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工作研究
转变作风务求实效
李建昌
基层干部身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第一线，他们的作风如何，直接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能否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关系到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问题。江泽民同志指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抓好基层干部队伍的作风建设。”要用“三个代表”的思想教育基层干部，使广大基层干部在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上有一个根本的转变。
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上下功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少数基层干部把市场经济中的等价交换、惟利是图原则引入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崇尚金钱至上。个别基层干部急功近利，在一个工作岗位上没干上几年，就想“挪挪窝”；干工作不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而是过多地考虑自己的名誉、声望。有了这样的思想，不仅工作干不踏实，搞一些哗众取宠、沽名钓誉的形式主义的东西，而且会想方设法投机钻营、跑官要官。因此，用“三个代表”的思想教育引导基层干部加强党性锻炼、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至关重要。只有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才会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追求，把群众富裕作为第一目标；才会具有爱民之心、为民之德、富民之才、安民之策，从而真正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当好人民利益的代表。
在提高素质上下功夫。农村基层干部担负着把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落实到基层的重要责任，是发展农村经济和搞好农村工作的直接领导者和组织者。从整体上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的素质，是做好农村工作的关键环节。目前，有些基层干部长期以来养成拿老经验、老办法来指导农村工作的习惯，不善于处理新形势带来的新问题、新矛盾，在瞬息万变的市场面前显得茫然无措。因此，要坚持用“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武装农村基层干部，严格按照规定抓好基层干部的选拔、教育、管理和监督等，切实增强他们带领农民群众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农村经济的本领，增强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增强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自觉性，教育引导他们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排忧解难，以改进工作作风的实际行动取信于民，维护党的形象。
在严格纪律、健全制度上下功夫。一个充分体现民主原则和法治精神的体制，有助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种缜密周全、快捷灵活的管理体系，有助于提高办事效率，高标准、严要求、快节奏，防止形式主义和主观主义；一个严格规范、赏罚分明的管理体制，有助于消除腐败，激励人们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一个择优任用、激励竞争的人事制度，有助于广大基层干部施展才华、积极创新，克服固步自封、因循守旧的现象。目前，一些基层干部之所以缺乏良好的作风，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的纪律不严明、制度不健全有关。因此，我们必须在加强对基层干部教育的同时，注重在严格纪律和健全制度上下功夫，以形成促进干部作风转变的导向机制。比如：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完善党委、政府以及领导干部对经济的管理行为，减少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定严格的廉政建设目标责任制，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健全党内生活，发扬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对不良的倾向及时进行批评和纠正；等等，从而使广大基层干部真正明白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促进干部发扬好的作风，克服不良作风。
第9版(理论)
专栏：
江泽民同志指出：“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人民内部矛盾会明显增多，有的还会日益突出起来，这是新时期的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正确解决的重要政治课题。”事实证明，只有正确认识、把握人民内部矛盾的新情况、新特点，才能妥善处理、有效化解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可以说，搞清楚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到底出现了哪些新情况，具有什么样的新特点，已经成为全党同志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
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政治课题
王伟光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新旧体制的转轨、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等使人民内部矛盾在表现形式和特点上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产生了许多新情况，出现了许多新特点。正确把握这些新情况、新特点，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前提和基础，对于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
人民内部矛盾的新情况
