是连续不断的。滥伐森林，摧毁草被，造成大地裸露，水土流失，风沙骤起，生态受到严重破坏。岂止是大地呢，围海造田，海岸、沙滩、潮汐，被强行扭曲了。加上狂捕滥捕，竭泽而渔，我们的海洋资源如今如何呢？
渤海湾的小黄鱼，舟山的带鱼，东海南部和南海的一些特殊鱼类，有许多已经成了珍稀品种，有的已经绝种。
机翼下，原来是一片森林，原来是绿野千里。瞧，机翼底下不是还有一小片一小片的森林吗？不是还有河流、湖泊吗？有水的地方，就能长草木。在一些国家，不让寸土裸露，非草即树，一片绿意盎然，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做到呢？
我们要让大地恢复旧貌，重新出现绿洲，首先在我们的心中就应该有绿洲。
大地、绿色、生命，是我们人类不懈的追求，也是潮流，潮流是不可抗拒的。
第8版(大地·作品)
专栏：
攀越雪山
潘岳
香格里拉，四千平方公里的一块神奇净土，坐落于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接壤处。要穿越省界走完一千五百公里的全程，需翻越十四座海拔四千米以上的大雪山。
在中国历史上，唯有两支队伍以历史性的长征，同时走过云南与四川的香格里拉，就是喇嘛教僧侣与红军。他们之间千差万别，前者为了探求精神的天堂，当后者翻越了这座座雪山后，他们改变了这里乃至全中国的历史。
我们，也走过了这条路，也想用最艰辛的跋涉去触摸最原始的境界。一路上是绿波涟涟的草甸湖泊，天边是直插苍穹的雪峰，头顶着深蓝的天，手摸着飘浮的云，人、汽车、牛羊在这幅图画里浓缩成一粒粒清晰可见的黑点。你会感叹惊奇大自然的和谐，你会突然发现自身的渺小。其实，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在雪山下行车，你会不由自主地跪在松软的草原上，用清洌的泉水洗净脸上的路尘，一脸虔诚，向着高不可测的凛凛雪峰膜拜。而在雪山顶上行车时，呼呼的风，低低的云，厚厚的雪，黑黑的岩……你会选择一块最高最大的巨石，献出一束雪白的哈达，再站在高处向下俯视，此刻，群山叩首，大河奔流，层层云雾，江山如画。有苍凉与悲壮，还有恬淡与平静。
雪山，最能凝炼人的精神。长征时，有人一疏神就倒下了，再也没能站起来；而更多的人，咬咬牙，手挽着手，用超人的精神征服了雪山的极限，也征服了自己的极限。每当你感到心力憔悴、气血压抑时，每当你后悔用宝贵的生命去拼搏这不知名的雪山时，每当你看着那凛然不可冒犯的雪峰而畏怯停步时，你，已经离山顶不远了。
空旷的大山中，当霜雪骤降、前途险恶的时候，我们只能依赖于互助与信任；山谷里温暖和煦的春色使我们懂得珍视自然界的一切生命；山间的热泉沐浴我们，使我们的心灵感到真正的高洁；漫山遍野的鸟围着你唱、花绕着你开、水跟着你走、风伴着你飞时，我们会对这世界涌起一种前所未有的无私而纯洁、高尚而神圣的爱。
雪山上的风雨雷电千变万化，你恐惧等待时，它偏不来，你一旦忘记了它，它又猝然而至。雪水化作的清泉最是妩媚动人，一旦霜雨交加，立即汇成江河，泥沙俱下，怒涛滚滚，浊浪滔天。雪中的松林最是潇洒惬意，但当你流连忘返，迷失了方向时，这松林就成为吞噬你灵魂的黑海。我们爬亚丁雪山的五色海，不过十几里山路，本来好好的，鸟啼花开，风和日丽。可刚祭拜完神湖，半分钟内，神山显灵、黑云突降，一场鹅毛大的飞雪当头而罩。才躲起来，黑云又突然四处散去，太阳高悬，万道金光，满山霞晖。前方望去，四川亚丁香格里拉雪山中的最高峰——仙乃日神峰忽然展现，我们被这气象万千、奇绝壮丽的景观惊得目瞪口呆。