矛盾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对于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来说，人民内部矛盾更具有普遍性，只是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会有不同的情况和特点。总的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团结稳定，但在人民内部矛盾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贫富差距开始拉开并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分配领域的矛盾日渐突出。改革开放初期，针对平均主义盛行而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的状况，中央实行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裕起来的政策，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这也使贫富差距逐渐拉开，分配领域的矛盾日渐突出。一是反映贫富差距的指标上升较快。按照国际上通用的衡量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测量方法，我国贫富差距1979年为0.31，1988年为0.38，1994为0.434，1997年为0.455。当然，目前我国的贫富差距远低于国际上的其他一些国家。收入差距的具体表现较为复杂，不仅不同地区的居民之间、城镇和乡村的居民之间、城镇居民之间、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扩大，而且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的职工之间、脑力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二是高收入阶层和相对贫困阶层开始形成。据统计，我国城镇居民中10％的最高收入户与10％的最低收入户的收入差距已由1990年的2.9倍，扩大到1995年的3.8倍。1998年，城镇中10％的最高收入户与5％的困难户平均每人年纯收入之比为4.95：1；农村居民平均每人年纯收入5000元以上的占5.57％，而800元以下的占6.63％。这表明，高收入阶层与相对贫困阶层正在逐渐形成。三是社会分配秩序尚未理顺，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存在分配不公的现象。首先，在收入分配制度上，除了占主体地位的按劳分配收入外，还有投资收入、风险收入、股息收入、地区级差收入等，这些不同形式的分配渠道尚未形成一种公开透明、公平合理、相互补充的分配体制。其次，由于地区不同、工作岗位不同而造成的并非劳动素质、能力因素导致的分配收入差距较大。比如，同样一个大学毕业生，在党政机关工作和在金融部门工作的收入差别就很大。再次，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调控监督体制不完善，使得有些人非法致富。最后，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体系不能完全适应形势需要，城市居民的贫困问题主要靠工作单位来解决，占人口74％的农民家庭主要靠自己来解决，对贫困阶层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与救济体系的支持。群众对劳动致富造成的收入差距，是能够理解的，有一定的心理承受力，但对由于不正当的高收入、不公正的分配甚至非法致富的现象十分不满。
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发展较快，私营企业主与雇员的雇佣关系和矛盾客观存在。有关部门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测算出2000年国有经济、集体经济、非公有制经济（主要包括个体、私营经济和外商、港澳台商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35.8％、41.3％、20.2％，同时测算2010年上述三个指标分别为34.7％、34.5％、30.8％。从中可以看出，目前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已在我国形成。应当说，目前尽管私营企业主人数不多，私营企业产值在我国社会总产值中只占一定份额，在资产规模、产品数量、社会贡献等方面与公有制经济相比还处于辅助地位，但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在我国已经形成一定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私营企业主群体正在形成为一个社会阶层。既然有私营企业主，那么就必然存在着雇佣关系。而且在一些私营企业由于劳动条件差、劳动保护措施不全、随意加班、克扣工资等问题，业主与雇员之间的矛盾呈紧张状态。
工人阶级的内部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使我国社会结构日益复杂。一是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对工人阶级的地位、作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二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的职工不再拥有原先的“铁饭碗”，人们的失落感增强。三是随着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的调整，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岗位、不同年龄的工人收入出现差距，造成工人因收入不同而分属于不同的收入群体。四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高新技术的广泛运用，工人阶级的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脑力劳动者的比重越来越大，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
人民内部矛盾的新特点
与上述新情况相适应，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也出现了许多过去所没有的新特点。具体表现在：
物质利益的矛盾大量存在。过去，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民内部的物质利益矛盾虽然存在，但它被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和特殊的政治氛围掩盖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分配领域平均主义“大锅饭”的被打破，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矛盾日益增多起来。从根本上说，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物质财富欠丰富的必然结果。同时，客观存在的多种经济成分、多样化的分配方式以及现行体制的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税收制度的不健全，也使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矛盾显得格外突出。一般来说，人民内部的物质利益矛盾大量地、经常地发生于分配领域，当前突出反映在群众收入水平的差距上。一方面，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尚未彻底打破，合理的分配格局尚未完全形成；另一方面，又出现了收入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的现象。
群际矛盾明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多种所有制形式、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人民群众在分配收入上又不同程度地拉开了档次，致使人民内部形成了多种利益群体。如，在工人阶级内部形成国有企业工人群体、混合所有制企业工人群体、乡镇企业工人群体、外资企业工人群体、私营企业工人群体；同一工人群体内部又存在脑力劳动者群体和体力劳动者群体，经营者、管理者群体和物质生产者群体；在私营企业内部存在业主群体和雇员群体，还产生了外资企业的高级代理人与管理者群体和职工群体、个体工商业者群体和个体劳动者群体；等等。人民内部的利益群体呈多元化的格局，群体之间界限分明，各群体的利益要求明确，群际矛盾逐渐明朗。
思想领域的矛盾多样化。人民内部矛盾不仅大量存在于经济生活领域，而且还存在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等更为广泛的社会领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剥削阶级的思想残余还会大量存在，还会顽固地在思想领域内拼命地表现自己。因此，社会主义思想和剥削阶级的残余思想，尤其是同封建主义残余思想、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的矛盾还很尖锐。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内部思想领域矛盾的复杂性就在于，社会主义思想同剥削阶级残余思想的矛盾，已渗透到人民内部的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革新与保守、科学与迷信的思想矛盾中来，并占有很大的比重。当前，我国正处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新旧体制加速转轨的过渡时期，上层建筑和观念形态也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从而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出现异常复杂的情况。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心理结构和交往方式已经并将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从而引起人们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方式上的矛盾和冲突。比如，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价值观念的矛盾；享乐思想、腐朽落后思想同艰苦奋斗精神的矛盾；等等。还有，改革开放过程中会出现许多新的问题，触动每个人的利益神经，并最终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上反映出来，从而在人们的思想上、心理上、情绪上造成某种程度的波动、失衡甚至冲突，使得人民内部的思想矛盾更加复杂。
民族宗教矛盾复杂化。一般来说，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的民族、宗教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由于西方敌对势力继续对我实行“西化”、“分化”的图谋，同时国际上民族分裂、民族独立等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泛滥，致使近些年来我国民族宗教问题错综复杂，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各类突发事件屡屡发生，严重影响我国民族聚居地区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
经济领域的矛盾变得尖锐。改革作为一场深刻的革命，必然在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上触及人们的利益，打破旧的平衡，引起人们利益关系的新变化和利益格局的新调整。改革一方面繁荣了社会主义经济，另一方面又使人民内部经济领域的利益矛盾更加突出。如，中央和地方的经济利益关系，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经济利益关系，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同一种所有制的不同企业相互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企业与职工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不同所有制企业、不同行业企业的职工之间，同一企业内部职工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等等，都会有新的变化，形成新的经济利益矛盾格局。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增强企业活力为重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既增强了企业的活力，使企业之间发生了广泛的横向经济联系，同时又使得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趋于复杂化，有可能促使企业更多地注重自身利益，使生产和分配领域内的经济利益矛盾更突出、更复杂。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培育了各类市场，利用市场机制进行经济调节，一方面搞活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另一方面又使得社会主义的市场关系复杂化、矛盾多重化，如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相互之间的矛盾，统一市场与地区分割、地方保护的矛盾，合法经营与非法经营的矛盾，正当竞争和不正当竞争的矛盾，等等。二十多年来，我国是在国民经济高速运行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还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使整个经济环境相对紧张，这就必然带来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矛盾，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加快发展与提高效益的矛盾，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矛盾，等等。当然，总的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会逐步使各方面的经济利益格局趋于合理化，但由于方方面面都有各自的经济利益追求，所以围绕着经济利益问题，各方面的经济矛盾正在变得突出和尖锐。
矛盾冲突的对抗性增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人民内部有时会出现某些矛盾激化的现象，弄不好甚至可能会引发政治冲突和社会动乱。比如，一些群众会因为对收入、住房、工资、物价等各方面的福利待遇不满，而采取停工、罢课、集体上访、游行示威、冲击政府等形式的直接对抗；一些群众之间会因为财产纠纷、资产分配、土地使用等问题，引起纠纷和暴力冲突。如果对这类问题缺乏警惕，处理不当，就有可能酿成某种程度的社会动乱，影响社会政治稳定。搞改革、搞开放、搞建设，根本目的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因而无论出台什么政策，都必须首先保证让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得利。但随着改革的深化，一些改革措施难免会在相当广泛的方面，触及人民内部各个群体的利益，涉及各个地区、各个方面，涉及每一个人，由此就会使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之间形成扭结、碰撞、摩擦的复杂局面。这就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审时度势，头脑清醒，认清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新情况、新特点，牢牢掌握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发展及变化规律，尽可能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理论学习不能急功近利