香格里拉的雪山汇尽天下水光山色，最是诗意。说石，这里的石头最奇。稻城有个海拔四千米的海子山，山表有一千多个湖泊，湖边是草，草上散落着亿万块硕大无比的怪石。数万年前，冰川移动，板块碰撞，没形成耸立的山，没形成陡峭的岩，却变成约千公里长的、天下最为壮观的乱石滩。你说奇不奇？再说说松。松柏乃万木之王，要领悟松柏的王气，不在黄山，而在亚丁、中甸、泸定，总之，在香格里拉。这里有伞盖如云、苍劲斑驳的古松，有错落曲弯、奇巧盘旋的怪松，有直刺云霄、挺拔卓立的孤松，也有体态诱人、神秀清灵的雅松。特别是那松枝上洁净的白雪，以及松叶上丝丝飘拂的苔藓，被藏民称为“树挂面”，风一飘来，婀娜摇曳、风情万种。所有的松干，都裹着厚厚的绿苔，这千万棵松干伸展出亿万只绿色的臂膀，相互紧紧拥抱，将满山遍野的松枝连结成松的王国，纺织成绿色的童话。阳光一照，枝隙间透出了万缕霞光，水汪汪的松海泛起依依金浪，这时候，你骑着马，马戴着铃铛，微闭着双眼，缓缓穿行在这谜一样的松海世界里，你才会真正体悟出什么是诗意。
在雪山上，你想悠然长歌；在草原上，你想尽情欢舞；吃着牧民的牦牛肉，住着羌寨的石碉楼，听着雪山女儿的情歌，挥洒着康巴汉子的豪迈。总之，你想无忧无虑、无拘无束，把心中的块垒统统尽情地抛向那空旷的雪野。然后，再狠狠地喝上几大杯青稞酒，甜甜地睡去。
这就是我心灵中的雪山。这就是我介绍给朋友们的雪山，这就是我希望你们去的雪山。
雪山，世界多得是，但川西滇北的香格里拉雪山，是中国人自己的雪山，不可不攀越。
第8版(大地·作品)
专栏：七一之歌
父亲的党费
王正海
父亲不是什么伟大的人物，他太平常太平常了，在本地的任何什么志什么史上都找不到与他有关的半个文字。但在收党费的组织委员那里，可以找到他的名字，仅仅是那本收党费的小本本上有关于他的最后的记录。
这点记录，都还是党费收费员认真负责，在我父亲离世后告诉我，我才知道的。当时党费收费员说，你父亲最后还交了党费，他是交了半年的，现在他还没有过完半年就走了，也就是说多交了两个月的党费。问我是退呢还是上交？我对着党费收费员，一股感伤在心头，说那你就上交吧。
这件事，当时我没有多想。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不知怎么我会经常想：父亲对交党费怎么会那么执著？我看到过很多党员，也和模范党员优秀党员共事过，好像从来没有见过有谁像父亲一样对交党费这么情有独钟，在去世前还要把党费交上。这就让我心里很是震动，很是觉得父亲的确是个好党员。毕竟父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相对于这样的老党员，没有谁会对他计较，可父亲就是计较了。
在我想父亲的这件事的时候，我就也在回想着父亲一生的行为。想去想来，还真让我想起父亲的一些事。在1982年的时候，我的妻子在城里开了一个门市部，是单位要职工承包的那种门市部。当时，我们这种三口之家，我忙着上班，孩子又小，一个门市部，没有人守是个大问题。白天卖货还没什么，可到了晚上没有人守不行。没有办法，只得请父亲来帮我们。父亲没说什么，就从农村老家来了，帮我们守起了门市部。也就是守了一个多月吧，有一天父亲忽然问我妻子单位的党支部什么时候过组织生活？他已两个月没有交党费了，让我到妻的单位去把他这两个月的党费交了。我当时觉得父亲真有点五保户卖余粮，是不是积极过了头。就不屑地说，妻的单位会管你这事吗？可父亲说，咋会不管，党到什么地方都不会分家，只要是党员，在什么地方都一样，向单位说明就一定可以。我没办法，又不能让父亲生气，就照他说的去做了，也做成了。
还有一回，那是因为我父亲长期有胃病，1978年的一年里都是在病中。为了治病家里的钱都用尽了。一次他刚打完吊针，就艰难地、有点不好意思地和我说，让我到大队里把他这半年来的党费交一交。我多少是有点埋怨他，病得治病的钱都没有了，自己的生死都顾不过来，还要去交什么党费？但我对父亲历来是尊敬的，不敢让他生半点气，只得去照办，还把收据拿回来给他过目。