张登贵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我们不熟悉、不了解、不懂得的东西很多。因此，全党同志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加强学习，而且必须有紧迫感，必须提高自觉性。我们的口号应该始终是学习，学习，再学习！”江泽民同志的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学习的重要性、紧迫性，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践行这一要求，重视学习，善于学习。学习是为了提高素质，而提高素质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容不得任何急功近利的倾向。
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学习的一个最重要方面就是理论学习。近些年来，在中央的号召和推动下，全党出现了一个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热潮，极大地促进了各项事业的发展。但也不容否认，一些地方和单位在干部理论学习方面存在着急功近利的倾向，把学习简单化、庸俗化，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出现这种现象，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是因为把理论学习的作用看得过于简单，总希望“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其基本表现是人们往往在实践中遇到什么问题时才想到学习，并希望学完之后立刻就能解决问题。显然，这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不错，理论是管全局、管根本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是领导干部最基本最重要的素质。但是，理论素养的养成和提高，不可能倚马可待，立竿见影，只能是日积月累、潜移默化，有时还会有反复。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是一个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过程，同样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理论绝不是止痛片、感冒灵、手术刀，而是维生素、健身操、十全大补丸。感冒发烧了，维生素、健身操、十全大补丸可能派不上用场，但是，长期补充维生素，经常做做健身操，适时服用能调节人体机能的十全大补丸，就能增强人体的活力，提高肌体的免疫力，从而减少感冒和其他疾病的发生，发生了也容易治愈。理论学习和实际工作的关系也一样。从眼前看，研读几本理论著作，也许不能解决资金的缺口，不会扩大产品的销量，也无法增加就业岗位，但从长远看，理论学好了，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端正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能做到信念坚定，方向明确，决策科学，方法得当，作风踏实，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工作就会少走弯路，少犯错误，即使有了失误，纠正起来也比较容易。
对理论学习功用的片面认识，直接导致了学习上的形式主义。有的地方，理论学习与工作实际的结合看起来十分紧密，今天讨论改革，就学一段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明天讨论精神文明建设，则选一组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论述。这种穿靴戴帽式的理论学习，就是期望“立竿见影”。另一种表现，则是把理论学习作为摆设，是为了应付检查。学习的时间，从安排上看“充分保证”，实际执行时却又常常被挤占；学习的内容，从计划上看非常充实，实际操作时又常常被传达会议精神、讨论日常工作所替代；学习的成效，除了一些人数、次数的统计，就是几篇东拼西凑的总结材料，至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有多少进步，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有多少改进，就语焉不详了。这些形式主义的做法，结果又必然导致“学习无用论”，因为片面地希望“立竿见影”，实际上“立竿”又常常见不到“影子”，自然就会得出“学习无用”的结论。久而久之，理论学习的作用得不到发挥不说，还会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
在新的世纪，我们的事业要发展，离不开学习；各级干部要切实肩负起历史的重任，也离不开学习。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学习只能加强不能放松。因此，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在理论学习中克服急功近利思想，摈弃形式主义做法，非常必要而迫切。
第9版(理论)
专栏：工作研究
根本宗旨与创新精神
荆福生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作为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我们党总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行动指南。欠发达地区经济底子薄、发展任务重、工作头绪多，必须立足当地实际，坚定不移地把“三个代表”的思想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
立足实际，抓住一个根本。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必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最大限度地为人民谋利益。欠发达地区贯彻“三个代表”的思想，必须立足实际工作，抓住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这个根本。一是牢记宗旨、服务于民。欠发达地区各级领导干部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作为想问题、办事情的根本出发点，把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解决人民群众的困难、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作为首要的工作任务。二是促进发展，勤政为民。各级领导干部要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切实肩负起经济赶超的历史重任，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三是从严治党、取信于民。欠发达地区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把解决拒腐防变、抵御风险这个课题放在重要位置，做到警钟长鸣，自觉加强党性锻炼，遵纪守法、严于律己，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四是尊重群众、求学于民。欠发达地区由于其基础薄弱，各项事业更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力量，因而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及时总结来自群众和实践的丰富经验。