但不管怎么说，在我看来，父亲总是太普通的一个人，又不是什么党的干部，仅仅就是一个和老百姓一样的普通党员。在他一生中，要说有什么对党的贡献，那是半点儿边都不沾的。父亲一辈子就只在农村和土地交往了一生，清清苦苦的一生。最多就是在六十年代，当过一两年的生产队出纳员，在文革中就成了什么“当权派”被批斗了一两回，也就撤了这出纳的职，从此就没有再当过什么了。
所以，父亲离世时，在他的碑文上一句留给后人的赞颂的话都没有。但在他与我们永别后，在我也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每当交党费的时候，父亲对交党费的执著，却成了我永远难忘的一种精神记忆。
是的，伟大并不在于要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在普通中照样有伟大。像张思德同志，仅仅是烧炭不也是很伟大的吗？平凡中不是也蕴含着伟大吗？
父亲交党费，使我看到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可贵品质。
第8版(大地·作品)
专栏：
构筑心灵城市
徐贵祥
一座城市盘桓在我童年的心灵。那时候住在土墙草顶的茅屋里，心里却装着一幅旖旎的画面——春天上午的太阳如同澄澈的泉水，浇淋在头顶上方，我站在某处，举目西北方向，一角红瓦碧檐掩映其中，远处还有楼房和一些稀奇的建筑。长大后，我仍然把这个梦幻般的景象疑为真实，并且不断地追问父母，我小时候的家是不是在城里。母亲告诉我，大约是在我一岁以前，她曾经抱着我去六安治过病，我所记得的景象，恐怕就是那时候进入记忆的，仅此而已。母亲的话使我很沮丧，终于明白我是个天生的乡下人。十岁之前，六安就是我心目中最大的也是最美的城市，因为我毕竟到过那里，这一点甚至成为我向我的小学同学们炫耀的资本。
然而，虽然童年的梦幻破灭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成人的梦想又出现了，谋生在外，曾经无数次地想，我的家乡为什么就不能成为一座“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龙头一拧，清水到家”的城市呢？进入九十年代中后期，我的梦想终于有了一点成为现实的迹象了，我的出生地霍邱县姚李区和养我长大的洪集乡纷纷撤区撤乡设镇，忽如一夜春风吹，小楼洋房冒出来。一九九六年我探亲回乡，晚上同姚李镇党委周书记和胡镇长一起散步，他们带着我穿过满是新楼的街道，在刚动工不久的镇政府大楼工地上，向我描述了姚李镇向城市化发展的辉煌前景，令我大为振奋。
两年之后我再回去，姚李镇果然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光华大道已成体系，大街两边群楼竞秀，镇政府大楼拔地而起，在一片平地上巍峨雄壮——我把这座大楼谑称为皖西的白宫。此时胡镇长已调走，周书记则成了我的邻居。正月里来好风光，假期的下午，我们两人泡两杯绿茶，摆一碟瓜子，坐在我们共同的楼顶上晒太阳。周书记指着不远的地方告诉我他的规划，这里将是宾馆，那里将是公园，西边准备蓄湖，北边准备造林，南边是火车站……他一边说，我一边感动，在他忘情的充满了憧憬的描绘中，我看见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姿态，我有理由认为他是一个具有开拓精神和长远眼光的建设者。当然，更令我动心的是，用不了多久，也许就在十年之内，我的故乡就会成为一座真正的城市，哪怕她只是一座小城，但她绝对是一个干净和美丽的城市。
我终于明白了，我的梦想不是梦想，也不是不着边际的幻想，而是设想，是一个不满足现状者的应有的追求，但我的设想不是靠我自己来实现的，而是我家乡的人民，家乡的领导。是的，在一个地方，只要有一批真正干事业、同时又会干事业的领导，有一群勤劳的人民，美好的愿望就总是会成为现实。因为，任何一座城市都是从土地上生长起来的。
第8版(大地·作品)
专栏：
灯
蔡朝阳
静谧柔和的灯光下，我开始了一天的创作。眼前这盏台灯，红木座架，塑钢灯罩，青松云海图案，透出几分典雅的气氛。
记不清，这是我使用过的第几盏台灯了。但不容否认的是，现在的灯质量越来越好，式样越来越多，灯光明暗，任人随意调节。望着桌上这盏灯，我的思绪无限……
我的老家在江汉平原农村。记得儿时，家里使用的是一盏两根灯草的青油灯。父亲是民办教师，酷爱写作，晚上业余“爬格子”，为了省油，母亲常常是剪去了一根灯草。在昏暗的灯光下，父亲常弄得两眼昏黑，稍有不慎还会灯倒油流。到了我上小学时，家里用上了煤油，父亲找来一个空玻璃瓶，在盖上凿一眼小孔，插一支用铝皮卷成的细管，穿一条棉线灯芯，一盏简易煤油灯就大功告成了。这种自制的煤油灯比青油灯光亮不少，可仍免不了烟熏之苦。不久，家里花钱买了盏玻璃外壳的煤油灯，灯座绿如碧玉，灯罩晶莹剔透，煞是好看，我们就叫它“罩子灯”。夜晚，一家人围灯而坐，父亲写写画画，母亲做做针线活，我们兄弟俩做家庭作业，灯就置于桌中央，实现资源共享。在计划经济年代，物资凭票供应，为了节约用油，父母总是把家中仅有的一瓶煤油藏起来，限定我们几天才可以添加一次。油快尽时，灯光如豆，我们只得快马加鞭，在灯干油尽之前完成作业。有时，本村的伙伴晚上到我家玩耍，他们在来回的路上，提着一种名叫马灯的油灯，这种灯虽然只能照亮脚下一小段昏暗的路，但它的灯罩是密封的，风吹不熄，雨淋不灭，不像罩子灯那样弱不禁风，让我着实羡慕了一阵子。 当然，最令我兴奋不已的还数煤汽灯了。
煤汽灯内有加压装置，点着以后，通过压力把煤油喷射在炽热的纱罩上，燃烧出白色的亮光。晚上有乡戏时，煤汽灯悬挂在戏台上，把台上台下照得宛若白昼。戏结束了，我还对煤汽灯感兴趣，心想，什么时候家里才能点上如此亮闪闪的灯啊！
未曾想到，这个梦想在我进入中学时就实现了。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靠科学种田富裕起来的乡亲们架起了高压线，几乎一夜间，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脸朝下”的电灯。刚开始经常停电，人们还不时借助煤油灯、蜡烛照明。慢慢地，随着家用电器一件一件接踵走进人们的生活，他们须臾也离不开电了，而电也不像刚开始那般紧张，可以充足供应，这时，别说青油灯、煤油灯，就是便宜省事的蜡烛、光彩照人的煤汽灯，都派不上用场啦！最近听说，城里有人开始收藏过去的灯具呢。
如今，灯具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就说这寻常的台灯，有谁能一口气数出有多少品牌？多少种类？时下人们购置灯具，也不只限于照明，形形色色的装饰灯，装扮着我们的居室，美化着我们的生活，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第8版(大地·作品)
专栏：
回乡
王秀梅
树影再长也离不开树根，你走得再远也走不出我的心。记不清原话是不是这样说的了，可我知道，即使走到天边，我也走不出对故乡的思念。