注重实践，突出一种精神。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欠发达地区尤其要用创新精神来贯彻、实践“三个代表”思想，抢抓机遇，乘势而上。一是发展战略创新。发展战略是以维护和促进发展为基本取向的综合性决策准则与策划。欠发达地区必须高度重视发展战略创新，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使经济发展从单纯依赖开发自然资源逐步转变为综合开发利用自然、人文资源和市场、信息、知识、科技、资本等各生产要素的新的发展模式。二是发展环境创新。市场经济是一种“环境优势经济”，哪里的经济发展环境规范，哪里的经济就充满活力。欠发达地区必须从规范管理入手，努力做到制度公开、政策透明，实实在在地营造出一个优化、规范的经济社会环境。三是文明建设载体的创新。先进的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又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欠发达地区探索文明建设新载体并不断拓展其内涵，扩大其容量，显得尤为紧迫而重要。
全面推进，把“三个代表”的思想落到实处。贯彻“三个代表”的思想，必须以科学求实的态度，改革创新的勇气，锐意进取的精神，动员各方面的力量从各个层面去推进我们的事业。一是推进组织建设。加强对干部的教育，用“三个代表”思想武装党员干部的头脑。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把那些积极实践“三个代表”思想，敢于和善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干部选拔和使用起来。二是推进制度建设。制度是一种规范，它具有“引导”作用。欠发达地区要加快发展，就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努力建立一套能够激励领导干部创新、考核领导干部创新成绩的体制和制度，既把有真才实学、政绩突出、群众公认，敢试、敢闯的优秀干部及时推上领导岗位，又促使广大干部一心一意为人民干实事，身体力行“三个代表”。
第9版(理论)
专栏：学习通信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有力地指导和促进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
王志刚
列宁曾经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个经典论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即来源于实践的理论总结，在一定的条件下对实践具有决定和指导作用。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即是对这一观点的印证。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一个具有特殊国情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的民主革命。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不能机械地照搬照抄别国的民主革命理论，而必须根据中国革命的实践进行探索和创新。从建党伊始，中国共产党人就对中国的民主革命不断地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历经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多次挫折后，到抗战时期终于形成了有关中国革命的一整套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其标志为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及《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新民主主义理论澄清了长期困惑中国革命者的一系列疑难问题。
第一，新民主主义理论明确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而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中国革命的前途可以尽量避免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一思想的提出，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殖民地革命的理论，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步骤和方向问题，澄清了右倾机会主义者的“二次革命论”和“左”倾机会主义者的“一次革命论”在理论上留下的混乱。
第二，新民主主义理论明确了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决定了它不能担当民主革命的领导者。而中国无产阶级能够不妥协地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其代表政党——共产党能带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这一思想的明确，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
第三，新民主主义理论明确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为避免过早与强敌决战，必须占据农村，开展武装斗争，积聚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革命的胜利。这一理论的提出，突破了欧洲及俄国“城市中心论”的传统革命道路模式，大大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第四，新民主主义理论明确了必须建立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工农联盟是基础，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统一战线必须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并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这一思想对增强革命力量、夺取革命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新民主主义理论明确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纲领。在政治上，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在经济上，实行公有化，允许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及实行土地改革；在文化上，实行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就回答了当时中国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勾画了未来中国的建国模式，并通过与国民党建国模式的比较，逐渐取得了中间力量和广大人民的认同。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回答，使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清楚地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和前景，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胜利信心，从而有力地指导和促进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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