中国人历来守土重迁，不得已离开故园，“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羁旅情思是免不了的。多年游学在外，又在外地工作多年，我早已习惯了离家的日子。可是有一段时间，一到更深夜静时分，故乡便频频地造访我的梦境。和夫君说起，他很体贴地说：“你是想家了，回家看看吧。”
车厢的扩音喇叭正播送着萨克斯管舒缓、悠扬而略带伤感的乐曲，是那首著名的曲子《回家》。它把我急欲见到故乡的心情渲染得更加迫切。车过聊城，镶嵌在华北平原上那明亮得镜子似的水洼慢慢地增多了，它润湿了我的眼，也润湿了我的心情，我知道我正一步步靠近一个真真切切的故乡——故乡多泽水，它常常就是这样波光粼粼地出现在我的梦境，闪动着一片神秘而灵动的光泽。
父母的白发比上一次见时又多了几根，院中的梧桐树已长到一抱粗了；门前的西一环大街拓宽了，聪明漂亮的侄女又长高了一截；那躺在床上舞胳膊踢腿的小家伙和站在一旁微微而笑的端庄贤淑的年轻女子是这个家庭的新成员。来不及慨叹发生的变化，亲人的笑脸和关切的问候已织成浓密的亲情之网将我重重围住。父母接过我肩头的行李包，又将我怯生生的小女儿拉进怀里亲了又亲。踢掉让人受刑的高跟鞋，换上妈妈的大拖鞋，我在熟悉的院子里跑来跑去。回家的感觉真好。
回家的几天里，总记得妈妈在厨房忙碌的身影。妈妈患腰肌劳损和椎间盘突出，怕她太操劳，有心劝她歇一会儿，戴老花镜看晚报的父亲阻止了我：“你妈见到你呀，这腰疼就全好啦。”我觉得眼眶发潮，忙低下头去逗怀中的外甥——那个令他的父母可心可意的不足百天的小男孩。
最喜欢晚饭后和爸妈一起坐在院子里聊天，聊各自的生活，聊原来的熟人，聊自己的烦恼，聊各种新鲜有趣的事儿。夜的风柔柔地拂过我们的肌肤，送来院中桐花幽幽的香味。因了院里的灯火，天上的星星显得远了，它们亲热地凑在一起，也是在喁喁交谈吗？
回家的几天里，偷空也上街遛遛。从前上学走的那条街依然那么狭窄那么荫翳蔽日，而我的母校却变得令我不敢相认，从大门里进进出出的年轻一群令我恍然又回到中学时代。碰巧在校门口遇见曾经教我的老师和过去的同学，又惊又喜的老师拍了半天脑袋却叫不出我的名字，老同学片刻诧异之后扑上来惊喜地抱住我的肩膀。
在家的日子总是过得太快，转眼到了该启程的日子。在车开动的一刹那，我将一脸的轻松和笑容定格在亲人的记忆中。
故乡能医好你的累、你的伤、你的痛、你的思念。故乡连着我们生命的备用脉。故乡，对身心疲惫的现代人来说，不仅是物质的故乡，更是心灵的、精神的故乡。对于我来说，每次重返故乡都是精神的还乡，心灵的回家。
回家吧，卸掉疲惫，再换一个全新的心情。
第8版(大地·作品)
专栏：
相遇
杨光林
在马丁·韦伯的哲学中，“相遇”被视为终极完美的可能——如人与神的偶然相遇。而现实生活中，萍水相逢的两个人相遇，在共同经历一段时光后，这种偶然的人生际遇，也往往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尤其是相遇的两个人彼此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时。这就使我们在回忆中，总会清楚地记得一些人、一些事，他们永远都不会被我们忘记。
年近花甲的周永耀，在提起二十六年前那次与唐由之教授的相遇，那些有着星光的夜晚，眼角就有些湿润。因为与这位著名眼科专家的两个月相处，对周永耀以后的人生产生的影响，是他自己也无法说清的。
三十年前，分配到苏州医疗器械厂的广东籍大学生周永耀，在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因“莫须有”的罪名，成了一名“现反”，隔离、批斗、监督劳动。每天清早，他掮上扫帚去扫地，冲刷男女厕所，“厕所有人吗？”成为他每天说的唯一一句话。厂里搬钢材时，几百斤重的钢材压在他瘦小的身上，肩上的皮烂了，汗背心嵌在肉里，晚上脱衣服时，汗背心把皮都撕了下来。
肉体上的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上的孤独。没有人会和他说话——谁会跟一个“现反”说话呢？他的存在仿佛只是在证明自己有罪。空闲时，就躲在他唯一的天地——食堂顶上的小阁楼。白天，油烟、蒸汽直往阁楼里钻；晚上，阁楼就像一只蒸笼。深夜，他有时会取出破旧的小提琴，挥动琴弓，琴声却没有旋律。周永耀坦言，在那段岁月里，什么样的心事他都想过。
五六年过去了，有一天，国内著名眼科专家唐由之教授突然来到周永耀所在的工厂，完成一项特殊任务。而戴“罪”在身的技术骨干周永耀，被安排配合唐由之教授的工作。
直到20多年后，周永耀才知道，唐由之教授那次来苏州，他们一起设计、生产的那9种特殊医疗器械，是用来为一位中央领导做白内障手术的。后来唐由之教授告诉周永耀，1975年8月的一个傍晚，在著名昆曲演员岳美缇演唱的《满江红》曲声中，他只用了15分钟，就成功地为这位首长的一只眼睛摘除了白内障，手术十分顺利，手术也非常成功。后来这套手术器械还先后为两位外国首脑做过白内障手术。
然而，让周永耀难忘的，却是同唐由之教授相处的两个月，那些有着星光的夜晚。当时的唐由之，是国内名气很大的眼科专家，却没有一点架子，更不因为周永耀有“罪”在身看不起他，相反总是亲切的叫他“小广东”，一声“小广东”，让周永耀暖从心来。
那些有着星光的夜晚，在厂工会活动室中，灯泡依然亮着，油漆斑驳的乒乓球台上，躺着的专家和单身汉“小广东”还在亲切交谈着。他们谈正在设计、生产的那套医疗器械，谈中国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在周永耀的记忆中，与唐教授的每一次交流，至今还是那么清晰，又那么亲切。
从温和却又十分认真的唐由之教授身上，周永耀看到了很多东西，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更使他感到高兴的是，他似乎不那么孤独了，在唐教授身上，他看到“人”的力量。对身处逆境中的周永耀而言，唐教授带给他的是一种向上的力量，这种人格的影响，难以用言语形容。
1987年，周永耀成为苏州第一个招投标厂长。十多年后，他领导的苏州医疗器械总厂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眼科医疗器械生产厂家。他们生产的眼科医疗器械，具备了同跨国大公司竞争的实力。不仅如此，他们的产品还远远走在世界科技最前沿，像人眼像差仪、准分子激光眼科治疗机一类高科技、世界首创的产品，国际眼科界专家认为，它们将引起世界眼科领域内的一场革命，有可能使人类永远告别现在的眼镜，让每个人都达到“理想眼”的梦想。
说起这些，周永耀总会提到一大串他十分熟稔的眼科界专家、教授的名字——像唐由之、李子良、褚仁远等等。他说如果没有这些专家、教授的支持，就没有他们厂今天的成功。
改革开放之后，唐由之又几次来到苏州，他与周永耀成了名副其实的忘年交。自认识唐由之教授后，周永耀视他为老师和朋友，唐由之也把这个小弟引为知己。只是唐由之自己也许并不知道，二十多年前他与周永耀的第一次“相遇”，会演绎出一个人几乎是传奇的人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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